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大胆

在论说成功的确定性那章里，我们讨论过大胆在武力的能动体系内占据的位置，还有在与审慎和慎重相对时它起的作用。我们曾试图表明，理论家无权依据教条般的理由限制大胆。190

然而，这奋起凌驾于最要命的危险之上的高贵能力还应被认作是一项原理本身，独立的和积极的原理本身。确实，在什么人类活动领域比在战争中更有施展大胆的天地？

一名军人，无论是少年鼓手还是指挥将领，都不可能拥有比这更高贵的素质；它是给刀剑以锋刃和光泽的真钢。

让我们承认，在战争中，大胆甚至有其自身的特权。它须被授予一定的凌驾在上的权能，高于涉及空间、时间和兵力规模的成功的估算，因为凡在它优越无上之处，它将利用对手的羸弱。这事实不难证明，甚而科学地证明。每逢大胆遭遇怯懦，它就很可能是胜者，因为怯懦本身蕴含丧失均衡。大胆只有在遭遇刻意的谨慎时才会处于不利地位，后者可被认为本身就是大胆的，肯定一样有力和有效；不过这样的情况难得出现。在大多数人那里，谨慎源自怯懦。

就大多数军人来说，培育和增进大胆决不可能损害其他素质，因为普通士兵受职责和服役条件约束必须服从上司，因而由外在的才智引领。在他们身上，大胆犹如一个盘绕的弹簧那般起作用，随时准备放松弹出。

指挥链越是往上，大胆就有必要由深思熟虑去支撑，从而大胆不致蜕化为盲目激情的盲目爆发。指挥变得越来越不那么是一项个人牺牲问题，越来越多地关系到他人安全和共同目的。在大多数军人那里由已经变成他们的第二天性的服役规章来规制的那种素质，在指挥官那里必须由思索来规制。就一位指挥官来说，一项大胆的行动可以证明是个错误。尽管如此，它是个可赞的错误，不要依据看待别的错误的那样的理由去看待它。经常出现不适时的大胆的军队实属有幸；它是繁茂的野草，然而表明土地的肥沃。甚至莽撞蛮干——即全无目的的大胆——也不得被鄙视：从根本上说它出自勇敢，这勇敢在这场合以一种未经思维制约的激情爆发了出来。只有在大胆反叛服从的时候，在它挑战性地漠视一项经明确表述了的命令的时候，它才必须被当作一种危险的冒犯去对待；其时它必须被阻止，不是因为它的内在素质，却是因为一项命令已被违背，而在战争中服从命令头等重要。191

假设才智的大小并无二致，怯懦在战争中将带来的损害千百倍地超过大胆带来的。这一看法的真确对于我们的读者将不说自明。

事实上，理性目的的督导应当使行事大胆变得容易些，从而较少值得赞誉。然而，相反的说法才是正确的。

由于清澈的思维，更由于自制自律，种种不同情感的力量被大为减弱。结果，大胆变得在较高层级上较不普遍。即使一位军官的洞察力和才智的增长跟不上他晋级的速度，种种战争现实也会将它们的状况和关切加诸于他。确实，他越少真正地理解它们，它们对他的影响就将越大。在战争中，这是一句法国谚语——“Tel brille au second qui s'éclipse au premier” ^注108——表述的经验的主要基础。我们从历史所知的近乎每一位平庸甚而踌躇的将领，作为一名低级军官都以锐气和决绝著称。

在出自纯粹必需的大胆行为中间，应当作个区分。必需以各种不同程度来临。如果它来得紧迫，那么一个在追求自身目的的人可能被驱使引发一套风险，为的是规避同样严重的其他风险。在这场合，人们只能赞誉他的决断力，那尽管如此却仍可贵。为显示自己的骑术而跃过一条深沟的年轻人表现了大胆；如果他同样策马跳跃，以便躲避一群凶蛮的土耳其禁卫兵，那么他显示的一切只是果断。必需与行动之间的距离越大，采取行动之前不得不辨识和分析的可能性越多，大胆因素被削减的程度就越小。当弗雷德里克大王在1756年设想战争无法避免、除非他能抢在敌人之前动手他就输掉的时候，发动战争对他来说就成了一个必需；但与此同时，这是个大胆行动，因为极少有身处他那样地位的人会胆敢以这一方式行动。

虽然战略只是将领和其他高级军官的领域，但军队其余部分的大胆是个在规划制订方面与任何其他武德一样重要的因素。依凭一支兵员取自以大胆著称的人民的军队，一支总是在其中培育勇敢精神的军队，就能比依凭一支缺乏这素质的军队成就得更多。由于这个原因，一般的大胆在此得到了谈论，虽然我们的实际论题是司令官的大胆。然而，广泛地叙述了这一武德之后，没有多少话被留下来说了。军事层级越高，行动由心灵、理智和洞察力支配的程度就越大。因而，作为一种性情特质的大胆将倾向于受到制约。这解释了为什么它在较高职级上那么难得，为什么它在那里被见到时更值得赞誉。由优越的理智支配的大胆是一位英雄的标记。这类大胆不在于藐视自然事理，不在于粗蛮地违背或然率；相反，它是个精力蓬勃地支持那更高形态的分析的问题，据此天才做出一个决定：对种种可能性的迅捷的、仅仅部分自觉的掂量。大胆能给理智和洞察力添上翅膀；这翅膀越强壮，就飞翔得越高，视野就越宽广，结果也就越佳；虽然，较大的奖赏自然包含较大的风险。不说踌躇者或懦弱者，一般的人可以在一种想象出来的境况里，在他那远离危险和责任的居室安宁之中，得出正确的答案——亦即只要这有可能而不直面现实。然而，被危险和责任四下包围，他就会失去透视力。即使这由别人提供出来，他也会失去他的决断力，因为在这方面，没有任何别人能帮助他。192

换言之，无法想象一位杰出但怯懦的司令官。没有任何并非天生大胆的人能够扮演这么一个角色，因而我们将这素质认作是伟大军事统帅的头号先决条件。到他升至高级职衔时，在训练和经验业已影响和修改它之后，这素质还留存多少则是另外一个问题。它被保留下来的程度越大，他的天才幅度也就越大。风险的规模增进，但目的的规模也如此。对评论性学者来说，在由某种强制性的长期目的支配的行动与纯野心规定的行动之间没有多大差别——在弗雷德里克之类人物的政策与亚历山大之类人物的政策之间没有多大差别。后者的行为可以迷住想象力，因为它们极端大胆，而前者的行为可以令理智更满意，因为它们受一种内在必需规定。

我们必须提到又一个重要因素。

一支军队可以由于两个原因而浸透了大胆精神：它可以天然地契合部队从中征召来的人民；或者，它可以是一场在大胆的领导人之下打的、得胜了的战争的结果。如果是后面一种情况，那么在一开始会缺乏大胆精神。

当今，实际上除了战争，没有任何手段会在这大胆精神方面教育一国人民；而且，它必须是一场在大胆的领导人之下进行的战争。没有任何别的会抵消柔弱和安逸欲望，那在繁荣愈益增进、贸易持续增长的时期里令人民贬值蜕化。

只有在民族性格与习长用武这两者通过持续的交互作用而彼此强化的情况下，一个人民和民族才能希望在世界上占据一个强有力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