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为了休闲而劳动

中央电视台记者总是大街上拦住行人，问人家“你幸福吗”，可是，在被访者看来，幸福与否完全取决于自己的生活、工作状态。一言以蔽之，“吃得好+穿得好+住得好=幸福”。这一“幸福公式”是今天我们的“正确答案”。

可是这个“正确答案”在以前却是“不正确”的。对于这一“幸福公式”，有人说：“一个革命者如果接受了这样的一个公式，那还算什么革命者呢！”67雷锋同志也批驳了这个幸福公式，并给出我们“幸福是什么”的答案。1962年4月4日，雷锋在日记中记道：

有人说：人生在世，吃好、穿好、玩好是最幸福的。

我觉得人生在世，只有勤劳，发奋图强，用自己的双手创造财富，为人类的解放事业——共产主义贡献自己的一切，这才是最幸福的。68

艰苦奋斗，而不是吃喝玩乐，才是正确的幸福观。人们似乎还不能接受一个革命者过上吃得好、穿得好、住得好的生活，对革命者来说，他们只有“劳动和斗争”的义务，而没有“休闲和享受”的权利。

直到20世纪80年代，楼适夷还说：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的确也有人是拼命工作和劳动的，这其中极大部分的人，是因为不拼命就不能活命；而少数则为了要拼命享受才拼命工作，工作只是为了自己的享受，工作是手段，而享受才是目的。这跟我们的观点是截然不同的，我们认为工作就是生命的意义。人的生命总是有限的，而人所做的有益于人们的工作，则将是无限的，它永远存在而不灭。69

楼适夷当年所说的人们对待工作与享受的态度和今天我们的想法几乎完全一样。

改革开放前，为了树立崇尚劳动、警惕享受的社会风气，我们一方面进行强有力的宣传教育，另一方面采取种种措施确保人们精神和身体不松懈。改革开放后，人们越来越耐不住清苦，越来越敌不住安逸享受的生活的诱惑，关于劳动与休闲的观念开始动摇，劳动与休闲的地位也开始易位。“工作是手段，而享受才是目的”，“为了享受而工作”逐渐成为时代的共识。

拼命地玩

1984年11月6日，《中国青年报》的头版头发表了《“玩命地干，拼命地玩”》的一个通讯。“玩命地干，拼命地玩”是天津某建筑公司青年突击队队长赵元生提出的口号。你如何干，如何玩，这在今天谁人管你，可是这在当时却是惊世骇俗的。

问题是玩就玩了，还要“拼命”地玩，这是不可以的。赵队长所说的“玩”是指：“凡是新电影，必看；有3天以上休息或假日，必外出旅游；有足球赛，必上场助威；每一次工程完工后，必举行狂欢酒会……总之，力求物质生活高档次，精神生活高格调，生活规律高节奏。”70生活得何等潇洒！今天，赵队长的玩的意识和玩的劲头，对我们来说真是求之不得，我们但愿人人都是赵队长，唯恐你只挣不花，票房、景区收入、饭店的希望正寄托在赵队长们的身上呢。可是，搁在20世纪80年代初，我们刚从崇尚奋斗、远离享受的时代中走出来，这样的生活和主张就显得有些刺眼。

“能挣会花”，而不是“只挣不花”，越来越成为20世纪80年代青年的共识。“这年头碰上好时候了，只要肯下力，汗亦总不会白流，一般月收入200多元，有时还能超过300元，这就要来点投资，精神上享受享受！彩电、冰箱是另一码子事儿，当工人的更需要精神上的愉快和放松！这几天我承包了个活，紧赶慢赶交了活，还能不来消遣消遣，放松放松！”71这里的“消遣”就是今天所说的“消费”，人们进行“消费性休闲”的目的不再是为了更好地工作，相反，工作成了休闲的保障，享受成为休闲的目的。

人们对休闲娱乐的需求很是旺盛，“消费性休闲”在20世纪80年代已经屡见不鲜了。以往看不到的，不允许存在的一些休闲娱乐场所，如茶馆、咖啡厅、舞厅、夜总会，在全国各地的城市陆续开设。上海最早出现在南京路上的海燕音乐茶座，每晚七点准时开场。南京西路风雷剧场里的仙乐舞厅每次最多可以容纳130人左右。72

可是，玩要有玩的底气，“理直”才能“气壮”，你玩的“道理”何在？“我们吃喝的是自己的劳动报酬”73，有何不可？显然，这要是在20世纪50年代就不能这样说了，那时即便是自己劳动而得，也不能想花就花。那些认为“自己的钱是劳动得来的，不是剥削来的；现在劳动人民翻了身，应该‘讲究’一些”的思想往往会受到批判。即使到了80年代，我们对那些“工资总不到月底就花光了” 的当年的“月光族”也少不了加以批判的，其原因是物质享受“可能把我们引向堕落腐化的道路”74。

可以看出，20世纪80年代初的青年虽然“拼命地玩”，但毕竟还在“玩命地干”。再发展下去，“玩”而不是“干”就上升为人生理想和生活全部（“为玩而干”，或“只玩不干”）。有的青年“有钱了，便下馆子，喝茅台，吃比目鱼；没钱了，又跑鱼档，炒外汇……”在他们看来，“什么都是假的，掏出银子来才是真的”，“生活不是应该怎样，而是就是这样”，“要尽情享受，要活得有滋有味”75。80年代的“享受主义”固然可能没有今天的“享受主义”更为极致和纯粹，但因其置于逐渐淡去的“理想主义”的背景之下，就显得比今天更加让人触目惊心。

这种享受的人生观，在90年代更加普遍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一项全国性调查显示，及时行乐而不是勤奋工作在更年轻一代中认可程度更高。超过半数以上的青年对“人应当及时行乐”予以肯定，而节俭、认真等传统美德被青年排在倒数第一位。“轻松自由”、“劳动条件好”、“福利待遇高”在青年择业中居十分重要地位。76

新中国成立以来几十年中，就人们对待劳动与休闲的态度而论，经历了“为干而玩”，“既玩又干”，“为玩而干”的三个阶段。改革开放后，“玩”逐渐凸显并重构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和日常生活。

“小公有私”的社会

休闲自然是人的天性和权利，但还要得有休闲的氛围和条件。比如，在时时强调劳动、拒绝休闲的时代中，你即便有玩的勇气，恐怕也没有玩的乐趣。

今天我们对“辞职的自由人”见怪不怪。其实即使在20世纪50年代，也有这样嫌公司工作“辛苦”，“不自由”，进而坚决辞职，要过自由的生活的人。武汉一国营企业某青年就是这样的人，辞职后的他很惬意，但是“长久便感觉无味了”，他对朋友说：“……到公园里去玩吧，平时看不到人，冷清清的，就是我们俩（女朋友）。有时，管公园的朝我们多看几眼，好像他们在说：‘人家都在忙，你怎么这么闲散？！’自己也不好意思，只得低着头走。星期天么，人倒多，可是人家都是集体的，一群一群的，唱呀和呀，声音是那样雄壮；我更显孤零零的，好像和他们不是生在一个时代！”77那可是一个人人忙碌（即使白忙瞎忙），没有闲人的时代啊。

有人回忆说：“我记事儿的时候，街面上已经基本看不见闲人了。人人都依附于一个单位，在单位里，有干活儿的也有被管制的，即使不干活，也是开会、批判、学文件、读报纸，虽说忙乎了半天，生产并不怎么见成效，但毕竟没有闲待着。那时也有没单位的，这也不难办，一律归属街道管辖，该开会的开会，该监督改造的监督改造，该上街巡逻的上街巡逻。”78在这种情形下，成天吊儿郎当，玩时废日，不务正业，游手好闲，不别扭吗？既生活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就不能脱离那个时代的大氛围。在一个劳动的时代里，无所事事自然显得不合时宜。

不光不合时宜，而且缺乏条件。我们常将“大公无私”多理解为“全心奉公”之意，在这里也可解释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一切私人领域都被最小化，或者说一切私人领域的存在很大程度上是置于“公”的前提之下。可以说，情感、快乐、身体、欲望、精神、思想都受到制约的时代里，休闲是很难发生的。

可是到了80年代，人们开始感受到“公”对“私”的侵入和控制造成的压抑和不适。在私人生活被全面控制的时代里，我们有一种普遍“压抑感”（思想的、生活的、身体的）。比如，在舞场的25岁的某工业局的团委干部就对采访者说：“你千万别把我来舞场的事透露出来！”“舞会是很高雅的娱乐场所和社交场所。我打心里想来，可总不敢，心里怕呀！怕让熟人看见，特别怕让机关里的同事碰见。一旦碰上可就说不清了。人们会说你轻浮，思想作风有问题。领导就会对你有看法。我是陪女朋友来的，她喜欢跳舞。” 79舞会固然可以说是一个健身消闲的场所，但同时也可以说是一个陌生男女自由交往的合法场所。欣赏、诱惑、幻想、欲望、暧昧、骚动，甚至出轨都或显或隐地氤氲其中，而这又为整个社会有形无形地“监视着”，这也是这个年轻的团干部紧张兮兮之原因所在。

人们开始觉醒、骚动，并努力从“公”的“大手”中夺回属于自己生活的私领域的自主权。“每个人除了服从公德及公正法律之外，不服从也不接受任何其他个人及社会力量的压抑。”“人有权利根据自己的意志与意愿，决定自己的情感生活、思想活动、行为方式。”80这样理直气壮的要求，正意味着人们要重新夺回被侵夺的私领域。

这时，我们再也不用担心“讲究穿着是资产阶级思想”诸如此类的问题，因为“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里，政治上有民主，在穿着和生活方式上也应该有自由，允许多样化”81。“我们也不赞成在青年的衣着、发式等个人生活问题上过多地评头论足和指摘干涉。”82私人的爱好情感、娱乐权利渐渐得以恢复和实现。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全面控制民众的一切日常生活已经越来越不可能。改革开放后，无论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曾经被“充公”的私人领域开始渐渐“发还”给个人。

一个“大公无私”的社会渐渐转向“小公有私”的社会，但今天，我们恐怕正从“小公有私”的社会走向另一个极端，即“大私无公”的社会。就是人们只对与自己私人生活相关的吃喝住行等话题感兴趣，无微不至，不厌其烦，舍此之外，他们对政治议题、公共利益、国家命运、生态危机等公共话题兴趣不大。物极必反，“大公无私”固然值得反思，可是“大私无公”恐怕也值得我们反思。

修正

私人领域的回归自主是休闲得以发生的一个条件。官方也在重新审视，并开始修正过去的一些做法和想法。

1976年，我们甚至为了苏联的青少年把“高官厚禄、享乐生活作为自己的最高理想”而感到痛心。《莫斯科共青团员》报调查中学生的“理想”，结果是：“32%的人说他们的第一个理想是要上大学，21%的人想要每月300卢布以上的高工资，21%的人希望有一间私人书斋，另外有的要攀有权势的好亲戚，有的要私人小汽车和别墅，有的要立体声收音机和流行音乐唱片，有的要一条进口的牛仔裤……”我们将苏联青年这种追求物质享受的风气归结于“受了苏修长期腐蚀毒害的结果”83。

的确，追求享受的生活自然与青年趋乐避苦的本能有关，但也与执政党、政府的指导思想的修正有关。我们不得不思考这些问题，清苦的生活是否是我们奋斗的最终目标？我们艰苦奋斗难道不是为了过上“好日子”吗？

1949年，于光远先生在《中国青年》第11、12、13期上给我们开讲“劳动创造世界”这个共产主义学说中的“根本的道理”。可是，今天，于光远先生给我们开讲“人生在于享受”的道理。他说：“我们搞社会主义为的是什么？说到底还不是为了社会成员生活过得愉快。我们提倡艰苦奋斗，但苦不是目的。苦还是为了乐。现实的、可以使人快乐的事，我们应该给予高度重视，没有理由忽视。”84我们通过“艰苦奋斗”来谋求“幸福生活”，但“艰苦奋斗”绝不是“幸福生活”，相反，吃饱喝好，衣食无忧，唱歌跳舞，游戏玩乐，才是“好日子”。

幸福的生活不是在将来，而是在当下。不在精神，而在身体，不在苦斗，而在享受。有了这样的生活观的转变，也便有了相应的政治观的转变。

198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称，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文化建设要在共产主义思想指导之下发展，但是“文化建设也应当包括健康、愉快、生动活泼、丰富多彩的群众性娱乐活动，使人民在紧张劳动后的休息中，得到有高尚趣味的精神上的享受”。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陈国栋在传达十二大精神时这样解说：

原来报告中的一段，耀邦同志作了报告以后，他给我讲，在念到这一段的时候，感觉到会给人们一种印象，好像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就是只有严肃紧张，没有生动活泼。所以他提出，在原来报告中“提高人民群众思想觉悟和道德水平的重要条件”一句后面，加上我们也要提倡“健康、愉快、生动活泼、丰富多彩的群众性娱乐生活，使人民在紧张劳动后的休息中，得到有高尚趣味的精神上的享受”这个内容。……加上这个内容，就可以使群众不致误认为我们都是苦行主义者，一天到晚就是艰苦奋斗，紧张地工作和劳动，其他就都不考虑了。85

对过去“一天到晚就是艰苦奋斗，紧张地工作和劳动”做出相应的修正，显示出对休闲娱乐的承认和鼓励。

从政策层面上讲，营业性舞会也被允许开办。1987年《文化部、公安部、国家工商局关于改进舞会管理问题的通知》中称：“各机关、团体和企事业单位，可根据需要有组织地为职工、青年办好集体舞会、交际舞会。有条件的文化艺术单位和其他文化场所，对内开放的宾馆、饭店及展览馆等，可举办向群众售票的营业性舞会。个别确有条件的文化个体户，也可试办营业性舞会，但要从严掌握。”要知道，在以往，我们虽不反对跳舞，但也不主张跳舞。人们进一次舞场比今天的人们“观艳舞”、“找小姐”还来得紧张。

休闲也光荣

无论是个人的争取，还是官方的修正，改革开放后，“休闲无罪”渐渐成为人们共识。20世纪90年代以来，休闲不光无罪，而且光荣，而且有功。

改革开放后，经过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中国部分地区已经从一个物资短缺社会进入一个物资丰裕的社会，刺激消费成为保持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和最大的难题。休闲所蕴含的巨大的消费能力对于生产过剩、消费疲乏的中国经济来说可谓功莫大焉。特别是作为消费性休闲的重要产业旅游业，由于其“资源消耗低，带动系数大，就业机会多，综合效益好”，已经成为国家经济的“战略性支柱产业”。于是将休闲消费化，并大力发展消费性休闲成为我们的当务之急。

由此，人们对休闲认识也发生了新的变化，对休闲的重视和推崇也上了一个新台阶。有人称：“休闲本身也是一种生产力，它可以而且应该成为每个人生活的一部分。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在强调‘劳动光荣’的同时，我们也应该理直气壮地讲‘休闲也光荣’、‘休闲创造财富’。”86其实休闲并不创造财富，恰恰是劳动在创造财富，休闲一方面通过消费来重新转移和分配财富，另一方面通过消费来促使劳动继续创造财富。

休闲意识的唤醒

既然消费性休闲如此重要，那么唤起人们的休闲意识，鼓励人们走出家门，积极花钱就成为顺理成章的事了。可是要知道，在改革开放之前，我们对休闲、享受、玩、娱乐还是抱有一种怎样的警惕之心呢？

要老百姓积极进行消费性休闲，首先要唤醒他们以前并没感到如此强烈的休闲意识，只有他们被告知这是每个人必需的生活方式，他们旅游休闲的意愿和旅游休闲的动机才会日渐萌动。

为此，2011年国家正式确定将每年的5月19日设为“中国旅游日”，是日是明代旅行家、地理学家徐霞客所著的《徐霞客游记》的开篇日。论理说，“旅游日”并不是假期，最多部分景点在当日优惠或免费，那么设立旅游日意义何在呢？

节日设立的意义很大程度上在于意识的唤起和强化，“中国旅游日”的设定正是如此。旅游日其实就是“旅游的宣传日”，其目的是“带动国民的旅游意识”。旅游日虽不像假期那样能对民众带来多大实惠，也不能刺激更多的消费，但每年的旅游日当日，媒体都会集中向你发问：“你旅游了吗？”每个人都会思考：“我是不是该到什么地方玩几天？”正如有人所说：“旅游日的设立是作为产业的仪式概念存在，就像一个国家每天要升国旗一样。”87旅游日正是起到一个“提示”作用，这才是设立旅游日的最大功能和真正目的。

光设立一个“旅游日”只是激发旅游意识的方式之一，宣传是全方位的、高密度的。2011年山东省率先颁布实施《山东省国民休闲发展纲要》，此《纲要》成为中国首个以“纲要”的形式颁布实施的全民休闲促进性文件88，其发展旅游休闲的政策措施第一条即是“培育国民休闲意识”。该省培育休闲意识的举措很多，比如“加大公益性宣传力度，在公交站点、机场、车站、码头等公共场所设立国民休闲公益广告。创新广播、电视、网络、报纸等种类媒体宣传推介方式，切实增加宣传效果，激发全民参与休闲的兴趣和热情。把国民休闲教育纳入国民素质教育内容。各级群众组织和社会团体要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引导群众积极参与休闲产业发展”。

加大宣传的范围和力度似无可厚非，可是要“把国民休闲教育纳入国民素质教育内容”又不知是如何“纳入”法，难道不进行消费性休闲的人都不具备基本的“国民素质”了吗？在倡导者的眼里，倡导的是一种“发展休闲产业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现代国民休闲观”，显然这一“现代国民休闲观”多是从消费的角度考虑的。如果大家在家里莳花弄草，在小区里吹风散步，这算不算休闲呢？如果大家在公园里打拳垂钓，在公共图书馆里读书看报，这算不算休闲呢？看来，要提高的是公民的“休闲意识”很大程度上指的是公民的“消费意识”。

可是，公民进行消费性休闲的理由何在？

一方面，经济发展到一定的程度，人们就有走出家门休闲的规律。这是“全球休闲发展的一般规律”。

当一个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达到3000—5000美元时，就会进入休闲旅游消费爆发性增长阶段。而我国在“十一五”期末（201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了4000美元，显然，按照休闲发展的这一“规律”而论，中国已经进入全民休闲的时代。对经济较为发达的城市来说，人均GDP的增长更是可喜。在2008年，上海人均GDP首次突破1万美元大关，达10529美元，报上所称“一年至少去外地玩一次，三年至少去境外旅游一次”已成为不少上海市民的惯例。至少，按照休闲旅游的“规律”而论，中国人应当有能力，有条件去休闲旅游了。

另一方面，休闲“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基本需求”，“是公民的基本权利”，“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等这样的理念为人们所接受。

满足需求、享受权利只是事物的一面，鼓励民众进行“消费性休闲”在很大程度上是关注的重点。既然休闲是如此“基本”，如此“重要”，那政府是否应当在保障民众这些“基本”和“重要”的权利的落实上有所作为？我国的宪法第四十三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者有休息的权利”，而且还规定国家应当实施具体措施保障休息权的落实，宪法规定“国家发展劳动者休息和休养的设施，规定职工的工作时间和休假制度”89。那么，政府是不是“真正”免费开放了公共博物馆、纪念馆、美术馆、文化馆、图书馆、青少年宫、群艺馆、科技馆、文化活动中心、公园、体育场馆、科普教育基地、公共健身场所、绿地、休闲街区、植物园、动物园？政府有没有确保这些场馆设施不被占用、不被出租、不被出卖？政府能不能在增加场馆设施的利用率和吸引力上多动脑筋，而不是尸位素餐？

关注点如果只是在“大力发展休闲产业”上，那么在被消费性休闲塞满的头脑里，社会已经几乎没有不能休闲的东西，比如：滨海休闲、森林休闲、温地休闲、工业休闲、农业休闲、渔业休闲、科普休闲、文化休闲、影视休闲、网络休闲、动漫休闲、运动休闲、乡村休闲、养生休闲、修学休闲……而非消费性的休闲则被挤压得越来越少。

再回头看“旅游日”的设定，以《徐霞客游记》的开游日作为旅游日，本无可厚非，可是同为旅游，徐当年的旅游和我们今天的旅游却大相径庭。徐霞客当年之所以壮游中国，他的目的并不在于通过旅游为交通、饭庄、酒店、景区、导游、旅行社做贡献，很大程度上只是出于“好奇耽僻”90，即对未知的好奇、对自然人文的探索，并由此带来生命的充实。古人的旅游往往多出于这种“漫无目的”的“好奇心”。有“魂梦中常作溪山想”91的好游之士，和三五友人相携同游，很大程度上只是满足自己的一种“山水癖”而已，并非为了别的。

同是旅游，徐霞客的“以好奇为目的”的旅游和我们今天的“以消费为目的”的旅游几乎是风马牛不相及，今天我们徒有徐霞客的形式，却缺乏徐霞客的精神。

综上，改革开放后，休闲，而不是劳动越来越成为人们关注的中心。“为了劳动而休闲”的观念一变为“为了休闲而劳动”。这个颠覆性的变化一方面与政治控制力减弱，私人领域的扩张相关，另一方面也与政府对休闲的认识有所修正和调整相关。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当消费对中国经济增长越来越重要的时候，“消费性休闲”的作用突显，地位日隆，休闲不仅无罪，而且有功。于是通过设置节日来强调休闲，通过“权利”“文明”来启发国民，激发民众的休闲意识，促成消费性休闲成为整个社会的一项重要工作。这是改革开放后我们对劳动与休闲的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