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纪实与虚构》交叉写成长与寻根，客观上即形成两种生存的对照。“纪实与虚构”作为“创造”小说世界的方法，在作品中不可能截然分开，王安忆自己的本意是在纪实的材料基础上进行虚构。但是我总摆不脱一己的感受，即从基本的精神面貌上来确认，在祖先的历史与虚构、自我的历史与纪实之间，可以发现相对应的性质。对于历代祖先的叙述神采飞扬，纵横驰骋，对于自我的叙述则显然窒闷、琐碎、平常、实在。叙述风格的明显不同，正根源于两个世界本身的不同，而虚构一个世界与当下世界相对照，满足一下人生的各种梦想，尤为现代社会的一种文化病。我个人非常欣赏有关祖先世界的那一部分，而王安忆也把这一部分虚构得栩栩如生，令人神往，都可能是这种文化病的征候。王安忆虚构家族神话的时候，有意识地趋向于强盛的血统，选择英雄的形象和业绩作为叙述核心，“我必须要有一位英雄做祖先，我不信我几千年历史中竟没有出过一位英雄。没有英雄我也要创造一位出来，我要他战绩赫赫，众心所向。英雄的光芒穿行于时间的隧道，照亮我们平凡的人世”。这后一句话，正中一个普遍的现代人情结。于是，“那时的星星比现在的星星明亮一千倍，它们光芒四射，炫人眼目，在无云的夜空里，好像白太阳，那时的日头比现在的大而且红，把天染成汪洋血海一片，白云如巨大的帆在血海中航行”。于是，大王旗下，铁马金戈。既有天地精灵之气的凝固与显现，又有生命本能的汹涌澎湃。相比之下，现代人犹犹豫豫，缺乏行动，“与人们的交往总是浅尝辄止，于是只能留几行意义浅薄小题大做的短句”。

不知道话是不是可以这么说，也许没有比做一个作家本身更能代表现代生活的巨大匮乏了，纪实和虚构，抒发和创造，无不是在虚幻、自得的世界里升潜沉浮、欢乐悲哀，王安忆用整整一章的篇幅叙述自己的写作生活，解释自己的作品，其实这是与爱情、奇遇等在同一个层次的生活，写作是一种职业，是一种生存方式，如同古人的跃马挥枪，搏战疆场。

王安忆的家族故事，到了后来，神采渐敛，英气渐弱，而寻根与成长能够合二而一，也正是由于家族的历史变化，从远祖那里，一代代下来，到了我们，就成了现在这副模样。整部作品的结构，到最后也就从两个世界的对照变成了头尾相接。

两个世界的衔接其实是一种不祥的征兆，祖先的世界是无可挽回地消失了，自我成长的世界也正紧跟而去。从创作主体的心理着眼，除去我们刚才讲到的焦虑，还有一种藏匿在全篇每一个字背后的心情，这种心情面对世界的消失无可奈何，有的是绝望，是伤痛，是事后一遍遍的追忆、分析和喃喃自语。但是另外一方面，这个小说世界之所以能够诞生，恰恰是因为现实世界的不断消失。文字的起源本身即有与外在世界不断消失相抗衡的因素，它要把转瞬即逝的东西固定住，保存下来。在文学作品与现实的关系中，文学本身即对曾经发生的现实再度现实化。两相比较，以物质的形式存在的作品确有可能显得比曾经发生然后又消失了的世界更真实，对于王安忆来说，那曾经发生然后又消失了的世界其实是一个假设、一种虚构，更可信的还是小说本身。

但是这样说，完全有可能陷入对文字物质性的过分崇拜。上面曾经提到作家生活的匮乏性质：作家倾向于认为文字现实比真实的现实更重要，但是对于一个以从事写作为存在方式的人来说，这两种现实的界线已经模糊了，写作活动本身是一种真实的现实活动，但结果却是产生一个纸上的现实。在《纪实与虚构》里，王安忆坚持让叙述人进进出出，贯穿始终，以一种后设的形式，不仅展示虚构的世界，而且清清楚楚地表明虚构世界是怎样诞生的，这其实不是一件轻松快乐的事，让活生生的血肉和情感、让自我的生命活动文字化、物质化，其中隐含了一种焦虑式的期待，期待它会长久于世。但是即使如此，它还能保持原初的鲜活性吗？

应该有另外一种清醒的认识：现代人的文字崇拜与较早时代的文字崇拜存在着很大的区别。在久远的时代，人们因为崇拜文字而珍惜文字，现代人却正相反，一切皆可入文，不仅文字的神圣性荡然无存，而且已有泛滥成灾之势。在这样一种文字环境下，真正的写作日益尴尬，要显示出某一部分有些不同、有点珍贵，诚然是件很难的事情。而且，文字的过度使用，使它们的弹性、内涵、表现力减弱到了非常低的程度，且不论对文字的糟蹋，正常的使用已经把文字磨损得非常“旧”了。对于一个作家来说，要向“旧”的文字灌注多少生命的血，赋予多少生命的肉，才能使它们“活”起来，而且“活”下去。《纪实与虚构》读起来有些沉闷，尤其是个人成长史的那部分，也许文字本身该对此负很大的责任，每一个字都张着嘴吞噬作家的血肉、情感、想象，但是它们却并不承诺做同等程度的还报，它们从作家那儿吞噬的和向读者散发的，并不等值，作家不免有些“冤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