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调控的过度调控及防治对策

发达国家把宏观调控称为稳定化政策，其重要含义是宏观调控是缓冲经济短期波动的公共政策，以使产出和价格尽可能地接近长期水平。而我国对宏观调控的使用，则具有把宏观调控作为促进经济增长工具的明显迹象。诚然，宏观调控对我国长时期的高速经济增长做出了显著贡献。但与此同时，对宏观调控的非合理使用也带来了一些问题和后遗症。本文着重探讨宏观调控的过度调控问题，以及进行矫正的逻辑、思路和对策。

一、 宏观调控过度调控的主要表现

（一） 不该采用却采用了宏观调控

对于不该宏观调控的问题也采用宏观调控政策。一国的经济治理，并不是所有的问题都能采用宏观调控政策进行解决的。这里举一个例子，投资需求疲软的问题。刘伟（2016）指出：为什么我们现在投资需求疲软？不是银行缺乏放贷资产，也不是流通当中货币供应量不够，而是结构性问题；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现在缺少有效的投资机会，尤其是国有大型和特大型企业；现在企业融资问题不大，企业的直接融资在境内外都有上市渠道；企业的间接融资，国有银行对国有大企业和特大型企业总体上是信任的，也是支持的，甚至是追捧的；问题出在这些国有大型和特大型企业创新力不够，自主研发能力不强，所以产业结构升不了级，它们如果在现在这种结构不变、技术不变、产品不变的基础上再扩大投资，就是低水平重复；而低水平重复的结果是加剧产能过剩；在中国目前普遍去产能的时代，加剧产能过剩的投资不可能维持；实体经济缺乏有效的投资机会，经济结构无法升级，这就导致投资需求疲软；投资需求疲软实际是源于创新力不够的产业结构升级空间狭小，是一个结构问题。

我国通常情况下是如何应对投资需求疲软问题呢？我国把投资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一旦投资需求疲软和投资下滑，则采用积极的宏观政策进行刺激，比如扩大信贷供应、降低利率，或者增大政府投资。扩张性的宏观调控一般能够在短期刺激投资需求，但可能带来长期问题。比如当前的产业结构升级动力不足、严重的产能过剩、潜在的通胀压力，就与刺激投资需求的扩张性宏观调控密切相关。而且，上述宏观调控的程度越重，所导致的结构性问题也越发严重。

（二） 用宏观调控代替市场调节

本来通过市场调节能够很好地解决的问题，却运用宏观调控去解决，一般情况下，既解决不了问题，甚至会加剧问题，又使政府付出巨大的政策成本。举个猪肉的例子，当猪肉出现短缺时，有些地方政府对养猪进行补贴，以期望增加猪肉供应。这种调控貌似合理，但会导致更严重的问题。由于政府采取激励措施，农户会大幅度增加养猪，造成下一时期养猪过多，猪肉变得廉价，这会致使再下一时期养猪减少，出现新的短缺；更严重的是，一些公司和人员在猪肉短缺时囤积居奇，抬高物价，谋取当时的暴利，同时会预期到在政府激励下下一时期养猪会过多，这些公司和人员再进一步压价，让农户大幅度亏损（此时这些公司和人员因收购垄断和压价也能实现微薄盈利），以实现再下一时期养猪少的目的，此时再囤积居奇，再次抬高物价，谋取利益。政府的激励调控很大程度上会加剧波动，猪肉短缺时补贴，导致下一期供应过多，过多时取消补贴，加剧下一时期的短缺，这样一来，政府的调控措施相当于帮助舞弊公司和人员来实现短缺和过多的交替出现，进而便于谋利。如果想合理地解决上述问题，政府不应采取增加猪肉供应的激励调控措施，而应是打击囤积居奇行为，同时理顺猪肉供求信息，以平滑各个时期的猪肉供给和需求。

再举一个垄断产品“供给短缺”的例子，所出现的“供给短缺”会诱使政府采取激励措施促进产品供应。这种做法能解决实际问题吗？对于该问题的回答，我先讲市场营销中的“饥饿营销”现象，即供给商有意调低产量，以期造成供不应求的“假象”。比如有100个需求者，就只供应99个产品，大幅度提高价格，由于一定有消费者得不到商品，就被迫接受高价。“饥饿营销”在非垄断的情况下可以作为营销方式使用，但是，在垄断情况下，就会成为谋取非正当利益、损害消费者利益的方式。为此，对于垄断情形下的“饥饿营销”行为，发达国家会进行查处。如果对垄断下“饥饿营销”行为进行宏观调控，无论是调控供给侧还是需求侧，都无法解决问题，反而可能增加舞弊者的利益。如果政府通过补贴或减税等措施刺激供给侧，这进一步增加了供给商的收益，供给商采取“饥饿营销”的动机得以加强。如果政府采取措施压缩需求，首先压缩的是需求强度不高的边际需求，而剩下的是强度较高的需求，供给商则采取进一步减少供给的办法，保持供给适度低于需求，由于剩下的是强度较高的需求，则供给商可以再次大幅度提高价格，实现在减少供给（成本）的情况下总收益上升。对于垄断下“饥饿营销”类型的经济问题，政府无论对供给侧还是需求侧进行调控，都解决不了问题，甚至出现越调越乱。而真正的合理治理措施是打击舞弊行为，实现市场性的供给需求匹配关系。

（三） 宏观调控频繁使用

一遇到经济下滑，往往会很快地就采取相应的宏观调控政策，或者经济中出现问题，就采取政策进行调控，这种情况导致了频繁调控的弊端。为什么会出现频繁调控的弊端呢？根本原因在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没有抓住“病根”。

治理经济类似于治病，重在“病根”，而非“病症”。一旦“病根”治愈了，诸多“病症”问题就消除了。在经济的诸多问题之中，需要确定“病根”并进行针对性救治。如果一个病人病毒感染发烧，时而浑身感觉发冷，时而感觉发热。忽冷忽热是该病人的病症，而病根是病毒感染发烧。如果针对病根，采取措施清毒，病毒清除了，发烧好了，忽冷忽热的现象也就消失了。病人病毒感染发烧的症状比较多，时而发冷时而发热，治理症状的疗法就会出现发热时治疗发热，发冷时治疗发冷，导致治疗方法不断地更换，反复治疗。但由于治疗没有针对根源，不仅难以有效地治愈疾病，还可能进一步恶化病情。有些时期的宏观调控类似于治疗症状的方式，出现了频繁调控的现象。更进一步的情况是，上述方式的频繁调控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甚至恶化或者积累问题，又致使新一轮的频繁调控。

（四） 为促增长做了一些取舍

为了保障较快的增长，放弃了一些东西。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1）降低了对资源节约、环境保护的重视程度。为了扩大投资需求和增大生产规模，有些地方上了高污染、高耗能、环评不合格的项目，为经济增长付出了资源、环境代价。这种做法带来了长期积弊，资源、环境已经成为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最主要“瓶颈”。（2）部分群体的经济福利受到削弱。宽松的货币政策使货币的实际购买力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降，一些缺乏货币保值渠道的群体收入购买力和经济福利受到了削弱；非均衡的投资投机机会使不同群体之间的收入分配发生了较大规模的转移，恶化了收入相对减少群体的经济福利。（3）产品标准和行业标准偏低，致使产品质量不高。与国际标准相比，一些产品标准和行业标准比较低，这使技术水平低的企业能够得以生产，但是相对劣质的产品降低了经济质量和社会效益。（4）GDP挂帅，资源配置效率让位于产量产值。我国的地方政府主导地方经济建设，单一地追求产值和增长，再加上缺乏市场竞争机制和淘汰机制，盲目上马各种投资项目，导致了严重的要素价格扭曲、资源配置效率损失。

（五） 调控重短期轻长期

我国宏观调控有一个明显的不足之处，即重视短期效果，对长期的影响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上面所讲的投资需求疲软问题，也是一个重短期轻长期的例子，过去的一些不合理的投资刺激解决了短期的投资需求疲软问题，但导致长期的投资需求疲软问题更为严重且解决的难度更大。再比如，有关部门早在2006年已提出能源价格的改革意见，但考虑到改革会提高企业的能源成本，进而影响产出和经济增长，这一改革就被搁置下来了。该例子从浅层次说明了短期与长期的关系。

更应该从深层次理解和把握短期和长期的关系。比如，我国重投资轻消费的做法也是重短期轻长期的行为。怎么理解？增加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效果很快就能显现出来，而增加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效果则时滞比较长，而且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强度与投资相比可能会减弱，为此我国的宏观调控偏重于刺激投资，导致投资与消费失衡。但从长期来看，一个国家的消费水平较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较多，则经济机制就会更有活力，持续发展动力就会更强大。这样就明白重投资轻消费是重短期轻长期的做法了。我国为了加强投资，在分配环节上存在着向资本收益、企业和政府倾斜，挤压居民收入的倾向，致使居民消费严重不足。长时期以来，我国的居民消费比例不但没有上升，反而显著地下降。居民消费支出GDP占比“六五”、“七五”时期在50%以上，但到了“八五”、“九五”下降为45%多些。居民消费支出GDP占比2001年还达到45.2%，但2008年已降为35.3%。一般国家的居民消费支出GDP占比约为60%—70%，我国仅为一般国家的一半。这几年我国一直强调扩大内需，问题在于我国扩大的是投资需求，而消费需求却不断地下降。

二、 治理对策

（一） 摆正宏观调控、发展规划、市场调节、社会治理等多方  之间的位置和关系

对于经济治理，不能过多地依赖宏观调控；宏观调控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而且，一些问题会越调越乱。从当前的形势来看，我国应使用好宏观调控、发展规划、市场调节、社会治理等不同性质的政策与措施，它们之间应各司其职、各行其道，可以相互配合，但不可彼此替代。

对于结构问题和技术问题，比如产业结构升级、城乡统筹、区域统筹、技术进步、收入分配等，仅依靠宏观调控是不行的。宏观调控可以作为配合政策，但不能作为主要工具。主要工具应是发展规划（产业规划、城乡规划、区域规划、科技规划）。当然，对发展规划的使用存在较大争议，但是，我国还处于发展进程之中，尤其是还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加速发展的阶段，发展规划是不该排除掉的重要工具。我国的发展规划并不少，但运用好发展规划并不容易，运用好发展规划的关键是要充分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

以产业规划或产业政策为例讨论发展规划这一工具。产业政策对经济的作用一直存在较大争议，在美国追赶英国、日本和韩国经济腾飞中产业政策获得了成功，可是几乎相同的产业政策在拉美国家却遭受巨大失败。一些学者对产业政策也不看好，克鲁格曼（Krugman，1997）等人认为产业政策并不起决定性作用，罗德里克等（Rodrik et al.，2002）指出产业政策会扭曲市场对资源的有效配置，并带来巨大的寻租空间；拉尔（Lall，2001）还怀疑政府是否有能力制订合理的产业政策。从上述分析可知，产业政策并不是不会有良好的治理效果，而是如何运用好的问题。

我国是重视产业政策的，但是，我国产业政策的效果并不理想，我国的产业结构和有竞争力的产业发展都难以令人满意，反而出现了较多的产能过剩产业和低端制造加工产业。这不是产业政策本身的问题，而是我们没有使用好产业政策这一工具。比如我国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的资金支持问题，过去对战略性新兴技术和产业的支持以产量或者经营规模为标准，谁做的大就支持谁，做的越大支持越多。这种做法需要改变，改为重点支持两个方面：技术研发与产品用户。技术研发，尤其是关键核心技术，投资大回报周期长，仅靠企业的力量难以有效地发展，需要国家的科技规划给予支持。到了生产产品的阶段，由于科研成本高、技术还不稳定等因素，消费者往往不会及时地大量购买和使用，此时政府应直接给用户购买补贴，以开发早期市场。支持技术研发与产品用户的政策，还能够有效地规避过去以规模扩张的方式套取政府资金的不良行为。

无论是宏观调控还是发展规划，尊重并充分发挥市场调节是成功的关键，要界定清楚并遵循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不能越位更不能替代。当前所推行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政策工具的角度来看，其应是发展规划和宏观调控的组合运用，运用的好坏取决于是否把握住和把握好市场这一看不见的调节力量。根据刘伟（2016）的分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策直接影响的是企业，而企业作为市场主体的权利在经济和法律制度上得不到充分保障和尊重的话，可能导致政府对市场主体行为的过度的、随意的干预，甚至可能退回到计划经济去；中国引入供给侧改革特别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改革要通过市场来实现而不是行政直接实现，否则的话，很可能导致对市场经济的否定，这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也是历史表明不成功的。

此外，宏观调控与社会治理的关系也需要重视，宏观调控也要考虑到生态环境、生活质量、食品安全、经济福利、道德文化、精神风貌等社会因素。一般情况下，不应为了达到某一调控目标，恶化与干扰社会层面的相关因素。

（二） 设定增长目标要根据或兼顾经济本身的发展规律

对于经济增长目标的设定，是根据国家发展目标还是根据经济本身状况来制订，这是发展中国家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发展中国家如果要解决一些问题，一定的经济增长可能是必要条件。比如有的国家要解决温饱问题，如果经济增长较低，可能就解决不了温饱，这种情况下降低发展质量提高增长速度是较好的相机抉择。再比如，如果经济增长达不到一定的速度，会出现严重的失业，导致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那么这种情况下降低发展质量提高增长速度也可能是最优的选择。对于一定发展阶段的国家，需要兼顾国家发展目标或者发展需要与经济本身状况来制订增长目标。此外应当看到，如果增长目标偏离经济本身状况较多的话，对发展质量所造成的危害会较大，同时实现目标的难度和政策成本也会较大。

对于我国的增长目标，根据国家发展目标进行制订的嫌疑较大，其实我国制订增长目标是充分考虑经济状况的。以“十三五”时期经济年均增长保持在6.5%以上为例加以说明，实现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居民收入翻番的目标，必须要有一定的发展速度，6.5%以上的增长速度能够实现预定的目标。但同时，对未来五年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进行了研判，在“十三五”规划纲要草案编制过程中，国家发改委委托专家对中国经济“十三五”时期潜在增长率做了研究，并参考了国际组织、市场分析人士等多方对潜在增长率的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起草组利用模型分别按年均增速6.5%、7%、7.5%三种方案进行了论证，统筹考虑投资、消费、财政、进出口等各项指标，考察能否满足收入、就业、资源环境支撑、国际环境变化等方面的需要。

从“十三五”时期经济年均增长目标的制订来看，我国既考虑了国家发展目标又研判了经济本身状况。再进一步思考，这一问题仍值得做更为深入的探讨，为“十三五”时期以后的经济增长提供更为全面的决策依据。比如，与以往的经济增长相比，如果提高环境保护标准、提高产品标准和行业标准、提高发展质量、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门槛、提高投资效率门槛，等等，那么，在一组标准和要求较高的指标下，经济增长速度的最优值应该是多少。设定经济增长速度的这一思路，有助于保障有质量的经济增长和可持续的经济发展。

（三） 盯住经济增长的目标目前应转变为盯住就业目标

刘伟（2016）指出，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经济增长保持了非常高的速度，平均年经济增长率超过９%，这创造了当代经济增长的新纪录；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首先开创这一纪录的是日本，从1950年代到1970年代保持了20年的黄金增长期；然后是韩国持续了30年的高速增长期；再打破这个纪录的就是中国，1978—2014年间统计数据显示，中国的平均经济增长率高达9.7%，这使我国的经济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国的GDP总量由改革开放初期的世界第九位上升到了第二位，从占全球GDP总量1.8%上升到了13%左右，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从总量来看，2014年年末，中国GDP总量达到63.7万亿元人民币，按不变价格计算，比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GDP总量提高了近28倍。

上述数据表明，我国比日本、韩国所保持的高速增长时期更长。长时期的高速增长一方面带来了经济财富的大量积累，另一方面也带来了一些问题和后果，比如环境污染、产能过剩、“三高三低”产业结构（高消耗、高污染、高排放；低技术含量、低附加值、低竞争力）。在这种情况下，宏观调控目标再紧盯数量型扩张的增长目标已经失去早期的意义，再考虑到中国人口众多，那么，转为盯住就业目标就具有更强的导向意义。

通常情况下，增长目标和就业目标是一致的。但是，随着经济形势的发展，尤其是随着技术的发展和服务业的发展，增长和就业的相关关系在变弱，盯住增长目标和盯住就业目标的差别开始加大。对于增长和就业的关系，厉以宁（2014）曾指出，过去很多人认为高增长才能带来高就业，低增长则会导致失业；从经济增长的实际情况来看，并不是所有的就业都需要靠经济增长来实现；如果经济增长是靠高新技术发展推动的，就可能带来就业岗位的减少。不同的增长类型或者投资类型对就业的影响具有极大的差异，高新技术投资可能挤出就业，而民间投资、中小企业发展、服务业发展则可能显著地增加就业。在当前的经济背景下，中国的宏观调控考虑从增长目标转向就业目标，无论是从经济还是从社会的角度来讲，都具有较大的积极意义。

（四） 明确和实施以实体经济为盯住目标的宏观调控思路

发生于2008年的金融危机可能会颠覆以往的货币政策思路，或者会颠覆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关系认知。奥利弗·布兰查德等人（2013）指出，宏观经济在本次金融危机中的发展变化引发了人们对一个古老问题的新思考：通胀与产出的关系及其对货币政策的启示。一个有争议的观点是：“只要通胀保持稳定，经济增长就能接近潜在水平。”尽管各国央行并不认为通胀与产出有如此确切的对应关系，但认为大致如此，并由此认为货币政策盯住通胀目标是合理的。上述分析表明，货币政策盯住通胀目标实际上就是盯住了产出，盯住了实体经济。

然而，自从危机发生以来，发达国家通胀与产出的关系与危机前相比出现了较大改变。考虑到实际产出相对于潜在产出在不断下降、失业率快速上升，大部分经济学家认为通胀应出现回落，甚至会产生通缩。但是大部分发达经济体的通胀水平却仍然接近于危机前的水平。对此一种可能的解释是，产出缺口和通胀之间的相关性在趋弱。如果产出与通胀相关性持续保持微弱，货币政策再盯住通胀，就不意味着盯住了产出和实体经济。那么，货币政策的盯住方向就需要转向，转为比现在更明确地以实体经济活动为盯住目标。这是因为，货币政策的最终目的是保障实体经济。

接下来分析一下中国的情况。近年来，中国经济出现了较为严重的虚拟化问题，这牵涉到投向社会的货币是否进入了实体经济，在多大程度上对物质财富的生产、流通与消费发生了作用。近年来，社会融资余额和M2增速不断下行，这表明在经济下行过程中，金融机构并未对实体经济给予较强的支持，企业融资难问题也未得到明显好转。相反，有迹象显示，流动性没有向工业领域渗透，却大规模进入了房地产和金融业，导致这些行业在“资产—支出效应”的作用下呈现出快速增长。房地产和金融业的增加值增速在2010年之后基本保持了与M2增速同步的状态，其持续高涨与流动性过度向这些领域流入密切相关。这里补充说明一点，很多购房者不是以居住为目的，而是投资赢利，为此中国的房地产带有显著的虚拟经济特征。

中国的情况表明，货币行为或者金融行为与实体经济的关系也是脆弱的，甚至有可能是脱离的。那么，就很有必要对货币政策实施以实体经济为盯住目标的政策思路和具体操作。这一思路的着重点在于，运用货币政策时，务必考虑投放货币的流向，是要进入生产领域和消费领域，需要避免大量的流动性流入虚拟经济。

（五） 货币政策回归稳定价格，财政政策回归公共财政

传统理论指出宏观调控有四大目标，即经济增长、价格稳定、充分就业、国际收支平衡。在实践操作中，大多数西方国家的宏观调控会对四大目标进行选择与取舍，但无论是采用“阶梯目标”策略还是“双重目标”策略，均是把价格稳定作为核心目标。这主要是由于西方国家市场机制相对健全，价格水平的稳定能够成为资源有效配置与经济健康运行的良好指示器（Woodford, 2003）。并且，西方国家消费率平均高达70%左右，消费对价格水平十分敏感，因此保证价格稳定就可以大致保障经济的平稳增长。有学者分析，中国的宏观调控就不一定要像西方国家那么重视价格稳定，因为中国的市场机制存在许多不完善之处，价格信号无法全面反映实际经济运行状况。我国过去的经济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放弃了价格稳定，以较宽松的货币供给来促进较高的经济增长。但这种方式也造成了较为严重的负面影响，短期刺激经济增长但长期可能限制经济增长，同时造成了投资机制扭曲、资源错配、收入分配扭曲、产业结构低端化、技术进步动力不足。上述情况表明，价格稳定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也是有重大意义的。放弃价格稳定换来的短期经济增长的效应并不一定大于其带来的负效应，而实际上会显著地小于负效应。这一问题有待于做深入的研究和实例考察。

具体到中国目前的情况，上述问题的讨论并不重要，因为中国已经走过了将近40年的高速增长时期，经济增长的货币因素已经成为过去式。那么在当下，货币政策有充分的理由回归稳定价格的老思路上来。形势和问题不断地发展变化，但基本规律是永恒不变的。如果货币政策回归稳定价格、提供一个稳定的可预期的货币环境和价格体系要比通过货币投放刺激经济增长更有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效益的话，国家和央行就应该对货币政策回归稳定价格的政策思路给予考虑和采纳。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借鉴和参考这种稳健型的政策思路。

对于财政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对我国的经济增长功不可没。到目前为止，我国仍然较多地使用积极的财政政策作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工具。积极财政政策所取得的成就是无需多言的，而其最明显的弊端是对市场行为的限制和排挤。随着经济发展问题的逐步显露，财政政策的调控效果也不断减弱。因此，既有的财政政策思路需要调整，一个重要的思路方向是回归公共财政这一基本功能上来。即是说，使财政尽快地从经济建设型财政向公共财政转型，在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扩大财政支出时，应该将大部分用于医疗卫生、教育、社会保障、环境治理、民生等方面。

另一方面，我国的公共财政需求是非常大的，2015年前三季度财政收入仅增长7.6%，但医疗卫生、教育、社会保障、环境治理几项财政支出增速均达到20%左右。而且，随着人口老龄化的逐步加快以及“十三五”规划中对社会民生与资源环境的高度重视，公共财政方面的支出压力也会进一步加大。因此，政府以后应弱化财政政策的宏观调控职能，将更大部分的财力用于公共财政。这种政策转变，也是淡化经济增长速度、重视发展质量和社会效益的政策思路。

（六） 宏观调控的重要目标宜定为“主稳就业+辅调结构”

该条建议是对前面的分析做一个概括，归纳一下宏观调控所应盯住的主要目标，即“主稳就业+辅调结构”。“主稳就业”的含义是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是稳就业。稳就业与保增长相比，稳就业可以减少以往保增长所带来的多种数量型扩张所导致的弊端。“辅调结构”的含义是宏观调控辅助于调结构，即辅助科技、产业、市场等长期措施来调结构，而不是依靠宏观调控去调结构。也即是说，宏观调控为调结构提供适宜的货币环境和财政环境，或者对调结构的主要举措进行适度配合。

我国的宏观调控通常还存在一个问题，即调控的目标过多，这不仅使调控无所适从，也会对经济发展带来较多的干扰。以当前阶段为例，对调控目标的提法有好多个，比如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促和谐、抓改革、防风险，似乎一切问题通过调控都能解决。宏观调控只是稳定化政策，不可能是万能的。今后的宏观调控目标确定为“主稳就业+辅调结构”，保证了调控目标是明确的也是有限的；对于其他方面的问题，不宜随意地采用宏观调控去解决。

三、 值得深思的结语

一个值得重视和思考的结语也许是：经济如动物，一国经济是否健康发展可以类比为一个人的身体是否健康发展。合理的宏观调控如同短期治疗，是调理短期的身体不适；而真实持久的身体健康则取决于合理的休息、饮食、运动、情志等长期因素。由于短期措施见效较快，长期措施见效缓慢，宏观调控可能被过度重视了，而科技发展、市场维护、法治、教育、素质、诚信等长期因素被重视的程度可能不够。我国当前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重视和发挥经济长期治理政策的重要时机，我国应把握好这一改革的历史机遇，提升和完善整体的经济治理体系。

参考文献

1. 奥利弗·布兰查德、乔瓦尼·德·拉里恰、保罗·毛罗：“对宏观经济政策的再反思”，《新金融》2013年第6期。

2. 刘伟：“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调控”，《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6年第1期。

3. 刘伟: “中国宏观经济论坛十周年庆典”演讲“2009—2016中国宏观经济政策之反思”， 2016年6月18日。

4. 厉以宁:“高增长带来高就业？要辩证看待”，《经济日报》2014年7月17日。

5. Krugman，P., “What Ever Happened to the Asian Miracle”, Fortune, 1997, 136（4）.

6. Lall，S., “Comparing National Competitive Performance: An Economic Analysis of World Economic Forum's Competitiveness Index”, Queen Elizabeth House Working Paper Series, 2001, No. S61.

7. Rodrik，D., A. Subramanian and F. Trebbi, “Institutions Rule: The Primacy of Institutions over Geography and Integration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NBER Working Paper, 2002, No. 9305.

8. Woodford，M.，Interest and Prices: Foundations of a Theory of Monetary Policy，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