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发表在《新青年》上的《小河》，被胡适称为“新诗中的第一首杰作”，它表现了小河流水的流动感，但这种流动感远不如白居易《长相思》的“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洲古渡头”来得灵动；刘半农那首有名的“相隔一层纸”的白话新诗，反映了贫富的对立和劳动者的苦难，但它的艺术效果却远不如杜甫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说明什么？说明了中国现当代文学至今尚难以达到的古典美。中国文学的古典美的形成，不是没有原因的。原因多方面，我看起码有两条：一是与生活节奏直接相关，中国古代社会生活节奏之慢，是我们今天很难想象的，与那时的瓷器、绢绸制作工艺相一致，在这种节奏中不计时间成本的文艺佳作创作过程，就像曹雪芹写《红楼梦》，“披阅十载，增删五次”，是今天的“朝甫脱稿，夕即排印，十日之内，遍天下矣”的文艺创作远不能相比的。二是时间的汰选，杜甫创作的诗歌绝不是我们在《杜甫诗选》里看到的那些，李白亦然，这些历久不衰的作品流传上千年至今，时间的自然汰选，就是一个去粗取精的过程，自然“美”不胜收。我这样说，无意于责备年龄刚过一百岁的中国现当代文学，而且，显而易见，前述中国文学古典美形成的关键性首要条件已经去而不返、无法重复，我们不会回到古代那种生活节奏，时至今日连回光返照的可能性都没有。但是，中国文学的古典美始终是存在的，它浸透在这个民族生活里，积淀在这个民族文化的深层无时不有、无处不在，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正因为此，我们才会说《小河》表现的河水流动感远不如《长相思》。中国现当代文学需要继承这种古典美，当然，这种继承更是一种创造性的现代转化。
事实上，可以提出的，是已经历了百年的中国现当代文学，远没有实现古典美的创造性现代转化。那么，原因何在呢？我认为至少有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自1917年1月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后，“文言”变“白话”的中国新文学始终把西方文学作为自己创作的范本。那时候，几乎每一位现代作家心目中都有一个乃至几个外国偶像，中国古典文学似乎被他们整个“遗弃”了：郭沫若崇拜惠特曼、泰戈尔、歌德，茅盾即沈雁冰心目中有泰纳、左拉，曹禺仿效易卜生……连鲁迅都说自己开始的小说创作“大约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我怎么做起小说来？》），胡风甚至到了20世纪40年代还说中国新文学是“世界进步文艺传统底一个新拓的支流”（《论民族形式问题》）。显然，这些述说是真实的，域外文学的进入对于新文学的发生发展是完全必要的。新文学先驱者是“历史的中间物”，前半身在中国古代，古典文学修养的深厚在他们创作中自然表现出来；但对于新文学后继者就并非如此了，鲁迅后来就有针对性地提出“新的艺术，没有一种是无根无蒂，突然发生的，总承受着先前的遗产”（见鲁迅1934年4月9日致魏猛克的书信）。显而易见，这更是留待后继者完成而又难以实现的巨大工程。
其次，“救亡图存”是贯穿中国现代历史的时代主题，尤其是抗日战争爆发后，风起云涌，战火纷飞，改变了新文学作家的生存状态，“偌大的中国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只能是他们可望而不可即的理想，文学无法沉静下来，品味审美范式这类过于优雅的问题。
第三，特别是1949年以后的一段时间里，文学过多地与政治搅在一起，诸如“《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的”“《陶渊明写挽歌》是借古讽今”“《海瑞罢官》是反攻倒算”……这一类我们耳熟能详的声音。“美”这个词汇已经完全被“阶级性”所捆缚，“古典美”只能是我们脑海中残留不多的遥远的记忆。这种状况直至1978年后才有所改观。
我讲这个道理，针对的是淳彦这部著作。
我认识淳彦已有二十多年了，他给我的感觉总是那么睿智、沉稳，思维活跃，常有奇思妙想，文笔蕴藉有力。当看了淳彦这部著作，我很受了一番震动。
我想到的是，首先是淳彦学者兼作家的身份。记得王蒙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出“作家的学者化”这个问题（《读书》1982年11期《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谈我国作家的非学者化》）。王蒙在文章中反对作家不学无术，理由是“能够完成伟大的史诗的作家，能够不同时是思想家、史家、美学家、社会学家和诗家吗？”他担忧的“不是某个作家的文化知识问题，而是整个作家队伍的非学者化，以及作家队伍与学者队伍的日益分离，走上两股路的状况”。
我认识淳彦是在吉林大学时，先看到的是他身上“学者”的一面，他考取了我的硕士研究生，毕业后，正在为报考我的博士研究生做准备，我其时研究的课题是中国新文学的发生，不久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多重对话：中国新文学发生》这部著作，在该书自序中说：“此刻，我十分怀念两年前与七八位研究生在一起搞这一课题的情景，大家不分昼夜在一起热烈讨论，钻图书馆，‘泡’在那些‘故纸堆’中，他们给我留下了上百万字的资料，尤其是一位当时还并非‘正宗’的研究生，他也加入进来，我不知道是什么力量使他在那些研究生顶不住一顶莫须有的‘保守主义’的‘罪名’无心恋‘战’而散去时，始终伴随着倍感‘孤独’的我的默默无闻的研究，在我，这是精神上缺之不可的。”他，就是王淳彦，我们后来还联名在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可见他的学术研究积累之深厚，他明确意识到前面一再提到的中国文学“古典美”的创造性现代转化问题，我们曾多次讨论，这成为他此后十多年孜孜以求的方向，是通过他身上“作家”这一面完成的。
本书就是淳彦追寻中国文学“古典美”的创造性现代转化的有力实践。从文章中的湖山梦影里，我们时而看到王维的影子，时而看到苏轼的影子，能够很明显地看到作者很努力地学习了中国古典文学、古典美学的知识体系，并且开始尝试着把古典音乐、书法的审美韵律融入到文学创作当中。他的文章彰显出浓郁的古典美，又不失当代情怀，令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不知不觉神魂涤荡，如清风入怀，感到了久违的风雅。
作者能够这样熟练地运用笔墨，把江河湖海的生命体验和中国江南文化、大运河文化融汇起来，也是这个时代赋予的奇人奇事。在我们这个跌宕起伏的时代，一个人、一个生命能够自觉地游走在中国文化的乡间，能够用人生去体认中华文化的根脉，这实在不是一件平常事。但是，淳彦努力地去做了。当然，也许只有他的个性，只有这个时代的个性，才能为他提供这样的一次与文化亲密接触的机缘。
鲁迅讲过：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就成了路。探究中国文学的根源，探究中国文学的审美范式，需要淳彦这样的作家兼学者。希望他能坚持下去，真正找到中国古典美学的源流，并且通过细腻的文学笔触转化到我们鲜活的生活中来，给读者奉献更好的作品，满足大家对中国美的好奇。
最后，我给我亲爱的学生一些寄语：我们的时代即将过去，你们的时代已经到来，希望你能珍爱身体，珍爱天赋的才华，用上天给予你天赋的细腻和美的感知来为我们的生活带来更多、更好的美的享受。
美，是我们生活中的稀缺资源。我们需要美，我们需要你，我们需要美的创造者。感谢淳彦在这本书中给我们带来的各种体例的当代美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