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韦努蒂翻译理论的谱系学研究之可能性

韦努蒂为我们提供了如此丰富的理论著作与文章，涉及如此广阔的领域、如此众多的人物、如此众多的事件。这对于任何一个以他为研究对象的学者来说，都是一件既让人兴奋又让人气馁的事情。让人兴奋的是，他为我们提供了那么多可供研究的课题或问题，总是给我们带来新鲜感甚或惊喜以及惊奇；让人气馁的是，究竟该从哪里入手研究他呢？如何进入他的思想呢？如何在他的追问中觅得他自己问题的轨迹呢？这不仅是问题，也是挑战。

在大多情况下，人们阅读前辈们的著作，是为了寻求和理解那些具有恒久价值的智慧。^注17韦努蒂这一代学人，正处在一个翻译传统秩序全面崩溃的时代。这样一个时代，旧的翻译规范已经失去约束力，旧的翻译伦理遭到全面质疑，但新的规范、新的伦理尚未建立，这恰恰需要他们这一代人去建立。本书不意在大幅转述韦努蒂的学术观点，而是把他放在整个时代思想、学术的脉络下来看，发现其学术研究生成的要害。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找到了法国思想家福柯的谱系学方法。福柯的谱系学方法，为了解韦努蒂的翻译思想及其思想的来龙去脉，提供了绝佳的方法论依据。

福柯思想的发展，存在着知识考古学、权力谱系学与生存美学三个时期。第一个阶段是在1970年以前，知识考古学阶段，福柯的研究成果主要包括《疯癫与文明》《临床医学的诞生》《词与物》与《知识考古学》。这一时期，福柯运用知识考古学的方法对精神病学、疯癫、医院、临床医学乃至整个人文学科进行了全面的话语分析，对知识史、思想史、科学史进行全新理解，对传统思想史连续性与主体性观念、认识理性、科学的客观性和渐进性等观念进行批评，解释科学、知识与思想背后的深层“无意识”结构，并对知识考古学的认识论、方法论进行总结与阐述。^注18

谱系学阶段，从1970年至1976年，福柯在考古学的基础上就对其进行了理论修正、发展与深化。福柯这一阶段的主要著作有《话语的秩序》《尼采、谱系学、历史》《规训与惩罚》与《性经验史》第一卷。福柯将非话语实践与话语实践分析相结合，引入知识——权力分析方法，对精神病学、犯罪学、刑罚理论、监狱、性以及权力理论进行谱系学分析，从本质上改变了以往对权力的否定性看法，而主张对权力生产性功能的微观分析，并对现代知识和权力间的共生关系进行阐释。权力不再是自上而下的征服，而是一种无所不在、人人深陷其中的“场”，个体深处知识——权力“场”中，就被重新塑造和被彻底奴役。^注19

第三阶段是1976年以后至1984年，伦理学谱系学阶段，福柯从性经验着手，对伦理、道德以及自我意识组织方式的演变进行历史考察，福柯将其概括为“以伦理为导向的道德”演变成“以规范为导向的道德”的过程。福柯从古希腊生存美学中吸取有益的思想，提出现代生存美学的观念，并试图以此来解决现代性和现代伦理的困境。^注20

从以上三阶段的演变中不难看出，福柯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问题上，即知识、权力与伦理。

福柯的考古学是看待历史的一种全新的方法，这种方法的目的在于打通知识与实践两大领域，从而更深刻地理解现代社会的秘密。^注21从这点出发，福柯对自然史展开研究，认为自然史需要用旧的概念来建构新的知识，这种方式是以完全不同的方式来运用旧概念的。此外，作为新知识的自然史，也必须创造出16世纪未曾出现过的新概念。^注22福柯认为，“谱系学处理各种凌乱、残缺、几经转写的古旧文稿……超出单一的合目的性去发现事件的独特性，在最料想不到它们发生的地方，去侦伺事件，把握事件的重现，以便发现它们起到不同作用的不同场合……谱系学要求细节知识，要求大量的材料，要求耐心，反对有关起源的研究。”^注23

与福柯一样，韦努蒂研究翻译史，一切当下的翻译问题都是翻译史的问题。福柯认为概念是在概念所出现的文章、书籍和作品中扩散的。同时，概念还会演绎、派生、交错、替代、排斥、相互转化、位移。这种情况下，一些旧概念消失，或生发出新的含义，使新概念出现。概念形成是一个充满错觉、偏见、谬误、想象、隐喻化的过程，恒久的、一致的概念系统并不存在。^注24韦努蒂翻译研究的话语形成也具有同样的特点。

话语是当下西方与中国学术界常用的概念。在话语的概念下，福柯囊括了一般的文化生活的所有形式和范畴。故而，福柯的话语分析试图覆盖整个社会文化及思想领域，其中的原创概念，即知识型，则是福柯话语理论的结构。福柯通过话语概念，让考古学通过历史性和非话语改造指向实践领域，打通知识与实践两大领域，从而解读当代社会实践的深层秘密。继而，福柯用谱系学来修正考古学，其落脚点在社会实践上。如果说福柯对知识、话语、结构这三大问题展开研究的根本动力基于对现代人的历史处境的深切忧虑的话，那么，韦努蒂展开对译者、翻译史、翻译学科的研究的根本动力，则在于用翻译实践解读社会交往的深层秘密以及对翻译状况的历史境遇及当下境遇的深切忧虑。

在谱系学阶段，福柯意识到考古学自身的局限：考古学关注话语、知识，在福柯看来，这显然是不够的。福柯开始研究话语、知识与实践的关系，或者说是从社会实践角度来分析话语、知识。这样，他就更深入地理解了现代社会的运行机制。

福柯是同性恋者，性格怪诞。他从自身的生存体验中时常感受到自身与社会的紧张关系，时常体会到社会对自身的压制，因而努力通过理论研究，找出一条摆脱这种局面的出路。这种出路，就是一种对现代社会个体历史性存在的深切忧虑。^注25

福柯的具体方法是怎么的呢？跟考古学一样，福柯不得不面对历史文献。作为一种历史学方法，福柯的谱系学反对传统的起源分析方法，他认为，“寻求这样的起源，就是试图找到‘已然是的东西’，就是把所有本应发生的枝节、所有计谋和伪装当作外在和偶然的东西，就要着手扯去一切面具，最终揭示出源初的同一性。”^注26因而谱系学是一种非本质主义的方法（non-essentialism）。本质主义认为万事万物的起源，都包含了相同的、同一的本质，这种起源是高贵的，包含着真理。福柯就此进行一一否定 。谱系学坚持在散落处发现偶然、错误和偏差，把起源到出现归结为偶然的、历史性的过程^注27。谱系学抛弃“起源”，因为“起源说”是追究建构历史的基础，坚持对事物追根溯源的认识，把起源学说看作是事物形而上学高贵本质的体现。尼采以“来源”取代“起源”，注重“来源”。福柯继承尼采的思想，提倡这种否定线性历史的历史观，探究认为是以“褶皱”的方式星罗棋布而呈现的，坚持历史的非连续性。因而，作为来源分析的谱系学方法，就可以展现事物的所有标识。

“谱系学家热衷于倾听历史的声音，胜于对形而上学的信仰。他会获得一切事物背后都有的‘完全不同的东西’”。^注28因而，福柯认为谱系学对话语实践的文本阐释，便是权力的角逐。这样，谱系学的阐释，就是历史性的阐释，带有强大的暴力。他本人就说，“谱系学就是解释史：作为不同解释出现的道德、观念、形而上学概念的历史，自由观念和金玉生活的历史。要把它们作为程序舞台上的事件显现出来。”^注29

作为解释的福柯谱系学的方法给我们研究韦努蒂的翻译理论提供了方法论基础。从福柯研究历史的角度，对韦努蒂的翻译理论展开谱系学研究，也具有极大的可行性。第一，韦努蒂最有影响的著作，即1995年出版的《译者的隐身：一部翻译史》，是以崭新的角度对16世纪至20世纪英美翻译史的再审视，其研究方法不同于传统的方法。韦努蒂本人就借鉴了谱系学的非本质主义的方法，对英美翻译史进行溯源。谱系学认为，人的情感、本能和肉体有自身的历史，处在永恒流变的过程中。同样，韦努蒂认为，英美翻译史从16世纪开始，就是压制译者的历史，译者越是在翻译过程中将外语文本翻译为流畅的英语，译者就越隐身于翻译过程中。故此，韦努蒂提出异化翻译，以此来批评与其相对的传统的归化中心主义。他认为这一翻译传统具有强大的暴力，根本反映不出译者的主体地位。这是其一。其二在于韦努蒂从德国重异质的翻译传统、德里达的解构哲学以及文化研究中汲取养分，构筑自己的翻译研究。拨开这一研究中解构、后殖民、文化翻译等各种理论的多样性与复杂性的云翳，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由诸多术语形成的链条：通顺翻译、译者的隐身、症候式阅读、异化翻译、反常式翻译、对抗式翻译、翻译之耻、少数语言的翻译、语言剩余、文化身份的形成、存异伦理、因地制宜伦理、阐释法与走向一种翻译文化。韦努蒂以这一些逐级提升、环环相扣的术语所形成的链条生成了自己卓然独特的翻译研究体系，这正是他的从近处入手，再从远处抽身的这种独特的方式，促进翻译学术界正视并重视翻译理论研究与翻译实践所具有的重大理论价值，由此加速翻译研究由学术的边缘向中心移动的步伐。

从以上的论述可以看出，韦努蒂的这种研究方法及其所产生的结论决然不同于传统的路径，是对传统译论中译者的地位、对翻译史、翻译研究以及翻译现状的“祛魅”。这是韦努蒂的翻译研究对世间的最大贡献所在。

另外，从两篇带有“谱系”的已发表的论文中，韦努蒂在实践上运用了谱系学的“来源法”。第一篇是1991年发表在Traduction,Terminologie,Rédaction上的题为“Genealogies of Translation Theory:Schleiermacher”的文章，第二篇是2010年发表在Boundary上的题为“Genealogies of Translation Theory:Jerome”的文章。前者从大量的史料中探究施莱尔马赫为何提出“翻译有两种方法”的“来源”及影响，这一做法实践了福柯认为的真实的历史是杂乱无章的话语与实际权力之间错综复杂关系发生变化的历史；后者以“工具型”及“阐释型”的理论探讨了哲罗姆译论的原初意义及对后世译论的影响。这两篇文章的方法显然是福柯谱系学的方法，不是“起源”，而是找“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