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兵员数量优势

在战术如同在战略上，兵员数量优势是最常见的得胜要素。让我们首先考虑这一般特征，它要求做下述说明。194

战略决定要打的交战的时间、地点和所用兵力，并且经过这三重因素，对它的结果施加非同小可的影响。一旦战术遭遇已发生和结局——无论胜败——已定，战略就将用它来服务于战争的目的。这目的当然通常遥远，仅难得近在眼前。一系列次级目的可以充作达到最终目的的手段；在实践中，这些中间目的——达到更高目的的手段——可以是多种不同类型的。甚至最终目的，整个战争的宗旨，也几乎在每个场合各有不同。随我们进入它们影响的不同细节，我们将变得更好地熟悉这些问题。我们在此并未提议完全一一列举它们，即使这是可能的。因而，眼下我们不会讨论对交战的使用。

战略依以影响交战结果的各个因素亦非足够简单，以致可用单独一句来谈论。在决定交战的时间、地点和要用的兵力时，战略提出多个可能性，其中每个都将对交战的结果有一不同影响。在此，我们将随着研究影响它的各不同因素，又一次变得逐渐熟悉论题。

如果我们由此剥除交战的所有出自其目的和环境的变量，并且无视所涉部队的战斗价值（那是个给定的量），我们就只被留有赤裸的交战概念，一种不定型的战斗，在其中唯一显明的因素是双方的部队数量。

因而，这些数量将决定胜败。当然，从我为达到这点而做的大堆抽象显然看出，在一场给定的交战中，兵员数量优势只是决定胜利的因素之一。优势的兵员数量远非是胜利的仅有成因，甚或不是胜利的颇大部分成因，可以取决于种种环境实际上贡献甚微。

然而，优势的程度各有不同。它可以是二对一，或三或四对一，等等；它显然能够达到压倒性的地步。

在这个意义上，数量优势诚然是交战结局的最重要决定因素，只要它大得足以抵消所有别的助成境况。因而，在决定性关头，尽可能多的部队应被投入交战。195

不管这些部队是否证明足够，我们至少要竭尽全力去做。此乃战略的头号原则。在它在此据以被表述的一般形态上，它就希腊人和波斯人、英国人和马拉塔人^注109、法国人和普鲁士人来说都是对的。然而，为了更具体，让我们审视欧洲的军事状况。

欧洲各国军队在装备、组织和训练方面类似。可存在的差异要见于部队的精神和统帅的能力方面。如果我们看晚近的欧洲史，我们就不会找到另一场马拉松。

在勒申，弗雷德里克大王以大约3万人击败8万奥地利人；在罗斯巴赫，他以2.5万人击败盟国5万人。然而，这些是对一个拥有两倍甚或三倍强势的对手赢得胜利的仅有的例子。纳尔瓦战役中的查理十二不在同一个范畴。当时的俄国人几乎不能被认作欧洲人；不仅如此，我们就那场战役的主要面貌所知太少。波拿巴在德累斯顿指挥12万人对抗22万人——差不多一半。在科林，弗雷德里克大王的3万人无法击败5万奥地利人；与此相似，波拿巴在孤注一掷的莱比锡战役中未能取胜，虽然以他的16万人对抗28万人，他的对手远不到拥有两倍强势。

这些例子可以表明，在现代欧洲，甚至最有才华的将领也会发觉很难击败一个兵力两倍于他的对手。当我们看到最伟大统帅的技能可以被战斗兵力的2∶1比例抵消时，我们无法怀疑在一般场合，不管交战规模是大是小，兵员数量方面的重大优势（它不必大于两倍）将足以保证打赢，无论其他境况多么不利。当然，有可能想象一个山口，那里甚至十倍的优势也会不够，然而在这么一种情势下，我们无法真正地谈起一场交战。

我们因而认为，在我们所处的环境和一切类似的环境里，一个主要因素是在真正至关紧要的点上拥有的兵力。通常，这实际上是最重要的因素。在决定性的点上取得强势取决于军队的兵力，同时取决于这兵力依以被使用的技能。

因此，头号规则应当是：将尽可能最大规模的军队投入战场。这可能听来是老生常谈，但实际上不是。

为了表明军队兵力有多久不被认为意义重大，我们只须指出18世纪大多数军事史——甚至最全面的——也要么不提军队规模，要么只是以一种很随便的方式提到；肯定，它们从不强调它。滕佩尔霍夫^注110以其七年战争史，是规则性地给出兵员数字的第一个作者，虽然它们只是近似数。

甚至马申巴赫^注111对1793至1794年普鲁士的孚日山脉战役做的叙述，连同其常有的评论性考察，也大谈山丘和山谷、道路和小径，却无关于双方兵力数量的片言只语。196

进一步的证据见于萦绕某些作者的下述古怪观念：存在一支军队的某个最佳规模，一个理想的标准；超过它的任何部队都更多的是麻烦而非资产。^注112

最后，有许多案例，在其中并非所有可用兵力都被实际用于一场战役或战争，因为兵员数量优势未被赋予它应有的重要性。

如果真的确信显著的数量优势能够大有斩获,这信念就必定影响备战。由此，目的就会是将尽可能最大规模的兵力投入战场，以图占据上风，或者至少确保敌人不占上风。这就是关于应被用于进行战争的总兵力。

在实践中，兵力规模将由政府决定。这决定标志军事活动的开始——它确实是战略的一个至关紧要的组成部分，而行将在战场上统率军队的将领通常不得不将他的兵力规模当作一个既定因素接受下来。要么在这件事情上没有征询他的意见，要么环境可能已阻止征集一支规模够大的兵力。

因此，必须以这么一种技能去使用可得的兵力：即使缺乏绝对优势，也在决定性的点上获得相对优势。

为实现之，对空间和时间的估算显得是最根本的因素，而这引发了一种信念，即在战略方面，空间和时间实际上涵盖有关使用兵力的一切。确实，某些人走得那么远，以至于认为伟大的将领有一种处理战略和战术的特殊官能。

可是，虽然时空关系确实是其余一切的根底，是——打个譬喻说——战略的日常食粮，但它既非最困难因素，亦非决定性因素。

如果我们不怀偏见地考虑往昔的战争，我们就会发现至少在战略层面，这么一种估算上的错误导致失败的案例一向极少。不仅如此，倘若时空精巧关联这一概念要毫无例外地解释为何一位决绝果断、富有胆魄的将领能依靠快速行军这手段，以单独一支军队击败几支军队（弗雷德里克大王、波拿巴），我们就会不必要地用流俗的行话搞糊涂我们自己。概念若要清晰和有益，事情就须被称之以它们的准确的名称。197

此类胜利的真正原因，在于正确地评估对方的将领（道恩、施瓦岑伯格），愿意冒一度以劣势兵力面对他们的风险，有快速运动的干劲，敢于迅速进攻，具备危险在伟大人物那里引发的愈益敏捷。这须与估算两个如时间和空间这么简单的要素之间的关联有什么关系？

甚至伟大的将领经常将其防御付托给它的兵力跳飞效应——罗斯巴赫和蒙特米雷尔两场战役的胜利靠此给勒申大捷和蒙特罗大捷提供了势头——也难得见诸历史，如果我们希望说得清晰和准确的话。

相对优势，即在决定性的点上优势兵力的精巧集中，远为经常地基于对这决定性的点的正确评估，基于自从一开始就有的、导致兵力适当部署的合适的规划工作，并且基于为了根本而牺牲枝节所需要的决心，也就是使自身兵力的主要部分保持凝聚统一的勇气。这尤其是弗雷德里克大王和波拿巴的特征。

我们相信，凭这番谈论，我们已表明兵员数量优势如何真正至关重大。它必须被认作是根本的，在每个场合都要在尽可能最大程度上实现。

然而，若以为数量优势对胜利来说必不可少，就会严重误解我们的论辩；我们只希望强调其相对重要性。如果我们使用最大的可能兵力，那就符合原理；是否要因为短缺兵力而规避一场战斗，只能按照所有其他情势去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