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陆宗达先生是20世纪下半叶中国传统语言学研究中造诣深湛、久负盛名的一代宗师，是在50年代奋臂倡始《说文》学与训诂学，并在这一传统学术领域振衰起弊的巍巍乎大纛与巨擘。王宁先生是陆先生的忠诚助手与奋发有为的继任者，是在中国传统语言学研究中颇具功力与学术，在《说文》学与训诂学领域继往开来、励志创新的新一代名家。王先生自觉地追随陆先生的纯正学术，谨严而卓有成效地发展陆先生的《说文》形音义之学特别是意义之学。她不但创造性地、全面地研究《说文》的形义系统、同源关系、词义演变，建构《说文》学与训诂学一系列科学的术语与理论，而且创建以《说文》学为中心、篆隶研究为主要内容、着重进行基础理论建设并与现代科学接轨的专业网络，使得由陆、王先生创业的北京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字学学科点，在陆先生辞世后，学术根基益形巩固，研究局面廓然大启，在海内外造出重要影响，在该学科居于领先地位。

在学术史上留下深刻印记的学派与人物，都有广远的学术渊源可以推寻。譬诸“其万折也必东”的河水江水，由于它本源既深且远，乃可以不舍昼夜，沛然放乎四海。

陆宗达、王宁先生直接的师承是章太炎、黄侃先生。陆先生经常告诫学生：“要先接受师承，再广泛吸收。”王宁先生说：“陆先生是一位重视师承、严守师说的学者，他对自己的老师章太炎、黄季刚两位先生的每一部书都读得很熟，讲得很透彻，他是顺着章黄的思路去研究清代乾嘉的小学的。”（《纪念我的老师陆宗达先生》）陆先生从1926年起追随黄侃学习经学与小学，从多遍点读《说文段注》着手，做《说文》形、音、义的综合系联，研读五经与诸子史传，在经学、文学特别是文字、音韵、训诂学的研究上达到醇正、高深的境界。王宁先生1961年为陆先生指导的第一届文字训诂学研究生，学习、运用陆先生传授的章黄研究训诂、《说文》、古韵的方法，通读、钻研上古经典文献与注疏，通读《说文》，做大小徐本的对照，做《说文》与《文始》的对照，深刻理解《说文》全书形音义的联系，受到严格的传统学术研究的训练，同时在精读、泛览、好学深思之中渐次具备深湛的理论素养和新锐的创造精神。从1979年起直到1988年陆先生逝世，王宁先生作为陆先生正式的学术助手，帮助陆先生整理书稿，与陆先生合作著书，与陆先生一起指导硕士生、博士生，师生殷勤传学，转侧相师，促成了八十年代北师大传统语言文字学重镇的强固与发展。

陆、王学术师承的脉络，是从章、黄上溯至戴、段。太炎受业于俞樾，太炎在《检论·清儒》中谈到以戴震为首的皖派时指出：“世多以段（玉裁）、王（念孙）、俞（樾）、孙（诒让）为经儒，卒最精者乃在小学”，“凡戴学数家，分析条理，皆缜密严慄，上溯古义而断以己之律令。”这是说，俞樾隶属戴学，戴、段诸人的成就，最精者在小学，即语言文字学，核心是《说文》的形、音、义综合研究，同时他们的经学造诣也深，善于以五经做《说文》的依据，通过考察古音来上溯古义。这种以五经做《说文》依据的方法，戴震、段玉裁称为以字考经、以经考字，段氏说：“昔东原师之言，仆之学，不外以字考经，以经考字。余之注《说文解字》也，盖窃取此二语而已。”（《段注》第789页）“以字考经、以经考字”方法的理论依据，戴氏阐释为“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未有能外小学文字者也。由文字以通乎语言，由语言以通乎古圣贤之心志”^注106。戴氏的阐释，源于许慎《说文·叙》：“盖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故曰：本立而道生。”可见陆王先生的学术渊源，由章黄至戴段，可进而上推至汉代许慎。《说文·叙》这段话，太炎表述为“盖小学者，国故之本，王教之端，上以推校先典，下以宜民便俗”（《国故论衡·小学略说》）。把许慎、戴氏、太炎的解说贯串起来，其主旨是说：文字是经的基础（本），文字记录的语言，即六经古义，所表述的是“道”，也就是古圣贤之心志，其实是指从中国上古先民、圣哲经历的史实中升华而出的，熔铸了中华民族禀性的观念体系与创造精神。

孔子删订、整理六经，按照章太炎的说法，是把六经作为“常用的教科书”来“培养人才”，以培育和传递“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民族思想、民族感情、民族精神”^注107，即“经之至者道也”。这种培养具备民族的思想、感情、精神的人才之学问，在上古称为“修己治人”之学，又叫作“束己”“克己”“观世”“济世”，这就是太炎概括的，当时“治经恒以诵法、讨论为剂，诵法者，以其义束身，讨论者，以其义观世”（《章太炎全集》（三）第473页）。故孔门四科，第一是“德行”，然后才是言语、政事、文学（见《论语·先进》），太炎痛感于民国之后“人格堕落，心术苟偷”，“腐败反甚于前”^注108，要求及门弟子知耻、重厚、耿介、必信，给儿辈的遗嘱是“凡人总以立身为贵，学问尚是其次”。黄侃勉励学生陆宗达“当以‘刻苦为人，殷勤传学’八字交相策励”，陆王先生憎恶“无耻的钻营、善于诈伪、空言不实”的恶习，要求学生先学“为人”，再学“为学”。

孔子精研与传播六经，孟子所做的评价是：“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万章下》）“圣之时者”是指能清醒地认识并奋力实现在所处时代应做成之事。这是孔子开辟的中华学术文化和修己治人的一个根本传统。用太炎的话表述，就是“应当明了（自己）是什么时代的人；现在的中国，是处在什么时期；自己对国家，应负有什么责任”（《论今日切要立学》）。孔子干七十余君而不见用，“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论语·子罕》）。章黄处于“华夏雕瘁，国闻沦失，西来殊学，荡灭旧贯”（黄侃《国故论衡赞》）之世，作《文始》《说文同文》以名语源，次《小学问答》以见本字，述《新方言》《蕲春语》以一萌俗，其实质是由文字形义学上升为语言学，用语言文字来沟通历史，以本民族的传统方法保存民族文化，增强民族自信心，激励爱国的热忱。陆先生在西化、苏化的风潮造成20世纪50—60年代传统训诂学断裂的时期，率先以《谈谈训诂学》《训诂浅谈》呼唤训诂学的复苏，70年代末80年代初出版《说文解字通论》《训诂简论》则正式宣告了训诂学的复生。1981年陆王先生发表《训诂学的复生发展与训诂方法的科学化》和《谈训诂学的理论建设》等论文，论说“训诂学在当代的理论价值与实用价值”，训诂学“奠定了汉民族语言词义学的基础”，提出“像词义这种带有鲜明民族特点的语言因素，单靠引进国外的理论研究成果，是总结不出切合汉语实际的规律的，路子还要从本民族的传统科学中去找”这一具有战略方向意义的课题。陆先生去世后，王宁先生作为中国传统语言学的领军人物，独力承担起传承发展章、黄、陆学术的重任，坚定地向着加强理论建设、促使方法科学化的道路前进，因为她对中国古代文化和中国传统语言学怀着罕有的笃信与忠诚，她说：“第一，中国古代文化里潜藏着的惊人的智慧和悟性对现代人仍具有启迪作用，并仍有巨大的吸引力；第二，从解读中国古代文献起步，有数千年积累、成就极为昭著的中国传统语言学的博大精深是无法否认的。”（《训诂学原理·自序》）同时，她也明确地认识：“21世纪初是个西化占上风的时代，人们了解中国传统学问的机会本来就少，固有的偏见还相当地深，很多前人的精辟见解一直不被接受，改变一种看法实在是难上加难。”（《〈经典释文〉音切类目研究·序》）这些都更加催发了她奋然前行的时速与激情，陆先生逝世以后，在中国传统语言学研究领域，王先生发表出版的与中国传统语言文字学有关的论著，论其数量、质量、成就、影响，堪称并世无二人，王先生作为清醒地、坚韧地发展中国传统语言学的智者、觉者、行者、勇者，在当代的中国，也是十分难得的。她没有个人的功利，只是矢志不渝地去实现恢弘传统学术的目标，这与太炎“但以怀抱学术，教思无穷，其志不尽”的志行（《与龚未生书》）何等神似与相通。

总之，陆、王学术的渊源，是由章、黄上承戴、段“以字考经、以经考字”之学，进而取法许慎的《说文》学，直至发端于代表中国文化、学术源头的“圣之时者”孔子的“修己治人”的先秦经学，其源醇正而悠远，博厚而高明，虽多历曲折，犹能以正派汇集学术百川，荡荡乎朝宗于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