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言宏
一般以为，90年代和80年代文化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本土与西方已经取代了传统与现代而成为部分知识分子的共同焦虑，这一说法在某种程度上确实是对90年代文化精神较为适切的把握。无论如何，以民族的和本土的知识分子身份维护和阐扬本土文化、关怀本土文化命运进而从本土民间寻求精神资源来解决现实问题已经成为不少知识分子的共同追求，这种追求相当明显地体现于本土主义的文化阐释和文学写作之中。从刘醒龙小说创作所表现的文化意蕴及文化立场来看，可以说，他的文学写作还是一种相当典型的本土写作。
刘醒龙的本土写作具有相当丰厚的文化蕴含，他的乡土情怀和家园意识、他对文化传统失落命运的逼真揭示与深刻眷恋以及对城市文明的厌弃与批判、他的小说所表现的政治文化和伦理文化内涵，无疑都是颇值探讨的话题。
荆楚文化对于刘醒龙的影响主要表现于刘醒龙的本土写作对于荆楚风俗的展示、荆楚民性的表现以及荆楚文化“浪漫之风”对其写作的影响与制约。
尚鬼招魂
《吕氏春秋·异宝篇》曾经指出：“楚人信鬼”。《汉书·地理志》亦云：“楚人信巫鬼，重淫祀”。《湖北通志》（100卷，清嘉庆九年刻本）也说“楚俗尙鬼”。古代典籍及楚地史志均对楚人的尙鬼风习有着大量记载。从刘醒龙对于楚人的尙鬼风俗的生动描绘中，我们发现，楚人之于鬼神不仅有着恐惧的一面，而且还有亲近和事敬的特点，因恐惧便有通过咒语、镇物及特有的仪式来驱鬼避邪，因亲近与事敬而又有了楚人渊远流长的招魂传统以及念祖祈福的动人情感，在很多时候，楚人还易产生近乎好笑的“疑神疑鬼”：
在《秋风醉了》里的王副馆长的老父亲因为担心“王家的香火在我手上断了，王家上千年的血脉让我毁了”而时生恐惧，以至于祖上竟在梦里“用酷刑折磨他”，将其“老脸都打乌了”。这样一种恐惧不仅是封建性的传宗接代的思想使然，更是念祖敬祖、敬畏鬼神的楚人信仰的反映。
楚人的招魂风习历史悠久，《楚辞·九歌》之中便有《招魂》一篇。楚人以为，人的肉身死灭，精神化为鬼魂依然可以通过咒语和仪式招回，即使是生者亦有因某种打击和惊吓而失魂落魄的时候，因此，生魂依然可招。朱子《招魂篇》注曰：“古者人死，则使人以其上服三招之。荆楚之俗，或以施之生人”。从刘醒龙的作品来看，楚人的招魂遗风于今犹存。
小说《人之魂》就是以招魂作为题材来叙写巫觋为亡孙招魂的过程。这里的鬼魂无疑是亲人、祖先或敬爱者的鬼魂，但在很多时候，楚人对于恶鬼却又驱之唯恐不及的。
《人之魂》中祖母教孙儿遇上鬼提魂时千万别回头，心里默念：“公鸡叫了！天打雷了！钟馗是我大爷”，这是默咒驱鬼，另外一些驱鬼方法多是运用“镇物”来进行，如《老寨》中：
先头到家的女佬端来一盆艾叶煎成的水，劈头盖脑地泼在他俩身上，驮树佬们信这个，说是不能让妖鬼附在招了灾的人身上进老寨……
崇巫喜卜
与鬼神信仰联系在一起的，便是崇巫喜卜的楚地风习。在楚人看来，巫是可以沟通人与鬼之间神秘联系的全能导师。《国语·楚语下》云：“民之精爽不携贰者，而又能齐肃衷正，其智能上下比义，其圣能光远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聪能听彻之，如是则明神降之，在男曰觋，在女曰巫。”楚地巫风之盛由来已久，至今在民间尙有残余，《人之魂》写了这种巫觋的招魂行为，但其欺骗性已是显而易见。
避邪远祸
刘醒龙的小说对于楚地居民避邪远祸的风俗习惯及文化心理有着较多的展示，楚人以为，凶神、恶鬼、精怪以及那些神秘的邪物邪气都有可能对生人造成祸害，而人们避邪远祸、消灾解难的重要方法便是运用各种“镇物”，因此，异常丰富的荆楚镇物文化便成了荆楚文化的重要内容。荆楚镇物文化和其它地域有着不少共同的方面，比如《黄昏放牛》里的胡长升之子用艾叶来驱赶邪气，以避免“野女人进门一扫光”这样的祸害，而《返祖》和《老寨》中的人们同样采用艾叶来驱赶邪气。以艾叶避邪几乎是遍布中国的习俗，但荆楚镇物文化却又有着迥异于其它地域的显著特点：如《牛背脊骨》里的楚人用红布拴着古樟树叶悬于家门来避邪。不仅如此，由于千年古樟已经被楚人作为树神来崇拜，因此其尙有向人们赐予“镇物”的神能，它可以赐予向其烧香许愿的安大妈石块以避邪，而其树叶上的露水拌和香灰，将“四枚顺治通宝粘在宅基的四角上”亦有驱邪功能。更有趣味的是，女人的短裤在楚人这里亦有避邪功用，《灵□》和《牛背脊骨》中，都有相关的情节。
方言土语
方言土语作为地域文化的重要方面，它在文学作品中的适切使用可以增强作品的地域色彩和真实感。刘醒龙小说中的人物语言运用最多的方言便是“苕”字及其派生的土语。
“苕”字是长江流域较多地区使用的方言土语，大多是指“俗气”与“土气”，而在刘醒龙小说中却主要是指“傻气”的意思，这在《牛背脊骨》、《黄昏放牛》等作品中时时出现。
除了随处可见的“苕”字，还有不少其它的楚地方言，如农民对家畜的昵骂——“触人佬”，如将小便称为“屙尿”，将老鼠称为“高客”，将刮胡子称为“刈胡子”，称父亲为“父”……
执著根性
俗语云：“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九头鸟”不仅是楚地先民崇拜的奇特神鸟，而且生动准确喻示了楚人的执著根性，鸟有九头，其生命意志是何其坚韧和执顽。中国古代典籍比如《史记》、《左传》及《战国策》等有着大量的关于楚人执著进取精神的记载。从刘醒龙的小说写作中，我们发现，楚地先民勇锐进取的执著精神已经化入血液延绵至今，这在刘醒龙的《秋风醉了》之中有着非常生动的表现，这里的王副馆长正是体现了九头鸟典型的执著精神。竭力谋求文化馆长的位置也许并非崇高之举，而且这样一个位置也确实微不足道，但是一旦王副馆长将其作为自己的努力目标，便开始了执著顽强的奋力追求，他的锲而不舍、处变不惊以及精于谋算的九头鸟精神实在令人叹服。“湖北佬”的执著根性表现于爱情则更加动人。刘醒龙小说关于爱情的写作几乎形成了一个基本的模式，即未成眷属的有情人在历经沧桑之后感情依旧，尤其是小说里的男性，他们对爱情的执著追求都有深刻动人的情感力量，《秋风醉了》、《黄昏放牛》、《灵□》、《老寨》、《白菜萝卜》等篇目，都有这种忠于爱情、九死未悔的执著根性的生动描写。
家国情怀
爱国主义是楚地民族历史悠久的精神传统，楚人爱国忠君的赤子之心在先秦各民族之中罕有其匹，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便是这种精神的最高代表。屈原以降，爱国主义一直是楚地文学贯穿千年的文学母题，也是楚地文学的重要成就之所在。需要指出的是，楚地先民的爱国主义无疑已将对祖国（motherland）的热爱和对政治国家（stostateto）的热爱混为一体，因此，楚人的爱国，又和忠君紧相联系。家国情怀表现于刘醒龙的小说之中主要有三点：一是“国殇精神”。这较为强烈地体现于《女性的战争》等小说中；二是“分享艰难”。《河西》里的十三爷等，都表现了朴素深沉的热爱家园、热爱集体、以国家利益为重、与国分忧并为国家分享艰难的精神意识；三是作为创作主体的作家刘醒龙强烈的“公民意识”。对于国家而言，公民无疑有着权利和责任两方面的含义，刘醒龙对作为作家的公民的责任意识的追求和倡导无疑是楚地先民爱国精神最为切实的当今表现。
浪漫之风和写实姿态
刘醒龙在谈到他的小说写作时曾经指出，他是“最后一个浪漫主义者”，而文学批评界却又是从“现实主义”的角度对其创作予以肯定的，这便有了一个饶有意味的阐释错位。其实，就刘醒龙的创作实践来看，这样两种阐释都不十分妥切。相对于北方中原文化理性主义精神，南方的楚地文化有着异常浓郁的浪漫情调，浪漫主义的艺术风格一直都是楚地文学的重要传统，作为楚人后裔并在楚地传统中成长的刘醒龙的文学写作自然会受到这种浪漫精神的影响，其早期小说《大别山之谜》系列便有较为明显的浪漫性。刘醒龙在这里所构筑的是一个由雄奇瑰丽的自然风貌、原始素朴的民风民性和形形色色的神话传说所组成的艺术世界，但以此点，尙不足以说明这一作品是“浪漫主义”的。因为浪漫主义最为本质的特征即主观性和想象性及自由精神在这里并无表现，毋宁说，这样的作品表现了一定的“浪漫之风”，一定的“浪漫性”，而且这种浪漫性在其后来的大量写作之中产生了两方面的变异：其一便是“浪漫之风”只是在对荆山楚水的景观描绘时才会出现，这些描绘无疑抒发了刘醒龙对于乡土的依恋、挚爱与深情；其二，更加值得注意的，便是这种“浪漫性”作为一种艺术思维方式削弱了刘醒龙写实小说的现实主义品格。大量鲜活生动的细节描写和人物对话使得刘醒龙的小说散发出浓郁的生活气息和地域色彩，其关心本土现实的写实姿态也使其创作体现了一定的“现时性”，本土现实的社会矛盾和民众生存在其作品中都能得到非常及时的反映，但是，由于现实主义写作应有的理性批判精神受到了与此相对的“浪漫性”的艺术思维方式的制约或抵消，或者说，二者未能取得较好的融合，使得刘醒龙的写实小说显出了一定的“表面性”。一方面，刘醒龙在表现现实矛盾或者社会不义时缺少应有的理性审思，而更多的是客观冷漠的表面化展示甚至宽容；另一方面，其写实作品中的不少人物性格不仅缺少一定的丰富性和生动性，更加缺少合于现实的逻辑发展，这一点特别明显地表现在他对寄予其浪漫理想的“新人”、“模范”、“干部”等人物形象的塑造上面。刘醒龙的这类写实小说只是表现了作家一定的写实姿态，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现实主义小说。从这样的角度来看，荆楚文化的浪漫之风几经变异之后对于刘醒龙的写实小说产生了一定的制约作用。
刘醒龙写作的“本土性”更重要的，还表现于其坚执的本土主义的文化立场和文化认同。可能刘醒龙对于其本土主义立场并无理论上的充分自觉，但其创作风貌以及他对寻求民族“优根性”的极力主张已说明了这一点，可以说，刘醒龙寻求“优根性”的文化主张和80年代末开始兴起、于今犹烈的“国学回潮热”、“三十年河东论”、“中华性”、“东方文化复兴论”及“未来中国世纪论”在文化精神上是一脉相承的。
刘醒龙的本土主义的文化认同由于其过分的执拗和偏狭，容易走向一种本土主义的形而上学。形而上学的本土主义即使像刘醒龙这样明了本土文化的部分性衰落（如《人之魂》中近乎骗术的招魂），有时还明了本土文化的优秀遗产对于现代性具有一种纠偏和修正的作用（如《大别山之谜》中对于自然的敬畏与守护），但是，由于作者只是在“客观展示”本土文化的当今命运具体如何，却未对其为何如此做出“现代性”检验，“现代性”在本土内部的冲决和受挫亦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因此，“现代性”在刘醒龙这里基本上是被悬搁的。其实，诚如阿尔温·托夫勒所言，民族主义和本土主义本身便是现代性语境下才会出现的问题，更何况当下中国本土与西方的冲突同时也暗含了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矛盾，因为毋庸置疑的是，中国的本土正是处于急剧的现代性转换中的本土，而这里的“西方”又是现代性充分发达的西方，因此，无论在中国的本土内部还是在中国本土与西方之间都存在着传统与现代的剧烈冲突。在当下中国的文化语境之中，不管一个人的文化立场如何，传统与现代的冲突都是无可回避而又显而易见的问题，由于现代性的人文话语与社会现实之间易生龃龉，因此，我把形而上学本土主义的现代性悬搁看作是对一种道义责任的逃避，也因如此，这样一种本土主义便与主导话语具备了客观上的亲和性和共谋关系，在由本土主义的民间话语、知识分子启蒙话语和主导话语形成的文化立场中，不管本土主义者的初衷如何，都是其无可逃避的文化宿命，同时，这样的“亲和”与“共谋”也使本土主义的纯粹性更加可疑。所以，刘醒龙的本土写作违其初衷地被视为官方话语便很自然了，更何况在其具体写作中，寄托其浪漫理想的人物形象更多的是“模范”、“先进”、“支书”、“干部”等一些在我看来更应体现“政治文化理想”的人物，这在客观上便遮蔽了刘醒龙从本土民间出发的良苦用心，也导致了一定程度的“误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