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2008年底，因为与香港浸会大学社会学系阮丹青教授的合作，我们见面时她随便聊起，她的四叔黄宗汉先生当年在北京东风电视机厂曾搞过一段轰轰烈烈的改革。那时，他抱定“当厂长就要给国家挣钱”的宗旨，从效益入手，利用自己手中的关系资源，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从计划经济体制的重重藩篱中杀出一条路，为国家盈利两千多万。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定宜庄教授与黄宗汉先生进行了二十多个小时的访谈，也对这段历史发生了浓厚的兴趣，觉得这是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改革开放早期的一个缩影。我（杨善华，笔者之一）自1996年以来，一直在做城乡老百姓的口述史，听到这么一件事只觉得眼前一亮，因为以往讲改革初期的历史，要么是讲高层间的决策和斗争，要么是讲农村基层农民的决心和行动（比如安徽小岗村），而城市的改革，尤其是企业改革的肇始和实践，则鲜有记录和研究，能看到的，多是文艺作品的反映（比如《乔厂长上任记》）。因此，黄宗汉在北京东风电视机厂的改革实践，在某种程度上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

按中国当时的行政等级来说，北京东风电视机厂只是一个县团级的小厂，在1970年代末计划经济体制仍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环境中，其政治资源和经济资源均很有限，面对强大的体制和对手，如何能冲破重重阻力，撬动计划经济体制这样的铜墙铁壁，从缝隙中为自己杀出一条新路？这正是引起我们兴趣的点。要知道自1949年以来，中国内地的社会在中央集权和计划经济体制的双重主导下，逐渐形成了一个金字塔型的社会结构，权力的运作和资源的分配都是以自上而下的形式实施的。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关系就是支配与服从的关系，而且，从表面看，这种支配与服从的关系是绝对的、难以改变的。

但是，事实上，在进入这一课题前的研究经验已经告诉我们，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关系其实并非是简单的支配与服从关系。甚至在中国特有的行政层级（中央、省部、地厅或地局、县处、乡科）的每两级之间，我们都可以感受到有利于下级按自己意志行使权力的“自由政治空间”的存在。而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这种关系又可以被概括为纵向的条与块内的上下之间的层级关系与横向的条块之间的关系。

在中国社会权力运作的过程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条条内部的关系、块块内部的关系，以及条块之间的关系会纠缠在一起，构成一种极其复杂的关系网络；因为这样的关系网络，不同行政层面所形成的板块会生出很多缝隙，从而使下级在贯彻高层制定的政令时有空子可钻。我们认为，这就是导致中国改革发生的社会结构层面的条件。正是因为这样的条件的存在，改革才有可能最终在中国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因此，当我们把目光投向北京东风电视机厂改革的具体过程时，就会发现，“东电”的改革，其实就是作为社会行动者的、以黄宗汉为首的“东电”的改革先驱，根据自己在体制内工作和生活所取得的经验，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发现和利用行政板块各个层面的缝隙，为自己争得行动空间，最终走出一条改革的新路这样一个过程。我们可以看到，北京东风电视机厂在改革方面取得的突破和所选择的路径，在某种程度上成了后来选择改革的企业仿效的典范。就此而言，北京东风电视机厂当年的改革是基层改革的一个缩影。于是我们决定将北京东风电视机厂当年的改革作为一个课题来研究。

2009年夏天，课题启动，访谈集中在2009年8月。我们先访问了黄宗汉，然后在他的建议下，陆续访问了陶必德（当年东风电视机厂四车间主任，后任销售科科长）、吴明瑜（当年国家科委政策局局长，后曾任国家科委副主任）、理由（作家，报告文学《希望在人间》作者），高峰倩（当年东风电视机厂副厂长，后曾任北京市广播电视局副局长）、稽国庆（当年东风电视机厂副厂长）、陈素锦（当年东风电视机厂工人）。后来，在陶必德先生的帮助和组织下，2010年1月我们又召开了工人座谈会与中层干部座谈会。参加职工座谈会的有程俊模（当年厂部小车司机）、王英明（当年四车间工人）、马淑蕴（当年三车间工人，后为工厂办公室主任）、马骅（当年工艺科技术员）和陶必德本人。参加中层领导干部座谈会的有朱振旺（当年设备动力科科长）、范录筠（当年厂长秘书）、崔莉笙（当年情报室主任）与陶必德。2010年4月，为了进一步了解东风电视机厂与北京电视机厂合并的细节，我们访问了焦长林（当年销售科成员，时任牡丹城际经营公司总经理）。我们的访谈终止于2011年8月底，最后访问的是王大明（当年为北京市经委主任，后来担任过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北京市第七届政协副主席）。按照我们原来的设想，是准备访问那些对当年这场改革持不同意见的干部和技术人员的，不过因为种种原因，他们最后还是婉拒了我们的访问，这也是令我们遗憾的一点。另外，定宜庄教授在宣武区档案馆的支持下，翻拍了黄宗汉档案中的部分文献资料，这为我们后续的研究奠定了一个文献资料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