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崔永元在媒体领域的影响力和主持人队伍中的高度，世人有目共睹。
他曾两次荣获“主持人金话筒”奖，四次荣获“央视十佳主持人播音员”奖，并于2007年获得第五届“全国德艺双馨电视艺术工作者”奖。2010年成为“中国最值得信任的20人”之一。
关于崔永元的主持能力，同为央视优秀主持人的敬一丹曾用“最好的主持人”来形容他，说他简直就是一个为电视而生的主持人天才；王利芬说他是“杰出的媒体人士”，在“媒体领域有无可争议的地位和影响”。
而央视的纪录片之父陈虻更是把他捧上天，说“目前中国没有一个主持人能超过崔永元”。
作为媒体人、主持人，崔永元身上有哪些别人无法企及的核心能力？这是本章要揭秘的话题。
简简单单的实话实说，竟然意外奠定一种风靡全国的主持风格
很多人对崔永元的认识都源于《实话实说》。说不清是小崔成全了《实话实说》，还是《实话实说》成全了小崔，反正许多年过去了，小崔和这档节目依然是一对“连体婴”。
崔永元，著名主持人，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传媒大学教授。1963年2月20日，崔永元出生于天津北辰区；父亲为军人，四岁时举家进京，就读于北京良乡小学、北京丰台三小；小学前三年就读于北京郊区一所农村小学，后考入北京重点中学12中。
1981年，崔永元考入北京广播学院（中国传媒大学的前身）新闻系。1985年毕业后进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任记者，先后客串中央电视台策划《东方时空》等节目。
1987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午间半小时》中有了记者崔永元报道的声音。从北京广播学院新闻采编专业毕业后，电台记者成了崔永元的主业。
1993年，崔永元开始进入《东方时空》，其主持方面的才能日渐显露。1996年，中央电视台组建新栏目《实话实说》，需要找位主持人，试了很多位，但都没有找到合适的人选。这时有人推荐了崔永元。
《实话实说》并不是独立存在的节目，它从属于新闻节目《东方时空》；作为《东方时空》的周日特别节目，它一经开播，就吸引了大家的眼球。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崔永元开始进入大众视野并大受欢迎。
第一期节目叫《谁来保护消费者》。嘉宾是当年正火而且争议很大的打假人王海。王海戴着墨镜出现，侃侃而谈。崔永元的形象，也很“另类”，不太符合当时很多电视观众对节目主持人的预期，他其貌不扬，京腔京调，而且爱歪嘴，笑起来“皮笑肉不笑”，就像后来赵本山所说，“一笑像哭似的”。
从穿着来看，崔永元虽然也像很多主持人那样穿着衬衣西服，但他不打领带，规矩中透着随意，有点儿像对他主持风格的隐喻。他主持节目也是这样，对节目有着主流价值观的引导，但又不失调侃，他总是能用机智幽默的语言启发嘉宾和现场观众发言，让人愿意表达。别的主持人都说话特多，而崔永元略显沉默，他特别注重倾听，但又不会导致沉闷，因为他每次听完都能给予中肯而不失轻松的点评，让人哈哈笑。
这档节目令观众耳目一新的原因还在于它很平民化，请来的嘉宾尽管也有不少大人物，但崔永元介绍他们的职务时从来不加“著名”二字。这种平易近人的形象，拉近了节目与观众的关系。
继第一期节目成功试播后，栏目组又推出话题《鸟与我们》、《家庭服务员》、《为什么吸烟》等，节目内容非常亲民，越来越受到社会的关注。按照崔永元所说，他们的节目周日播出，第二天就能成为街谈巷议的热门话题。
《实话实说》当年的火热程度，创造了中国收视率历史的传奇，在今天看来几乎是不可思议的。从影响力上看，该节目和当时的《艺术人生》并称为央视所推出的最成功的两个谈话类节目。从数据上分析，收视率高达5.4%，每年为央视带来超过6000万的广告费，开中国谈话类节目之先河。
一个电视节目，收视率5.4%是个什么概念呢？举个例子，孙俪的《甄嬛传》火不火？收视率1.48%，之后孙俪大红大紫，晋升电视剧第一女星；《芈月传》收视率2.867%，《那年花开》2.564%，两部大剧加起来刚好和《实话实说》差不多。
这几年最红的年轻女星杨幂和赵丽颖，她们演了那么多戏，最高收视率是2.04%（《翻译官》）和2.2%（《花千骨》），加起来也还是和《实话实说》没法比。
2017年，《人民的名义》火不火？收视率3.66%，已经是近十年来所有电视剧最高，刚好是《实话实说》的2/3。
能比《实话实说》收视率更高的，那得是十多年前的经典神剧。比如《武林外传》收视10.998%，《亮剑》收视率8.4%，然而它们虽然这些年来重播多次，广受广大观众欢迎，到底只是一部剧，而且第二轮之后的收视率，也远远不能和首播相比。
而崔永元主持的《实话实说》呢？整整六年，每周一期风雨无阻，一直到他因为工作压力太大，常年失眠，养病请辞为止。
再举个例子，目前比较火的《奔跑吧，兄弟》、《极限挑战》、《我是歌手》和《非诚勿扰》够火吧？他们的收视率总和才等于《实话实说》！
实话实说的收视率可以说是一个神话，当年播出时可以用万人空巷来形容。
睿智、幽默、亲民的形象，从此走进千家万户，让从8岁到80岁的全年龄段的观众都记住了他，崔永元成为当时中国最受欢迎的主持人，没有之一。
“斜眼歪嘴的坏笑”背后，是令世人警醒的严肃
作为一档话题严肃的谈话节目，《实话实说》的成功超出所有人的意料。节目的成功有策划、导演的功劳，但最主要来自于节目性质与崔永元主持风格的天然绝配。
我们先来看一下《实话实说》的节目定位。《实话实说》是中央电视台精心打造的一个贴近百姓生活的节目，是第一个与百姓现场对话互动的节目，也是中国内地第一个大型电视谈话节目。这档节目的表现形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该节目的创新就在于不再把电视作为政府宣传自己的“代言工具”。它是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出现在大众面前，以一种全新的贴近百姓生活的方式，让普普通通的电视观众以及“高不可攀”的嘉宾一起走进演播室，现场观众、主持人以及嘉宾能够坐在一起共同面对面地交流，建立了一种话题的互动。这种形式不仅代表着中国电视节目形式上的突破和创新，也意味着其语态的改变——它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大家闺秀”，而开始逐渐成为与老百姓打成一片的“好朋友”。
这样的节目定位势必要求主持人具有一定的亲和力。而崔永元恰好是个难得一见的优秀主持人，而且是极其适合谈话类节目的主持人。一方面崔永元个人的明星气质极强，他又“善良、真诚、遇事与人沟通、与人为善、得饶人处且饶人、退一步海阔天空”，虽然是家喻户晓的央视名嘴、大明星，却完全不脱一个最普通平民的本色。另一方面，他谈吐幽默、妙语连珠，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体现了他的语言表现力；现场掌控力极强，只言片语就能调动起嘉宾的情绪，给观众的共情感极强。
这样的小崔深深地吸引了那些上了年纪的大爷大妈。在他们眼里，崔永元就是个活生生从现实生活中走进小荧屏的“邻居大妈家的儿子”。
再来看一下《实话实说》的题材性质。由于这是央视黄金时段的节目，这档节目的题材又具有高规格和严肃性。《实话实说》当时的题材选择，除了那些具有轰动效应的社会热点话题，更多的是关乎普通老百姓现实生活的话题，看似家长里短的闲聊，就关乎国计民生的突出问题，将人文关怀通过这档节目，传播到每个观众的心坎里。比如：
连续多期揭露“伪科学”骗子的话题，让很多老人家认清了骗子的真面目；
让口吃患者勇敢走上荧幕，面对全国观众，重建自信；
展现绝症少女最后坚强人生的《感受坚强》，振奋人心；
请左撇子来展现自我人生的《我的左手》，见证了毅力的伟大；
还有请孩子到现场录节目时，从来不给他们宣布规矩，让他们自由自在，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从中体现出他们最真实的天性，真正的《童言无忌》；
还有讨论医患关系、父母催婚、青春期和父母的沟通、继母和继子女话题、残疾人的婚姻家庭……
这些题材和话题贴近生活，但解决起来却又是严肃的。必须通过节目在百姓和专家、官方之间建立一座务实的沟通的桥梁，因此，这要求主持人又要具备一定的深度和严肃性。这方面，新闻出身的崔永元仿佛就是为《实话实说》而生的。他斜眼歪嘴的坏笑背后，是直抵灵魂的严肃和哲思。他妙语连珠，思维缜密，不动声色地引导嘉宾说实话、掌控全场，传递出了多种声音，展示了多元化的视角，倡导一种宽容理解的真诚对话气氛，给当时“一本正经”的央视屏幕带来了极大的活力。用崔永元自己的话说，就是他“既有职业水准，又有良心和人格”，肯真实地表现自己，既有“意思”，又有“意义”地探讨话题，所以当然就会有相对完美的谈话。
这样的严肃性也使得崔永元至今对那些只顾娱乐、忽略思考和价值观塑造的纯娱乐节目不予赞同。崔永元认为，即使是娱乐节目，也要有追求，有底线而不能只图乐呵。
那个时代中文网络才刚刚起步，极不发达，因为喜欢小崔和《实话实说》，全国观众们热情洋溢地把一封封信件写给崔永元带领的节目组，提供各种题材选择，毛遂自荐去做下一期节目的嘉宾。而每期节目后，崔永元也会挑拣各种有意思的观众来信，博得大家一笑。从今天看来，看似原始简陋的互动方式，却更加让所有人都觉得亲切和愉悦。所以，继收视率之后，《实话实说》又创造了节目和观众之间的互动传奇。
可以说，《实话实说》很多期节目即使时隔十多年二十年后放到今天，完全都不会觉得过时，仍然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所以，人民群众的切实生活需要就是收视率的保障。
《实话实说》的大获成功，也让全国各个电视台的谈话类节目如雨后春笋般一一涌现，到六年后崔永元从《实话实说》离职时，已经发展到超过60个节目，并且很多至今仍然经久不衰。但人民群众对它们的喜爱，再也无法超出《实话实说》，人们对《实话实说》的情感，只能用“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来形容了。
所谓主持天赋，不过是实力加努力
很多人都说崔永元有主持天赋。
我也这样认为了好多年。
现在，在了解了崔永元为节目所做的各种努力之后，我才明白：哪有什么天生如此，不过是默默努力而已。
这就如同你们常说的“哪有什么现世安好，不过是有人为你暗地背负”。
崔永元做节目很拼。
作为主持人，无论是《实话实说》，还是《小崔说事》、《小崔会客》，他都很拼。
对于崔永元的拼命工作，他的同事白岩松这样说过：“比如两次出去采访，都是艰苦地带，最后小崔都是被担架抬了回来，从采访地到医院，这样的路小崔并不陌生。”
当年做《实话实说》时，“老梁”梁宏达（时事评论家、《老梁说天下》主持人）参加过一期，作为台下观众，他亲眼见证了好朋友崔永元的认真和用心，并自叹弗如：“我见识过他是怎么垫场，怎么圆话，怎么带着嘉宾往预想的道儿上走。我自己也做过不少面访，我控制不到那个地步，我投入得不够。他不像朱军那样套路明显，关键时刻必起煽情的音乐，而是诱着你真实起来；如果不真实，他就招呼台下观众，通过他们的反应来刺台上。总之我能看明白他的用心，但我做不到。所以我很佩服他，他做的准备太细致了。”
2006年，崔永元临时接到通知，要以“会客”的形式参加两会报道，也就是我们看到的《小崔会客》，是伴随全国两会而行的央视特别节目。
接到这个通知，崔永元很蒙圈，“过去我几乎没有采访过高层官员，这个事情离我好像有点远；因为我更了解老百姓，跟他们在一起有一种自然的熟络感。”
毫无疑问，在央视再一次的节目尝试面前，小崔又一次当了“挑大梁”的角色，自然是“压力山大”；即便是有经验如他，也彻夜难眠。
为了让一本正经的官员一改以往刻板严肃的做派，以坦诚、谦卑、用心的姿态接受谈话，小崔私底下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对于每一个访谈者，他都专项设计，用心打造。
为了让官员放下防备，有亲民的状态，小崔设计的问题都很不着痕迹，刚开始的问题一定不会是实质性的，就是很随意的聊天，给他们时间慢慢适应环境。
即使是言归正传时，他也会通过生活化的情景和道具来说事，比如把地图放在地上，让对方找一个很小的地方，官员必须离开座位，要蹲下或者单膝着地才能看清楚。
采访时任江苏省委书记时，崔永元就用到了我们常吃的蛋糕，用一个大蛋糕请他讲财政支出的结构，还邀请他一起把蛋糕抬到台上。大家就能看到一位省委书记怎么搬蛋糕、切蛋糕。大家还从来没有在电视上看到一位省委书记做这些。从这些细小的动作里，老百姓就可以联想到他在儿女或者孙子、孙女过生日时给他们切蛋糕的场景。百姓与高官的心理距离一下子拉近了。
采访时任江西省委书记时，书记推荐江西一个地方生产的面包特别好，节目结尾时两个人就比赛吃面包，一二三往嘴里塞，看谁吃得快。大家就看到一位省委书记狼吞虎咽吃面包的情景，都噎住了，就觉得这位领导很可爱。
采访时任安徽省委书记时，崔永元邀请他、易中天教授和一个小女孩，四个人一人一句念朱自清的散文《春》。孩子声情并茂地念，三个大人都是配角，这种感觉非常好。
也有的官员从头到尾都没说几句话，他们可以一直专注地倾听，听一位农民工或者企业主细细讲述他们的经历。遇到这种情况小崔很不习惯，会惯性地想办法让他插几句，后来，就有了一种感触，一位省委书记、省长坐在那儿倾听市民、农民吐露艰辛，这本身就是一个很美的姿态。于是，小崔就让他们安安静静当一位聆听者。
人心都是肉长的，感情也是相互的，真心、用心的小崔也换来了嘉宾的真情。
这些崭新的创意和策划工作，需要大量的构思、论证和准备，要知道，担纲《小崔会客》期间，崔永元身为全国政协委员，在两会期间他白天开会，还要抽空录制节目，“会客”之前的大量案头工作只能在夜里完成，几乎每天都“做功课”到清晨5点。
就是通过这样的努力，再加上天赋、经验，崔永元才赢得了“中国谈话类节目第一人”的名号，这绝不是浪得虚名，而是实至名归。
同样依靠这些，他还斩获了“中国口述历史第一人”的荣誉。这就牵涉到他制作并主持的另一个栏目——《电影传奇》。为此，他足迹踏遍举国四方，搜集和发掘了各种珍贵资料，讲述了中国经典老电影的创作过程和拍摄中的轶闻趣事，更让许多老艺术家都将他引为知己，他们生前都将自己的珍藏托付给了信任的小崔，让他建立起一座囊括中国百年电影史的博物馆。
由《电影传奇》开始，他历经8年时间，采访了4000多位平均年龄在80岁以上的老人，同时又专程去世界各国收集大量相关资料，兢兢业业将之整理汇总，陆续完成了《我的长征》、《我的抗战》、《我的祖国》一系列“口述历史”的纪录片的摄制工作。之后他又继续收集和整理工作，总计12年时间，积累了600万分钟的影像视频、文字素材、实物资料，涉及电影、外交、战争、学者、知青和民企等诸多领域，这是对20世纪中国重大历史资料极其珍贵的抢救，可谓功莫大焉。
关于崔永元的认真，敬一丹专门写过一篇《崔永元，蛮拼的》，他确实蛮拼的。通过崔永元为节目所做的努力，我们也可以看到，所有人的成功史，都是一部奋斗史，没有任何一项盛名是上帝的白白恩宠。
这个时代里，背负着新闻理想孤独活着的人
在人群中，崔永元是一个特别孤独的人。
他的小迷妹、粉丝、同事柴静写过他，题目就叫：崔永元是一个在这个时代里，一直醒着的人。
很多有文艺情怀的人，看了这篇文章，心里都特别酸楚，想哭。
文内写尽了崔永元旷世的、蚀骨的孤独、寂寥。
因为醒着，所以孤独。
而醒着，因为他背负着自己的新闻理想。
崔永元的新闻理想
崔永元是学新闻的，他秉承的新闻理想一直到今天都没有放弃。
什么是新闻理想？
也就是他把做新闻当作国家的第四种力量，如同知识分子一样是社会公平正义道德的守护者。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守望者”。因为这种新闻理想，崔永元背负着沉重的新闻使命。他从来不曾放弃。在他工作的各个时期，他所使用的武器不同，工具不同，表达的价值核心都是一个。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做记者时他用的是广播，到了中央电视台工作时他用的是电视。他非常珍视电视这个践行理想的媒体工具，所以离开央视后他的首选还是继续做电视，于是就有了《东方眼》，可是因为力度过猛，尺度没有把握好，两个月便停播了。其后便是自媒体了，“再小的个体也有品牌”，何况崔永元是个大个体呢。一直到今天，新媒体都是他的主要工具。
我们今天的媒体形态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渠道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说的是他一直在捍卫的新闻理想和价值观，关于正义，关于良知，关于诚信，关于……好听难听并不重要，应者云集还是反响寥寥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所说的是否真实，是否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关注。
当理想照进现实
崔永元说过很多大胆的话，比如：
这个时代太二了，我不跟了；
……
因为他心中珍视的新闻理想在现实中被“玷辱”了，所以，他只能用意气用事来对抗。
他被边缘化了，他无力对抗这荒诞又强大的一切，他气急败坏，只能原始地发泄着。
崔永元说过这样的话：“我心中理想的电视节目，应该是带有一定的哲理的。”
可是现实不是这样的，现在的电视节目是娱乐至上，是收视率至上。
崔永元特别赞同“收视率是万恶之源”的说法。这一说法是几年前在一次电视人会议上专家说的，崔永元深表赞同。他说我国的电视台没有公共电视台和商业电视台之分，大家把收视率作为唯一标准对严肃节目和娱乐节目拿来对比，是非常不科学不可取的做法。公共电视台的主要功能是教育，宣传民族文化、民族传统、服务社会和人民，可是我们的观众特别反感“教育”，就喜欢轻松娱乐。
这样一来，严肃节目的收视率就因为比不过娱乐节目而被抨击，崔永元不接受。“在这种体制不理清的情况下，无论你做严肃节目，还是做娱乐节目，都会面临种种困惑。”也许，正是因为这种困惑和不接受，崔永元选择了离开央视。这是深层次原因，这种电视台的体制限制了他，让他无法自由践行自己的新闻理想。
观众是娱乐至上，电视台是收视率至上，这样就催生了中国公共电视台节目的庸俗不堪，商业电视节目的无底线。这样的现状让崔永元非常愤慨。
小崔不仅有愤慨
网络喷子们之所以可恨，就可恨在他们只会乱喷，而不负责，不在行动上做任何改变和努力。崔永元可比他们高贵多了。
他一直在呕心沥血地践行他的新闻理想。
崔永元一直是位很有责任心和创造力的电视人。他最初由幕后走到台前，把《实话实说》主持成了一个精品谈话节目；后来又独立制作《电影传奇》系列节目，可谓别出心裁；《小崔说事》等，更是无不显露出他的才华及激情。崔永元热爱电视事业，更热衷于电视事业，他总想、也总会弄出新花样，让观众观有所益。如果说制作《电影传奇》是从形式和内容上寻求突破的话，那么拍摄《我的长征》则是从思想及内涵上寻求突破，而且都获得了成功。特别是《我的长征》，是近年来在娱乐节目盛行的荧屏上脱颖而出的高品位专题节目，对于青年观众来说，意义比娱乐节目大得多。这种执着劲和创新劲，对电视人来说是多么的重要和可贵啊！我认为，所有电视人都应该学习一下崔永元这种对事业忠诚、对观众负责的态度和精神。
当理想照进现实，便是不满，失落，失望，愤怒，于是，我们看到了一个爱批判、爱骂人的小崔。但在失望的同时，崔永元也指出了出路，寄予了希望，他说：“庸俗到头了，要复苏了，很可能向严肃这个方向复苏，如果复苏不了，就会往荒诞这个方向走了。”我们很高兴地看到，我们的电视节目在一天天地向崔永元手指的方向伸展，《中国诗词大会》和《朗读者》之类文化节目的火热就说明了这一切。我们还是应该相信规律，相信人民群众的智商，对未来充满希望。
因为有理想，所以不张狂
今年北京卫视的《跨界歌王》上，请来了老徐——徐静蕾。
老徐很紧张，以至于唱不下去，重新来一遍。在谈及自己的紧张时，老徐大概说了，以前是演，演电影演电视，按照剧本和角色以及导演要求，好好演就是了。而现在做的事情，比如唱歌，是在表达自己，表达自己就会紧张。
我觉得她说得极有道理，人在认真地表达自我的时候，会不由自主地庄严起来，就会紧张。
与此同时，我们应该感恩这份紧张，它让我们谦逊，保持初心，让我们不轻浮。
而崔永元，恰好一直在表达自己，表达自己的新闻理想。
在新闻理想的路上，他是一个认真、紧张的人，是奔跑的少年。
“德艺双馨”应该是主持人的最基本要求，而不是行业最高标准
2018年5月份，某汽车品牌和某杂志携手举办了某年度颁奖盛典，把“国家精神造就奖”颁给了某明星。
此情此景此感言让崔永元受不了了！他迅速地在微博上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一个真敢发，一个真敢领。”我一直不太喜欢崔永元评头论足。但这次挺支持他的，这个奖项确实太大了。国家精神造就奖，别说演艺明星了，就是普通的科学家估计也领得难为情。
在领奖这个问题上，崔永元不仅风凉别人，也风凉自己。早在十年前，崔永元就获得第五届“全国德艺双馨电视艺术工作者”奖项，对于文艺工作者来说，能够获得文艺界最高殊荣的“德艺双馨”荣誉称号，这是莫大的荣耀，毕生的追求。可崔永元却视之为应该恪守的基本要求，认为不值得专门设这个奖。这种对名利的淡薄，彰显了一位电视工作者的高尚艺德和无私境界。
现在社会上各种五花八门的奖项的确很有问题，成了各媒体招商揽生意的噱头，奖项的设置和名称起得非常荒唐。很多有识之士都对这种现象看不惯。
把最基本的职业素养当成一件特别玄乎的事情来夸赞炒作，十分不妥。在这点上，陈道明老师和崔永元的价值观是一致的。
对于很多演员上综艺节目大谈特谈自己拍戏多么苦，夏天要穿棉袄冬天要下水这种事情，陈道明老师公开表示：“这是作为演员的职责，现在有些小鲜肉却拿来博得同情，让外界以为是一个很敬业的演员，我觉得没意思。”
无论主持人、演员，还是其他，任何一份工作都有其必备的职业素养和职责，比如清洁工就应该早起，铁路工作者就应该以列车为家，这没什么可邀功的。
这个道理也在法院关于崔永元和方舟子的侵权案件的判决书上得到印证。判决书上有这样一句：均为公众人物，对来自他人的负面评价也应负有一定的容忍义务。这样的判决值得点赞。任何一项权利都伴随着相应的义务，工作和职位也是。我们享受权利便利的同时，一定要恪守操守，履行义务，这是最基本的要求，而不是拿出来值得邀功请赏的亮点。你受不了，你就别干，让位与人。
可喜的是，这一要求已经纳入了法律范畴。2017年3月1日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第九条第二款就明文规定：
演员、导演等电影从业人员应当坚持德艺双馨，遵守法律法规，尊重社会公德，恪守职业道德，加强自律，树立良好社会形象。
虽然身为主持人，崔永元对法条中的“德艺双馨”践行得特别好。他怀着深度的社会责任感，对影视娱乐节目要求特别严格。在评价某真人秀节目时，他高度肯定了参赛歌手的才华，但是对点评嘉宾的表现非常不满。他尖锐地说：“我觉得那些女孩想唱歌想表演，青春活力，特别可爱，但那些评委一塌糊涂，我都不知道他们有什么资格坐在那儿指手画脚。如果你有这方面的专业知识，你可以告诉她们应该怎样；为了活跃气氛，你也可以开些善意的玩笑，作为娱乐节目都是可以的。但是他们在说什么呢？我认为一定程度上他们是在侮辱人家，甚至有评委说你多看她两眼就会爱上她。下面观众哄声四起，我认为非常恶心。你怎么可以在大庭广众之下说这个话呢？”
除了对娱乐节目的嘉宾言行举止表示不齿，他对有些专家、教授参加各种哗众取宠、华而不实的社会活动也非常讨厌，甚至严正指出：“哪一次商业炒作，哪一次对消费者、读者、公众的欺骗，后头没有学者、科学家，甚至院士帮忙？哪一次没有？这是中国文化的悲哀。”
崔永元之所以如此痛心疾首地呐喊，是因为他深刻认识到，作为名人、明星、专家，承担了教育和教化的使命和责任。他们的言行很容易成为效仿的标杆；尤其在年轻人的心中，常常因为喜欢某位明星而“爱屋及乌”。假若偶像的行为不检点，就会对年轻人有极大的暗示，很容易成为负面示范。
正是因为有这样的深刻认识，崔永元才认为那些评委和专家们言行不妥，他们显然太放任自我的感受和情绪了，而没有顾及到大众的感受和社会影响。
遗憾的是，因为名利的光环作祟，很多名人和崔永元的做法大相径庭。他们在成名后就浮躁张狂，肆意妄行，在社会上造成很坏的影响。
所以，“德艺双馨”的条款入法，并非立法者唱高调或喊口号，而是针对一段时间以来演员导演屡屡犯事的现实做出有针对性的约束，是对演艺界“犯错者仍获益、违法者更吃香”的异化现象的纠偏，是通过法律的高度和硬性规定告诉所有人：戏比天大、德如地厚，艺术与道德缺一不可。
当然，这世界上没有不犯错的人，同样没有不犯错的明星。尤其是名誉的光环和万千粉丝的追捧，很容易让人飘飘然，忘却了对艺术和道德的追求。犯错过后，如若能够幡然醒悟，同样值得公众的鼓励。高晓松酒驾过后，以自身经历作为教训警示后人，重新树立了自己在公众面前的形象。所以，他能和崔永元做朋友。
只领工资，担任主持人期间没参加过一次商业活动
头上顶着“德艺双馨”的帽子，崔永元总说别人做得不好，那他自己做得有多好呢？
就拿最寻常的兼职、走穴之事来唠一唠吧。
虽然我们的经济法规中明确有“竞业禁止”的规定，但这种事情屡禁不止。就我的职业生涯所见，这条规定从来就没被真正落实过。一个民营企业的部门经理在别的单位兼职，生意场上“一女二嫁”的事情比比皆是。
我曾经在国字头的单位工作过，我的上司就在别的单位任职，做了太多有违职业道德的事，而且已经严重妨碍影响了本职工作。我看不下去了，就给领导反映了一下，我做梦也想不到，我们的大领导竟然默许，未置可否。
那事也挺违背我的价值观的，我辞职了。
所以，我在写小崔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写实，写我，写你们。
至于名人走穴啥的，那更常见。
可是崔永元没有一次不守规矩，不讲规则。他知道新闻类的主持人不参加商业活动，这是国际惯例，就是为了保持主持人的公信力。所以他要求自己只要还是主持人的身份，就绝对不参加任何商业活动。他果真做到了。从1996年进入中央电视台到离开，18年的时间里，他踏踏实实地为工作努力，没有走过一次商业穴！哪怕他搞自己的“电影传奇”和“口述历史”非常缺钱，也不会违背台里规定。像崔永元这样的人，的确很罕见。可是大多同仁和他不一样，他大胆地揭露同行，甚至是同事。崔永元的勇气并不是来自强大的后台，而是真正的“心正”，真应了那句俗话：“心正不怕影子歪。”崔永元这样的胆识，也是受到其父亲影响的。崔永元父亲叫崔汝贤，是某工程兵部队的政委。他1946年入伍，参加过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四川剿匪等。抗美援朝的时候，做过工程兵，负过伤。
崔永元的父亲算是老一辈的战士了。在退伍之前，崔父一步步地升为团政委，师级政委。
这种履历背景下的老军人，非常正直、严厉。受到老父亲的熏陶，崔永元从小就是个非常严谨、有板有眼的人。父亲的品格在小崔身上烙下了正义、守规矩的印记，不道德、不合规的行为，一律不做。都不用思考，不用犹豫，直接禁止。
“我的性格是一旦认可一种规则，就一定会遵守。可能从小在部队大院长大的，那里当兵的什么个性，多调皮的都有，但你看部队出任务，绝对军令如山，我也就养成了这种规则意识。诱惑当然有，最多一次100万，哗！一箱子堆到面前，我觉得就跟抽烟一样，这个上瘾更快。上瘾你就干不了正事了，整天想着哪还能捞点钱，一些同行甭说楼盘剪彩，夜总会演出也愿意去。”这是崔永元的肺腑之言。诱惑时时有，但规则不能越！
有人说，员工在单位积累了这么多的资源和能力，主持人在荧屏上积累的名气在商场上具有商业价值，不用也是浪费，一举两得的事情何乐而不为呢？其实，你可以等到离职或退休以后使用；而在职期间，绝对不可以随意用。为什么呢？
首先，从行规和法律上论，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像灰色收入、竞业禁止，在任何国家都是被明文禁止的；只要你是单位的职员，就应当遵守。
其次，从人性上考量，我们有句老话，叫“一心不可二用”。人心是经不住利益的诱惑的，只需打开一个口子，贪婪便如洪水猛兽；在巨大的经济诱惑面前，人性不堪一击。我所见识的“身兼数职”者，都是墙头草，哪家给的利益多就给哪家卖力，到最后身败名裂。我还知道国内最早一家时尚传媒集团，企业文化是“狼文化”，鼓励员工互相厮杀，不看重职业道德，只要你能为单位创收，哪怕你利用公司资源开自己的小公司也默许。最后，这家时尚传媒巨无霸就死在这些拥有自己的小公司的中高层领导上。中高层位置上的员工，个个都有自己的小公司，慢慢地，集团的客户都成了自己公司的客户，在单位上班只是糊弄了。
再次，从情感上考量，你的能力是单位给你的，离开平台你什么都不是。所以，你的能力应该一心用在本职工作上，为单位效劳，而不能中饱私囊。
所以，在灰色收入、主持人走穴、身兼数职这些问题上，我力挺小崔，也希望小崔的坚持能带给在灰色收入面前蠢蠢欲动者一定的反思。
盘点崔永元的三大专业能力
崔永元在媒体主持界达到的高度至今无人超越。他曾两次荣获“主持人金话筒”奖，四次荣获“央视主持人最佳播音员”奖。关于崔永元的主持能力，即使最讨厌他的人，也大加赞叹；至于欣赏他的人，更不用说了。敬一丹曾用“最好的主持人”来形容他，说他简直就是为电视而生，他就是一个天才，他的智慧，他的幽默，他的举重若轻的能力，在当今电视人中是稀有的。央视的纪录片之父陈虻更是把他捧上天，评价说：“目前中国没有一个主持人能超过崔永元。他对于任何一个事物，都有自己的价值观，有自己识别的方法，有自己表达的特性。”
对于自己的主持实力，崔永元自己也自信十足，并多次公开表扬自己的主持能力。比如在接受《人物周刊》采访时，被问到：“你觉得你是一个优秀主持人吗？”崔永元毫不犹豫地回答：“是，难得一见的优秀主持人。”在接受人民网的采访时，崔永元夸夸其谈：“谈话节目没有问题，我是第一高手，没有问题。让我操纵一个几百人、上千人的现场，我从来没有紧张感。我能在第一时间听懂对方的意思是什么，我能用最精炼的语言把它概括出来，我想都不想开两个玩笑，就可以让满场大笑。”
面对这些外界的赞扬和崔永元自身的自信满满，我不免思考，崔永元，这位在中国主持界爆红多时、独树一帜的男人，到底是什么炼成的？很多人都分析说是亲和力、勇敢之类，我觉得这并不是崔永元能力的内核。要说亲和力，别说那些主持专业科班毕业的学子了，你随便去马路上抓来几个人都挺有亲和力的。至于勇敢、冒失的二愣子更是挺多的，因为不会说话而被封杀的主持人也不少。所以，这都不是要点。那要点是什么呢？
思来想去，我总结出以下几点。
第一，思考能力。
我们的一切言行都是受思维控制支配的。没有思想，就没有一切。一个人的主持风格可以打造，但思维、思想是不可以打造的，只能依靠先天的能力和后天的阅历慢慢塑造。
崔永元的思考能力非常强大。他1985年毕业后就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当记者，这段记者经历对于培养他的思考能力非常重要。这段时间，他真正地以一个观察者的视角去看这个社会，思考这个社会，对于他的成长，这段经历是无价的。崔永元利用这段时间深入了解人间的疾苦，感受社会各地、各行各业、各阶层、各领域人们的精神面貌，这对他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洗礼。锐意进取的他随后又积极参与到《东方时空》的制作中。在上世纪90年代，《东方时空》可以说是中国第一节目，能够参与这样的节目制作，对他又是一次拔高。先进的节目制作理念、开放的选题内容以及整个节目的流程策划让他再一次感受到电视的魅力。
这些很重要的职业生涯的积淀，锻炼了他的思维能力，让他的思想总是有产能，总是有产出，这是他能力的源泉。
第二，提问能力。
所谓提问能力，就是崔永元用十一年的时间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磨练出来的提问能力。也就是说，十一年磨一剑，提问的这把剑，在1996年到中央电视台时，就用上了。有类似经历的还有白岩松。在主持人位置上更加得心应手。提问能力在《实话实说》节目上帮了他大忙，有一期他接受朱军《艺术人生》采访时说，自己刚开始主持《实话实说》时，脑袋里是懵的，做这样的节目，对于央视、对于他，都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他也忐忑，不知所措。这时候，急中生智，是他的提问能力解救了他。因为他自己能提问，跟嘉宾提问非常诚恳，大家都跟他说实话，慢慢地进入了状态，这样他不紧张了，像找到救星一样慢慢把场面给hold住了。
一位资深的媒体人说，提问能力是媒体人在记者这个职位上最重要的获得信息的工具，也是获得新闻来源的挖掘机。所有在媒体前端而不是后端的媒体人都需要有这样一个硬功夫，所谓前端，即是记者、导演这些和嘉宾直接接触的人物。所有媒体人都特别向往崔永元的这个功力，但他的这个功力是十一年磨练出来的，别人没这个基础。这个功力让他在媒体领域大放异彩，直到今天。
很多主持人都力求使自己更加亲切，以得到嘉宾的认可，可以问到更多的内容，但都没有崔永元成功，我觉得这就和以上两项能力有关。崔永元的以上两项能力让他懂得在什么时候用什么样的语气发问，以一种什么态度面对嘉宾，以至于让整个采访始终都控制在自己的节奏中。
第三，具有幽默色彩的谈话能力。
崔永元的谈话能力是从1996年《实话实说》到2002年这段期间，通过《小崔说事》、《我的抗战》、《谢天谢地你来了》这十七年历练出的一个能力，让他能极强地把控局面，并且妙语连珠。这让他变成一个家喻户晓的主持人。我听过他的讲演，让人在大笑中受益匪浅。
崔永元的这三大能力，都是通过旷日持久的磨砺修得的。他的这种经历，让我想起了两本经典的励志类书籍：一本书是《最重要的事只有一件》，说的是一个人长时间专注于一件事情上，你就能杰出；另一本叫《刻意练习》，说的是许多人们认为天赋的才能，其实是可以通过反复的长时间的刻意练习获得的。崔永元的这两种核心能力都源于他的专注和刻意练习。我甚至在想，他现在在新媒体和众人斗法对骂磨嘴皮子，是不是也是一种刻意练习？
这两项能力对我们所有人都有启发，假如你羡慕某人有某项卓越的能力，你不妨从今天开始沉下心来，反复磨练，刻意练习。你一定会和现在不一样。比方说现在只是一个普通的编辑和主持人，你也可以像崔永元一样成为媒体的精英。
以上几项能力是小崔在主持界的杀手锏，让他在媒体领域达到的高度，令普通主持人无法企及。
小崔，一直实话实说
直到现在，关于崔永元为何离开《实话实说》，依然是个谜。他自己说了许多点，别人说了很多，多集中在抑郁症、压力大的层面。其实，都没说到问题的关键。总而言之，是他没法“实话实说”了。那是谁不让他实话实说了呢？时代？平台？观众？竞争对手？
单从任何一个点来分析都是不够客观的。
首先，时代变了。
毫无疑问，随着科技和网络的普及，人们接受信息的渠道变得又多又广，国人的日子好了，人心浮躁了。在21世纪的中国，畅谈理想是一件很奢侈的事，人们爱热闹，爱猎奇，不喜欢深度聆听，他们需要的或许是眼花缭乱的图像和片段，快速地接受信息，又快速地遗忘。比起其他竞争栏目花哨嘻哈的话题，人们对小崔的声音不那么喜闻乐见了。尽管内心深处他们一样珍视小崔提供的内容，但聆听的几率少了。他们本心不想这样，但他们确实是这么做的。这是导致《实话实说》收视率降低的原因之一。
他们疏远了小崔，而崔永元对于大众审美的畸形，充满了不屑与失望。2010年的时候，《小崔说事》采访了一批作家，社会叫好，却没有收视率，压力巨大，失望至极，小崔当时就写了辞职信。
其次，对于同类节目的内容，小崔不敢苟同。
崔永元对很多娱乐节目都持批判态度。有人说他这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其实，崔永元要想吃这样的葡萄，恐怕别人都得靠边儿站。为了博得眼球和收视率而做的节目内容，有违崔永元的价值观。
人们喜欢什么就说什么，这叫迎合观众。但崔永元不想迎合。那么多的声音都想说，那么弱势群体的声音会不会被压在所有声音的最底层呢？作为一名知识分子和一名新闻工作者，他做不到对那些声音充耳不闻，他那颗火红的心蹦跳着，他需要为那些声音做些什么，是为他人，也是为自己。他认为，做出一档脍炙人口的节目与为贫苦地区的小孩们加一个有营养的菜同样重要。所以，小崔不想像他的竞争者那样说。
崔永元不迎合观众的浅薄需求，不和同行同流，收视率有所下降是不可避免的。
但央视无法接受收视率下降的事实。崔永元又不认同央视以收视率来衡量和考核自己的栏目。他有意见，也必须保留。
这就涉及体制之深层问题了。
再次，崔永元与央视的不匹配。
从功能上讲，央视属于公共电视台，既然是公共电视台，就不能以收视率来考核、论功行赏。但没办法，当时央视的收入主要靠广告，在考核一档节目和主持人时，又不得不拿收视率说事。这就很拧巴，崔永元公开表达过这种不满，他说：“比如中央电视台，我们都认为它是公共电视台，但是它的资金来源是广告收入，这叫什么公共电视台呢？你说它是商业电视台，我们想做很多挣钱的节目，没人同意我们做，得台里立项，上级批准才可以，哪有商业电视台是这样运行的呢？在体制不理清的情况下，无论你是做严肃节目，还是做娱乐节目，都会面临种种困惑。”
当然，崔永元实话实说的内容有时候也会被亮红灯，有些实话他特别想说，但碍于环境，他只能憋着，这也让他郁闷。
比如有一期，崔永元想做一个画家的故事。画家小时逢十年浩劫，听老师说了句“林彪不好”，就揭发了。结果老师被囚厕所，浸着粪水。画家良心发现，给老师拿去个西红柿。
老师当时说了句话：“我最喜欢吃西红柿了。”画家刻骨铭心。
三十年后，画家功成名就，想找老师说声对不起。
《实话实说》将满头白发的老师请到现场，一切如愿。然而节目不让播。
这让小崔抓狂，他执拗地要播这一期。
“最后我坚持到什么程度呢？我说你让我改哪儿我就改哪儿，我就一个字一个字地改，一定要播，我天天缠着他，我就陪着他在那儿审片，你说去掉这句话，我就去掉这句话，加上那个镜头，我就加上那个镜头，最后播出了，100分变成60分，叫《对不起，老师》。”
这样的事情越来越多，崔永元勉力支撑。直至唱《溜溜的她》时，他已经支持不住了。
总之，到最后，崔永元各种不爽、工作压力肯定是有的，哪个活着的人没有压力？说压力大而离开央视不成立。但这不是迫使崔永元离开《实话实说》、离开央视的根本原因。
当然，最终决定离开的还是崔永元自己，他的身体不堪重负了，长期的压力、焦虑、不平，导致他的抑郁从情绪发展到病症，甚至重度病症的程度。
最后，他只能转身，离开。
一位从2002年就入职央视的工作人员，在“如何评价崔永元”帖子下写了这么一段话：
“我觉得是好事，能容纳他施展才情的环境已然不再，不如归去，在江湖上留下一些希望的种子。作为一个曾在那一代人精神启发下投身于新闻行业的人来说，我觉得这不是一个最好的结局，但也不坏。”
我觉得也不坏，在哪里不重要，做什么不重要，甚至偶尔说错了也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一直在以一颗赤诚之心，认真地说着他看到的“实”，并敢拍着胸口承诺“我对爆的每个料负完全责任”。
我觉得，他已经是这个时代不完美，但很可爱、值得尊重的人。
所以，我们可以说他脾气坏，说话不够隽永，但绝不能以最坏的恶意来揣测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