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揭示谜底

3.1  谜题一：普通话拟声词阴平一统天下的格局是古已有之，还是历史演变的结果？

谜题一最简单，也最容易回答，第二部分所论就是它的谜底，可表述如下：

当代普通话拟声词阴平一统天下的声调分布格局是历时演变造成的，而非古已有之。

3.2  谜题二：如果普通话拟声词的这种声调分布格局是历时演变的结果，那么其历时过程如何？

要回答谜题二，可将第二部分对拟声词声调分布格局的讨论所得结论总结如下表。

上表所列清楚显示，拟声词声调分布格局从西周至今的3000年来的历史演变过程中经历了如下四个阶段的历时变化。

西周至唐为第一阶段：拟声词分布于古四声（平上去入）而平声占据半壁江山。虽然平声拟声词比例由66%一度下降到46.9%，但仍足以与仄声的53.1%平分秋色。这种平仄均衡的声调分布格局几乎与汉语古四声系统相始终。^注13

元代为第二阶段：拟声词开始分布于今四声（阴阳上去），而平声居于微弱多数。其中阴平又是阳平的两倍多，明显居于优势，奠定了普通话拟声词阴平一统天下的基础。

清中期为第三阶段：平声拟声词百分比攀升至91%。其中阴平高达86%，阳平仅有5%。可以说，阴平调已经在拟声词里占据绝对优势。

当代普通话为第四阶段：平声拟声词再度攀升到97.7%。其中阴平高达92.6%，拟声词几乎成为阴平的天下。^注14

至此，谜题二的谜底可以表述如下：

拟声词声调分布格局经过四个阶段的变化：西周至唐拟声词始终分布于古四声，而平声占据半壁江山；元代拟声词始分布于今四声，多半分布于平声，而以阴平最多；清中期拟声词进一步集中于阴平；直至当代普通话拟声词才几乎成为阴平一统天下。

3.3  谜题三：拟声词声调分布格局及其历史演变背后的制约机制是什么？

这个问题较复杂，可切分为如下两半：前半：为何西周至唐拟声词一直分布于古四声并以平声为主？后半：为何元代以来拟声词逐渐统一于阴平了？前半主要涉及汉语系统内部的自我调整，后半还涉及外部因素。下面依次尝试回答。

3.3.1  谜题三的前半：为何西周至唐拟声词一直分布于古四声并以平声为主？

“任何方言的语气词都统一于自己的方音系统（少数例外），这样有多少种方言，都有多少个语气词系统。”（袁家骅，2001）不仅语气词如此，拟声词也如此或尤其如此。因为，拟声词是以主观的人为之语音尽力逼近客观天籁之声音而形成的原始词类，其语音形式本应与其所表天籁之间具有最高象似性，同时也与所在语音系统保持着最高互动性。“拟声词在音值上尽量接近模拟的事物，这原是语言的内在要求。”［王福堂（待刊）］因此，要想揭开古汉语拟声词何以长期分布于古四声并以平声为主的谜题，只能到古汉语声调系统及其演变历程里寻找谜底。对此，学界说法很多，但舒志武（2002）的观点对揭开谜题三的前半的谜底可能最具启发意义。舒文提出：原始汉语“只有一个自然的平调，但从韵尾上分析，又有阴、阳、入的不同。阴阳两类字声调的发展是平→上→去，入声类字声调的发展也应该是平→上→去”。这个声调分化过程是漫长的，至汉魏才确立了平上去入古四声系统。该系统形成之前，汉语词都是平声，而后才逐渐分为四声。在这个古四声系统里，平声无疑占有优势。据此可以假设：汉语拟声词最早都是平声（包括舒声韵和促声韵），而后分化出上声拟声词，再分化出去声拟声词。如依学界惯例将促声韵权且记作入声调的话，汉语拟声词声调演变史可表示如下：

上述分化模式不仅有助于合理解释汉语声调发展演变史，也可以解释《诗经》里平声拟声词多于《全唐诗》的原因。因为《诗经》里的古平声拟声词逐渐分化到后起的上声和去声那里去了，所以，前述西周至春秋时代（包括此后的战国至汉魏）拟声词分布于古四声的格局只是一个美丽的误解，因为在这个历史阶段里，汉语声调正在经历由统一的古平声而逐渐分化为古四声的漫长历程。所以准确的说法应该是：拟声词从魏晋才开始分布于古四声，北方话拟声词分布于古四声的格局最多保持到平分阴阳时代。^注15

至此，谜题三前半的谜底可表述如下：

西周至唐代拟声词声调分布格局不是一直稳态地分布于古四声，而是分为两个阶段：西周至东汉统一于古平声，至魏晋才随着古四声的形成而分布于四声的。

3.3.2  谜题三后半：为何元代以来拟声词逐渐统一于阴平了？

元代以来拟声词逐渐统一于阴平的原因，既有语言内部的前提条件，也有语言内部的原因，还有语言外部的原因。让我们逐一剖析。

3.3.2.1  两个前提

前提之一：多音节拟声词使得声调的别义功能逐渐丧失。

随着上古汉语形态的衰亡，汉魏时期的语音系统已大为简化，虽然产生了四声系统，却不足以补偿由形态消失带来的语音区别手段的减少。这决定了词汇只能朝多音节方向发展以增加别义形式。其次，东汉以降，佛教词汇系统着意吸收汉语已有双音节词，并创造出许多多音节词汇，其频率远远超过同时期中土文献的词汇系统，甚至大大超过口语的词汇系统。^注16其中就包括拟声词的多音节化。前述各历史阶段拟声词的音节数量与结构类型及百分比可对比如下表。

上表显示，西周至今，汉语拟声词的音节数量与结构类型的历史演变具有如下主要特点：

（一） 单音节拟声词百分比经历过一个马鞍型历程，但始终不曾超越总数的22%。

（二） 多音节拟声词的百分比经历过“高而略降”历程，且各类走势也不均衡，但总量一路保持在78%以上。

（三） 音节数量由少到多：西周只有单双音节两种，唐代发展到四种，而后一直保持至今。

（四） 结构类型同样由少到多：西周只有A式、AA式两种，当代普通话发展到17种。

总之，音节数量与结构类型逐渐多样，音节逐渐增加与线性逐渐加长，大大丰富了拟声词的语音形式，直接结果是导致拟声词声调里的音高形式区别声音差异的功能变得越来越不重要直至失去作用。

前提之二：轻声属性与拟声词格格不入。

值此声调的音高形式区别声音差异的功能变得越来越不重要而逐渐失去作用之际，拟声词的声调似乎只有两条出路：一是失去原有平上去入四声的声调而变成轻声，二是削上去入三声的抑扬高低而变为平声。拟声词选择了后者，究其原因在于轻声与拟声词格格不入。

一方面，轻声虽然在宋末元初就出现了，但因其轻而含混，难以清晰发出，扩展一直很受局限。纯轻声词一直朝着数量高度封闭、语法化程度最高或很高的语气词、叹词、结构助词、体态助词、常用方位词、趋向词、个体量词、介词、连词等虚词扩展；半轻声词朝着实词方向发展。

另一方面，拟声词音节数量多样，结构类型丰富繁杂，数量不具有高度封闭，语法化程度最低，天生与纯轻声词无缘，也很难进入半轻声词的大门，至今也只有四音节的第二个音节才读轻声。所以拟声词只有先朝着平声后朝着阴平演变了。

至此，以上两个前提使得拟声词声调只能逐步走向阴平一统天下的格局。

3.3.2.2  两个内因

内因之一：平调的无标记性。

古四声各按声母清浊调值略有区别——清高而浊低，实际调值有八个，但清浊调之间无音位区别，仅是声母的条件变体，所以调干大体一致。成书于唐元和年间（806年至820年）的《元和韵谱》的描写是：“平声者哀而安，上声者厉而举，去声者清而远，入声者直而促。”明释真空《玉钥匙歌诀》的描写更为通俗形象：“平声平道莫低昂，上声高呼猛烈强，去声分明哀远道，入声短促急收藏。”顾炎武《音论卷中·古人四声一贯》将各自时长推测为：“平音最长，上去次之，入则戛然而止。”朱晓农（2013）提出：平声是长调，上去是中长调，入声是短调。综合音高与时长，古平声是中平调，上声急升带假声并附喉塞尾，去声是降调。以上分析固然不错，但还需考虑到以下两个因素：

一是拟声词本无专字，往往假借同音或近音字来记录。这些用来记录拟声词的假借字的声调可能早就与其所记录的拟声词一致了，即它们记录拟声词时可能早就是阴平了。

二是古代诗文韵律仅将四声分为平、仄两类，这或许有助于说明在实际运用中当时文人更强调平仄对立（实质上是一种长短关系），而不那么重视四声之别了。至于当代汉语，四声调值主要由音高，其次由时长决定，（罗常培、王均，1981：124、125、127），可表示如下（音长单位是秒）：

阴平=［音高⁵⁵+时长^0.455］

阳平=［音高³⁵+时长^0.436］

上声=［音高^21［4］+时长^0.483］

去声=［音高⁵¹+时长^0.425］

与阴平的高平调相比，其余三声显然是有标记的。特别是与上声相比，高平调阴平的无标记性、稳定性和独立性更强，处于优势；而低平调上声的标记性、变动性和对语境的依赖性更强，处于劣势，（石锋、冉启斌，2011）所以阴平的信息负载量远大于上声。即使在整个声调系统里，相对于阳平的中升调、上声的低曲调和去声的高降调，普通话的阴平也是无标记的。这与拟声词的属性——以主观语音表达客观天籁——吻合无间（详下）。

内因之二：拟声词的准词属性。

拟声词在词类系统里是边缘成员，与其他实词相比，明显存在如下先天不足。

（一） 所指为声音的听觉表象，尚不曾概念化或概念化程度很低，甚至虚实难定或者无所谓虚实。换言之，拟声词具有很高的象似性。直接证据是辞书用截然不同的释义体例对拟声词和声音概念词进行释义。如《现代汉语词典》用“词类+举例”法或“词类+指明对象+举例”法对拟声词释义：

【轰】 象声词：突然～地一声，震得山鸣谷应。

【轰隆】 象声词，形容雷声、爆炸声、机器声等：～一声巨响，房子倒塌下来。

而用“限制内涵+举例”法对声音概念词释义：

【歌声】 唱歌的声音：欢乐的～|～四起。

【风声】 刮风的声音：～鹤唳。

（二） 静态数量不多，动态频率很低。

（三） 词法形态多样，表现出极强的韵律特征（朱德熙，1982；王洪君，1999）和超音系性，这说明它作为词汇的词化程度很低或最低。

（四） 句法上表现出泛分布性，几乎可以充当任何句法成分，这说明它作为一个语法范畴的语法化程度很低或最低，还没有自己的专有句法分布位置。

文炼（1991）提出拟声词的声音是第一信号系统的刺激，不存在约定关系，因此不是语言符号，而是第一信号系统迈向第二信号系统的过渡。耿二岭（1994）对此进行了反驳，认为拟声词也是语言符号。马清华（2013）进一步指出拟声词是“语言向知识表达迈出的第一步”。笔者更倾向马清华（2013）的观点，认为拟声词的所指概念化程度低，数量少，频次低，词形、词法不稳定，词化和语法化程度都远逊于其他词类，是象似性或客观性最高的准词类。

此外，脑侧化和声调感知性质的研究表明：大脑左偏侧化是人类具有语言能力的重要前提，声调语言学习者对声调的加工主要在左脑，是一种言语的、范畴的，至少是准范畴的感知；而非声调语言学习者对声调的加工主要在右脑，是一种非言语的、心理物理性质的感知。双耳分听实验结果显示：曲折调具有左偏侧化，平调没有明显左偏侧化。（帅兰、龚涛，2013）既然平调范畴感知没有左偏侧化，那它就应由右脑感知，而右脑主要是控制第一信号系统的，这与拟声词的准词属性是吻合的。

总之，相对于其他声调，阴平无标记；相对于其他词类，拟声词是概念化、词化和语法化程度都很低，而象似性程度很高的准词。两者的结合是互相适应、水乳交融的天作之合。

3.3.2.3  外因

元代至今拟声词逐渐统一于阴平的外因是北方话受到了无声调的阿尔泰语系诸语言的影响，特别是元代统一和明代迁都北京以来。

阿尔泰语系诸语言的分布，西起土耳其，经中亚五国，直达蒙古国和中国北部，东迄太平洋的广大地区，还包括伊朗、阿富汗及东欧一些国家，从而在西、北、东三个方向与汉语北方话在地域上紧邻、交错或混居。历史上，操阿尔泰语系诸语言的匈奴、党项、乌桓、鲜卑、突厥、契丹、女真、蒙古等诸多民族都曾在这一带生息繁衍，而且至迟从北朝开始，汉族就与操阿尔泰语诸民族开始杂居混住并和战交替，语言接触十分频繁。南北朝至唐代，阿尔泰语诸民族还曾多次大批迁入汉族地区；宋辽金元时期，契丹、女真、蒙古族先后入主中原，更加剧了阿尔泰语对近代汉语的影响和渗透。特别是元入主中原一百多年间，因“混一日久”而使得汉语“四海同音”，同时蒙古语对元代中原汉语的影响尤为深刻。其中，语音（包括声调）虽不一定是首当其冲的前沿，却是不可忽略的一个重要方面。在这种历史大背景下，北方话声调里音高别义的作用渐弱已成大局。（钱曾怡，2000）具体表现至少有以下五方面。

（一） 宏观上北方话声调数量渐趋减少，多在4至0个之间：大部分方言片点有4个声调；184个县/市（约占北方话区的12%）的方言片点只有3个声调；（张世方，2000；邓文靖，2009；焦立为，2003）个别地区还出现两声调方言片点（如甘肃民勤方言、河州方言和兰州红古话）；最为甚者，东干语、东乡语几乎完全丧失声调，几乎已经完成将声调区别转换为轻重音区别，从而有效地区分了汉语其他方言用声调才能区分的词。（桥本万太郎，2008）

（二） 某些语义类别或语法类别的词统一为某个固定声调。仅以普通话（或北京话）为例就有如下几类：

（1） 单音节亲属名词、器官名词、疑问代词大都统一为上声或阳平。

（2） 叠音后缀形容词（如“红扑扑”）的后缀统一为阴平。

（3） 语气词、叹词、结构助词、体态助词、常用方位词和常用趋向词及量词“个”统一为轻声。

（4） 介词、连词统一为语流轻读。

（5） 词缀、准词缀统一为轻声并带动韵母、声母弱化或脱落。

（三） 多音节词往往有一个或两个音节变为固定轻声，其声调仅附于重音节。因为“音高的变化在重音中已经起了非常重要的辨义作用，在分辨轻重音时以音长的变化为主，音高和音长在语言中所起的作用就有了明确的分工”（林焘，1983）。口语名词的末音节弱化为前附卷舌动作并失去声调。

（四） 当代汉语常用单音节词的静态数量仅占11.6%，双音节词约占74.3%，三四音节词约占14.2%。（李如龙，2009）即便没有音高变化的作用，三四音节词几乎绝对不会，双音节词也大都不会出现同音词问题，只有占总数11.6%的单音节词才需要音高发挥辨义功能。

（五） 与中古时期相比，当代普通话并列式双音节词里二字同调的数量增长了近一倍。

正是在如上大背景的裹挟之下，当代普通话拟声词声调分布格局在历史的基础上逐渐演变为阴平的一统天下了。

3.3.2.4  小结

至此，谜题三后半的谜底可表述如下：

首先，多音节拟声词音节数量与结构类型的不断多样化、音节数量不断增加、线性不断加长导致声调别义功能逐渐丧失，而且轻声属性与拟声词格格不入，这使得拟声词只能朝着平声方向发展。其次，阴平的无标记性和拟声词的准词属性的结合是互相适应的。最后，在无声调语言长期持续有力的影响下，北方话词调的音高辨义功能不断弱化。这三种因素的交互作用终于使得普通话拟声词逐步演变为阴平一统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