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基泰野兽风格艺术与洛雷斯坦青铜器艺术1

Г. Н. 古洛奇金(Г. Н. Курочкин)著 孙危译

洛雷斯坦是伊朗西部一处不大的山区,这里在20世纪20年代获得了很高的知名度。其原因是当地发现并盗掘了大量古代墓葬。按R.迪索提供的资料,共有四五百处墓地,每处墓地中有10到200座墓葬。2在这些墓地发现的随葬品绝大多数是青铜器,它们被称之为洛雷斯坦青铜器。洛雷斯坦青铜器中有种类和式样繁多的武器,其中包括短剑、矛头、镞、箭囊、盾牌、头盔、斧、镐、钺、锤。此外还有各种工具,如砺石、锯、镰、叉和勺等。还有马具和装饰品,后者的种类包括垂饰、项链、颈饰、耳环、手镯、带扣、铜镜和发簪等。还有祭祀用品,可能是一种偶像或是旗帜,同时它还配合专门的支脚使用。专业研究人员对这些物品的第一个感觉是惊诧于它们在造型风格上的不同寻常。此外,在洛雷斯坦青铜器中还有一些带有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统治者和神的名字,这也是一个不解之谜。“在东方考古学中,古代伊朗是很多著名的专家学者所关注的一个地区。比利时考古学家Л. 万杰别勒克就是其中的一个。他认为,没有任何一个学术问题像关于洛雷斯坦青铜器的起源和年代问题一样,会引发这么多的争论。”3

第一个关于洛雷斯坦青铜器发现地及概况的报道是专家们从一些对古迹感兴趣的商人那里偶然得知的。这些传播消息的人中,有一个是来自德黑兰的商人,他是一个古董爱好者,名叫拉别诺乌。他得到了当地军事首领的特批,去过洛雷斯坦地区。另外还有一个是美国人在德黑兰开办的大学里的大学生,与拉别诺乌不同的是,这个学生亲自参与了洛雷斯坦青铜器的盗掘活动4。这些信息直到今天仍然具有价值。

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学者们陆续对洛雷斯坦青铜器展开考古学方面的研究。这其中第一个对洛雷斯坦青铜器展开细致调查并进行考古发掘的是国著名考古学家谢勒·奥列勒·斯杰伊。此外还有美国考古学家艾里贺·西米特,他是研究古代东方的大家。最能体现他成果的是他在苏勒贺·杜姆的发掘,这里位于洛雷斯坦南部的库贺伊·杰什特山谷中。在这里的一处小山丘顶部他发现了青铜时代的石棺墓,此外还发现了公元前10—前8世纪的祭祀建筑遗址。对洛雷斯坦青铜器的研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度中断,重新恢复是在20世纪60年代。丹麦考察团(领队是П. 莫勒杰塞等人)于1963—1964年间在中央洛雷斯坦地区发掘了几处遗迹,其中就包括了杰别—古兰遗址,这是个具有多个文化层的新石器时代居址。通过这次发掘,学界弄清了很多关于洛雷斯坦地区生产型经济形成过程中的问题。国考察团在克莱勒·果夫的率领下调查了比什库和(位于洛雷斯坦东北部),并收集了很多地点发现的陶片。此外,他们为了进行长期的发掘还在巴巴德让镇建立了工作站。比利时考察团在Л.万杰别勒克的率领下在布什特库和(位于洛雷斯坦西南部)进行了多年的工作,他们的工作对象主要是墓葬。

20世纪60到70年代所进行的科研工作使我们弄清了洛雷斯坦地区物质文明发展的几个基本阶段。但对于这些通过多次发掘所获得的考古材料来说,其意义并不是相同的。其中Л. 万杰别勒克在洛雷斯坦西南部地区发掘的墓葬中所获得的材料要比克莱勒·果夫在洛雷斯坦东北部地区收集的材料更加富有成效,且种类繁多。但就比什库和来说,我们现在已经能列出该地区考古学文化发展的完整序列,同时还能确定各类陶器的分布范围。而在布什特库和地区,目前只能依靠墓葬中出土的材料来构建该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发展序列,因此尚有许多未能解决的重要问题。

在诸多关于洛雷斯坦青铜器的研究论著中,最重要的当属Л. 万杰别勒克和П. 卡里梅伊勒的著作。5

在发现了洛雷斯坦艺术的发源地后,立刻就有很多学者开始尝试探寻洛雷斯坦地区的古代居民与其他宗教在文化联系上的特点。其中一些研究者注意到了洛雷斯坦青铜器和克里特文化的遗物有相似之处,有的学者将洛雷斯坦发现的马辔头上的各种形象与伊特鲁里亚以及地中海东岸地区发现的马镳进行了对比,还有研究者在高加索地区、阿拉伯南部地区以及中国都找到了与洛雷斯坦青铜器非常类似的青铜制品。总之,洛雷斯坦青铜器吸引了很多从事欧亚草原早期游牧民族研究的学者的注意力。

A. M.塔里格雷在《斯基泰野兽纹风格的起源》一文中提到,就斯基泰风格形成而言,高加索、外高加索以及洛雷斯坦地区均有很多适宜的条件。这些地区既有一般的日用品,又有带有各种野兽装饰纹样的豪华饰物。正如洛雷斯坦青铜器以及外高加索地区发现的一部分腰带、陶器和垂饰所展示出的,这些地区受到了古代东方文明的强烈影响。而南方地区那些高度发达的文明则提供了狮子、格里芬以及五花八门的具有复合特征的艺术形象。因此应该在古代东方文明与草原文明交界的地带寻找斯基泰野兽纹的起源地。6

1954年日本学者角田的《洛雷斯坦文化与斯基泰文明》一文面世。7文中他提出了这样的观点:斯基泰人对洛雷斯坦文化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洛雷斯坦青铜器与斯基泰艺术之间的相似之处很快就引起了学界的注意,通常的解释如下:(1)这两种艺术风格尽管有一定的联系,但却是各自独立产生的,因此它们之间的相似性应该视为偶然的现象;(2)野兽纹风格从洛雷斯坦地区传播到斯基泰地区途中很可能经过了外高加索地区;(3)斯基泰人在向西亚地区迁徙的过程中,根据他们的喜好把一部分洛雷斯坦艺术也带到了西亚地区。

目前还有这样一种观点:斯基泰艺术是在伊朗的阿塞拜疆地区形成的,这里毗邻洛雷斯坦和亚述地区,因此这两个地区在斯基泰艺术形成的过程中给予它很多直接的影响。8

苏联考古学界的Н. Л. 奇列诺娃和В. Г. 鲁科尼认为洛雷斯坦地区在斯基泰艺术形成过程中起了主导作用。Н. Л. 奇列诺娃是这样阐述自己的观点的:黑海沿岸和南西伯利亚地区的野兽纹风格具有很多共性,这说明野兽纹风格的发源地只有一个,即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和伊朗地区。野兽纹风格在这里形成后还派生出了一些共同的特征,随后对近东地区的文化产生了影响并被继承了下去。9В. Г. 鲁科尼在其专著《古代伊朗艺术》中注意到,奇维伊地区出土物上的所有动物形象都属于斯基泰艺术,而斯基泰艺术正是源于洛雷斯坦,那里发现了很多著名的动物形象,例如鹿、蜷曲着腿的山羊、格里芬、兔和豹。10后来В. Г. 鲁科尼又发展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洛雷斯坦地区很早就出现了这些动物形象,后来这些动物形象中各自的特点被综合起来遂形成了斯基泰野兽纹风格。例如蜷曲着腿的鹿、准备跳跃攻击猎物的豹和格里芬。11

М. Н. 巴格列波娃与В. Г. 鲁科尼的观点近似。她认为,斯基泰人在前亚地区居住生活时,接触到了很多当地的文化,这其中就包括洛雷斯坦文明。而洛雷斯坦文明正是近东地区艺术形成过程中一个重要的元素,随后近东地区艺术在新的斯基泰艺术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2

还有一些研究者认为,洛雷斯坦艺术对斯基泰人的影响并不大。Е. Е. 库兹米娜就持这样的观点,她认为,从总体风格上来看,斯基泰艺术与洛雷斯坦艺术相同之处甚少,这是两种完全独立的艺术风格。13另一些专家则认为,斯基泰艺术和洛雷斯坦艺术在肖像构图方面的一系列共性可以看作思想体系或是意识形态方面的类似。14也有研究者以洛雷斯坦青铜器为例,对欧亚草原早期游牧人的文化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在将洛雷斯坦艺术与欧亚草原古代游牧民族艺术中所涉及的具体题材进行对比之前,必须要先对这种对比进行一个系统的梳理。洛雷斯坦青铜艺术属古代东方艺术的一个分支,而古代东方艺术在其两千年的发展历程中先后受到了美索不达米亚、埃兰、米坦尼和伊朗北部等地区文化的影响。而欧亚草原古代游牧民族艺术中的形象、结构、风格等内容同样也经历了数个世纪的发展历程。一些要素被从这些内容中抽取出来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出了历史文化发展的序列,而这也正是某些学者进行研究的基础。

为了能说明在每一个具体的事件中出现的偶然的或是必然的相似性,就必须仔细审视要进行对比的艺术题材的各个组成部分。这其中包括时代、普及程度以及和其他要素的组合等内容。

目前我们要尝试分析斯基泰和洛雷斯坦两种风格之间的相似性,而这些在考古材料中已经有人提及。

鹿目前有这样一种观点,斯基泰—西伯利亚艺术中一些比较普及的形象,例如鹿,是在古代东方的影响下形成的,这其中就包括洛雷斯坦艺术。15

在早期的斯基泰—西伯利亚野兽风格艺术中有两种鹿的形象非常普及,一种是踮着脚站立的鹿,另一种是飞鹿。其中第一种在斯基泰人分布的东部地区更为普及16。这种鹿所表现出的具体特征是:头部后仰,口部经常张开,背部有尖状突起,踮脚站立。而在欧洲地区斯基泰人艺术中,腿部低垂的鹿的形象则很少见,例如格列勒梅斯出土的兵器上就有这种形象。如果说踮脚站立的鹿和腿部低垂的鹿组合在一起算作一个类型的话,那么格列勒梅斯出土的兵器上的鹿的形象(图1:1)就绝对不是这种类型早期阶段的例证17。格列勒梅斯出土的兵器上的这头鹿背部没有凸起,口部没有张开,角的形状好似某种树木,因此这种鹿并不是分布在亚洲地区的斯基泰人的艺术中呈站立姿态的鹿的原型。

图1 斯基泰和洛雷斯坦艺术中呈站立姿态的鹿的形象

1.斧钺(格列勒梅斯);2.墓主为塔加尔文化贵族的大颇尔塔科夫巨冢;

3.乌伊嘎拉克(咸海沿岸);4.阿尔赞墓地(图瓦);5.青铜杯(洛雷斯坦)

在洛雷斯坦艺术中,呈站立或行进姿态的鹿是非常著名的,其时代为公元前2千纪末至公元前1千纪初。背上带鸟的呈站立姿态的鹿以及幼鹿形象还出现在一些青铜戒指的装饰上。18其中洛雷斯坦地区发现的一件青铜杯上有一头呈站立姿态的鹿,它处在一条蛇和一只鸟之间(图1:5)19。而在一些青铜马镳上则有带角的幼鹿形象,它们的角与树的形状很相似。20洛雷斯坦青铜艺术中的鹿的形象与斯基泰艺术的比较只能从一些共同的动物特征来进行。其中前者中那种呈站立姿态的鹿没有早期斯基泰艺术中的任何典型特征。除此以外,洛雷斯坦艺术中鹿的形象通常仅仅是整体构图中的一个元素而已,在这种构图中常常还有鸟、蛇等艺术形象。

飞鹿形象不仅在黑海北岸地区流行甚广,同时在有斯基泰人分布的较为靠东的地区也很普及,直至南西伯利亚地区。飞鹿形象在分布于欧洲的斯基泰人中被认为是神圣的,而且这种形象也不是在当地起源的。就中央亚细亚地区来说,这种形象是在公元前2千纪初出现并逐步发展起来的21,能确定年代的是来自中国的材料,在阿尔赞阶段斯基泰—西伯利亚野兽风格艺术中,很大一部分飞鹿形象发展成为了“鹿石”,这是现实主义风格发展的高级阶段。从现实主义的程度和一些典型特征来看,在奇维伊发现的鹿的形象是中央亚细亚及哈萨克斯坦(奇里克德)地区发现的飞鹿形象和黑海北岸(格列勒梅斯)发现的时代最早的飞鹿形象之间的过渡形态。同时格列勒梅斯发现的飞鹿形象更具自己的特色。如果说兵器和一些钵上所描绘的鹿由各类前亚地区的工匠完成,而这些物品正是斯基泰人所订购的话,那么那些马具上的鹿则更有可能是斯基泰的珠宝匠制造的,因此这些艺术形象与奇里克德发现的艺术形象如此相近也就不是偶然的现象了(图2)。不久前发现的与公元前8世纪末—前7世纪的镞共存的鹿石22使我们可以最终确定斯基泰人从中央亚细亚地区向东欧和前亚地区迁徙的路线,这就是:萨彦岭阿尔泰哈萨克斯坦东部地区(奇里克德)咸海沿岸(乌伊嘎拉克和塔奇斯肯)乌拉尔南部地区 (古马洛瓦)康斯坦丁诺夫斯克及顿河流域伊朗西北部地区(奇维伊)库班河流域(格列勒梅斯)。飞鹿形象在斯基泰世界是如此独特,以致于很难认为这种艺术形象源自古代东方艺术,并经历了后来那么多的形象演变。М. И. 阿勒塔莫诺夫对这种源于前亚地区的古代艺术题材的基本情况进行了如下的解释和说明:这种腿部蜷曲的鹿的形象很早就在东方地区得到了普及,并在那里融入了斯基泰艺术。23后来В. Г. 鲁科尼和Н. Л. 奇列诺娃还对М. И. 阿勒塔莫诺夫的这个观点进行了具体的说明:正如在奇维伊地区所发现的鹿的形象,这种形象是哈勒辛地区(属洛雷斯坦的范围)出土的青铜牌饰上的代表形象。这种牌饰是洛雷斯坦青铜马镳上的附属物,其年代最晚可到公元前8—前7世纪初。24对洛雷斯坦青铜器的相关问题研究得最详细深入的是Н. Л. 奇列诺娃。25她援引了洛雷斯坦青铜器中的三个鹿的形象,按照她的观点,这些形象可以作为斯基泰艺术中的飞鹿形象的原型。其中第一个形象出自洛雷斯坦北部地区的哈勒辛(图3:3),该形象最早是由A. 嘎达勒刊布出来的。26A. 嘎达勒确定这件物品为带扣(В. Г.鲁科尼错误地认为它是一件马镳),并认为它是斯基泰艺术作品或是模仿斯基泰艺术的作品。对于我而言,这件物品更多的是让我想起了塔加尔文化中发现的那件鹿形牌饰。哈勒辛发现的这件的鹿形带扣毫无疑问属于斯基泰艺术作品的范畴。实际上,这个飞鹿形象向前伸展的颈部、蜷曲的腿部和后仰的角都非常富有动感,而鹿的躯干上还有一个“S”形的装饰纹样,在“S”形的两端还有螺旋状的纹饰。此外,鹿角的凸起部分也用这种螺旋状纹饰来体现。这些特征,正如Н. Л. 奇列诺娃所注意到的,并不是分布在欧洲的斯基泰人的艺术特点,而是古代东方艺术的特点,特别是与公元前1千纪的萨彦—阿尔泰艺术有相似的特点。在谷粒中的螺旋形象曾在雅古尼墓地出土的青铜牌饰上发现过,此外,塔加尔文化中也有类似的形象(图3:2)(图版41:14;图版40:18;图版43:5)。27但腹部饰有各种螺旋图案的鹿的形象在斯基泰时代的阿尔泰地区更为普及。例如,图艾克奇1号冢里出土了虎和鹿的形象,在这些动物的腹部绘满了“S”形的图案;而在图艾克奇2号冢中发现的鹿,在肩部和大腿上有螺旋状的图案;此外,还在巴沙达勒2号冢中发现了鹿和其他有蹄目动物的形象。28在乌兰德雷克谷地的塔沙尼特2号墓地发现了用木头雕刻的鹿的形象,在鹿的腹部有“S”形的图案(图3:1)。29这种位于动物腹部的装饰图案出现在萨彦—阿尔泰艺术中的时间已被证实应在公元前7世纪以前,同时还可以使我们联想起阿尔赞地区发现的鹿石上的鹿的形象30,在这个鹿的大腿和肩部有涡纹线条,而整个鹿的身体也呈“S”形(图3:4)。洛雷斯坦青铜牌饰上的鹿与萨彦—阿尔泰地区斯基泰野兽纹中的鹿非常相似,这可以表明,斯基泰早期艺术的主题发端于中央亚细亚地区。随后斯基泰—西伯利亚野兽风格在普及传播过程中,通过洛雷斯坦北部地区时对其产生了影响。证据是洛雷斯坦发现的一对马镳上有驼鹿的形象(这种动物在伊朗地区从未有过)。

图2 早期斯基泰艺术中的飞鹿形象和洛雷斯坦艺术中的虚拟造型

1.格列勒梅斯;2.马具(格列勒梅斯);3.奇里克德;4.奇维伊;5.发现于蒙古国的鹿石;6、7.洛雷斯坦短剑上的飞鹿形象(公元前13—前12世纪)

图3 鹿身上的螺旋纹和“S”形象

1.塔山特2号墓地出土(阿尔泰)雕像的木质基座;2.塔加尔文化季苏里巨冢中出土的青铜牌饰;3.洛雷斯坦发现的青铜牌饰;4.阿尔赞鹿石上的形象

还有两个腿部蜷曲的鹿的形象,Н. Л. 奇列诺娃援引了它们。这两头鹿雕刻在短剑上,从剑上的铭文以及形制来看,这两把短剑的时代为公元前13—前12世纪(图2:6、7)。31我们不明白的是,为何Н. Л. 奇列诺娃把公元前13—前12世纪称之为“前斯基泰时代”。古代东方艺术开始影响斯基泰人的时间大致是在公元前7世纪,至于谢米波拉德巨冢以及稍晚一些的卡班文化中发现的鹿的形象,Н. Л. 奇列诺娃首先将它们与洛雷斯坦青铜器进行了比对,并确定了前者的年代要晚于公元前6—前5世纪。但实际上,洛雷斯坦青铜器上的鹿和斯基泰式的鹿之间是有中间环节的。前者的鹿形象从肖像学的角度来看与公元前2千纪后期的米坦尼艺术中的鹿的形象非常近似,这种鹿的姿态显得比较平静;而斯基泰的鹿形象则显得动感十足。

野猪洛雷斯坦青铜器上的野猪形象有时会被与斯基泰艺术联系在一起。有人认为,二者表现出了共同的艺术概念。32其实洛雷斯坦青铜器上的野猪形象大约在公元前3千纪就已出现了,野猪这种题材在自北非至远东的广大地区内非常普及,而且经常出现在各个时期和民族的遗存中。就早期斯基泰艺术而言,其独具特色的元素是:野猪的面部和腿部都呈低垂状,有的野猪腿部还表现出意外的停顿姿势。就斯基泰时代中央亚细亚地区发现的野猪形象而言,其特点是野猪的肩隆较尖且向后低垂(图瓦和蒙古地区发现的鹿石、哈萨克斯坦东部地区发现的岩画中都有所体现)(图4:7)。在奇里克德发现的野猪形象中也能看到这一细节(图4:8)。而在以弗所(小亚地区)发现的野猪形象通常与斯基泰人自东方迁来有关,例证之一是这里发现的野猪躯干线条,即从肩部到颈部的线条(图4:6)。33如果不了解中央亚细亚和哈萨克斯坦东部地区的这种动物形象,这种线条(野猪的肩隆较尖且向后低垂)的意义就很难明白。从以弗所发现的野猪形象来看,其腿部都是紧贴腹部的,这就使我们联想起了动物休息时的姿态。欧洲斯基泰时期最早的野猪形象是在格列勒梅斯出土的镜子和兵器上发现的,但那上面的野猪并没有尖状肩隆(图4:2、4)。如果说这个细节是作为一个典型特征发展的话,那么其发展路线应该是这样的:萨彦岭—阿尔泰地区(阿尔赞地区发现的鹿石)哈萨克斯坦东部地区(奇里克德)斯基泰人迁徙时代的前亚地区(以弗所和萨勒德)库班河流域(格列勒梅斯)第聂伯河流域等地区。洛雷斯坦发现的马镳上有呈卧倒状的野猪形象(图4:5),其时代为公元前8—前7世纪,这个野猪形象与萨勒德和以弗所发现的野猪形象很相似,后者的时代大体上也为公元前8—前7世纪。因而洛雷斯坦马镳上的野猪形象很可能证实了如下情况:斯基泰人对古代东方艺术的影响主要是在斯基泰人统治前亚地区时期。而最早的野猪形象,即呈短暂停顿姿态或腿部蜷曲的野猪形象自公元前2千纪就已在伊朗东北部和巴克特里亚地区为人所熟知了(图5:1、2)。34


图4 早期斯基泰艺术和洛雷斯坦艺术中的野猪形象

1.萨马尔教学实验农场;2、3.斧钺(格列勒梅斯);4.铜镜(格列勒梅斯);

5.青铜马镳(洛雷斯坦);6.以弗所的阿尔忒弥斯神庙(小亚细亚);

7.鹿石(阿尔赞);8.奇里克德5号冢

图5 有可能是四肢呈下垂状或是呈停顿姿态的早期斯基泰野猪形象的原型

1.大锤(巴克特里亚,公元前2千纪前期);

2.滑石器盖(伊朗东北部,久列尼格遗址丘,公元前2千纪前期)

猫科类动物В. Г. 鲁科尼认为,斯基泰早期艺术的主要题材的起源与洛雷斯坦的青铜器上呈跳跃姿态的豹的形象具有密切关系。按照他的观点,在巴巴德让居址发现的公元前8世纪的青铜饰针上的呈跳跃姿态的豹的形象(图6:8)是奇维伊地区最早的豹的形象。35而笔者则认为,只有在全面占有材料的基础上,分析研究豹形象的发展史,才能更好地弄清这种斯基泰艺术中非常重要的形象的形成过程。自公元前2千纪下半叶开始,呈卧倒状且张牙露齿的猫科类动物形象就已广泛普及于自叙利亚、巴勒斯坦直至中国的广大区域之内。在前亚的西部地区,这类形象最早出现于具有米坦尼风格的宝石雕刻上。36而在伊朗北部地区,这类动物形象则出现在哈散鲁发现的金杯上,其时代约为公元前2千纪和公元前1千纪之交。37在出土金杯的这层文化层中还发现了大量的铁饰针,这些饰针上面有呈卧倒状且龇牙咧嘴的猫科类动物形象。38而在洛雷斯坦发现的青铜器中,与斯基泰艺术中的豹的形象最为相近的当属巴巴德让出土的饰针上的动物形象(图6:8)。此外,洛雷斯坦地区出土的斧子上也有豹的形象,这些斧子的时代为公元前1150—前1000年左右(图6:9)。39从另一个方面来看,这种呈卧倒状且龇牙咧嘴、张牙舞爪的猫科类猛兽形象还出现在中国安阳殷墟的王陵和蒙古地区发现的鹿石上,其中前者的时代为公元前2千纪与公元前1千纪之交(图6:4、7)。40从肖像学研究的角度来看,这种猫科类动物在如此大的范围内广泛普及且形象近似,毫无疑问表明洛雷斯坦地区是受这种动物形象影响的地区之一,而这种动物形象的原型则应该在近东至中国之间的区域内来寻找。其中在中亚南部地区发现的青铜时代遗迹中,出土了被称为姆勒卡波风格的印章,这种印章上面有呈卧倒状且龇牙咧嘴、张牙舞爪的猫科类动物形象(图6:10)。41我们认为,具有这种风格的印章出现在中亚南部地区应与历史上印度—伊朗人群的迁徙密切相关。42


图6 早期斯基泰艺术中猫科类猛兽形象及其可能的原型

1.塔金斯肯;2.斧钺(格列勒梅斯);3.大乌里斯克冢;4.蒙古发现的鹿石;

5、6.奇维伊;7.安阳的公元前2千纪末期墓葬中出土的石罄上的形象;8.巴巴德让发现的公元前1千纪初的青铜饰针(洛雷斯坦);9.洛雷斯坦发现的公元前2千纪末期的斧子;10.马尔吉安那发现的公元前2千纪的滑石印章


猛禽类动物和鹰形的格里芬形象关于斯基泰艺术中这类动物形象题材的起源,В. Г. 鲁科尼认为与洛雷斯坦具有直接的关系。43需要说明的是,就洛雷斯坦艺术而言,猛禽类动物形象的特点并不是很鲜明。洛雷斯坦青铜器中更常见的鸟类形象是带三缕羽毛的鸟头(特别是在一些人物形象的肩部和身体的其他部位),有时还表现成公鸡头。44说到洛雷斯坦青铜器艺术中这种题材的起源,我们认为最准确的应该是如下的观点,它是波拉达提出来的。他认为,鸟头形象在洛雷斯坦青铜器艺术中已为人所熟知,这并不是个偶然的现象。鸟头和鸟喙形象是北方游牧民族艺术中一种非常有特点的形象,这就让人联想起更早时期的格里芬形象。由此可能需要我们重新来认识晚期洛雷斯坦艺术中的公鸡头形象。45由这种联系也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斯基泰艺术中的格里芬形象的起源是否与洛雷斯坦艺术有联系呢?Н. Н. 巴格列波娃在自己的研究成果中提到,她将早期斯基泰艺术中的格里芬形象分为三类:第一类,前亚地区的格里芬形象;第二类,希腊式的格里芬形象;第三类,斯基泰式的格里芬形象。46按照她的观点,斯基泰式的鹰头状格里芬形象是一种独具风格的形象,它的起源时间非常久远。直到现在还能看到一种观点:格里芬的形象是从古希腊世界传播到斯基泰世界的。47但格里芬形象在古希腊首先是一种和平的象征。其与斯基泰式的格里芬形象的区别在于,后者经常被表现成带有攻击性且撕扯猎物的形象;还有一些细节是,希腊式的格里芬形象没有整齐的鬃毛,舌头露在外面且带有两缕螺旋状的卷发。48М. И. 阿勒塔莫诺夫对斯基泰式的格里芬形象源自古希腊的观点产生了怀疑。49与古希腊一样,洛雷斯坦青铜器上的格里芬形象并没有出现在动物搏斗的场面中。同时也没有斯基泰式格里芬身上那种排列紧密的鬃毛,只有三缕羽毛,此外,后脑勺处同样也有卷发(图7:4)。50在前亚地区的西部,格里芬的形象最早出现在公元前2千纪中叶的赫梯和米坦尼的艺术品上。其中在米坦尼的宝石雕刻上出现的格里芬形象属当时的一个创新,而这种创新从来源上看与巴克特里亚地区具有密切联系51。从考古材料来看,这种形象的起源与古典文献中描写的基本一致。从其鹰形的外形来看,其来源应与巴克特里亚地区有联系52。斯基泰式的格里芬形象从肖像学的角度来看,与其最接近的是马勒里克墓地(位于伊朗北部)出土的具有混合特征的一种动物形象(图7:5)。具有这类形象的一些遗物出现在此可能与伊朗早期居民的迁徙有关53。至于洛雷斯坦式的格里芬形象,与其最接近的当属赫梯、米坦尼艺术中的动物形象。


羊形的格里芬形象羊形的格里芬形象是欧洲早期斯基泰艺术中最有特点的一种动物形象。54而在亚洲的斯基泰世界,这种动物形象不是非常有名。即使在黑海北岸的前斯基泰艺术中这种形象的知名度也不是很高。因此有些学者就提出了一种假设:这种动物形象的起源与前亚地区具有密切的关系。例如Б. Б. 毕奥特洛夫斯基就认为,带角的格里芬形象是从前亚地区传播到斯基泰艺术中的。但前亚地区的格里芬形象比较瘦长,有的格里芬耳朵还耷拉着,与斯基泰式的格里芬形象有显著的不同(这是笔者的观点)。后来耳朵演变成了角。55关于古代东方艺术中的一些题材借用了斯基泰艺术的元素的论点有很多人进行了探讨,但在某些情况下,这种观点没有得到认同。这种对斯基泰艺术的曲解抑或是其他题材的争论也由此开始了。Н. Л. 奇列诺娃还写了关于斯基泰世界中的羊形格里芬形象起源的文章,她认为,洛雷斯坦青铜器中的狮首形象和狮口中的上颌骨有时更能让人联想起羊角,有时则会让人想起猛禽类动物的蜡膜。56而М. И. 阿勒塔莫诺夫则注意到,Н. Л. 奇列诺娃在形式上所做的复原工作与实际情况并不相符。因为洛雷斯坦青铜器上的狮子形象与斯基泰艺术中的鸟头形象之间没有任何共同之处。57同时М. И. 阿勒塔莫诺夫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羊形的格里芬形象当属一种复合体。很可能其带有凸棱的头部原先位于一个突出的位置上,而在这里还有具有写实风格的眼睛,这也正是具有模拟风格的环节。鸟的形象则呈简化的态势,只保留了鸟喙和大而圆的眼睛,有时甚至是用两条螺旋来表示。58B. A. 伊里伊斯卡娅也认为,羊形的格里芬形象不能证明这是外来形象变迁后的结果,而更可能是斯基泰时代两种最重要的题材,即由蹄类动物形象和猛禽类动物形象组合在一起的产物。59М. Н. 巴格列波娃推测,这种斯基泰艺术中的动物形象在形成过程中,前亚地区包括乌拉尔图的题材起到了很明显的作用。60


2.8

图8 带有野兽形象的马镳

1.洛雷斯坦发现的具有欧亚草原传统的青铜马镳;2.有羊形格里芬形象的典型斯基泰角质马镳;3.奇维伊发现的角质马镳;4.阿尔赞发现的戴着嚼子的马头形象的马镳头;5.卡尔米尔布鲁尔发现的角质马镳头


在分析了所有欧洲地区发现的具有斯基泰艺术风格的羊形格里芬形象后,我们可以认为,首先,羊形格里芬形象出现在马镳上当属一种偶然现象,而且还经常出现马蹄的形象。其次,羊形格里芬形象上的具有虚构色彩的角常常好似皮带环绕一样(图8:2)。要弄清这种形象的来源就要注意一下奇维伊出土的时代较早的斯基泰马镳,这里发现的羊形格里芬形象带有很尖的耳朵(图8:3),而卡勒米勒—波鲁勒除了出土面部缠绕有皮带的动物形象外,还发现了口部缠绕有皮带的动物形象,这些形象刻画在三孔马镳上(图8:5)。如果继续探究这种形象的发展序列,那就应该看一下马镳上的具有现实风格的戴着嚼子的马头形象,这种形象是在阿尔赞地区出土的(图8:4)。这种三孔青铜马镳多成对出现,这毫无疑问是欧亚草原地带的制造传统,同时具有马头风格且形体较大的青铜马镳在洛雷斯坦青铜器中也有发现,目前藏于国的阿什莫林博物馆中(图8:1)61。洛雷斯坦发现的这些马镳表明,带有马头形象的三孔马镳的变化还有另外一种路线。

图案斯基泰世界里广泛流行着各种图案,其中最常见者与殉马具有密切的联系。这些图案有可能是用来装饰车辕杆的,而这种车则主要用于运送尸体。源于东欧地区的早期斯基泰图案经常用鹿和鸟的形象来进行装饰,而且动物的头都显得较大。及至晚期,图案上开始有了虚拟的动物形象。在斯基泰世界的亚洲部分(哈萨克斯坦、图瓦、南西伯利亚以及鄂尔多斯地区)发现的图案上出现了有蹄类动物的形象。М. Н. 巴格列波娃在探寻斯基泰式图案原型的过程中分析了大量的出自前亚地区的材料62,但她也将很多属于古代东方的物品上的图案归入了斯基泰式图案的范围,例如军旗、权杖和祭祀用品等。这就涉及到了与洛雷斯坦青铜器比较的问题。М. Н. 巴格列波娃认为,斯基泰式图案在形成过程中,来自外高加索—洛雷斯坦文化圈的材料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63。这个观点表达出来很容易,困难之处在于使用物证材料来进行证实。М. Н. 巴格列波娃在论证自己观点过程中没有引用实证材料并不是偶然的,问题在于,洛雷斯坦根本就没有发现这类图案装饰。这里偶尔会发现一些被称为偶像的艺术品,而且多出土于墓葬中。正如Л. 万杰别勒克在发掘中遇到的情况,他们会发现一些专门用来支撑物件的底座64,或者是其他的物品,例如砺石的手柄。

在七河地区、哈萨克斯坦东部地区以及比热河流域出土了马衔和带有山羊头像的管銎,综合各种情况来看,这些物品应该是装饰在车辕杆末端的,К. А. 阿奇舍夫和А. К. 阿奇舍夫还将这些图案与洛雷斯坦出土的砺石手柄上的图案进行了比较65А. 盖达尔和Р. 格勒石曼则认为这些物品是砺石的手柄”,К. А. 阿奇舍夫和А. К. 阿奇舍夫对洛雷斯坦发现的这些物品的功用提出了疑问。疑问很容易提出,但却不了解来源。洛雷斯坦出土的这些装饰有山羊头图案的青铜管銎类物品是砺石的手柄,这种观点已众所周知,而且出现的时间也很早。但目前Л. 万杰别勒克又利用了新发掘所得的材料进行了证实66,这些材料表明砺石的年代很早,为公元前2千纪后半叶。

呈卧倒状的山羊斯基泰的很多艺术题材可以认为其起源于洛雷斯坦青铜器艺术,其中就包括被В. Г. 鲁科尼称之为“呈卧倒状的山羊”的艺术形象。67而我则认为,这个结构简单的艺术题材具有多方面的特点,不能武断地认为其在斯基泰艺术中的出现仅仅与洛雷斯坦青铜器艺术具有密切的联系。呈卧倒状且头部向后翻转的山羊形象是非常罕见的,但这种题材在斯基泰人向前亚地区迁徙的时代里就为人所熟知,并曾在乌里克巨冢等遗迹中出土过。同时,其在希腊早期艺术中非常普及,在西阿罗克出土的圆筒形印章上就能看到。这种印章在洛雷斯坦青铜器中也发现过。68而这种形象也是斯基泰时代生活在米努辛斯克盆地的人们所使用的标志。69头部翻转的山羊形象出现在米坦尼风格的印章中的时间为公元前2千纪中期。这种形象有可能发源于一个共同的中心,而洛雷斯坦地区是这个中心的可能性却很小。

处在各种动物之间的女神C. C. 别索诺娃以斯基泰艺术和洛雷斯坦青铜器艺术中的某些题材具有相似性为例,进而认为二者所体现出的宗教意识形态具有共性。她认为:有相当多的证据可以推测,在斯基泰和高加索艺术中,处在具有对称造型的动物之间的神的形象从肖像学的角度来看,与洛雷斯坦青铜器中的同类形象在起源上具有联系。70C. C. 别索诺娃还举例说明了这个结论,其所使用的例证是洛雷斯坦发现的神像的上半部和外高加索地区发现的权杖。71另外,C. C. 别索诺娃还将处在两头狮子之间的一个神像与洛雷斯坦发现的神像进行了对比,前者是雕刻在一件黄金头饰(也可能是耳环)上的。而与时代分别为公元前1千纪初的托勒斯塔娅墓葬和公元前4世纪的玛斯丘奇巨冢出土的金饰物相比,洛雷斯坦青铜器上的神像与它们的差异在于,从制作方法上看,前两者不属于斯基泰式,而是出自博斯波尔国的珠宝匠之手。72但从肖像学和风格上来看,这些金饰物并不能与洛雷斯坦发现的物品相提并论。

带马头的斧钺在东南欧和高加索地区的基麦里人的遗迹中出土了带有马头装饰的青铜祭祀权杖头73(Н. Л. 奇列诺娃称其为斧钺),这种物品的衍生物也在乌克兰和克里木地区发现过,时代为公元前6世纪。Н. Л. 奇列诺娃将其与洛雷斯坦出土的带马头的斧钺进行对比后注意到,后者所表现出来的是太阳的特征。П. 阿米耶不久前指出,就洛雷斯坦出土的这件物品而言,他首先援引了Н. Л. 奇列诺娃的观点,即这件物品的原型可能是欧洲的斧钺,但它实际上却是发源于巴克特里亚地区。在这件物品的銎部体现出来的不是太阳的特征,而是眼睛(就像萨巴里—杰别出土的那件著名的斧子一样)。而这件物品的年代则应为公元前2千纪上半叶(图9)。74

洛雷斯坦青铜器与西伯利亚—斯基泰(塔加尔文化)艺术Н. Л. 奇列诺娃对塔加尔文化艺术的起源提出了这样的猜想:南西伯利亚地区的早期塔加尔文化中的野兽风格发端于卡拉苏克文化,同时在发展过程中,前者也对洛雷斯坦和格勒古克的艺术产生了诸多影响。但应该指出的是,这种影响并不是直接的,而是通过我们并不熟悉的阿富汗艺术、新疆艺术以及蒙古艺术作为中介来实现的。而且这种影响可能不仅仅是文化方面的,还有大规模人口迁徙的因素。75


图9 带有马头形象且用于宗教仪式的工具

1、3.色雷斯—基麦里式的权杖;2.基斯洛沃瓷克;

4.巴克特里亚(公元前2千纪前期)

在Н. Л. 奇列诺娃的一篇文章中,她将洛雷斯坦青铜艺术与奥格拉赫特(位于南西伯利亚)地区岩画上发现的图案进行了比较。这些岩画上描绘了马、车轮以及站在两只山羊之间的人形图案。其中在人形图案的头部还有角质的头饰,而人和山羊的组合则形成了两个拱形的图案。按照Н. Л. 奇列诺娃的看法,这种形象叫作天蓝色穹隆76(图10:1)。Н. Л. 奇列诺娃对这种题材很感兴趣,认为这是用马作为礼物献给神。同时她认为,洛雷斯坦发现的马镳上也有与此类似的场景,马镳上表现的场景是,一个神灵站在两头动物之间。而这两头动物Н. Л. 奇列诺娃认为表现的应该是山羊77(图10:2)(实际上这些动物的腿脚是畸形的,应该是兔子78)。Н. Л. 奇列诺娃所谈到的奥格拉赫特地区岩画上的形象风格各异,而且制造工艺和时代也是千差万别。可以看出,这里所绘制的马比扁角鹿的体形还要大很多,因而被称之为镂空风格。其他形象制作时则使用了模压工艺。综合各种因素来看,奥格拉赫特地区发现的这些岩画其时代应为青铜时代早期。这主要体现在一些细节上,例如角、流苏、静止的姿态这些都与奥库涅夫文化中所体现出的风格有共通之处。79不久前萨姆斯文化中所反映的神灵形象被公之于众,该文化与奥库涅夫文化非常类似。萨姆斯文化中发现的神灵形象位于图案的中心位置,其侧面有凸起,还有角,因此这个神灵形象被认为起源于奥格拉赫特地区的岩画。80


图10 洛雷斯坦和南西伯利亚地区发现的类似的形象

1.奥格拉赫特岩画上的各个时代的形象(南西伯利亚):

青铜时代早期的形象及塔加尔文化时期的扁角鹿和马的形象;

2.洛雷斯坦发现的青铜马镳(站立在两只兔子之间的怪兽);

3.洛雷斯坦发现的青铜马镳,其表现的马的形象属于典型的伊朗式装饰艺术

如果说奥格拉赫特地区的岩画中的马与洛雷斯坦青铜器中所表现的马具有相似之处(图10:1、3)的话,那么这些相似性还体现在一个方面,即二者所表现的车轮是一样的。如果说奥格拉赫特地区的岩画中的车轮位于马的大腿处,这经常被人解释成太阳的象征81,那么洛雷斯坦青铜器中的马镳上位于马的臀部、像花结一样的车轮也具有同样的含义(也有人将其解读为伊斯塔尔女神的象征),但如果不说得详细一点的话,就会引起怀疑。这种花结是洛雷斯坦和伊朗北部地区常见的一种艺术形式,其时代为公元前2千纪末至公元前1千纪初。其最主要的功能是装饰。

Н. Л. 奇列诺娃还认为塔加尔文化和洛雷斯坦发现的鍑也具有相似性,两者都有站立的马状把手。82此外,Н. Л. 奇列诺娃还提到了洛雷斯坦的一件青铜器,这是一件宗教仪式上使用的青铜壶,其主要功能可能是用来祭酒。它的把手为马形,而流部也有马的造型。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塔加尔文化中发现的,其把手上的马,在各种细节上与真实的马也存在着诸多差别。因此可以这样说,这些所谓的相似性绝大多数都是臆想的。

有一个独特的观点和洛雷斯坦青铜器具有密切的关系,这个观点的实质是,它片面夸大了洛雷斯坦青铜器对欧亚草原地带早期游牧艺术的影响。这个观点其实同时也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而且鉴于与日俱增的、与斯基泰艺术起源有关的新材料,它也有了特别的现实意义。在将考古材料进行比对分析后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洛雷斯坦青铜器对斯基泰艺术的形成并没有直接的影响。从任何一个早期斯基泰艺术的形象中都分离不出洛雷斯坦艺术的元素来。甚至是在洛雷斯坦青铜器中见到的具有斯基泰艺术特点的物品(例如哈勒辛发现的鹿形牌饰以及带有马头的马镳),这类物品并不是发源于当地的,而是具有浓厚的外来因素,总的来看属于古代东方艺术的范畴。由此也证实了北方游牧民族受到的伊朗西部地区的影响。这些研究成果再辅之以一些其他相关材料可以使我们提出关于斯基泰野兽纹起源于前亚地区的观点,但这个观点还不太成熟83。笔者确信,以新的理论模式为基础来看斯基泰艺术的起源,其应该不是外来的,而是独立发展起来的。从这一点来看,艺术乃至艺术风格是民族特点的一种鲜明的外在表现。

1 本文译自“Скифское искусство звериного стиля и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ые бронзы Луристана”Российская археология, 1992, Nɔ 2。——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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