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蛙》：写的什么？写得如何？

莫言的小说里，有的是喧嚣和热闹，缺的是从容和安静；有的是紧张和气势，缺的是内敛和深沉。大轰大嗡的狂欢化叙事，充满戏剧性的情节铺排，使他的小说具有较强的可读性，但是，耐得住咀嚼的细节，经得住开掘的意义，却并不很多。

最近，纯粹是出于好奇心的缘故——我想通过重读，来验证自己初读的理解，是否可靠——便将《蛙》细细地再读了一遍。虽然，随着时间的月摩日刓，我也渐渐“世故”了起来；虽然，我也知道，过于执着的认真态度，很容易被误解为好为忿争、抵脰求胜的坏性情，但是，这次，我还是忍不住想将自己的感受和意见，坦率地表达出来，就像许多年前，我批评《檀香刑》那样。

毛姆在写于1937年的《作家笔记》中说：“要想诚恳地判断文学作品的优劣实在太难了。评判一部作品，几乎不可能一点不受评论家或大众意见的影响。对于公认的伟大作品来讲，它之所以伟大，一部分是舆论意见赋予的，这使其评价工作更加困难。”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有必要克服这些困难，努力诚恳地评判一部文学作品的优劣。

一 主题：《蛙》的象征与观念

从题材来看，《蛙》写的是乡土中国的计划生育问题。这一题材既是重要的，也是复杂的，很能考验一个小说家的写作勇气和叙事智慧。那么，在这样一部处理敏感题材的小说里，莫言提出了哪些有价值的问题？试图表达什么样的理念和主题？

从功利的角度看，计划生育是人类的一种自觉的社会行为，体现出的是一种理性的生存态度，但是，从生命伦理的角度看，它又不可避免地会给人类的伦理关系和内心生活，带来消极的后果。从《蛙》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作者对计划生育问题的二元态度。一方面，作者让小说中的人物为中国的这一“基本国策”辩护：如果不搞“计划生育”，中国将因人口爆炸，而难乎为继；另一方面，他又揭示了在计划生育工作的落实过程中，由于具体人员的过激行为所造成的严重后果，表达了对受害者的同情之心。同时，作者也尖锐地揭露了中国社会在生育问题上存在的不平等现象——某些短期暴发的富有阶层，利用自己所占有的物质资源和社会资源，通过“无性代孕”和“有性代孕”等方式，不费吹灰之力，就实现了自己的生育目标。作品在批评这类社会腐败现象的时候，显示出极大的道德义愤和很可宝贵的批判精神。

小说的主题主要是通过塑造“姑姑”这个人物来体现的。她是一个严苛无情的计划生育工作者。她对那些害怕“寻死觅活”的孕妇“弄出点事来”的人们说：“你知道我们的土政策是怎样规定的吗？——喝毒药不夺瓶！想上吊给根绳！”[1]她指挥“民兵”把自己的侄媳妇王人美从娘家赶出来引产的手段，极其颟顸无理：先用拖拉机“把你娘家四邻的房子拉倒，然后再把你娘家的房子拉倒。邻居家的一切损失，均由你爹负担”（第127页）。作者花了大量的笔墨和篇幅，叙述“姑姑”在执行计划生育任务过程中的过激行为。但是，由于作者采取一种粗疏的漫画式的方法来展开叙述，所以，“姑姑”这个形象显得非常苍白，不仅缺乏丰富的性格内容和深刻的心理内容，而且，还给人一种分裂而矛盾的印象。例如，像她这样一个近乎冷血动物的人，是不大可能对自己的行为进行反省的，但是，作者却轻轻松松地就将她写成了一个良心发现的忏悔者：“进入晚年，姑姑一直认为她有罪，不但有罪，而且罪大恶极，不可救赎。”（第71页）其实，“不可救赎”的观念，完全来自于作者自己——他把极为复杂的问题，简化为“恶有恶报”这一观念，并让亲手流掉“两千多个”孩子的“姑姑”，几乎每时每刻都被“命运报复”的恐惧折磨着。

在这部小说里，蛙的意象显然是一个具有核心意义的象征，它承载着报复的冲动和复仇的力量。对蛙的浓墨重彩的描写，出现在第四部的第四节。小说叙述了“姑姑”如何被无数奇形怪状的青蛙侵袭的过程。在这段让人毛骨悚然的叙事里，“姑姑”感受到了她作为“唯物主义者”从来不曾感受到的“恐惧”：

常言道蛙声如鼓，但姑姑说，那天晚上的蛙声如哭，仿佛是成千上万的初生婴儿在哭。……蛙叫声里，有一种怨恨、一种委屈，仿佛是无数受了伤害的婴儿的精灵在发出控诉。（第214页）

被失眠和幻觉折磨着的“姑姑”，知道“报应的时候”和“算总账的时候”到了：

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那只猫头鹰在树上哇哇叫的时候，他们就来了。他们浑身是血，哇哇嚎哭着，跟那些缺腿少爪的青蛙混在一起。他们的哭声与青蛙的叫声也混成一片，分不清彼此。他们追得我满院子逃跑。（第338页）

她所遭受的报应和惩罚，是极其可怕的。她甚至连死的权利也被剥夺了。她自己这样说：“一个有罪的人不能也没有权利去死，她必须活着，经受折磨，煎熬，像煎鱼一样翻来覆去地煎，像熬药一样咕嘟咕嘟地熬，用这样的方式来赎自己的罪，罪赎完了，才能一身轻松地去死。”（第339页）作者对“姑姑”遭遇蛙群袭扰的场面的渲染，似乎是惊心动魄的，但揆情度理，却是虚构大于事实，很难让人信服和接受。

从上引的话语中，我们可以看出，“姑姑”远不是一个具有罪感意识的人，更不是一个对“罪与罚”有深刻理解的人。她对“惩罚”的想象是被动的、消极的，她对“折磨”的想象则是夸张的、残忍的。她把“受折磨”与“赎罪”混为一谈。她不明白，真正意义上的赎罪并不仅仅停留于对惩罚的想象，而是通过切实的行为完成对“罪”与“恶”的超越，最终抵达“爱”与“善”的彼岸。

我们完全有理由把“姑姑”关于“赎罪”和“报应”主题的话语，当作作者自己的话语来理解，同时，读者也有理由发出这样的质疑：如此缺乏内在深度的主题建构，是不是也太简单了一些？

二 叙事：作者的情感和判断

虽然，就题材而言，《蛙》倒也还算新鲜，但在别的许多方面，却并未脱出莫言小说的旧格局和老套路。

莫言在写作《蛙》的时候，选择了书信体的叙事方式，但是，很明显，过于冗长和僵硬的话语方式，很难使读者感觉到书信体特有的亲切风格。还有，书信体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写信人和收信人之间，应该构成一种对话关系，应该相互呼应。然而，在《蛙》里，收信人的形象始终是模糊不清的，始终是沉默不语的，这使人不由得产生这样的疑问：用如此笨重的方式，对一位外国人讲述中国的计划生育故事，真的是有必要的吗？真的具有充分的逻辑合理性吗？在我看来，去掉那些称呼“杉谷义人先生”的文字，丝毫不影响人们把这部笨拙的书信体小说，看作常规模式的第一人称叙事。

从小说艺术的角度看，第五部的剧本《蛙》，完全是作者对失败的书信体叙事方式的补救手段。其实，一部好的小说作品，本来是不需要这样大费周章的。布斯在《小说修辞学》第七章，谈到小说的表现力的时候，这样说道：“的确，描绘那些由善与恶、可敬与可鄙混杂起来而构成的人物，没有任何一门艺术比小说更合适。即使能同小说竞争的戏剧，通常处理的也是比较简单的情感与理智之间的关系。”莫言在《蛙》的戏剧部分所完成的工作，完全可以在小说自己的领地上解决。

然而，更大的问题，还不是这些技巧和形式层面的失误，而是作者在叙事态度上所表现出来的褊狭和促狭，以及小说在细节描写上的所在多有的虚假和浮夸。

一部伟大的小说，是能以朴素的富有诗意的方式，写出人性的美好和庄严的小说。然而，莫言似乎缺乏这样的能力。他喜欢过甚其辞的渲染。夸张的抒情，漫画式的描写，滑稽的对照，是他常用的修辞策略。通过明显过于简单的方式，他把人物写成了一群举止异常的怪物。莫言小说中的人物，大都具有一副“卡通式的”面貌，其言行举止，也大都具有一种滑稽剧中人物的可笑性质。

在叙述王肝写给小狮子的情书的时候，作者就通过《包法利夫人》描写农贸市场种种情景的技巧，即“空间并置”的对照性的交叉叙事技巧，将王肝的爱情表白，丑化为一场可笑的滑稽戏：“狮子，我最亲爱的小狮子，我愿意用我年轻的生命全力以赴地爱着的小狮子……我的亲人，最亲的人，请你原谅我，我已经在你的名字上吻了一百遍……”在他表白爱情的过程中，作者加入了对“我”的感受和王师傅钓鱼细节的描写：“我”对王肝的“闪烁着泪花”的爱情抒发，完全无动于衷，不以为然；同时，就在王肝说完“你一笑，我就感到头晕目眩，恨不得跪在地上，抱住你的双腿，仰望你的笑脸……”之际，王师傅则不迟不早，就在这时钓上来一只鳖：

那只鳖大概被摔晕了，仰面朝天，露出白色的肚腹，蹬崴着四只小爪，既可怜又可爱。（第100页）

就这样，夸张而肉麻的爱情表白，受到了羞辱性的嘲弄和消解。有必要指出的是，人物的这种可笑的爱情表达方式，完全是作者强加给他的——在《檀香刑》中，作者就曾把孙眉娘变成莎士比亚剧作中的朱丽叶，让她以同样矫情的方式表达过对爱人的思念。

像一些当代作家一样，莫言对人物的肉体经验很感兴趣。他将叙事的焦点，过多地停留在了人物的肉身方面。“身体叙事”也不是不可以，问题是如何使它具有美感和意义感。但是，在莫言的叙事里，关于“身体经验”的叙事，却显得外在而简单，甚至给人一种无聊的感觉。例如，就在追赶潜水逃跑的孕妇的时候，作者竟然忙里偷闲，让小说中的“我”，想象王肝的身体与小狮子的身体相互接触时的感受了：

真是天遂人愿啊，她丰满的身体又和王肝靠在一起了。我甚至有点嫉妒王肝了。他瘦猴般的身体，紧贴着小狮子。那么胖的、那么瓷实的肉啊！我猜测着王肝的感受，他一定能感受到她身上的柔软和温热，一定能……想到这里，我的心扑通扑通地跳。我为自己的肮脏念头感到无比的羞耻，慌忙把视线从他们身上移开，把手插进裤兜，狠狠地拧着自己的大腿。（第110页）

这样的“欲望化”描写，琐碎而无趣，显然缺乏深刻的心理内容和意义感。

《蛙》在叙事态度上的问题，还表现在将人与动物混为一体的类比修辞上。在小说的第四部，当“我”看到陈鼻带着一条洋狗流浪时，便发了一通言过其实、不合情理的议论：

在高密东北乡这种新近开发之地，土洋混杂，泥沙俱下，美丑难分，是非莫辨。许多赶时髦的暴发户，初暴发时恨不得将老虎买回家当宠物，破产时又恨不得卖了老婆抵债。大街上许多流窜的野狗，不久前还是富家豢养的身价不菲的名种。就像上世纪初叶，俄罗斯爆发革命，许多白俄贵妇，流落到哈尔滨，不得不为了面包，放下身价，或者为娼卖笑，或者嫁给下苦力的下层百姓，使这地方生出了一些混血的后代，陈鼻的大鼻子深眼窝也许与这段历史有关。（第252页）

这段拟喻失伦的类比，很不得体，不仅“卖老婆”之论很有以偏概全之失，而且对漂泊异乡的俄罗斯妇女，也缺乏最基本的人道同情，显示出一种令人费解的随意态度。

布斯在《小说修辞学》第七章谈到“作家的声音”的时候说：“一个人物身上的善恶交织越复杂，自然就越需要作家的判断。”又在第三章里说：“伟大的小说正是出生于隐含作家所具有的感情和评价。”但是，莫言的《蛙》所缺少的，正是那种博大的“情感”和可靠的“判断”，正是那种对小说写作来讲须臾不可缺少的庄严态度。过度矫情的爱情表白，或许应该受到有节制的讽刺；对于“瓷实的肉”的无意识冲动，固然也可以进入作者的叙事视野；将人与狗相提并论，也许不是完全不可以，然而，在《蛙》里，我们清楚地看到了作者的失误和失败——他缺乏开阔的人性视野，缺乏对人物内心世界的同情和理解。他亲自设计和导演了这一场场并不精彩的滑稽剧。

三 人物：面孔模糊的玩偶

沃尔夫冈·凯塞尔在《语言的艺术作品》中，将小说分为“事件长篇小说”“人物长篇小说”和“空间长篇小说”三类。如果仅就这些概念的字面意思来看，莫言的许多长篇小说，似乎都可以归入“事件长篇小说”。他对“事件”比对“人物”更感兴趣。他善于惊天动地地写故事和动作，而拙于精细入微地写性格和心理。他没有耐心刻画人物形象。他的小说中的人物，大都是性格单一的“扁平人物”：他们缺乏内在的活力，缺乏自己的思想，缺乏目标感和行为的自觉性；他们是一群盲目的、无力量的人，无论男人，还是女人，都像木偶一样活动着。

奥地利作家扎赫尔·马索赫（Sacher Masoch，1836—1895），曾经塑造了一系列受虐狂的男性形象和一系列施虐狂的女性形象，他的虐恋文学使他的姓氏成了“虐恋狂”（masochism）一词的词根。《蛙》中的飞扬跋扈的女人和窝窝囊囊的男性形象身上，多少都有些“虐恋”的影子。

《蛙》中的男人，似乎都可以被称作“窝囊废”。他们如此缺乏尊严感和自尊心，以至于让人怀疑他们的受虐倾向似乎是与生俱来的。

“我”的生活几乎全然是被动的。“我”尽管并不爱小狮子，但却仍然服从“姑姑”的安排，接受了这桩婚事。“我”这样说：

一切都在姑姑的操持下进行。我感到自己像一根漂浮在水面上的朽木，推我一把，便往前蹿一蹿。（第156页）

“我”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宿命论者：

我想，人生一世，许多事，都是命中注定的。（第159页）

秦河，计划生育工作船的专职驾驶员。他爱着“姑姑”，但却仅有爱的想法，毫无爱的能力。除了这种空洞的爱之外，他似乎没有别的任何愿望和追求，所以，

在日后的漫长岁月里，这个人一直跟随着姑姑，有船可开的日子里他开船，无船可开的日子里，他坐在船上发呆。（第103页）

与那些窝囊的男性不同，《蛙》中的女性，似乎大都是一群性别颠倒的“男人婆”。莫言小说中的那些占据中心位置的女性人物，性格外向，情感粗糙，言语粗俗，动作粗野，好的时候，表现出一些豪气，不好的时候，则是一身的流气和匪气。

“我”的第二个妻子因为强迫别人做流产，作孽太多，不能生孩子了，但她却自作主张，用近乎瞒天过海的幼稚手段，采取了已经年老的“我”的精子，让一个年轻姑娘来代孕生孩子，搞得“我”无可奈何。“我”向远在日本的“先生”这样抱怨道：

先生，从我给你的信里，您也知道了小狮子的脾气。她当年跟着我姑姑转战南北，与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锤炼出了一副英雄加流氓的性格。这娘儿们，被惹急了，什么事都能干出来。（第248页）

妻子是“流氓”，丈夫便只能是懦夫——对《蛙》的作者来讲，事情好像只能如此，没有别的选择。

然而，真正的“英雄加流氓”的厉害角色，还不是小狮子，而是那个被“我”叫作“姑姑”的人。

“姑姑”的言谈举止，不像现实中人，倒像《水浒传》中人。她喜欢打人。她对大学生同事黄秋雅大打出手，她对自己的侄子、小说的叙述者“我”说：

她后来可真是被我揍怕了，见了我就像浑身筛糠，像一条吞了烟油子的四脚蛇。姑姑感慨地说，那时所有人都疯了，想想正如一场噩梦。（第51页）

“姑姑”喜欢吸烟，吸烟的动作，很像一个莽汉：

姑姑将手中的烟用力嘬了几口，然后，用中指，将那烟头用力一弹。烟头划出一道暗红色的弧线，飞到远处的葡萄架上。（第40页）

许多年后，在追赶孕妇的紧张时刻，

姑姑从裤兜里摸出一盒挤得瘪瘪的烟，剥开，叼在嘴上。又摸出一个打火机，扳动齿轮，吡嚓吡嚓地打火，终于打着。姑姑眯缝着眼睛，喷吐着烟雾。河上起了风。浊浪追逐前涌。我就不信，你能游过一艘12马力的机动船。……姑姑将烟头扔到水里，一只海鸥俯冲下来，叼起那烟头，腾空而去。（第111页）

当小说中的“我”和妻子王人美向姑姑要可以生龙凤胎的药的时候，姑姑毫无人情味地说了这样一通“官话”：

姑姑是共产党员，政协常委，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副组长，怎么能带头犯法？我告诉你们，姑姑尽管受过一些委屈，但一颗红心永不变色。姑姑生是党的人，死是党的鬼。党指向哪里，我就冲向哪里。（第87页）

当她指挥人拉倒侄媳妇邻居肖上唇家的门楼的时候，竟然如此狰狞、如此平静地说：

我不怕做恶人，总是要有人做恶人。我知道你们咒我死后下地狱！共产党人不信这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即便是真有地狱我也不怕！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解开钢丝绳，把肖家的大门楼套住！（第130页）

王人美因为引产时失血过多而死亡，面对侄子“我”的质疑，

姑姑抬起头，鼻皱眼挤，面相丑陋而恐怖，猛然打了一个响亮的喷嚏。（第138页）

说粗话更是“姑姑”的拿手好戏。她像毫无教养的流氓一样爆粗口：

等我见到她把她那张×嘴给豁了。（第86页）

“姑姑”退休以后，还对她的一位叫黄军的同事恨之入骨：

我自然不怕，我口袋里装着一把小刀，随时准备劁了这个杂种。（第211页）

《蛙》里的女人似乎都是“绿林大学”毕业的，都喜欢肆无忌惮地说粗话，就连“我”的媳妇王人美，说起话来，也是一副很吓人的无赖腔调。她为了发泄愤怒，狠狠地咬了自己丈夫一口；当邻居因为受她牵累而向她索赔的时候，她说：

呸！赔你个屁！你儿子摸过我的奶，亲过我的嘴！这棵树，等于赔了我的青春损失费！（第131页）

《蛙》里的人物在心理的成熟度上，连幼儿园孩子都不如。作者赋予了他们近乎相同的心智水平。他们面孔模糊，思想简单，行为幼稚，远远不是真实和成熟意义上的人——既缺乏属于自己的个性，也缺乏丰富而普遍的人性内容。他们是飘忽的影子，忽焉而来，忽焉而去，注定是不会在读者的心中久驻常留的。

四 语言：缺少克制和含蓄

莫言的小说，语言恣肆，文体漫衍，显示出一种外向的修辞姿态和浅表化的修辞效果。他倾向于加强语言的冲击力，而对含蓄蕴藉的修辞意味，则不甚注重。在动静之间，他的语言过于“好动”，而缺少“安静”；在深浅之间，他的语言多在表层上滚动，而较少向深层掘进。比喻、夸张和排比，都是他喜欢的修辞技巧，然而，具体的修辞效果，却不甚佳，其中比喻修辞的问题，最为严重，例如：

听到这个消息后，哥哥姐姐像青蛙一样哇哇叫，我在地上翻筋斗。（第29页）

人像青蛙一样“哇哇叫”，怎么想象，都觉得不对劲。

秦河这可怜虫就在我们面前，他身体翻腾着，宛如一根油锅里的油条。（第108页）

这个比喻同样给人一种言过其实、很不恰切的感觉：落水的人与锅里的油条之间，似乎缺乏充分的可比性。

她身体蜷缩着，像一只倒干了粮食的瘪口袋，又像一只钻出了飞蛾的空茧壳。（第175页）

虽然一连用了两个比喻来形容，但是，却很不准确，依然给人一种不伦不类、含糊不清的印象。

陈鼻坐在我家门槛上，灶膛里的火映得他满脸闪光，那个巨大的鼻子，像一块结了冰的萝卜雕成。（第188页）

在这个比喻里，喻体和本体之间的相似度，并不很高，让人觉得很不搭调。

但现实中的姑姑总是以身披宽大黑袍、头蓬如雀巢、笑声如鸱枭、目光茫然、言语颠倒的形象出现在我的脑海，截断我的美好幻想。（第234—235页）

“头蓬如雀巢”和“笑声如鸱枭”两个比喻，都没有获得化抽象为具象的修辞效果。“雀巢”的样子太过笼统，而“鸱枭”的叫声与人类的笑声，实在相去甚远——更何况，现在能听到这种鸟叫的人，似乎已经不是很多了。

……那郝大手，静静地坐在工作台后，目光迷茫，面无表情，仿佛一匹梦境中的老马。（第210页）

把现实中的清晰影像，比喻为梦境中的模糊幻影，虽然有点新奇，但缺乏具体性，未能获得理想的修辞效果——所谓“意不称物，文不逮意”，大概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吧？

莫言喜欢运用四字一句的句式，但却总给人一种刻板、僵硬的印象，例如：

婚礼早晨，阴气森森。乌云密布，雷声滚滚。雷声过后，大雨倾盆。（第82页）

这里的三个四字句，所用的词汇，都是近乎陈词滥调的“套话”，所以，就给人一种索然无味的感觉，仿佛在喝一碗用发霉的陈米熬出来的稀粥。

大江滚滚，不舍昼夜。重云开裂，日光如电。（第174页）

这句话的问题，与前句话相同，都一样缺乏新鲜感和诗意感。

北风遒劲，遍地白霜，红日初升，……我不怕，我是泰山顶上一棵松，抗严寒斗风雪胸有朝阳。（第89页）

这句引文中的前半句，是“我”的叙述语言，——因为过于书面化，便给人一种极其呆板的印象；后半句则是“我”的妻子王人美说的一句话——因为戏仿“样板戏”，所以给人一种滑稽的感觉。另，“遒劲”一词，一般是用来形容书法的“笔力”和“风骨”的，不能跟“北风”搭配。

用词不当，也是莫言作品较为常见的毛病：

……顽抗政府，辱骂工作人员……（第128页）

“顽抗”似乎只可作不及物的动词来用，而不可以当作及物动词来用。

一户人家，突遭变故，父母双亡，只余下十八岁的姐姐与襁褓中的弟弟，万端无奈中，姐姐将自己处女的乳头塞到弟弟嘴里，几天之后，竟然有乳汁分泌出来了。（第187页）

这句话将“万般无奈”误用为“万端无奈”，问题虽小，但可以见出一个作家在写作上的态度。

古人讲，“为大于其细，图难于其易”，一切伟大都是从细小处开始的。一个好的作家，就是在一字一句上，甚至一个标点符号上，也从不马虎的作家。

五 获奖：几句多余的话

随着最新一届评奖结果的揭晓，“茅奖”又成了人们谈论和争论的话题。其实，文学评奖，就其本质来说，从来就是“趣味”和“偏见”的产物。无论多么公正的文学奖，都不可能做到绝对的“客观”和“公正”，而“失误”则是文学评奖几乎难免要打的“磕绊”。人们谈论起“诺贝尔文学奖”，也许会为托尔斯泰、契诃夫、易卜生、勃兰兑斯、卡夫卡、鲁迅、哈代、毛姆、曼德尔施塔姆和伍尔夫等人没有获奖愤愤不平，但是，这并不影响人们对“诺奖”的关注，并不减损人们谈论“诺奖”的热情。对“茅盾文学奖”，亦应作如是观。

长篇小说《蛙》获得了最新一届的“茅奖”。然而，获奖与其说是终结，毋宁说是开端——它不应该被当作对一部作品的“盖棺论定”，而应该被当作它接受社会检验的“剪彩仪式”，换言之，它在接受鲜花和掌声的同时，还必须承担这样一个义务，那就是，接受更加挑剔的阅读和更加严格的批评。

然而，在我们这里，文学评奖似乎越来越偏离“文学”，越来越被庸俗化。文学评奖成了作家的最高“梦想”，成了与地方政府的“政绩”相关的事情，甚至被当作具有商业色彩的交易行为。就在“茅奖”揭晓不久，有位评委，就在自己的博客里，声高气壮地说：莫言早该得茅奖，这是“茅奖”欠了他的；今天“茅奖”终于给了莫言，也可以说是茅奖还了他的债。他不知道，文学奖与作家之间，不存在债务关系。“谁欠了谁的”这样的说法，只有在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发生了商业性质的契约关系的前提下，才能成立。然而，就我所知，中国作协似乎从来不曾与任何作家，就“茅奖”问题，签订过商业性质或其他利益前提下的契约文本，所以，也就根本谈不到欠债与还债的事情。职是之故，即使“茅奖”的评奖确实有失误，确实很让一些人觉得不爽，那也无妨各行其便：不满的，可以发泄怨气；得了奖的，可以扬眉吐气，体验“云开日出”的快乐。至于“欠债”与“还债”，胡为乎谈哉？

所以，与其贸贸然说某项文学奖“欠某作家一个奖”，还不如平心静气地问那些获奖作家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奉献给读者的作品，配得上我们所获得的奖项和荣誉吗？

注释

[1]莫言：《蛙》，第121页，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年。以下出自《蛙》的引文，只在引文后注明页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