第二节 封建士大夫阶层的出现

“士”的基本意义既然为成年男子，那么这就是一个很宽泛的称呼，最初它似应包括氏族中的所有男性正式成员。士作为氏族正式成员，其最基本的义务便是劳作与战斗了。《礼记·少仪》:“问士之子长幼，长则曰能耕矣，幼则曰能负薪、未能负薪。”“长”即加冠以后。孙希旦《礼记集解》:“长谓已冠，幼谓未冠。”其说是。又《礼记·曲礼》:“君使士射，不能则辞以疾，言曰：某有负薪之忧。”孔颖达疏云：“大樵曰薪。”以“能耕”“能负薪”与否相答之礼，当是士最初作为氏族成员须事劳作的反映。又《盐铁论·未通》:“古者……二十冠而成人，与戎事。”冠礼“三加”之一为武弁，这又说明士是正式战士。

但是社会成员之间的平等合作，大约只存在于非常古老的时期。无论如何，随着社会进化、社会内部发生分化，士之含义便不能不因之而复杂化。这种分化最初所采取的形式，看上去颇类似于社会科学所谓“等级分层”的过程；分化的最初结果，则是一个封建士大夫阶级的产生。

至少对商周历史的研究业已显示，中国早期国家的基础，是建立在各个氏族的联盟、臣属、征服和敌对关系之上的。当社会规模扩大、内部复杂化，足以把臣服氏族也纳入本氏族之内时，共同体的结构就要发生变化；在其中，臣服氏族的成员，当然不可能拥有与统治氏族成员同等的权利义务。周代社会已经有了“乡、遂”或“国、野”的分化了。以城邑为中心的乡居者，为拥有基本权利义务的国人，他们兼事耕战，多为周王或诸侯的同族同姓，可称“国士”；而郊外的遂人或野人则为臣服部族，负担贡赋劳役而不能成为正式战士或主力战士，且是不举行士冠礼的。尽管对《周礼》等书所记载的乡遂制度的结构和严整程度，也不无质疑者，但乡、遂或国、野的大致区分，仍然是可信的。《史密簋》:“齐、族土、遂人乃执啚宽亚。”“齐”即国人主力，“遂人”即野人从征之偏师，“啚”相当于遂、野，“亚”相当于乡、国。在这种情况之下，“士”所指称的范围就要趋于复杂并发生分化：相对于国人，遂人或野人又不被视之为“士”了，他们不是拥有完整权利义务的社会成员，即使他们是“成年男子”。

杨向奎依据《周礼》，说士、农有别，“‘士’也是农民，但他们是自由农民，住于郊区的乡、遂”。按《国语·齐语》记管仲议定“参其国而伍其鄙”之制，欲使士农工商“群萃而州处”，因作“士乡十五”以成三军。这种士农不杂的制度，大约就是乡遂制的变体。三军共三万人，则此士乡之“士”必为国士，否则不会如此之多；而“农乡”之所居，则当是不任征战的野人。《管子·问》:“问……士之身耕者几何家？……士之有田而不使者几何人？恶何事？士之有田而不耕者几何人？身何事？……问士之有田宅、身在陈列者几何人？”这里的有田亲耕并且身在阵列之士，即是士乡之士。《左传》闵公二年：“狄人伐卫……将战，国人受甲者皆曰……”此“国人受甲者”即是国士。由于国人是战斗主力，而“执干戈而卫社稷”是国人的义务、荣誉和特权，所以“士”经常特指甲士、军士或武士。在这一意义上，所谓“士”的范围就有了相当之缩小，只限于统治部族的成员了。

而且沿着另一方向，在统治部族共同体内部，也早已有了贵族和平民的阶级分化，从而使“士”这个称谓进一步限定于拥有官爵的贵族之内。《礼记·郊特牲》郑玄注：“周制爵及命士。”孔颖达疏：“命即爵也。”周制，封建领主之封爵授官皆经“册命”，有命则有爵。《礼记·王制》:“王者之制禄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孔颖达疏：“周则士亦有爵，故郑注：周制以士为爵。”周代封建制下世卿世禄。彝铭之册命记录每有“司乃祖考事”之辞，即命其承袭其父祖职事之语，此即世官制普遍存在之强证。又陈汉平据其对命服之研究，称《豆闭簋》《辅师簋》等铭文所记，即士之册命实例。《豆闭簋》有“用乃且考事”语，《辅师簋》有“更乃且考司辅”语，是士亦世官。有爵命士以上，由封建制、世官制而形成了贵族阶级。

各级贵族，可以总名为“士”。《周礼·夏官·司士》:“司士掌群臣之版……周知邦国都家县鄙之卿大夫士、士庶子之数”，“掌国中之士治，凡其戒令”。郑玄注：“国中，城中。”是此国中特指城中；贾公彦疏：“谓朝廷之臣及六乡之臣皆是，所有治功善恶皆掌之，以拟黜陟。此城中士，则卿大夫总皆号为士，若‘济济多士、文王以宁’之类。……又‘作六军之士’是甲士，其余皆臣之总号耳。”按《司士》下文又曰：“作六军之士，执披。”贾公彦疏：“即六乡之民。以其乡出一军，六乡，故名六军之士也。”在此贾公彦将“士”分析为二，一为“甲士”，即由“六乡之民”组成的“六军之士”；其余则为“臣之总号”，即大小城邑之中的“朝廷之臣及六乡之臣”，包括卿大夫在内——“卿大夫总皆号为士”，其说甚是。“司士”一官“掌群臣之版”、掌“士治”，并以“周知卿大夫士之数”为务，可见其所“司”之“士”实兼群臣卿大夫而言。《牧簋》中之“司士”职司“辟百僚”，亦可为旁证。

《诗·周颂·清庙》:“济济多士，秉文之德。”孔颖达疏：“济济之众士，谓朝廷之臣也。”《书·秦誓》:“公曰，嗟，我士。”伪孔传：“誓其群臣，通称士也。”《礼记·表记》:“唯天子受命于天，士受命于君，故君命顺则臣有顺命。”皆见“士”可为受命之臣之通称。又《左传》僖公二十三年：“有三士足以上人而从之。”指晋大夫狐偃、赵衰、贾佗。襄公十年：“有灾，其执政之三士乎？”指郑大夫子驷、子国、子耳。昭公十三年：“我先君文公……有士五人：有先大夫子余、子犯以为腹心，有魏犫、贾佗以为股肱。”《国语·晋语二》:“夫二国士之所图，无不遂也。”指晋大夫里克、荀息。此皆卿大夫可以称士之证。要之，受命于天子或诸侯而居于官位者可通称为“士”，六乡兼事耕战的平民甲士则别为一类。故“士”在文献中又常通“仕”字。那么相对于贵族官员，国人之中的平民，在此又不属于“士”了。注9

注9受命之“士”不同于作为普通社会成员之“士”，这也正如“夫”指丁壮而“命夫”为官长一样。周代受命之卿大夫士称“命夫”。《周礼·天官·阍人》:“凡内外命夫、命妇出入，则为之。”贾公彦疏：“内命夫，卿大夫士之在宫中者，谓若宫正所掌者也；对外朝卿大夫士，为外命夫。”

“士”之所以成了贵族官员的通称，至少可以从如下两个实际是相互重叠的演进中得到理解。首先，“士”作为武士集团，在最初他们可能构成了首领之下的亲兵组织，并随着氏族间征服与联盟的扩大变成军官阶级，直至逐渐变成贵族阶级。在其他民族的历史上，也出现过这一过程。恩格斯曾经指出：“有一种制度促进了王权的产生，这就是扈从队制度”，“博得了声誉的军事首领，在自己周围集合一队贪图掠夺品的青年人，他们对他个人必须效忠，而他对他们亦然。首领养活他们，奖赏他们，并且按等级制来组织他们；对于小规模的征战，他们充当卫队和战斗预备队；对于大规模的征战，他们是现成的军官团。……在罗马帝国被征服以后，国王们的这种扈从兵，就同非自由人和罗马人出身的宫廷奴仆一起，成了后来的贵族的第二个主要组成部分”。中国古代的“士”，或许也曾经历了略相类似的演变。《礼记·乐记》云武王克殷后，“将帅之士，使为诸侯”；孔疏：“以报劳赏其功也，即《牧誓》云‘千夫长’是也。”《玉海》卷六十五引《帝王纪》:“汤令，未命之为士者，车不得朱轩及有飞轸，不得乘饰车骈马、衣文绣。命然后得，以顺有德。”似乎都是“士”由“亲兵队”发展为贵族之历史痕迹。

与之同时，“士”成为贵族官员的通称，这大约仍然与“士”最初与“王”同为氏族首领之称有关。古代氏族、部落或方国首领，大抵皆可称王。如王国维言：“古诸侯于境内称王，与称君称公无异。”如金文中之矢王、录伯父厘王、伯父武王，文献中之吴王、越王、楚王、徐王之类。周王季伐鬼戎，“俘二十翟王”，周穆王伐犬戎“获其五王”，可见一个部落之内未必仅止一王。又如周成王时摄政之周公亦以“王”为称，楚之熊渠同时立其三子为三王。一部之王，也可能臣属于他部之王。

早在甲骨文中，学者就已找到了一二十个称王的氏族或方国首领了。如王、王、王何、王贮、王邑等等；而且还有所谓“多王”的称谓，《甲骨续存》上：“……惠豚，多王……”葛英会谓此“多王”与卜辞中之“多君”同义。其时氏族林立，其首领颇多以王为称者，商王不过是“众王之王”。“多王”对商王承担的责任、义务，与侯伯大体相当，如朝觐、纳贡、在王廷供职以及受命率部众出征等等。齐文心认为，这些“王”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子姓的宗室贵族或功臣，他们可以参加王室祭典，常常在王廷供职，领有封土；一类是某些异姓的古国。他还指出，夏、商时期方国君长称王者屡见不鲜，周代非天子之称王者就寥寥可数，且周天子不予承认；春秋非周天子之称王者，就仅限于与周天子分庭抗礼的蛮夷之邦了。

根据商代“多王”的如上性质，我们再来看周代的所谓“多士”。《尚书·多方》:“惟夏之恭多士”，“猷告尔有方多士、暨殷多士”；又同书《多士》篇有“殷遗多士”。这些夏、殷遗留下来的以及“多方”的“多士”，当然都是各个氏族、部落的贵族首领，在这一点上，他们与商代卜辞之中的“多王”可以说是一脉相承。周族在灭殷之前尚为“小邦”之时也渐称“王”，而且其下也已有其“多士”。《尚书·酒诰》:“乃穆考文王肇国在西土，厥诰毖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这一“庶士”与《诗·大雅·文王》之“济济多士，文王以宁”之“多士”同义。他们来自“庶邦”，这“庶邦”或许就包括所谓周武王克商时会于盟津之八百诸侯，以及《尚书大传》所谓“天下诸侯之来进受命于周、退见文武之尸者，千七百七十三诸侯”之类。这些“多士”对周王承担的义务，与商代“多王”对商王承担的义务相近；但他们已被称为“士”，而不是“王”了。称“士”而不称“王”，这当然与国家之氏族、部落联盟性质的淡化和最高王权的强化，有着直接的关系。由此，“士”就逐渐成了封建贵族官员之称了，他们组成了周王之下的“百辟卿士”“庶常吉士”。《尚书·立政》:“其惟吉士，用劢相我国家。”“士”与“王”明确地区分开来，并构成了封建国家政务的主要承担者。

被称为士、王者的上述演化和分化，必定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其开端或可追溯到相当久远的时候。前已述及，士、王二字皆源于斧形，早期墓葬之中斧钺是男性与首领的象征、标志物。而1986年发现的浙江余杭县良渚文化遗址的反山墓地，出土的11座墓葬中的5件玉钺和54件石钺的情况，不妨引为参考。据王明达之《反山良渚文化墓地初论》，我们知道这些玉钺、石钺的分布有三种情况：一、兼有玉钺、石钺之墓，在其中玉钺柄端在墓主左手，而石钺则多集中于墓主的腿脚处。对之王明达指出：“墓主自有玉钺在握，这些石钺很可能是墓主人生前的部属为表示对墓主的臣服而敬献的”；二、只有石钺而无玉钺之墓，在此石钺的位置就与前一类墓中的玉钺相同了，亦即钺柄在墓主左手处，这说明这些石钺属于墓主所有；三、无钺之墓。上述差异，王明达认为“反映了墓主身份的差异”。又据另一份《发掘简报》提供的情况，我们知道5件玉钺所属的5位墓主很可能是酋长；且墓葬M12所出玉钺尤为特异：其上有羽冠神人与兽面复合图形的浅浮雕，被称为“神徽”。上述斧钺的形制、分布情况及其所反映的墓主们的身份关系，当然不是没有意义的。由钺柄执于墓主左手一点，就不难联想到《尚书·牧誓》“王左杖黄钺”之语（又《逸周书·克殷》记周伐殷时，武王持黄钺，周公把大钺，召公把小钺，也见钺之形制有区分身份的意义）。这些玉钺和石钺都不是实用武器，它们已经具有了礼器性质和身份象征意义了。玉钺拥有者的身份当然最高（尤其是雕有神徽的玉钺的拥有者），然而他的部属也用钺来标志身份——虽然是低一等的石钺。这似乎就可以为士、王二字的字形相近和作为称谓时的分化现象，以及“王”与“多王”“多士”的关系，提供颇为形象化的参照和进一步研究的线索：玉钺、石钺之间的身份象征关系，颇类似于“王”“多王”“多士”之间的关系。那种关系之中，业已包含了后来等级分化的萌芽。

这种分化的漫长发展结果，便是一个称“士”的贵族官员阶级的产生；并且在周代封建贵族制度之下，不仅受命者本人，而且其宗族子弟，亦因其贵族身份而为“士”，或特称“士庶子”“庶子”或“国子”。上述《周礼》所记“掌群臣之版”的司士，不仅要周知“卿大夫士”之数，而且还要周知“士庶子”之数。《周礼·天官·宫伯》:“掌王宫之士庶子。”郑玄注：“王宫之士，谓王宫中诸吏之适子也；庶子，其支庶也。”又同书《夏官·诸子》:“掌国子之倅”句郑玄注：“国子，谓诸侯卿大夫士之子也。”士庶子或国子供职于丧祭宴飨之时，并被约束以秩叙赏罚，平时担任宫廷宿卫，有战事则由诸子“授之车甲，合其卒伍”，组成贵族军队；这种军队，显然不同于六乡甲士或遂人偏师。前引《史密簋》中列于“齐”与“遂人”之间的“族土”（族徒），当即是这种贵族子弟兵。又《邾公华钟》:“台乐大夫，台乐士庶子”，亦是。注10

注10杨树达谓：“《邾公华钟》云‘台乐大夫，台宴士庶子’，士庶子者士庶人也，文以与上文忌祀下文旧字为韵，故变人言子耳。”见其《积微居金文说》卷一。按杨说似误，此“庶子”与庶人判然有别。“庶子”为贵族子弟，而“庶人”为平民。又《邾公钟》:“台宴大夫，台喜者（诸）士。”此“诸士”义同“庶士”，指未命之群士，即贵族子弟、士庶子（详见正文下文），亦可旁证《邾公华钟》之“士庶子”不宜解作“士庶人”。

因此，“士”就既可以为受有爵命者的“臣之总号”，又可以指身份世袭的整个贵族阶级，包括其未受命的子弟。《白虎通义·爵》:“（诸侯）世子上受爵命，衣士服。”《国语·周语上》记周王册命晋文公：“晋侯端委以入。”韦昭注：“此士服也。诸侯之子未受爵命，服士服也。”又《仪礼·士冠礼》:“古者五十而后爵，何大夫冠礼之有。”郑玄注：“周之初礼，年未五十而有贤才者，试以大夫之事，犹服士服、行士礼。二十而冠，急成人也；五十乃爵，重官人也。”《士冠礼》又云：“天子之元子犹士也。”是太子之身份也是“士”。又《士冠礼》“继世以立诸侯，象贤也”句贾公彦疏：“此诸侯之子冠亦行士礼，以其士之子恒为士，有继世之义。诸侯之子亦继世，象父祖之贤。”由之可以得知，“官人”之“爵”与“继世之义”是有区别的，有因“官人”而来之“士”，亦有因“继世”而来之“士”；前者为受命官员之身份，后者为世袭贵族之身份。注11《周礼·夏官·司士》孙诒让《正义》云：“凡卿大夫士之子已命者，与命士通称士；其未命者，则谓之庶子。”此语自亦不误，但这仅仅是就前一意义，即“官人之爵”而言的；而在后一意义上，天子、诸侯、大夫之子虽未受命，但依然服士服、行士礼，俨然为“士”，这是因为他们拥有“继世”而来的贵族身份。这种未命之士，有时也称为“庶士”。《礼记·丧大记》:“有司、庶士哭于堂下。”孙希旦《集解》曰：“庶士，谓未命之士，《燕礼》所谓‘士旅食’者也。”章太炎《春秋左氏疑义答问》卷三谓：“大夫皆已仕，‘士’则兼容未仕者矣。公之昆弟，虽不仕，亦未夷为庶人，故通以‘士’概之。”其说甚是。

注11例如《左传》襄公二十三年记鲁大夫季武子欲立幼子季纥，而不欲立庶长子公，臧纥遂于飨宴时以主宾身份对季纥行大夫礼，而对公行士礼，以此宣布了季武子的决定。季纥与公作为卿大夫之子本皆为“士”，而季纥已定嗣、将受命，遂受大夫之礼；公则依然为士。杜预注以为臧纥是以“庶子之礼”待公的，亦是。前引《大戴礼记·公冠》称太子、庶子飨宾之礼与士同，亦即《仪礼·燕礼》“士旅食”之“庶士”。后来公做了马正，杜预注：“马正，家司马。”《周礼·夏官·序官》:“家司马，各使其臣。”马正是大夫的家臣，大约属于是“大夫臣士”之“士”。臧纥对公行士礼时，公是作为“庶子”的“士”；当他担任马正之后，则是作为官员的“士”了。

在《左传》《国语》等周代文献之中，我们时时可以看到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人这种等级序列表述。这表明，统治阶级内部也分化为不同层次。当大小不同的众多同姓、异姓氏族和部落组成了封建国家之时，那些贵族首领们，便不能不依权势高下与宗法原则，而逐渐分化为日趋复杂的不同等级了。郑武公、郑庄公、西虢公等位在诸侯，他们供职于王廷之时位为“卿士”；而居于诸侯之下位为大夫者，对天子则只能算是“士”。《礼记·曲礼下》:“列国之大夫入天子之国，曰‘某士’。”郑玄注：“亦谓诸侯之卿也。三命以下，于天子为士。曰‘某士’者，如晋韩起聘于周，傧者曰‘晋士起’。”其事见《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其时韩起自称“士起”，周王赞许其“辞不失旧”，可证礼书所载不虚。《尚书·大诰》:“义而邦君，越而多士、尹氏、御事。”邦君们对于周王本来就算是“多士”，但邦君之下，又各有其所属的下一级“多士”。卿大夫亦各有其所辖之“士”。《左传》昭公七年：“大夫臣士。”鲁大夫季氏以孔子之弟子冉求、闵子骞为“宰”，《公羊传》隐公元年：“宰，士也。”这种分化使“士”这一可以包容所有贵族成员的通称继续分化，其地位高者别作称呼以示区别，“士”便进一步成为贵族与官员的最低等级之称了。而且这一等级之内，也已产生了上士、中士、下士之分。不同等级的礼仪、特权与可以担任的官职，各有严明的规定。

上述天子至庶人之序列表述，也反映了士与庶人的分化。《左传》昭公二十六年：“民不迁，农不移，工贾不变；士不滥，官不滔。”杜预注“不滥”：“不失职。”《国语·周语上》:“大夫士日恪位著以儆其官，庶人工商各守其业以供其上。”都见士有官守不事耕作，所谓“禄足以代其耕”“君子仕则不稼”；而庶人平民则另为一阶级，须“食力”以供其上。前面曾引及《礼记·少仪》所记，问士之子长幼则答之以“能耕”“能负薪”与否，这反映了“士”作为氏族男性成员须事耕作这一情况的遗迹；而同书《曲礼上》则称：“问士之子，长曰能典谒矣，幼曰未能典谒也；问庶人之子，长曰能负薪矣，幼曰未能负薪也。”在此“负薪”之劳作已归之“庶人”而不及于“士”了。显然，《少仪》所反映的是较早的情况，《曲礼》所反映的是较晚的情况。

至此，我们便已叙述了“士”之如下诸义：为一切成年男子之称；为氏族正式男性成员之称；为统治部族成员之称；为封建贵族阶级之称；为受命居官的贵族官员之称；为贵族官员的最低等级之称。不难看到，“士”这一称谓的如上义涵繁衍，与社会群体分化的一种重要形式——身份性等级分层，显示了某种相关性。这种等级分层的过程，使得作为“男子之大号”的“士”这一称谓，繁衍出众多的不同义涵，它们在不同场合指称按等级高下排列的不同群体。《礼记·玉藻》说“古之君子必佩玉”，“天子佩白玉而玄组绶，公侯佩山玄玉而朱组绶，大夫佩水苍玉而纯组绶，世子佩瑜玉而綦组绶，士佩瓀玟而缊组绶”。佩玉之俗源于佩斧（原始石斧）之俗；“士”字原即以斧喻代成年男子。而由上古成年男子皆可佩带的石斧，逐渐演变出等级森然有别的白玉、山玄玉、水苍玉、瑜玉、瓀玟等等，这也可以说是上述“士”之义涵繁衍，以及与之对应的社会分层过程的一种直观表征。

我们看到，“士”这一称谓是很复杂的。假如我们像某些论者那样，只把“士”看成是某种单一的东西，而不是一个因社会分化而不断复杂化的称谓，那么，难免在有些时候就会纠缠不清了。例如顾炎武论《管子》所记士农工各自为乡之说，遂言“则谓之士者，大抵皆有职之人矣，恶有所谓群萃而州处、四民各自为乡之法哉？”这就是把作为国人的“士乡”之“士”，和作为贵族官员、“有职之人”的那种“士”，混淆起来了。而在我们看来，这两种意义上的“士”都曾存在于历史上。

那么，本书将要重点考察的是哪一种“士”呢？我们对“士”的溯源，是服务于“士大夫政治的演生”这一论题的。“士”之义涵繁衍所对应的社会等级分层过程，其结果是一个封建贵族阶级的产生。我们所关注的就是这个阶级。这一阶级可以总名为“士”，而把“卿大夫”也包含在内。帝国时代的士大夫之名，就是从封建时代的士与大夫那里承袭而来的。而且，如果着眼于处于君主之下、庶民之上的这一等级位置，封建时代的士与大夫，与帝国官僚士大夫也正处于相近的层次，且前者的政治文化传统深深地影响了后者。对那些作为封建贵族官员阶级的士与大夫，我们甚至还不妨就直接称之为“士大夫”。

这样称呼不仅在叙述上较为便利，而且多少也是于史有征的。《左传》昭公三十年：“若其不间，虽士大夫有所不获数矣。”《仪礼·士相见礼》:“士大夫则奠挚”，“凡自称于君，士大夫则曰下臣”。《礼记·檀弓下》:“士大夫既卒哭，麻不入。”《礼记·丧服小记》:“士大夫不得袝于诸侯，袝于诸祖父为士大夫者。”《礼记·大传》:“为其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夫之适者。”这里所谓“士大夫”虽然也都可以点断为“士、大夫”，但是这在本书的讨论脉络之中，无伤大体。并且如前所述，“士”与“大夫”虽然确实是两个不同等级，但二者之间也不是没有融贯交汇之处。“士”可以用为贵族官员之通称，兼含“大夫”在内，“卿大夫总皆号为士”。大夫有时又须称“士”，如列国大夫入见天子须自称为“士”。作为贵族子弟的“士”，可以受命而任为大夫；作为低级官员的“士”，也可以上升为大夫，如孔子之初为士、后为大夫所反映的那样。阳货为季氏家臣，依“大夫臣士”之制他应为士，然而孔子须视之为大夫；又邑宰应该是士，“宰，士也”，然而如郈邑大夫、郕邑大夫，皆以大夫为称。注12那么，我们把封建贵族官员称之为“士大夫”，就还算是合情合理的。《考工记》:“坐而论道，谓之王公；作而行之，谓之士大夫。”“王公”是君主，而“士大夫”，则是君主之下的受职居官之人。

注12毛奇龄《四书言》卷三征引史籍，指出“故邑宰、家臣，当时得通称大夫”。又阎若璩《四书释地·又续》卷上“大夫僎”条，以卫、鲁、晋等国之例，说明“陪臣至春秋时亦称大夫”。

有不少论者，是把“士”视作贵族的最低等级，由此来探讨“士阶层”的起源及其政治文化特征的。然而视角不同，称谓的选择便可因之而异。本书把帝国时期的士大夫政治的源流作为论题，那么，就必须把封建时代与之对应的阶层作为一个整体来加以考虑，而不能只局限于它的某一部分，例如它的最低等级。即使就文化传统而言，封建时代的大夫也同样承担着后来为“士阶层”所传承的文化；进而着眼于此期政治传统对帝国时代的“士大夫”的影响，就更不宜在讨论中把“大夫”排除在外了。

虽然以往的研究者们所称的“士大夫”，一般是指两汉以下，特别是唐宋以后的儒生官僚或文人官僚；但是在本书之中，则将把这一称谓的使用推得更早，并且由之设定，当中国历史上的“士大夫”最初构成了一个分立的群体或阶层的时候，是在封建时代；此时，他们是作为封建贵族官员阶级而出现于历史舞台之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