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原苏联最后七年改革的历史动因 目的和性质

（一）改革的动因

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虽然曾一度使社会经济在各个领域内获得了飞速的发展，但资源的使用效率非常低下，并且由于在收入分配上过多地关注公平（结果上的平均主义）而忽视了效率。这些体制缺陷使原苏联的经济从70年代开始一步步落后于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70年代经济发展开始放缓，80年代陷入全面停滞，1990年则出现了和平时期的首次负增长，与冷战对手美国的经济差距迅速扩大[1]。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当选为苏共中央总书记后，首先就对传统体制中存在的问题开展了治理工作，他在多次会议上强调加强企业劳动纪律的问题，如克服懒散、减少酗酒、同讲空话、不负责任作斗争等。时隔一个月后，又提出了改革经济机制的问题和全面改革的问题。1987年4月，戈尔巴乔夫在出访捷克斯洛伐克的捷苏友好大会上提出了改组整个社会机制的问题，认为传统社会主义制度中出现的问题不是制度本身的错，而是领导的失算，国家管理工作方面的失算，例如经济上落后的粗放型经营模式和科学技术等。利加乔夫在布达佩斯的记者招待会上明确地否定了改革是由于外部自由化的压力，为了讨好谁或迷惑谁，强调改革是出于客观因素。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中央全会上谈到，改革的客观必然性主要是由传统体制内的弊端决定的，如经济发展减速并停滞，出现了与社会主义格格不入的现象，经济管理方法过时等。1989年10月，戈尔巴乔夫在经济学家会议上将上述传统体制问题归因于人与所有制、与生产资料、与政治进程、与政权、与文化的疏远，必须全面改革，才能使社会主义重振精神。

上述事实表明，原苏联改革的历史动因主要在于内部传统体制不断累积的弊端，逐渐拖住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后腿，然而外在因素也产生了一个不可忽视的影响。改革初期，苏联经济常受西方敌对势力的干扰和破坏，原苏联总理帕夫洛夫在1991年2月同《劳动报》记者谈话时称，西方准备投入大量纸币破坏苏联经济，试图人为造成通货膨胀，目前走私到国外的大面额纸币约70亿卢布。为了保护国民经济正常运转，必须同走私假币做坚决的斗争。1月20日颁布了从1月23号起停止流通50、100卢布的规定，居民每月最多只能从银行提取500卢布[2]。国家安委会克留奇科夫称，西方情报部门在改革期间收集苏联情报，资助反苏组织的活动十分活跃。其次，前苏联改革深受西方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1988年4月，尼克松在出版的新著《1999：不战而胜》里曾建议西方“应利用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政策，设法影响其变革的方向……我们的任务是制定一项战略，以增加使这些内在压力转化为有利于我们的和平变革的可能性”[3]。1989年9月，英国《每日镜报》刊登了《撒切尔夫人驰援陷入困境的勇士》，她认为自己在参加上演一出具有历史意义的全球性戏剧——社会主义灭亡，这出戏的主角（在她的精心辅导下）将是戈尔巴乔夫，认为如果戈尔巴乔夫把他的改革搞下去，将来出现的局面不是改革，而是一种不可抗拒的自立过程，最终将以自由企业取代共产主义，以民主取代党的统治，她希望戈尔巴乔夫能够成功。此外，前苏联的改革吸收了西方大量附加政治条件的经济援助。据一些经济学家分析，苏联经济改革至少需要西方150—200亿美元的援助。1989年12月2日，戈尔巴乔夫与美国总统布什在马耳他进行非正式会晤，布热津斯基称戈尔巴乔夫来马耳他的目的是需要美国的帮助，但又不好承认这一点。美国总统切尼说：“现在是我们帮助苏联人朝他们希望的方向前进的最佳和最好时机”[4]，过去80年西方几乎无法帮助苏联向民主过渡，但“8·19事件”中西方支持叶利钦起了决定性作用，提供了西方进行帮助的机会。1991年5月29日，苏联高级紧急代表团曾赴美通报改革情况，共同讨论经济改革计划，并寻求经济援助。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1991年6月13日，苏美专家拟定出拯救苏联经济的四年计划，并交七国首脑会议。按照计划，西方每年将向苏联提供200—350万美元援助。欧共体还统一向苏联提供了4亿欧元赠款，折合美元3.1亿。援助分两个阶段进行，先使苏联获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成员的资格，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专门设立了新部门协调对苏联的工作，再使卢布完全可兑换，进一步扩大私有化。当然经济援助是有条件的，1991年9月，美国总统布什会见苏联外长潘金时说，美国现在不会直接提供财政援助，苏联必须实行西方式的自由经济才能得到西方的大规模援助。1991年11月13日，新华社发表了西方援助苏联的三项原则和五大条件：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军事一体化；明确对象，统一计划，保证还债，提供资料，稳定货币。1991年底原苏联解体后，戈尔巴乔夫承认美国作为苏联的伙伴对苏联解体负有责任。就在戈尔巴乔夫被迫宣布辞职的那个圣诞节晚上，美国总统布什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说：“今天是一个充满希望的一天，我们的敌人已成为我们决定建立民主和文明社会的伙伴”[5]。由此可见，消除传统体制弊端的内在动因与西方的外在压力和援助共同影响了改革的走向和性质。

（二）改革目的与性质的演变

1986年5月16日，经济学家阿尔巴金在《真理报》上发表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中，提出改革的目的是完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1987年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中央一月全会上指出，改革目的是使社会主义制度各个方面充分显示人道主义性质。此后在1988—1989两年间又分别在会见青年和共青团老战士、意大利共产党书记和经济学家的会议中，三次提到改革的目的是消除人与所有制、生产资料、政治和文化进程间的隔阂，在1989年底的新年讲话中，戈尔巴乔夫首次提出改革的目的是建立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建立自由和公正的社会。然而一些人开始敏锐地感觉到了改革目的的急剧转变。俄共第一书记波洛茨科夫在1990年11月分析了当时的严峻形势，认为政治分歧已发展成对抗，有人在为夺权，为改变政权性质而斗争，他认为戈尔巴乔夫是始作俑者，改革越到后来，越发现“新思维的创始人的逻辑很清楚，是有明确目的的……内外势力相互影响，改革的目的已转变为搞垮苏联社会主义”[6]，改革变成了改向。

随着改革目的的转变，改革的性质也逐渐由完善社会主义转变为资本主义复辟，尽管改革政见者和领导者们仍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戈尔巴乔夫和利加乔夫曾多次强调改革不会改变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但具有革命性质和不可逆转性。1988年4月，戈尔巴乔夫在克里姆林宫会见社会党国际主席勃兰特说道：“苏联正在探索保证改革不超出社会主义范围的答案，改革并不意味着改变思想旗帜”[7]。1987年7月，戈尔巴乔夫在会见舆论工作和各创作协会的领导人时讲道：“改革不是否定一切，即使是否定，那也是辩证的否定”[8]，事实证明，他并没有做到。1987年4月，戈尔巴乔夫在布拉格文化宫的捷苏友好大会上用形象的比喻说明了改革的性质：“我们住的房子总的情况很好，地基牢固，骨架结实，但同时房子里的许多东西已不能使我们满意，已落后于业已增长的需要，小修小补已无济于事，只好彻底改建”[9]。戈尔巴乔夫没有用一般的改革概念——реформа来界定根本变革，而是专门起了一个新名词——перестройка，即推倒重建。1988年7月，戈尔巴乔夫在波兰会见波兰文化和科学界人士时，再次提到对社会主义这座大厦修整门面是不够的，需要根本改建。它的所有组成部分，物质、精神、道德部分，包括它的科学、文化都需要改造。1989年4月18日，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上发表的《戈尔巴乔夫同马克思和列宁唱反调》一文是这样评论戈尔巴乔夫改革的：“戈尔巴乔夫所谋求的是根本背离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许多特点。当他使用革命一词来形容这些目标时，已公开和引人注意地承认，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管理一个集体化社会的计划是失败了……苏联共产党的性质即将发生变化”[10]。1990年10月，戈尔巴乔夫在苏联工会十九次代表大会上指出：“国家在所有问题上已倒退到最后一步，再往后退就是社会制度的更替了”[11]。

改革的方向是在走社会主义道路和复辟资本主义两股力量的较量中逐渐滑向私有制市场经济和多党制方向的。时任苏共政治局委员的利加乔夫和担任总理的雷日科夫是自始至终保持清醒头脑的两位苏共高层领导人。1985年6月，利加乔夫在中央社科院毕业生典礼的讲话中还强调“改革将在科学社会主义范畴内进行，丝毫不会走上市场经济和私人经营的方向”[12]。1986年9月，戈尔巴乔夫在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党组织积极分子会议上的讲话《改革刻不容缓，它涉及所有人和所有方面》中指出：“西方有人一直在等待着出现所谓背离社会主义的东西，期待我们会崇拜资本主义和借用资本主义的方法。我们从国外得到许多建议，要我们今后怎么走和走向何方……这种不光彩的做法是注定要失败的”[13]。1987年4月，他在同美国国会代表团讲话中明确说：“苏联社会将坚定地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敌人永远不会看到我们丝毫背离列宁主义和社会主义原则的时候”[14]。次年8月，利加乔夫在高尔基市会见党的积极分子说，商品货币关系和市场是社会主义经济的现实，但市场联系形式并不是避免各种灾难的灵丹妙药，模仿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西方市场模式的做法，对社会主义经营体制根本不适用。同年11月，苏共中央委员斯柳尼科夫在纪念十月革命71周年大会上强调：“在对内改革上，西方有人希望改革将超出社会主义范围，这是徒劳的”[15]。1990年利加乔夫在苏共二月会议上指出，民族主义、分离主义和反社会主义派别是苏联的致命威胁，“有时责备我们迟缓是企图催我们做出原则性让步和采取匆忙步骤”[16]。同年三月，他在中央全会上又发言指出，社会上一些势力和人物要把党改造成社会民主党，实行私有制复辟资本主义生产，遗憾的是，在7月份的苏共28大会议上，利加乔夫被作为反对改革的保守派排挤出了中央政治局，以其为首的社会主义力量在两条路线的较量中以失败告终。当时社会学家们进行的民意测验表明，社会上对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尚有团结基础，51%表示忠于社会主义选择，60%反对不加限制的允许雇佣劳动的私有制，65%反对失业现象[17]。11月份白俄罗斯党代表问卷调查表明，84.5%主张走社会主义道路，4.5%反对，74.1%拥护公有制，10%反对[18]。1991年1月31日，俄共中央第一书记波罗兹科夫在全会上指出：“所谓民主派已改变了改革的宗旨，掌握了党的主动权。苏共未能及时看到改革已开始变质，反而使这一进程不断加快”[19]。1991年4月，苏联英雄城市党委书记联名发表致苏联公民呼吁书，反对为了满足一小撮乔装成民主派的人夺取权力的私欲，在民主旗帜的掩护下进行会导致社会资本主义化的经济社会试验，但他们的呼声却被狂热的民主运动浪潮淹没。结果，苏联这座庞大的社会主义大厦被修得面目全非，随着苏共中央这块主梁结构被不断地撼动，这座庞大的建筑开始摇摇欲坠，最后在1991年圣诞节的钟声中轰然倒塌。

注释

[1]胡键：《俄罗斯的经济转轨战略：从新自由主义到“第三条道路”》，《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0年第3期。

[2]黄宏、纪玉祥：《原苏联七年改革纪实》，红旗出版社，1992年，第436页。

[3]同上书，第83页。

[4]黄宏、纪玉祥：《原苏联七年改革纪实》，红旗出版社，1992年，第716页。

[5]同上书，第732页。

[6]黄宏、纪玉祥：《原苏联七年改革纪实》，红旗出版社，1992年，第391页。

[7]同上书，第81页。

[8]同上书，第56页。

[9]同上书，第45页。

[10]黄宏、纪玉祥：《原苏联七年改革纪实》，红旗出版社，1992年，第150页。

[11]同上书，第377页。

[12]同上书，第3页。

[13]同上书，第28页。

[14]同上书，第47页。

[15]同上书，第114页。

[16]黄宏、纪玉祥：《原苏联七年改革纪实》，红旗出版社，1992年，第242页。

[17]同上书，第348页。

[18]同上书，第405页。

[19]同上书，第4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