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纪实与虚构》是一个城市人的自我“交待”和自我追溯，一部作品，回答两个问题：你是谁家的孩子？你怎么长大的？小说很清楚地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我”的成长史，另一部分是“我”寻找自己生命的最初根源。两部分交叉叙述，最后接头，合二而一，有浑然成体的效果。成长和寻根，在这几年的小说创作中都算得上被集中开发的题材，特别是对于八十年代在文坛上崛起的一批青年作家来说，自我经验的世界可能是他们最迷恋也最容易向文学转化的世界，其中成长与启悟的主题一再被各具特色的叙述展开，像苏童的“香椿街少年”系列，像余华的《呼喊与细雨》，像迟子建的《树下》，甚至于王朔的《动物凶猛》，等等；至于寻根以类似文学运动的形式成为文坛一时的中心现象和话题，就不必再说了。王安忆本人身处其中，在这两个向度上的探索都有不凡成就，也不必再说。但是《纪实与虚构》把成长和寻根结合起来，贯穿起来，不是把两种性质的内容简单拼凑，而是把两个分裂的世界弥合成一个世界，这样的本领就不太一般了。

从结构上讲，《纪实与虚构》好像是“谁家的孩子怎么长大”的逻辑展开，由此建立起作品的纵和横的关系，形成作品的基本框架。逻辑的起点是寻找答案的提问，然后就顺理成章，一路写将下来。但是，这并非创作的完整过程，我们或许有可能从逻辑起点往前追问，即：这样的问题是怎样提出来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问题提出来？在密密麻麻的书页间，语词有时会指示、会释放，有时又会掩饰、会遮蔽一个仿佛幽灵般的影子，它的名字叫焦虑。按照一般的说法，焦虑总是喜欢跟性格内倾、习惯冥想、懒于行动的人缠在一起，我们的叙述者似乎恰好正属于这类人。但这种一般的说法几乎不说明任何问题，对于作品的叙述者来说，她敏感到的自我困境才是最突出的：时间上，只有现在，没有过去；空间上，只有自己，没有别人。这样一种生存境况本身并不足以引发焦虑，不在乎的人完全可以反问，没有过去，没有别人，又怎么样？但叙述者却很在乎，她要确立自我的位置，而位置的确立，在她看来，必须依靠一种有机的关系，这种关系既包括时间上的，又包括空间上的，即“她这个人是怎么来到世上，又与她周围事物处于什么样的关系”。

这样看来，无根的焦虑好像是个人的，作品也是从此出发：在上海，她是个外乡人，是随着革命家庭一起进驻城市的，没有复杂的社会关系和历史渊源，没有亲戚串门和上坟祭祖之类的日常活动。也就是说，她丧失了自己的“起源”，而“起源对我们的重要性在于它可使我们至少看见一端的光亮，而不至陷入彻底的茫”。“没有家族神话，我们都成了孤儿，恓恓惶惶，我们生命的一头隐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里，另一头隐在迷雾中。”为缓解焦虑，改变孤儿的身份，她试着开始自己动手建立一个家族神话。王安忆从母亲的姓氏“茹”入手，追根溯源，确立自己是北魏的一个游牧民族柔然的后代，柔然族历尽沧桑世变，归并蒙古族，劫后余生者后来又从漠北草原迁至江南母亲的故乡。王安忆在浙江绍兴寻到“茹家楼”，家族神话最终完成。

另一方面，成长的焦虑好像也是个人的。在小说里，成长可以具体化为叙述者与周围世界的关系。这一叙述至少有两个方面的特征：一、与叙述者建立关系的任何人事都不具有自主性，他们只是因为与“我”发生关联才有意义，这种意义是“我”的，而不是他们自身的，因此他们中几乎每一个人都是“无名”的；二、叙述者成长的社会文化背景对成长本身来说完全是偶然的，不重要的，因此作品根本无心为某个时代留影，无心成为特定社会的反映，外在的现实世界只不过碰巧为成长提供了某种情境，只是因为与成长有关系才有意义，这种意义也是关系性的意义，至于其本身的独立性完全超出了关心的范围。比如说写到“文化大革命”奇遇，“文化大革命”只是为奇遇提供了机会，其他一切俱无关大旨。叙述有意无意对关系性存在本身特质的忽略，正突出了一种“自我中心”的关注热情，换句话说，自我的焦虑几乎压倒了一切，成长过程中当下的迷茫与孤独、对将来的幻想和恐惧，乃至一丝一毫纤细无比的感受，只要对自己意义重大，哪怕在别人看来枯燥乏味、啰里啰嗦，都一一道来，使叙述者无暇他顾。

但是，上述两方面焦虑的个人性又都是可以推倒的，也就是说，其本身并不多么独特，它可以抽象化，能够被普遍感受到。叙述者的成长史未尝不可以看成是一部分城市人的心史；而且，王安忆叙述成长时把与外界的关系归纳分类，比如奇遇、爱情等等，这种类型化的关系不可避免地要消除其中部分的独特性，使之普泛化。从根本上说，类型化的成长焦虑每个人都无法回避，它是成长的必要条件。成长期间出现一些问题，包括自我追问，都该视为应有之义。城市里外乡人的漂泊感自然可能激发对自我根源的寻找，其实，每一个城市人都是外乡人，每一个城市人的根都不在城市，因为城市本身即后来者，是自然地球的外乡。城市人/ 外乡人看来是空间上的分立，本质上可以视作时间上的差别。以历史的眼光来看，社会的每一步发展都使人类远离自己的根源，而现代社会更可能把每一个人的根铲除干净。因此，偶然的个人的寻根行为，实质正反映出社会普遍的无根焦虑。这样，分属时间和空间上的问题弥合了，成长与寻根的分裂消失了，所有的焦虑其实只是一个基本的现代性焦虑，“谁家的孩子怎么长大”其实也只是一个问题，换成一种普遍的表述方式，即：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

写作是既面对焦虑，又逃避焦虑的一种方式，借助于写作，将焦虑释放，把内在的东西外化，把无形的东西符号化、物质化，似乎是，文字具有某种特殊的“魔力”，用它可以把遍布生命每一处的焦虑“写出来”。当王安忆完成了这部作品，那欢欣鼓舞、温柔激动的感受当然是因为“创造”了一个世界，但仔细分辨，那欢乐其实包含了很大一部分焦虑“写出来”之后的轻松。家族神话建造起来了，归“家”的路虽然漫长，但“家”终于找到了；成长史完成了，人生也告一段落。

然而，轻松和欢乐很快就会失去，因为写作的魔力其实是一种幻想，不可能把焦虑“写出来”后内心就不再存在焦虑，释放之后还会有新的焦虑来充满，重新爬遍生命的每一处。这种局面必然降临的原因是，以一种个体行为的写作去解决普遍的现代焦虑是一种妄想，这个问题本身即不可解决，虽然“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是以个人之口去发问的，却是问了一个涉及全体生命境况的基本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