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东晋门阀政治的建立

按照田余庆先生的观点，应当这样理解：作为一种政治运作方式，门阀政治乃是士族与皇权的共治，是一种在特定条件下出现的皇权政治的变态。门阀政治来自于皇权，又逐步回归于皇权。门阀政治仅仅存在于东晋时期，时间只有一百多年。

东晋门阀政治是如何形成的呢？如果简单地说，东晋门阀政治的形成，是由琅邪王氏兄弟（王导、王敦）与西晋宗室琅邪王司马睿的政治合作开启的，也就是人们所熟知的“王与马，共天下”。在门阀政治格局中，以琅邪王氏为代表的世家大族和司马睿为代表的西晋皇室，相互利用、相互依存，共同开创了偏安于江左的东晋政权，这是一种“祭则司马、政在士族”的政权模式。讨论“王与马，共天下”政治格局的形成，必须追溯王与马政治合作的历史渊源。王、马政治合作，始于西晋“八王之乱”的后期，也就是从东海王司马越与成都王司马颖对峙期间司马越和王衍的关系开始。

（一）司马越与王衍的合作

“八王之乱”后期，晋惠帝司马衷的子孙灭绝，他的兄弟便成为皇位继承中血统最近的亲属。在皇位继承权的争夺中，成都王司马颖捷足先登，于304年废黜太子司马覃，自称皇太弟，从而在混战中抢得先机。司马颖称皇太弟以后，鉴于洛阳已经成为焦争之地，便身居邺城，遥控洛阳朝政。但是，司马颖称皇太弟不久，就遭到东海王司马越的反对。

东海王司马越是“八王之乱”中最后一个出场的宗室诸王。按照血统关系来说，他是司马懿的弟弟东武城侯司马馗之孙、高密王司马泰之子，和晋武帝、晋惠帝的血缘极其疏远，根本无法与成都王司马颖相比，因为成都王司马颖是晋武帝的第十六子，是晋惠帝的亲弟弟。另外，从政治地位上来说，东海王司马越也比不上司马颖，成都王司马颖的食邑有4个郡，而司马越的食邑只有6个县，二者相差甚远。

但是，血缘的疏远、政治地位的低下，并不意味着东海王司马越的政治野心、权力欲望就比成都王司马颖小。永兴元年（304）七月，东海王司马越主动挑起战火，与成都王司马颖在荡阴（今河南荡阴西南）展开激战。结果司马越大败亏输，不得不逃回封国东海。荡阴之战获胜的成都王司马颖挟胜利之威，将晋惠帝劫持到邺城（地理范围包括今河北临漳县西、河南安阳市北郊的区域），一时成为决定性的政治力量，在诸王的权力争夺中暂时获得优势地位。

不过，成都王司马颖的良好心情并没保持多长时间，就在东海王司马越战败逃回东海不久，司马越的党羽，幽州刺史王浚发兵攻击邺城。由于得到鲜卑骑兵的帮助，王浚一举击溃司马颖。司马颖被迫携带晋惠帝及皇室近属逃奔洛阳，到洛阳不久，又被河间王司马颙的部将张方挟持入关。

张方裹胁成都王司马颖及皇室近属入关，对于东海王司马越来说，是一件大好事。因为入关之后，晋惠帝兄弟辈25人中，只剩下成都王司马颖（入关后，皇太弟的身份就被河间王司马颙废黜）、豫章王司马炽（入关后被立为皇太弟，后来的晋怀帝）、吴王司马晏（281-311，字平度，晋武帝司马炎第23子，晋愍帝司马邺的父亲），这三王乃是司马氏皇室中与晋武帝、晋惠帝血缘最近的亲属。他们全部入关，就造成了关东地区没有强藩控制的政治后果，这就为在荡阴战败的东海王司马越提供了扩充实力的有利时机，司马越的势力就是在这个时候发展起来的。

荡阴战败、逃回封国东海之后，东海王司马越陆续收兵下邳、进取徐州，逐渐控制了江淮地区，先后部署诸弟司马腾、司马略、司马模分守重镇。在感觉到自己的腰杆子硬起来之后，司马越便向天下州镇发出檄书，自立为盟主。306年司马越兴兵进攻关中，在打败河间王司马颙之后，将晋惠帝又夺回洛阳。不久之后，晋惠帝暴死，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颙相继被杀，继立的晋怀帝司马炽完全控制在司马越的手中。这时候，东海王司马越在皇室中已经没有了对手，“八王之乱”也就此告终。

这个结果，用田余庆先生的话来说，就是“胜利的司马越赢得了疮痍满目的山河，也独吞了八王之乱的全部恶果。”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司马越虽然赢得对诸王争夺的胜利，但匈奴刘渊、羯族石勒的势力，也在混战中坐大，凶悍勇武的胡骑动辄兵临洛阳。因此，司马越的日子并不好过，甚至比以前更加寝食难安。在这种情况下，司马越不免要费神竭智，思考如何巩固统治的问题。

然而，东海王司马越在政治上有先天不足的弊病，由于他和司马氏皇室血缘疏远，因此并不具备皇室近属的名分，在政治上的号召力就十分有限。这也就意味着，司马越没有办法利用宗室的身份号令天下。在这种情况下，司马越就不得不考虑通过其他途径，实现号令天下的政治目标。司马越的办法是，联络关东地区的大族名士，利用这些世家大族的社会地位和实际力量，以达到巩固统治的目标。

所谓“关东出相，关西出将”，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关东自古文化发达，一直是士族的麇聚之地，因此，关东士族阶层的取舍向背，就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影响着司马越的政治命运。不过，这同样也有问题，因为关东士族和西晋宗室王公一样，也在长达十六年之久的“八王之乱”中饱受摧残，劫后余生的关东名士惊魂未定。他们鉴于政局的动荡变幻，很多人首先考虑的是如何避祸自保的问题，所以，司马越要在这些名士当中找到够分量、有影响的人物，也并不是一件很容易就办到的事。在经过一番寻寻觅觅之后，司马越找到了素有盛名的琅邪王衍，二人一拍即合，共同打理早已风雨飘摇、日薄西山的西晋政权。

众所周知，王衍是当时最负盛名的清谈名士，人称“口中雌黄”。需要说明的是，尽管王衍整天手把麈尾，口谈浮虚，实际上他仍然是一个政治人物，与现实政治始终有着密切的联系。为什么这样说呢？

首先是，王衍一直居于政治的高位，尽管王衍口头上一直说自己“不以经国为务”，自称“少不预事”，但在事实上，他自青年时代就“好论纵横之术”，特别是他一生中的绝大部分时间都是高官重位在身。

另外，王衍的社会关系，也说明他是一个政治人物。据历史记载，王衍的女儿中，一个是愍怀太子司马遹的妃子，一个则嫁给了贾充的孙子贾谧。大家都知道，当时西晋宫廷斗争中，一边是以太子司马遹为中心，另一边则是以皇后贾南风及贾谧等贾氏亲族为中心。王衍为什么要把两个女儿分别嫁给敌对的两党？这当然不是偶然的巧合，实际上正是王衍处心积虑的安排。他在当时的政治斗争中采取的是一种骑墙政策，设想两边都不得罪，目的则是为了保持自身在政治上立于不败之地。除此而外，王衍还有一个女儿嫁给了裴遐（生卒年不详，河东闻喜即今山西闻喜人，裴绰之子、裴楷之侄，后被司马越之子司马毗所杀）。裴遐是谁呢？他不是别人，正是东海王司马越妃子裴氏的从兄。这样，王衍在政治上又多了东海王司马越这一重关系，用王衍自己的话来说，这是“狡兔三窟”。王衍在政治上经营“三窟”，足以说明他是现实政治中的人物，绝不仅仅是口谈玄虚的清谈名士。

东海王司马越与王衍的政治合作，各有所得，司马越利用自己宗室的名分和执政地位，为王衍和他的家族提供官位权势；而王衍则利用自己的盛名，替司马越网罗名士、装点朝堂。据历史记载，王衍出面以后，一时招聚了很多名士，如王敦（266-324，字处仲，琅邪王氏代表人物之一）、谢琨（陈郡谢氏）、庾詔（ái，262-311，字子嵩，颍川鄢陵即今河南鄢陵人，庾峻之子，西晋名士、清谈家）、阮修（270-311，字宣子，陈留尉氏即今河南尉氏人）、胡毋辅之（约269-318，字彦国，泰山奉高即今山东泰安人，与王澄、王敦、庾詔号称“四友”，与毕卓、王尼、阮放、羊曼、桓彝、阮孚、谢鲲号称“江左八达”）、郭象（252-312，字子玄，河南洛阳人，西晋著名玄学家、清谈家）、卫玠（286-312，字叔宝，河东安邑即今山西夏县人，曹魏尚书卫觊曾孙、太保卫馞孙，玄学家，“中国古代四大美男”之一）等，司马越的东海王府因此一时号称“多名士”。不过要说明的是，王衍所招徕的这些名士，除王敦等少数人之外，多数都是没有任何政治能力、夸夸其谈的清谈无能之辈。这些人后来多数陆续过江，一些人则和王衍一起被石勒俘杀。

以王衍为代表的名士最后结局如何，我们姑且不说，我们所要关注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即晋惠帝末年和晋怀帝时期的西晋朝廷，确实形成了一个以东海王司马越、王衍为核心，有众多清谈名士点缀其间的政治格局。这个政治格局，就是东海王司马越与王衍的“共天下”，既是后来江左地区“王与马，共天下”政权模式的先驱，也是“王与马，共天下”最早的一个政治组合。

（二）“王与马，共天下”格局的形成

东海王司马越与王衍联合执政，共掌西晋洛阳政局的同时，为了保证洛阳朝政的安全，还操纵组成了另外一对“王与马”的政治合作，那就是琅邪王司马睿和琅邪王导在徐州的政治组合。从历史的实际情况来看，司马睿和王导的结合，绝非偶然，而是司马越和王衍的精心策划与安排。洛阳司马越与王衍的组合、徐州司马睿与王导的组合，都是后来东晋“王与马，共天下”的前奏。不过，在开始的时候，这两对王、马组合还是有区别的，洛阳司马越与王衍的政治组合中，司马越掌握实权；徐州司马睿与王导的组合中，王导则是主角。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在司马睿和王导的政治组合中，司马睿当时只是一个“时人未之识”、默默无闻的一般宗室成员。王导就大不一样了，琅邪王氏早就成为海内著姓，根本就不需要借助结交琅邪王司马睿的关系提高家族声望，而司马睿当时除了一个“琅邪王”的封号外，基本上一无所有，所以说，在司马睿与王导的关系上，是司马睿有求于王导。历史的事实也说明，二人确实是这样一种关系，即在南渡长江以前，及渡江之后的所有行动，都是王导居中筹划和安排，司马睿只是一个被操纵的木偶或旗帜。由于这个原因，田余庆先生认为，当时王导和司马睿的关系，就像是当年吕不韦在邯郸发现秦国的子楚一样，王导发现了司马睿“奇货可居”。

永嘉元年（307）九月，琅邪王司马睿在王导等人的簇拥下南渡长江，来到建邺（即建康，今江苏南京），此为当时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意味着以司马氏为皇帝的晋室政治重心，从此开始南移。司马睿南渡长江，不是一人一时的匆忙决断，而是经过了很多人的反复谋划之后才做出的决定。据研究揭示，在南渡江左的决策过程中，王导、王旷（274-310？字世弘，琅邪临沂即今山东临沂人，王羲之的父亲）、王敦、裴妃（司马越的妃子）等人均曾参与其事，最后的决策，则出自东海王司马越和王衍，其中司马越又是最后的拍板者。在这个过程中，琅邪王司马睿始终处于被动听命的地位，没有参与什么谋划，更没有任何决断之权。《晋书》等文献典籍记载，说南渡是司马睿的决定，并不符合历史事实，是为了给东晋的这位“开国之君”涂脂抹粉。

说到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了，司马越为什么要让司马睿、王导等人南渡？其中原因，主要得从当时的政治形势当中寻找。东海王司马越、王衍联合执政，共同经营危机四伏的西晋政局，所面临的形势比以前更加严峻。从内部讲，由司马越一手树立起来的晋怀帝司马炽，并不甘心情愿地充当他手中的傀儡，因此，君臣之间明争暗斗，内部的州郡征镇叛服无常，流民的暴动大有一浪高过一浪的趋势。从外部来看，除了匈奴刘渊、羯人石勒已成气候之外，其他少数民族也开始觊觎中原。所以说，内外交困的形势，使得司马越也深切地感觉到，只有洛阳一个战略点远远不够，洛阳随时都有不保的可能。

因此，为了确保洛阳一旦失守之后的政治地位，司马越、王衍自是不能不考虑抢占其他战略要地。307年九月，琅邪王司马睿以安东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的身份，和王导南渡建邺，就是司马越、王衍全盘军事政治战略部署下的一招棋。如果从王衍的私心来说，则是他为了琅邪王氏的门户考虑，因为他曾经说服司马越，分别让王敦、王澄二人出任青、荆二州刺史，临行前他对这两个弟弟说：“荆州有江汉之固，青州有负海之险，卿二人在外而吾留此（指洛阳），足以为三窟矣。”“三窟”之说，足证在司马越和王衍的政治军事部署中，王衍存有很大私心，他首先考虑的是家族之安危，而不是国家的前途命运。

琅邪王司马睿与王导南渡江左，如果从政治军事的战略态势来看，既可填补陈敏（？-307，字令通，庐江即今安徽庐江人）被消灭之后江左地区的真空，占领江南就能够从战略上保持与江淮、荆楚之间的呼应，与中原互成犄角之势，从而保障徐州老巢的安全。司马睿南渡，除了军事政治战略目的以外，还有经济方面的考虑。司马越、王衍要在中原坚守，必须有充足的物资保证，然而中原地区久罹战火，经济早已弊端不堪，无法保证其维持政治军事斗争的需要，江南地区相对来说，所受战火的蹂躏要轻得多，所以，漕运江南的粮食以接济中原，就必然成为司马越与王衍的一个选择。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在此之前，陈敏就曾向洛阳执政者提出建议，认为南方的粮食已经积聚几十年之久，如果不把这些粮食漕运到洛阳，不但白白腐烂了不说，中原地区的粮食供应也已经无力支撑。结果，陈敏就被派出到合肥，负责漕运江南粮草。后来陈敏能够打败石冰，控制江南，与他拥有充足的粮食供应是分不开的，因为有了粮草，就有了招募军队的保障。

还有一个问题，即司马睿、王导南渡建邺，是不是为了司马越和王衍等人准备南逃江左打前哨呢？种种迹象表明，并不是这样，司马越和王衍等人始终没有南逃的打算，他们的战略意图，只想死守“正朔所在”的中原，而从未考虑过偏安江左。

这里有一个明显的例证。此前不久，镇东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周馥（？—约308，汝南安成即今河南汝南人）曾给洛阳朝廷上过一道奏章，建议徙都寿春（今安徽寿县）。综合考虑当时的形势，周馥的建议应该说不是全无道理，因为当时的洛阳时常遭到匈奴胡骑的搔扰，形势日趋朝不保夕。但是，执政的东海王司马越不仅拒绝了周馥的建议，而且联合司马睿，夹攻周馥，最终造成周馥败亡，被新蔡王司马确（？-310，字嗣安，新蔡武哀王司马腾庶子，310年死于石勒之手）所拘，忧愤而死。由此可见，司马越从来没有放弃洛阳的打算。

他的战略意图是：依托徐州，死守洛阳，而以游军同刘渊、石勒的军队周旋。所以，将司马睿、王导派往江南，只是为了支持“依托徐州、死守洛阳”的战略意图，至于他本人，则并未考虑南渡长江。

另外，还有一个例证，那就是后来东海王司马越病死军中，王衍率军奉灵柩而行，其前进方向只是东方的司马越封国东海，而从来没有向南渡过长江的迹象。这也说明，在司马越和王衍的全部战略安排中，江南只是作为战略的一个倚托点或支持点，而不是作为他们的最后栖身之地。

不过，历史常常表现出“无心插柳柳成荫”的偶然性。东海王司马越和王衍的战略安排，不可谓不深谋远虑，但还是没有能够保住他们的性命。在胡骑的扫荡之下，洛阳没有守住，司马越抑郁而死，王衍与王公卿士也全部被石勒俘杀，他们倚托徐州、死守中原的战略意图全盘落空了。然而，他们安排司马睿、王导过江，却给他们在江南地区的独立经营提供了便利条件，并且最终在江南形成了一个“王与马，共天下”的新政权模式——东晋门阀政治因此而成立。

（三）陈敏败亡与晋室南渡

这里还需要讲清楚一个问题，即琅邪王司马睿、王导能够顺利南迁建邺，还必须具备一个前提条件——江南士族名士联合消灭陈敏。因为早在司马睿、王导南渡之前，江南已经被陈敏控制，所以，他们要顺利南渡，实现司马越和王衍的战略意图，陈敏的存在乃是最大的障碍。陈敏是如何占有江南地区的呢？追根溯源，还得从“八王之乱”说起。

原来，“八王之乱”进行到后期，江南地区的世家大族已经感觉到洛阳政权为日无多，他们迫切需要找到一位强力人物，以维护他们的利益。他们要寻找一个什么样的强力人物呢？要求也不高，这个人只要像当初孙策、孙权兄弟那样，能够号令江东、保证他们的家族利益就行了。然而，经过一番寻觅，江南士族没能在江东地区找到这样的人物，倒是在江北找到了陈敏。

陈敏，庐江人，出身低微，用陈寅恪先生的话来说，“既不属于文化世族，又非武力豪族”。但是陈敏很有些实际才能，以庐江郡廉吏补为尚书仓部令史，从而走上仕途。陈敏为人擅长投机，也善于审时度势，在看到晋惠帝被逼迁长安之后，就开始盘算如何割据江东的问题了。这时正好江南世家大族也在寻找利益代理人，陈敏便因此在吴郡顾氏、义兴周氏、山阴贺氏等推戴之下，占据了江左。几乎就在江南士族拥戴陈敏的同时，正收兵于下邳（今江苏睢宁古邳镇）的东海王司马越，也和陈敏取得联络，司马越之所以主动联络陈敏，也是想借助他的力量同北方的刘渊、石勒等人对抗。由于这两个原因，陈敏的势力就一时在江东有较大发展。

然而，社会出身的低下，并没有影响陈敏的野心。在渡过长江、势力长成之后，陈敏却一反常态，一方面不仅排斥当初拥戴他的江东士族，企图独霸江东；另一方面，又自加九锡，声称准备北上奉迎圣驾，摆开一幅与司马越争雄的架势。这样，陈敏就在事实上与江东世家大族和东海王司马越之间形成对峙，成为双方都无法忍受的第三股政治势力。

面对这个情况，东海王司马越派出谋士华谭前往江南，去策反陈敏帐下的江南士族。华谭（244-322，字令思，扬州广陵即今江苏扬州人），原籍扬州广陵，不过，从华谭的祖父华融开始，华氏家族就避乱来到江南，定居于山阴，世代在三吴地区任职，与吴地名士多有交往。华谭当时的官职为东海王司马越王府军咨祭酒。华谭首先找到了江南士族的代表人物顾荣（？-312，字彦先，吴郡吴县即今江苏苏州人，孙吴丞相顾雍之孙、孙吴宜都太守顾裕之子）、周玘（qǐ，258-313，字宣佩，义兴阳羡即今江苏宜兴人，孙吴鄱阳太守周鲂之孙、晋平西将军周处之子）、贺循（260-319，字彦先，会稽山阴即今浙江绍兴人，孙吴中书令贺邵之子）等，他们都是陈敏帐下举足轻重的人物。

华谭在给顾、周二人的书信中，一方面指责陈敏辜负朝廷重托，是为不忠；一方面又说陈敏背叛司马越，是为不义。然而，切中江南名士要害的，并非华谭对陈敏不忠不义的指斥之辞，而是后面的深刻提醒。在痛斥陈敏背信弃义之后，华谭严肃地劝告顾荣、周玘、贺循等人说：你们想用“七第顽冗，六品下才”的寒士陈敏作为江东的孙策、孙权，以实现自保的目标，断无成功之可能，要想从根本上确保江东士族的利益，只有反戈一击、消灭陈敏，与东海王司马越合作。

华谭的游说之辞，一语切中要害，以顾荣、周玘、贺循、纪瞻（253-324，字思远，丹阳秣陵即今江苏南京人）、甘卓（？-322，字季思，丹阳郡丹阳县即今安徽当涂人）等人为首的江南士族最终定策消灭了陈敏。对于这一事件，陈寅恪先生在《述东晋王导之功业》一文中，曾经从阶级属性不同的角度，进行了精辟的阐述，认为江东士族最后之所以反戈一击，乃是因为他们与陈敏本就属于两个对立的阶级，是“华谭一檄提醒顾、周等人之阶级性，对症下药，所以奏效若斯之神效也。”

由此可见，陈敏败亡、琅邪王司马睿南渡建邺，都与江南士族息息相关。陈敏之败亡，是由于江南士族不与之合作；司马睿最终能够立足江左，则是因为得到江南士族的拥戴。也就是说，琅邪王司马睿能否在江左站稳脚跟，关键就要看江南士族合作与否，而江南士族是否愿意与之合作，又取决于他们的利益能否得到切实保障。因为这个缘故，琅邪王司马睿和王导过江之后，首要的任务就是尽力笼络江南世家大族，协调好南北门阀世族的利益。

总之，以琅邪王司马睿、王导南渡长江所开创的东晋政权，是门阀政治的时代。在门阀政治的格局下，包括南北门阀世族在内的士族名士联合执政，皇权从属于门阀政治，皇帝成为士族利用的工具，而不是效忠的对象。东晋门阀政治是由“王与马，共天下”开启的，继琅邪王氏之后，颍川庾氏、谯郡桓氏、陈郡谢氏又先后当权，“王与马，共天下”的局面，也相继变成庾与马、桓与马、谢与马“共天下”的格局。

在门阀政治的格局下，几个实力强大的门阀世族之间，彼此牵制、互相掣肘，再加上南北民族始终存在，从而将“门阀政治”维持了百余年之久。在门阀政治的格局下，士族当权，凌驾于司马氏的皇权之上，但又不能取代皇权，具体表现出来就是：“主弱臣强”，而司马氏的皇权又始终不绝如线这一明显特点。

东晋门阀政治的结束，也就是门阀世族在政治上趋于没落的时候。东晋末年，反对门阀政治的活动风生水起，以孙恩、刘裕等人为代表的次等士族，在反抗斗争中力量逐渐壮大，最后终于发生了刘裕代晋自立的事件。

刘裕篡晋成宋，是历史的转折点。它意味着存在百余年之久的门阀政治已成明日黄花，皇权政治又开始恢复统治地位，中国历史上的门阀政治时期，也就是皇权政治的变态时期，基本上宣告结束。从此之后，门阀士族或门阀制度尽管依然存在，并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发挥一定作用，但毕竟已经不再是决定性的政治力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