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送红军，送的是我们的亲人，我们的骨肉。多少个苏区的母亲啊，在漫漫长夜里，她们纺车上的手柄，一次又一次摇圆了中天明月，但总不能摇圆她们无尽的思念。那永远不能收回的，村口送别的目光啊，又怎能穿透二万五千里的重重阴霾？雪山草地，沼泽荒漠，一寸一寸，不仅沾满了战士的血，也沾满了亲人的泪。
纵览历史，我们可以说，所有通往天堂的路，都充满了艰辛与苦难。一个人扭转乾坤的能力，取决于他化腐朽为神奇、化苦难为诗情的禀赋。历史拒绝呻吟，但历史不拒绝浪漫。毛泽东在血流成河的战场上吟唱“谁持彩练当空舞”，这是何等的想象力啊！正是他和他的战友们，用自己的如虹豪气，为我们的民族炼出了一条魅力四射的彩练。
彩练初出，赣水那边红一角；彩练当空，神州大地舞翩跹！炮火不能烧毁它，风雨不能摧残它。当这条彩练飞过于都河，飞过金沙江，飞过娄山关，飞过乌蒙山，飞过南国的雾，飞过北国的雪，我们惊异地发现，原来这一条彩练，竟是一条长达二万五千里的长征路。
谁持彩练当空舞？是我们的红军，我们餐风饮露、百折不挠的中华儿女。
物换星移，历史的烽烟早化作大地上的虹霓，我们也只能从竟夜的春风、从山间的鸟啼来谛听烈士们的呼吸。但是七十年前的那棵老樟树，还是那么苍翠欲滴，这是因为它的根须，始终抓住了泥土；七十年前的那条彩练，还在我们的仰望中飘舞，这是因为民族的精气还在向它凝聚。对于我们来说，长征不仅仅是一段逝去的故事，也不仅仅是一种奋进的象征，还是一只正在吹响的号角，一首还没有完成的史诗。
夕阳西下，暮色氤氲，我依依不舍离开那棵大樟树。在归程的车上，我在想，当年亲人们送走的红军，虽然没有回来，但他们给乡亲们捎回了一个崭新的中国。今天，我们所有离开故乡投入新长征的儿女，几十年后，会拿什么奉献给魂牵梦萦的故乡呢？我们还会为这伟大的民族重炼一条令世界目眩神迷的彩练吗？
长征是经典的话题
不知不觉，长征胜利已经七十周年了。当年参加长征的热血青年，余下者不多，且都进入耄耋之年。而这场长征的领导者，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也都离开了人世，我们只能从历史的星空中，寻找他们仍在闪烁着光芒的灵魂。
去年，我追随当年那些长征烈士的足迹，来到中央红军的长征出发地于都。面对仲春的正在涨汛的于都河水，想象当年八万多将士夜渡于都河的悲壮场面，写了这么几句：
城下谁开八阵图，旌旗十万下于都。
衔枚夜渡秋江水，叶落关山景色枯。
七十年过去了，站在于都河边的我，依然能够体会到当年那一个月色朦胧的夜晚，我们的红军战士怀着一种什么样的心情，于此踏上二万五千里的长征之路。
自那以后，长征的意义一再被人们认识、开掘和赞扬，甚至还有质疑与误解。但不管怎样，长征永远是历史中的一个经典的话题，并永远存在着重新解读的价值。
长征不是旅行。李白的仗剑远游，是受了初唐游侠风气的影响；而达摩的只履西归，亦是强调佛家洞察心性的行脚意义。个人的任何壮举放进历史中，都永远只能是典型而并不具备群体的价值。长征却不一样，八万多英雄儿女的集体行动，完全可以说，是这一时期的中华民族的历史在跟随着他们长征。红军战士们简单的行囊中，不仅背着忧患，更背着民族的曙光。
长征也不是探险。徐霞客的攀岩涉水，是为了穷究山水之秘；而马可·波罗的风雨人生，乃是从异国的情调中，获得人文的好奇。红军战士们的万里征程，是把阻碍中国前进的重重关山，踏成任凭巨龙腾飞的一马平川。当“饥饿”“死亡”“疾病”“战斗”这样一些词成为长征途中的日常用语，谁还能说，这是一次诗意的旅行？但七十年后我们回头去看，谁又能否认，那不是一次诗意的旅行呢？
这个诗意，不是墨客骚人的闲情逸致，亦非曲水流觞的吟风弄月；这个诗意必须在“苍山如海，残阳如血”的氛围中创造。创造它的人们，必须能够凝聚全民族的力量和智慧，因为这个诗意属于国家，属于历史。
在血与火中锻造的史诗，带给我们的，是民族的涅槃、国家的新生；在花与霞中锻造的史诗，带给我们的，是人民的福祉、社稷的昌盛。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说，当年长征的意义在于：一个民族只有经过血与火的洗礼，才有可能赢得花与霞的未来。
坐火车上天堂
四年前，我第一次踏上西藏的土地。从拉萨出发到纳木错湖，沿途陪伴我们的，是念青唐古拉山脉。蓝色的天空下，铁青色的山体是如此逶迤苍凉，而山脊的雪线，又是如此绵长与晶莹。山脚下的草滩上，成群的牦牛，像是一簇簇会走动的褐色的花朵，与摇曳生姿的格桑花一起，向游人展示西藏独特的风光。这一切的一切，都深深地吸引了我。当然，吸引我的，还有与公路平行的正在修筑的青藏铁路的路基。我当时就在想，这是一条真正的天路，如果乘坐火车到西藏来，我们无异于是借助车轮进入天上人间。
四年后，这条天路终于建成。七月一日，青藏铁路全线通车。轻车飞掠，世界屋脊上的万重山脉，莫不以惊讶的眼神，关注着这一只又一只电气化的鸥鸟，飞进随着转经筒一起旋转的西藏。
自唐代开始，西藏与中原的交往就一直很频繁，可是那是怎样的交往啊，文成公主从长安到拉萨，风餐露宿，走了整整两年。西藏在世人的眼中，之所以如此神秘，就是因为无法轻易地抵达。我在少年时代曾唱过“二呀么二郎山，高呀么高万丈”这首歌。我当时并不知道，这首歌唱颂的是战胜种种艰辛修筑川藏公路的大军。在漫长的岁月里，西藏与外界的联系，靠的是藏羚羊踩出的羊肠小道，即使有官家与贵族旅行的“通途”，也只不过是穿越坎坷的茶马古道而已。
真正想到要拉近西藏与中原的距离的，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执政者。要致富，先修路。虽然这是20世纪80年代才出现的口号，但是，共和国的执政者早在50年代就开始有了修建“天路”的梦想。
让汽车开进西藏，让飞机降落在西藏。现在，又让火车——这陆地交通的航母驶上西藏。共和国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完成了通往西藏的立体的交通网络。从此，喜马拉雅不再只是探险者的天堂，我们更多的旅游者，可以凭借便捷的现代交通的利器，踏入那片神奇的土地。
我们说国家的概念，不仅仅是领土的完整，更是这领土上的所有民族，所有民族中的全体人民，都能分享国家进步所带来的福祉，都能在民族大家庭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欢乐。福祉与欢乐，虽然脱离不了精神生活的充实，但它们绝不是形而上的命题，而应该是踏踏实实的物质生活的满足。在现代社会，交通的发达，是福祉与欢乐的必要前提。
毋庸讳言，由于交通的制约，西藏的各项经济指标都滞后于高速发展中的国家的平均水平。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这是战争中的观念，是权谋学中的功利表现。它彰显的是“利”而不是“义”。如果将这种方法作用于经济建设，就会对某些落后地区造成伤害，这显然违背我们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
商人只会在不损害利益的前提下重义，而优秀的政治家则是在不损害仁义的前提下谋求利益的最大化。窃以为，青藏铁路的建成，是共和国执政者明智的决策。这可能是世界上建造成本最高的一条铁路，但是，它更是一条产生多赢效果的新的大动脉。它不但增强了国家的辐射力，更增强了民族的凝聚力。
每天，从报纸和电视上看到关于青藏铁路通车的种种报道，不由得屡屡想起那一片令我心旷神怡的雪域高原。如果有时间，我真想加入到载欣载奔的游客中，坐上通往拉萨的列车。坐火车上天堂，那是一种多么惬意的感觉啊！
一座青山一座碑
1976年1月8日，对于中国人来讲，是一个非常不幸也非常悲痛的日子。因为，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理周恩来在这一天离开了人世，永远地合上了他那双充满睿智的疲劳的眼睛。
多少年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八个字，几乎成了历代贤明宰相的诔词。将人民共和国的总理比之封建朝代的宰相，似乎不伦不类，然而，若仅从所处的地位与所操持的权柄来讲，则仍可等而视之。
与历代贤相相比，周恩来虽不像诸葛亮、刘伯温那样富于传奇色彩，也不像商鞅、张居正那样具有“知我罪我，在所不计”的英雄气概，但他忍辱负重的品格，抑浊扬清的操守以及处变不惊的智慧，确立了他的人格魅力，并受到国人广泛的尊重和爱戴。
作为共和国的开国总理，周恩来的一生不但充满了艰难，而且充满了艰险。我在一篇创作谈《让历史复活》中曾说过这样一段话：“比之皇帝，宰相这一阶层的人格具有两重性。一方面，他们是‘学而优则仕’的代表，以‘士’的身份走上政治舞台，因此有着强烈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患意识。另一方面，他们崇尚的道德与残酷的现实大相径庭。如果要建立事功，他们必须学会隐藏自己。宰相们与其说是为国服务，不如说是为皇帝效劳。看皇上的眼色行事，使他不可能保持独立的人格。他既要曲意承上，又要‘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既要心存社稷，又必须‘王顾左右而言他’；他既是帝师，又是奴仆；既为虎作伥，又弃道德如敝屣，稍一不慎，自己也就成了祭坛上的牺牲品。”这是我多年来研究中国历史中宰相系列的人物得出的结论。我不能把这样一个结论套用在周恩来身上，但他也受到时代的局限。他不可能在自己选定的条件下书写历史，更不能酣畅地表达自己的心灵。尽管他有着超人的智慧，但在他执政期间所发生的天灾人祸，可以说超乎他的想象。正是由于他的艰难，由于他殚精竭虑地与人民在一起共度劫波的风雨人生，他终于获得了“人民的好总理”这一千古不磨灭的称号。
记得他逝世的那个早晨，我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听到哀乐，顿时流下了热泪，并写了一首悼诗：“腊岁凄闻撒手归，冷烟几点哭声飞。人间何处能凭吊，一座青山一座碑。”这是我当时真实心情的写照。可以说，古往今来那么多宰相式的人物，没有哪一位的去世，能引起国人如此巨大的悲痛并最终成为开创一个新纪元的契机。
如今三十年过去了，更年轻的一代，可能把周恩来这个名字当成一个历史中的符号。可是我不能，一提到这个名字，我依然如同看到了屹立在如血残阳中的一座高山。
他是一种象征
——悼念巴金
刚刚听到巴金老人去世的消息，虽然早有心理准备，但依然震惊。毕竟，代表了一个时代的文学巨匠，我们敬爱的巴金老人，这一次是真正地离开了我们。
我昨天刚从成都归来，在那里，在四川省作家协会组织的一次读者见面会上，我说：“我有两个天然的文学氧吧，一个在四川，一个在浙江。每年，我都不止一次到这两个地方旅行，去感受、领略两地的山川风物、人情流俗。这两片土地，世世代代，都是文学的沃土。古代不说，单说新文学开创以来，浙江出了鲁迅、茅盾、徐志摩、郁达夫等震古烁今的大家，而四川也出了巴金、李劼人、沙汀、艾芜等卓尔不凡的人物。”记得那天去造访成都近郊的李劼人先生故居，看到一张拍于20世纪80年代初的照片，是沙汀、艾芜二位陪同巴金来这里缅怀故友李劼人的合影。我当时感叹地说：“这四位老人，只剩下巴金一位了。”没想到几天之后，巴金老人也去了永恒的天国，与他的文坛故友们重逢去了。
毋庸讳言，时下中国文学正日益边缘化。这一方面反映了时代的进步，另一方面又深刻反映了物欲主义对文学的伤害。此情此景之下，作家精神生态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他们被迫放弃或有意回避为民族思考的责任，因此，他们的快乐和伤感、躁动和忧虑，已不再成为时代的风景。这时，20世纪最后一位文学大师巴金老人，也离我们而去。我们对他的感情，不仅仅是一种怀念。
多少年来，在中国文学界，“巴金”这两个字，已成了一种象征，代表了正义、善良、一种永不懈怠的忧患意识、一种愈挫愈勇的社会责任。20世纪巴金的同辈作家，似乎都有这样一种令人景仰的风范。明末清初，一位有名的诗人活到七十多岁去世。时人评价他“如果他四十岁死，是烈士；五十岁死，是名士；六十岁死，是弄臣；七十岁死，是小人”。由此可见，在特别看重气节与操守的中国，有时候长寿并非是一件幸事。但巴金不是这样，从他步入文坛的那一天起，他就一直抱有积极的、健康的人生态度。他虽然不是那种狂飙突进、标新立异的人物，但却有着锲而不舍、大志弥坚的精神气象。他的文学成就是一座丰碑，他的人生更是一座云蒸霞蔚的巅峰，愈到老年，愈加灿烂。他的《随想录》中的每一个字，都是一颗闪光的星辰，我们可以从中望见文学的尊严与人格的魅力。可以说：如果巴金六十岁离开了我们，他是一位著名作家；七十岁离开我们，他是一位大师；八十岁离开我们，他是一位伟大而朴实的人；他现在离开我们，便成了一种象征。他的道德情操、精神境界，如同他故乡的巴山蜀水，不仅瑰丽，而且隽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