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北朝的门阀制度

与东晋南朝不同，北朝的皇权始终处于绝对的优势地位，因此，在北方没有出现过东晋门阀政治那样一段历史。但这并不是说明，北方就没有受到过门阀制度的影响，北朝的门阀世族依然在政治上具有重要影响，只不过，这种影响或作用都是在皇权控制或许可的范围内发生，皇权对于门阀具有最终的支配权。

（一）推崇高门与胡汉合作

永嘉离乱，河南诸州士族大批南迁，留在北方未走的，主要是黄河以北和关中地区的世家大族。在北魏统一北方之前，“五胡”在中原先后建立多个少数民族政权。这些入居中原的少数民族，不管他们对汉族是如何的敌视，想要稳定在中原地区的统治，就必须取得当地汉人地主，特别是汉人世家大族的合作与支持。就历史的客观进程来看，少数民族首领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从模糊到清晰的过程，而一旦他们明白汉人世家大族为其稳固统治所必不可少的势力，他们就开始大量起用汉人高门任职为官。

举例言之，羯族石勒在刚起兵的时候，似乎并没有意识到笼络汉人高门大姓的重要性，凡是虏获到汉人公卿，“多杀之”。但是，当石勒正式建立后赵政权，需要安邦治国的时候，就不得不改变以前的杀戮政策，转而采取怀柔笼络的策略。例如，石勒在接受张宾的建议后，下诏：“不得侮易衣冠华族”，不久又下令“清定五品”“典定士族”，也就是恢复了魏晋时期士庶区别的政策，对汉人高门大族加以笼络。后赵暴君石虎（295-349，字季龙，石勒之侄，后赵第三位皇帝），也曾下令给予“雍秦二州望族”皇甫、胡等17姓以免役和选举等特权。

慕容鲜卑兴起于辽东时，即十分注意结好流亡到该地的汉族士大夫。如河东裴嶷（yí）、代郡鲁昌、北平阳耽、北海逢羡、广平游邃、北平西方虔、渤海封抽、西河宋奭、河东裴开、渤海封弈、平原宋该、安定皇甫岌、兰陵缪恺、会稽朱左车、太山胡毋翼、鲁国孔篡、平原刘赞等人，都是在永嘉之乱洛阳、长安二京沦陷之时，逃亡到辽东地区而被慕容蝅（269-333，字奕落瑰，昌黎棘城即今辽宁义县人，鲜卑族，慕容部首领慕容涉归之子，前燕建立者慕容皝〈huàng〉之父，352年，其孙慕容儁称帝，追谥武宣皇帝，庙号高祖）收容并加以重用。前燕实际上就是由慕容鲜卑和这批流亡的汉人高门大族联合建立的政权。

后燕慕容宝（355-398，慕容垂第四子，后燕第二位皇帝，谥惠愍皇帝，庙号烈宗）统治时期，为了区别“士庶”，还曾专门刊定士族旧籍。其他如前秦、成汉、凉州诸政权，也都非常注意与当地汉人士族的合作。总之，从整体上看，即使在“五胡乱华”的动荡时期，留在北方的世家大族，他们的权益还是受到保护的。

北方统一的任务，最后由拓跋鲜卑完成，他们建立的政权就是世人熟知的北魏。拓跋鲜卑自入居中原，就留意于对汉人世家大族的笼络。例如，北魏道武帝拓跋皀（371-409，又名拓跋开、拓跋什翼圭、拓跋翼圭，字涉圭，北魏开国皇帝，庙号太祖），“初拓中原，留心慰纳，诸士大夫诣军门者，无少长皆引入……苟有微能，咸蒙叙用。”消灭后燕之后，拓跋皀即重用当时的第一流门阀清河崔玄伯（？-418，清河东武城即今山东武城人，名宏，避孝文弟元宏讳，而以字行，曹魏司空崔林六世孙，北魏开国功臣，著名政治家、书法家），让他全面负责典章制度的修订。道武帝拓跋皀起用崔玄伯，不能仅仅视为他对个别高门士族的任用，而是拓跋鲜卑拉拢网罗整个汉人士族的信号。因为在道武帝拓跋皀死后，继位的明元帝拓跋嗣（392-423，北魏第二位皇帝，道武帝拓跋皀长子，太武帝拓跋焘之父，谥号明元皇帝，庙号太宗）开始派出使者，四处搜罗人才。

据《魏书·太宗纪》的记载：

 

诏分遣使者巡求俊逸，其豪门强族为州闾所推者，及有文武才干、临疑能决，或有先贤世胄、德行清美、学优义博、可为人师者，各令诣京师，当随才叙用，以赞庶政。

 

从中可见，拓跋鲜卑自进入中原之后，在选拔人才方面，首先考虑的是被选者的门第，“豪门强族”和“先贤世胄”所体现的，自然是对世家大族的倚重，其直接目的，当然在于拉拢汉人士族高门，以扩大统治的基础。

史实表明，拓跋鲜卑的这个做法具有连续性。公元431年九月，北魏太武帝拓跋焘（408-452，字佛狸伐，北魏第三位皇帝，明元帝拓跋嗣长子，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出生于平城即今山西大同，谥号太武皇帝，庙号世祖）再一次下诏选拔人才，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神（jiā）四年徵士。在这道诏书中，太武帝拓跋焘指名道姓地徵召了一批“贤俊之胄”。这些人以当时的北方第一流高门范阳卢玄（421-473，字子真，范阳涿县即今河北涿州人，祖、父两代均仕于慕容鲜卑，崔浩即卢玄妻兄）为首。

作为“徵士”之一的渤海高允（390-487，字伯恭，渤海蓨县即今河北景县人，北魏名臣、著名文学家）还专门写了一篇《徵士颂》记述此事。根据高允的这篇颂文可知，与他一起被徵召的共有42人，其中有些人徵而不至，最后应召者共35人。主持此次徵士的人，是司徒崔浩（？-450，字伯渊，小字桃简，清河东武城即今山东武城人，北魏著名政治家、军事家，曹魏司空崔林七世孙、北魏司空崔宏长子，母卢氏为西晋文学家卢谌之孙女，故崔浩与范阳高门卢玄为表兄弟，崔浩及其弟崔恬之妻，皆为太原高门郭逸之女）。崔浩就是前面提到的崔玄伯的儿子，清河崔氏是北方第一高门。

众所周知，所谓“崔卢李郑”，乃是北方最著名四大姓族。据史书记载，崔浩非常强调门第的世家大族。这份徵士名单就是他在“访诸有司”之后定下来的，也就是说经过他和有关部门的反复研讨之后决定的。对于神四年徵士的动机、政治作用等问题，首都师范大学张金龙教授曾有专门论述，我们不准备多说。这里只想强调一点，神四年所徵汉族士人，几乎全部出身北方的士族门阀，这些家族都有较长的历史传承关系，与历朝政权特别是五胡政权之间有着长期合作的历史。如果联系崔浩后来进行的“齐整人伦，分明姓族”的史实来看，此次徵士，正是他企图全面恢复门阀体制的第一步行动。

我们知道，崔浩“齐整人伦，分明姓族”的改革，最后以失败而告终，这个问题我们下面还要专章讲述。这里先要说的是，崔浩的改革虽然失败了，但是他恢复门阀体制的志愿，却被后来的孝文帝元宏所继承。

太和十九年（495），孝文帝元宏在北魏推行全面的汉化改革，其首要的一条就是定姓族，也就是说，从法律上将门阀体制确定下来。孝文帝定姓族的主旨，是为了调和、消除长期以来存在于鲜卑与汉族上层分子之间的矛盾与隔阂，从而形成一个在门阀体制下鲜卑贵族与汉人世家大族联合统治的政治集团。

史实证明，孝文帝的汉化改革最后成功了。因为不但鲜卑贵族实现了门阀化，他们与汉人士族之间的隔阂被成功地消弥了，而且从此在北魏确定了以当代官爵为标准等第的新门阀体制。这是一个不同于南朝的新门阀体制，有力地巩固了北魏的统治基础。

毋庸讳言，北魏的门阀体制与南朝有很大的不同，例如北朝士族中有许多很有将才的人物，并且始终拥有宗族乡里势力为基础的潜在军事力量，而不像南朝高门那样鄙薄军事。再如，北朝士族也不像南朝高门那样放诞任性、不屑于从事具体的事务，因此颇多杰出政治人才。关于南北门阀之间的不同，唐长孺先生在《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一书中有精致的论述，读者可以参看。

我们这里想要略加说明的，是南北士族的一点共性，即北朝士族和南朝一样，都自矜门第，鄙视出身不高的庶族，而对于高门大族则像追捧明星一样狂热。

（二）自矜门第的世家大族

“崔卢李郑王”是大家熟知的北方五姓，他们高居于北方世家大族的金字塔顶。崔有清河崔、博陵崔之分，卢指范阳卢氏，李有赵郡李、陇西李之别，郑指荥阳郑氏，王指太原王氏。这五姓七家是北方最著名的世家大族，被当时的社会奉若神明。当时的人如果能有幸和他们攀上亲戚关系，那他的身价立刻就大不一样了。

由于五姓在社会上享有崇高的声誉，因此他们的一举一动都成为世人效法的榜样，甚至连他们的生理毛病，也像西子捧心那样被人们所羡慕。例如，太原王氏世代都是酒糟鼻子，号称“齄（zhā）王”，这本是王氏的家族性疾病，但在当时人们看来，齄鼻子却是太原王氏世代高贵的象征。如崔浩看到王慧龙高大的鼻子红红的，就说：“确实是王家的小子”，并当面称赞说：“真贵种矣。”后来，只要有机会，崔浩总是要把王慧龙向其他达官显贵推荐赞美一番。

除此而外，同为门阀，在内部也有高低之分，例如清河崔氏就看不起博陵崔氏。据史书记载，东魏北齐之际，清河崔㥄（líng，494-554，字长孺，清河东武城即今山东武城人）“自以门阀素高”“每以门第自矜”。有一次他对范阳卢元明（约534年前后在世，字幼章，范阳涿县即今河北涿州人）说：“天下盛门，唯我与尔，博崔、赵李，何事者哉！”意思就是说，在崔㥄的眼中，只有他清河崔氏和范阳卢氏才称得上真正的天下盛门，至于博陵崔氏、赵郡李氏等，根本就算不上高门。崔的话打击面很大，曾引起博陵崔暹（xiān，？-559，字季伦，博陵安平即今河北定州人）的极大不满。后来，崔多次得罪高澄，高澄终因顾虑清河崔氏的社会影响，而不予追究。

事实上，北朝“崔卢李郑王”等世家大族的社会影响，一直到隋唐时期还没有完全消失。例如，唐太宗曾经借修《氏族志》之机，痛斥崔卢李郑等山东旧门，认为他们“世代衰微，全无冠盖”却仍矜尚门地。唐太宗、唐高两朝，还曾因为五姓不愿意与李唐皇室结亲而大发雷霆，并专门下诏，对崔卢李郑王等“七姓十家”的婚姻进行限制，严令“七姓十家”不得擅自结为婚姻！

唐太宗、唐高宗这么做，一方面正反映出李唐皇室“吃不到葡萄”后的报复心理，另一方面也向我们揭示出，北方世家大族因为具有浓厚的乡里宗族基础，所以他们还保持了相当顽强的生命力。与南朝士族相比，他们在历史舞台上的消失，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