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 言
Richard Maxwell（理查德·迈克斯韦尔）
20世纪后期伊始，一般劳动过程发生着稳定、但却不均衡的转型，这种转型日益波及媒介工作者和媒介工作环境。随着19世纪的资本将更大范围内的劳动力吸纳到大工业生产的领域之中，越来越多的工人意识到他们所拥有的独立技能和创造力正在不断失去价值，且被标准化为抽象的生产力——工人的身心被迫屈从于机械化的大生产，即不间断的商品生产过程。
随着时间的推移，为了实现资本的持续增值，影响劳动生产率高低和模式的机器与技术不断被更新，而每一种更新都围绕着消除工作、用机器代替工人、创造新的劳动力形式等方式来实现对劳动过程的重构。当计算机和计算机网络在20世纪被引入劳动过程中时，“工厂和工地、办公室和实验室”中的劳动者往往受资本的直接影响而逐渐使用相同的工具和技术；在这种情况下，数字技术要求劳动者不断地掌握新的技能，而传统技能则被淘汰（Schiller，2016：8–11）。席勒论述到，以交互性为主要特征的计算机技术不仅使一系列信息处理的“手工技能”（artisanal techniques）持续机械化，并将曾经无需劳动力的部分重新吸纳到工厂化的劳动过程之中；而且这些技术强制性地组织已经不断分工的劳动者重新进行集体的、网络化的活动，且以大工业的模式进行运作。
本卷《媒介产业的数字劳工》收录的论文聚焦并分析了不同产业中劳动过程转型的具体实例，尤其是媒介产业。欧美学者在本卷提供的“西方视角”能够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西方不同的媒介部门如何应对数字化的影响。这是一个有趣的框架，随着全球劳动过程的加速网络化，当代数字资本主义呈现出来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地缘政治的重要性日趋减弱。西方媒介产业的数字劳工不可逆转地被卷入全球信息技术供应链，这些信息技术产品的实体目前大部分由中国生产和制造，技术支持服务则由全球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提供。
资本的力量已经通过全球的相互连接而深入到非西方世界的劳动力中。例如，在中国的工厂里，组装智能手机的工人的劳动速度和时间直接由来自这些国际品牌的美国或欧洲的总部决定（Harris， 2014）。将行政任务外包给亚洲或拉丁美洲劳动力的美国公司是另一个实例，这些劳动力不仅包括客服代表，他们主要帮助美国电子产品的消费者解决技术难题，而且还包括低薪的印度“网络水军”（click farm workers），他们被雇佣来秘密地提高社交媒体网站的活跃度和影响力（Clark， 2015）。
还有大量其他的例子与劳动过程的这种跨国性的趋同和融合有关（Maxwell， 2001）。其中大部分显现出与文化帝国主义相关的特质（Schiller， 1976）：在传播的过程中，数字网络与企业组织（等级制、非民主化）和商业文化（市场标准、增长的意识形态）的特征不断构连。例如，智利的市场研究公司正在进行数据分析的深度自动化工作，这些公司中的许多员工因此将长期面临着其知识工作被算法所替代的残酷的事实（AmericaEconomía.com， 2017）。在巴西，呼叫中心的工作人员需要执行与全面质量管理软件（Total Quality Management software， TQM）和其他类型的客户关系软件的要求和预设脚本相匹配的任务。这两款软件都坚持要求工作人员在与客户打交道的过程中，避免使用具有自身鲜明特色的人际和文化交流的技巧（Wolff， 2016）。
为了应对这些压力，批判研究致力于追问：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中的地方和区域间的差异性如何改变、抵制和/或接受资本将劳动力不断吸纳到更大规模的、国际化的产业体系之中。我们清楚地发现，除了数字资本主义给工人带来的具有普遍性的问题之外，他们通常需要经历和应对异化、剥削、机器人化和不稳定的工作等一系列的问题，这些问题因国家的不同而存在一定的差异性（Schiller， 2014：17–31）。
本卷旨在从对国际案例的比较研究出发，为读者更好地洞察数字时代媒介产业中的劳动力重构提供独到的见解。这种重构的过程与工作场所的文化紧密相关，而后者长期由数字技术所决定，本卷中乌苏拉·胡斯（Ursula Huws）、马特·卡尔森（Matt Carlson）、何塞·阿尔贝托·加西亚—阿维莱斯（José Alberto García-Avilés）、杰拉尔德·瑟斯曼（Gerald Sussman）、凯里·希金斯—多布尼（Carey Higgins-Dobney）、约翰·兰特（John Lent）等学者的论文都对此有所着墨。这种重构的过程同样建立在不稳定劳动力的形成之上，诚如尼科尔·科恩（Nicole Cohen）在她对自由作家细致的论证中所表明的那样。卡琳·法斯特（Karin Fast）等学者考察了“无酬劳动”（non-paid forms of labour）及其隐喻，并对剥削、统治、压迫、分享和自愿服务等概念进行了系统性的阐释——这种分类的研究方法有助于读者思考媒介产业中创造价值的不同类型的“无酬劳工”（free labour）。维奇·梅耶尔（Vicki Mayer）和乔斯林·霍纳（Jocelyn Horner）通过以洛杉矶“新奥尔良传媒”（Media New Orleans Los Angeles， MediaNOLA）为案例进行研究，分析了大学生如何为进入路易斯安那州区域性的媒介产业做好准备的过程。这种教育/就业维度的分析至关重要，因为对即将在媒介产业工作的学生进行培训能够给大学在教学、科研和考核等方面带来根本性的变化，虽然这些变化尚未经过实际的验证。
在劳动力和劳动过程被整合进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之际，不同国家和地区采取了或推波助澜、或限制阻碍的不同应对方案；通过比较研究来了解这些政策，有助于读者理解制度性因素在劳动力市场中的角色和地位。科恩将这些制度性的因素称为“文化工作的持续性特征”（enduring features of cultural work）。它们存在于不同的历史时期，且对劳动过程进行再生产和规范化，使国家制度的运作服务于资本的要求。
实现资本对劳动力的控制或国家的自身利益绝非是一蹴而就的。资本主义制度在历史进程中所呈现的内部张力已使其不稳定的本质基础昭然若揭。法国政治经济学的调节学派（the French Regulation School）是理解这些“不稳定”理论的路径之一。该学派坚持认为，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创造财富的一般性制度安排，也可以被称为“积累制度”（a regime of accumulation）。这个制度存在内生性的矛盾：在不断引发经济和政治危机的同时，孕育出新的制度和新的行为模式（思想习惯）出现的条件和环境。这些新兴的制度和社会关系充分融合后，形成了新的管制模式，演进为支撑积累制度的支柱。通过每一次周期性的危机或每一轮破坏，过度消费和生产力下降导致新制度的产生，这些制度不仅使劳动力更好地为新的体系服务，而且在国内劳动力市场和横跨全球供应链的不同地区被不断地常规化（或规范化）（Boyer and Saillard， 2002）。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调节学派认为福特主义的管制模式逐渐转变为后福特主义的管制模式。在后福特主义阶段，新的管制模式放松了政府干预，这使得金融资本的力量得以空前加强，并推动技术和组织创新以加速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与此同时，政治和商业领袖通过改革公共和私人领域的政策破坏了工会的政治权力，进而导致弹性雇佣合同的普遍化和兼职工人规模的不断扩大，以及非技术劳动力数量的剧增（Harvey， 1989；Webster and Robins， 1986）。信息和传播技术促成了劳动过程的转型，数字资本主义通过这些技术实现对跨国公司远程业务的管理就是其具体的表现形式之一。但与后福特主义管制模式密切相关的是，新的数字主义在对劳动力进行赋权的同时，进一步巩固和加强了资本对20世纪下半叶形成的新的国际劳动分工（new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ur， NIDL）的控制。
从调节学派的观点出发，通过将资本的危机、创新和复苏的模式映射到文化领域，能够更好地发掘后福特主义积累制度的文化意涵。例如，20世纪后期，好莱坞对文化创意产业的控制依靠劳工法、税法、知识产权法、反工会条例等制度安排实现了对新的国际文化创意产业中劳动分工的支配（Miller et al.， 2004）。在本卷中，兰特在考察全球漫画创作者的工作、生活以及他们是如何抵制剥削和统治的历史的基础上，对这种权力结构进行了阐释和批判。
后福特主义时期出现了对文化价值观的攻击，后者是自由民主国家界定媒体社会功能的核心要件。对公共政策提出质疑的新自由主义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它追问的基本命题是：媒介组织和机构为什么要为公众服务，它们仅仅是信息、教育和文化资源而不是经济组织和机构吗？这种追问是对广播、电视和平面新闻中公共利益模式最为直接的攻击。在20世纪最后几十年的美国，去管制化（deregulation）不断侵蚀公共服务部门，朝野普遍反对对具有反市场基本特征的公益事业实施保护。媒介组织和机构注意到，放弃公共利益模式，不再做调查性新闻，减少对政治和商业权力的监督，砍掉劳工和环境新闻等在内的严肃新闻形式，反而在经济上收益颇丰。诚如瑟斯曼和希金斯—多布尼在本卷中指出的那样，公共服务理念的隐没造成了电视新闻的文化转型，与之相伴随的是倡导商品化的新闻业如日中天——它们往往通过娱乐、名人新闻、体育、天气预报和其他低成本的内容来增加受众的数量。
新技术和分销服务（特别是有线电视）在加速媒体向“信息娱乐”（infotainment）转型的同时，使新闻业的内部危机（至少在美国）不断恶化。在受新自由主义制度影响的管制模式下，新闻媒体因公共利益标准的丧失而变得脆弱不堪，同时进一步屈从于互联网平台，后者在商业广告收入的份额方面实现了惊人的增长（互联网平台主要基于网络效应，有着大量受众数量和份额，可以实现快速的资本化和增长）（McChesney， 2008；Pickard， 2015）。
调节学派将资本主义视为最高级的政治经济组织方式，同时着重分析国家和地区的政治与经济制度和组织机构（包括市场、交易、货币、监管机构、监狱、军队等）、资本主义内部矛盾的性质，以及这些矛盾可能引发的潜在的社会危机。调节学派是各种政治经济理论学派混合的产物，这些理论学派包括承认国家权力和国家政治经济利益的新重商主义（neo-Mercantilism）、强调新凯恩斯主义管制手段的自由主义（Liberalism）、关注劳工问题和资本主义财产关系的马克思主义（Marxism），以及制度主义（Institutionalism），制度主义聚焦于系统的不稳定性、不平等、历史相对论、制度认同与国家官僚机构和组织所扮演的角色等（参见Maxwell， 2001）。
随着新自由主义在全球的迅速蔓延，后福特主义几个方面的实践被放大了。在自由民主国家中，服务于公共利益的国家机构开始向超级收费引擎转型，用以加速私人财富的积聚。新自由主义政治家否认公共利益的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强调由“应得的所有者和懒惰的无产者”（deserving haves and slothful have-nots）组成的世界。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是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典范，她曾这样总结新自由主义政治的新常态：“不存在社会这种东西。”在她看来，人们不需要社会关系，同样也不需要通过国家来确保共同体的生存（Moore， 2010）。这种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主张，财富的不断积聚将使普罗大众受益；在这个过程中，并不需要国家对市场失灵进行纠偏。大量学者认识到这种立场背后错误的推理和政治机会主义的隐喻，2000年代末的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更加证明了这种立场是站不住脚的（Piketty， 2013）。然而，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间，即使不曾真正主导美国和欧洲的政府，受新自由主义思潮浸润的一代政治家们仍然在影响着公共决策的方方面面。
因此，政治经济学者尖锐且清晰地指出：不存在任何一种神奇的市场机制可以确保产生财富从富人流向穷人的“涓滴效应”（trickle-down）。公共财政支持的福利计划抑制了创造财富的“机会”和“效率”的说法也是有失偏颇的，且遮蔽了贫富差距不断拉大而非缩小的事实，同时旨在改善公众总体福祉或捍卫公共利益的政府项目因为这种观点被大幅缩减。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和企业并未被课以重税，而是通过隐匿的制度安排将沉重的税赋从富人转嫁到穷人的身上。与此同时，大量的避税产业（有时也被称为“财富管理”，wealth management）导致政府税收的严重不足，同时加剧了财富的“向上逆流效应”（trickle-up）。从这样的理论原点出发，纠正市场失灵而产生的社会危害并不是企业的责任，而是政府最基本的职责。这种社会危害具体体现为经济学家所指代的“外部性”（externalities），如污染、工人健康和职业的风险等——这些“外部性”被认为是在创造财富过程中无法规避的代价（Quiggin， 2010）。
最后，苏联的解体和西方福利国家的经济危机助长了政府不能履践其社会责任观点的滋生。因为缺乏可替代的意识形态，公共事业的私有化被非常高效地推进，对核心民主制度的控制权被转移到强大的跨国金融和其他商业服务产业的手中（如保险、信息技术、公共关系等）。国家层面监督的另一个实际的缺陷在于：以对劳动进行算法的控制为核心的监控技术和规范监控的法律涉及不同的时空维度。在现阶段，随着去中心化的数据库和即时性的跨边界数据流的不断发展，对监控机器的监管和管制的法律努力不是滞后的，就是错位的。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跨国公司（而非有限的政府和企业）能更好地利用存在于法律和技术之间的这种时空分离（spatiotemporal disjuncture）。这给国家组织和机构采用信息技术产品和实施其他劳动控制的制度平添了额外的压力，而这些皆普遍存在于综合性的、大型的产业模式之中（Maxwell， 1998）。
欧盟在联盟内对隐私的保护已经达成一致的标准，且至少在最近的法律诉讼中探究了大型互联网平台的寡头垄断（如谷歌、脸书等）将在多大程度上对工作场所和休闲空间使用监控系统。欧盟对于这些企业监控实践的暂时性胜利折射出一丝希望的曙光：国家或者是超国家（如欧盟）仍在保护公共利益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虽然这些作用有时非常有限。
鉴于媒体、信息技术和创意产业中的劳工已经充分认识到这些现代条件的影响，他们不难意识到反乌托邦世界存在的可能性。在这样一个世界中，所有领域的独立媒介工作者逐渐消失；工人阶级被锁定在只为实现企业或经济利益而设计和展开的劳动过程之中；个人的自主权和就业的安全性随着数字技术带来的对个体的控制而消失殆尽，这些技术基于算法而做出机械化的决策，工人无法看到或对此进行改变；外部的力量加速满足这些“看不见的”新兴权贵的诉求；文化产品的生产、消费和分配等各个环节越来越多地体现出强制性的特征；国家并未成为对抗数字资本主义背景下全球劳动过程中组织和制度的有效力量。
然而，个体和集体维度的可替代性正在出现，它们批判创意工作中公共利益的日渐式微，并努力营造出新的空间用以从事独立的、自我组织的文化生产活动。在此，特里伯·斯科尔茨（Trebor Scholz）与他的合作者关于平台合作的论著为组织数字化服务、创新生产，和对包括优步（Uber）、爱彼迎（Airbnb）等在内的所谓共享经济（sharing economy）的抵制提供了一种可替代的模式（Scholz， 2016）。许多工会组织在维护创意和文化产业劳工的利益方面持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尽管这并未在美国和欧洲成为统一的实践。新的数字技术使工会能不断对劳动者赋权，以帮助作家、新闻记者和其他媒介工作者对他们作品的数字发行享有部分的控制权。
一些由“传统”的产业工人组成的工会也已经进入自由经济体系，为大量从事兼职和未能充分就业的工人（如网络临时工）提供一系列的选择，以维持他们健康的生活和保障他们赚取能够满足基本生存需求的收入。以德国金属工业工会（IG Metall）为例，作为代表德国产业工人最主要的工会，由225万蓝领和白领工人组成。2014年，该工会出版了一份针对德国工人阶级长达400页的分析报告，重点考察了外包工人（crowd workers）面临的持续性的挑战，并为报告取了一个非常生动的标题——《外包工作：回到未来？》（Crowd Work：Back to the Future?）。德国金属工业工会为履践其包容性的承诺，通过与汽车制造商宝马企业中的工人委员会（worker councils）进行协商的方式与外包工人签订劳动合同、强调健康议题，以及为雇主和雇员量身定制教育项目，告知他们外包工作的风险，这些风险包括薄弱的隐私保护、长期的兼职（代理）工作和经常性失业的可能性（IG Mettal， 2014）。上述努力都具有相当的前瞻性，且不认可新自由主义的观点和立场，后者往往主张由产业工人组成的工会在当前的政治经济环境中不能发挥任何实质性的作用。
非政府组织也启发消费者意识到电子产业中工人面临的诸多困难。例如，硅谷毒物联盟（Silicon Valley Toxics Coalition）和好电子组织 （GoodElectronics）在塑造电子产品制造和零售领域内可持续发展的价值观方面颇有建树。这些组织的目标是帮助企业和消费者图绘未来；在未来，创意数字商品的消费依赖于彰显人性的劳动过程的全球商品链。这类组织的活动家和倡导者团队的数量将保持持续的增长。
因此，乐观主义者认为后新自由主义时代（post-neoliberal era）是可以被期许和设计的。政治经济学家需要对媒介产业的工作进行更多的比较研究，但他们同样也需要运用新的发明和数字工具来提高工人的自主权与创造力，夯实可持续的美好生活所必须的基础（Rushkoff， 2016）。当我们对由集体、社区和数字劳工本身所掌控的数字文化展开想象的时候，何种劳动力的制度安排又会孕育而生呢？
（姚建华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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