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战略后备

一支后备兵力有两个分明的目的。一是延长和更新作战，二是抗御未被预料到的威胁。第一个目的预设前后相继地使用武力的价值，因而不属于战略。一支部队被派往一个将会被攻克的地点：这情况显然是第二个范畴的一个例子，因为在那个地点必需的抵抗的大小显然未被预见到。一支仅仅意欲在一场特定的交战中延长战斗、为此目的被保持为后备的部队将可得可用，并且从属于司令官，虽然驻扎在战火所及范围之外。因而，它是一支战术后备,而非战略后备。210

可是，为对付紧急事态而保留一支随时可用的兵力的需要也可以出现在战略上。因而，能够有战略后备之类事情，然而仅在紧急事态是可以设想的时候。在一个战术形势中，我们常常甚至在见到敌人的举措之前对它们一无所知，它们可以被每一片树林和每一褶起伏的山地掩蔽，因而我们必须总是对未经预料的事态发展多少有所准备，以便那些到头来证明虚弱的阵位能得到加强，以便我们总的来说能将自己的部署调整得适应敌人的行动。

这样的情况也发生在战略上，因为战略直接关联到战术形势。在战略上，决策也必定往往依据直接的观察，依据每时每日反复抵达的不确定的情报，最后还依据战斗的实际结果。于是，战略领导的一个根本条件，是应当按照战略不确定性的大小，将若干兵力保持为后备。

在一般的防御战里，特别是在防守某些自然地貌诸如河流、山脉等等时，我们知道总是需要如此。

然而，战略与战术之间的距离愈大，不确定性就愈减；而在邻接政治领域的那个战略领域中，它实际上消失殆尽。

敌人的各个纵队经行军进入战斗只有靠实际观察才能被查明：只是在事前短时间里，他计划在哪个地点靠他做出的少量准备去渡越一条河流才变得明显；然而，在有一枪一炮开火以前，他从哪个方向威胁我国就通常会在报纸上宣布。备战规模越大，实现出敌不意的机会就越小。所涉时间漫长，所涉空间巨大，导致事件接连展开的种种环境那么众所周知，那么难以改变，以致他的决定将要么够早地显而易见，要么能被确定无疑地发现。211

不仅如此，即使应当存在战略后备，在战略的这个领域里它的价值也会减小，如果它的意中使用不那么具体的话。

如前所述，一趟小遭遇战或单独一场交战的结果本身并不重要；所有这些局部行动等待整个会战的结局去决定它们各自的意义。

反过来，整个会战的结局只有相对的重要性，那按照被击败的兵力的规模和综合意义大小不一，多有等差。一个军团的败北可以由一个集团军的得胜去弥补，甚而一个集团军的败北可以由一支更大的军队的成功去抵消，甚或转败为胜，就像1813年在库尔姆的两天战斗里发生的那样。没有谁能怀疑这一点；然而同样明显的是，每项胜利的影响、每场战役的成功的结果，随败北之敌的重要性而取得绝对的意义，并且因此在一场以后的交战中补偿此等损失的可能性也变得更为渺茫。这一点以后将得到更细致的审视；眼下，提请注意这等差的存在就足够了。

让我们添上第三项观察。虽然在一个战术形势中，兵力的前后相继使用总是将胜负之定推迟到作战终了，但在战略上，兵力的同时使用这法则近乎总是将胜负之定——它不必是胜负终定——提前到开始。因此，这三项结论证明下述观点有理：一支战略后备的意中目的越广泛越普遍，它就变得越不那么根本，越不那么有用，用起来也越危险。

战略后备概念在哪个关节点上开始自相矛盾？这不难确定：它在达到了会战的决定性阶段时来临。所有兵力都必须为一决胜负而被使用，任何要直至决出胜负之后才使用后备、使用可得的战斗部队的想法全都荒唐可笑。

于是，虽然战术后备不仅是应对任何未经预料的敌方谋略的一个手段，也是在变得必要时扭转战斗的不可预测的结局的一个手段，但战略必须弃绝这个手段，至少在事关总的决胜的范围内。作为一个通则，在一地的挫败只能由在别处赢取得益去抵消，在几个场合则由从一地转调部队到另一地去抵消。一位战略家那里，决不能发生依靠保留兵力后备去对付此等挫败的情况。

我们已将保持一支不是要对总的一决胜负做出贡献的战略后备称作荒唐可笑的。这一点如此显而易见，以致要不是因为一个事实，我们本不应用两章来谈论它，那就是像确实常有的，在其他概念的掩饰下，这种想法能显得多少更为貌似有理。一个人将战略后备想作是明智审慎的规划工作的极致，另一个人则拒绝整个后备概念，包括战术后备。这类混乱思维的确实际影响到现实。举一个显例，我们当回想起1806年普鲁士将符腾堡的尤金亲王麾下一支2万人的后备兵力驻宿在勃兰登堡，无法及时将他们调至萨勒河，同时另外2.5万人被保留在东普鲁士和南普鲁士，要在以后某个阶段被动员去作为后备兵力行事。212

我们希望，这些例子将使我们免受无事生非庸人自扰的指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