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三十多年前，我写过一篇关于《三国演义》的文章，题目是《关于曹操形象的研究方法》，作为毕业论文。写这个题目，当时有一个直接原因，就是我的一位老师在《文学评论》上发表关于曹操研究的论文，我觉得很有可议之处。正赶上要报毕业论文题目，匆匆想到不妨就此商榷一番。在我看来，老师的思路是以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评价文学人物，其中可以看出一些学术以外的话语背景，如毛泽东、郭沫若等人对曹操的正面肯定，以及70年代中期“评法批儒”给曹操塑造的政治形象，等等。我想借此论证文学的自身规律，80年代初期文学创作与理论批评正亟欲摆脱政治束缚，对文学本体的关注亦是一种学术风气。我定下题目，去找那位老师做论文指导教师，她倒是欣然同意。而且更没想到，后来她给我的评分是“优”。那个年代大家思想上都有僵化之处，但人与人的关系倒是简单淳朴。

1982年初，我从黑龙江大学毕业回到杭州，便将这篇论文投到《文学评论》。我不知道文章能否发表，但多少有一点自信（那时候这种事情不讲人情关系，投稿时并不认识任何一位编辑），却没想到竟是作为那一期《文学评论》的头条（1982年第4期），同年10月又被《新华文摘》摘要转载。作为一个刚毕业的本科生，顿然有了崭露头角的感觉。其实读大学那几年，我都在写小说，几乎是心无旁骛，这一来倒是跟古典小说或是理论批评方面都有了一些，亦将我带到了一个选择的路口，今后是接着做古典小说研究，还是转向做文学批评？自己有些犹豫不定。

1984年我连续参加了两个全国性学术会议，一个是讨论古典小说，一个是当代文学研究。我是以出版社编辑身份参会，那时已调入浙江文艺出版社。那两个会议使我有幸认识许多学界前辈和新锐，研究古典小说的学者鼓励我接着做这类题目，搞当代文学的认为我更适宜做理论批评。按国内学界通例，古代与当代很难跨界，两头沾边就显得很不专业。80年代是文学观念急遽变化的时期，理论思潮的交锋，叙事文本的嬗变，显然对我更有吸引力。作为编辑，手上的业务正好有理论批评这一块。这样，我的写作自然就转向文学批评。第二年夏天，完成了一篇压在手里好几年的关于《水浒传》的论文（《〈水浒〉主题思维方法辨略》, 《文学评论》1986年第3期），之后很长时间里，一直没有关注古典小说方面的话题。

1984年8月，我借着去北京出差机会，见到了《文学评论》编辑部的前辈们。其中一位老编辑带我去了《读书》编辑部，那时三联书店和《读书》编辑部还在朝内大街166号那幢楼里。在堆满书刊的阁楼上，我一下子感受到一种特殊的文化气息，听沈昌文、董秀玉、吴彬他们聊天，很快让你领悟到在学术与观念之外的某种人文情趣和话语方式。吴彬是负责中国文学的编辑，跟我谈论当时兴起的新小说革命和“寻根文学”，问我是否有兴趣写写这方面的文章。于是，从1985年起，我也成了《读书》的作者。那几年里，我给《文学评论》写过几篇关于文学思潮和当代性探讨的论文，给《读书》写过韩少功、周梅森的小说评论，写过黄子平、季红真的书评。从那时到现在正好三十年了，我没有统计过给《读书》写过多少文章，当然不算太多，我不是那种勤奋的写作者，但我对这份杂志始终怀有一种文字表达的追慕。

80年代末，我在《文学评论》发表了李锐小说集的评论，还有一篇关于寻根文学的综论，以后就告别了那种混迹学术的写作。当然，后来发生了一些意想不到的情况，理论话语陡然逆转，这使我不能适应。另外一个原因是，自己对愈益走向科层化的“学术”产生了心理和趣味上的抵触。尽管内心觉得愧对《文学评论》的编辑们，90年代以后就再也不做所谓学术论文那种东西了。我喜欢随笔和读书札记那样的文体，喜欢那种叙述的自由，喜欢从文本出发去追寻思想踪迹……就这样，自己的文化兴趣和文字表达习惯渐而转向以《读书》为标杆的那种路径，此后的写作一直沿循这样的轨迹。90年代中期，《读书》编辑们以“脉望”名义策划一套“书趣文丛”，其中就有我的一种《寻找手稿》（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

重新细读《三国演义》和其他古典小说，已是二十多年以后。我注意到，学者们已不再以小说比附现实政治，研究方向基本上转移到版本沿革、作者身世及本事考证等方面。其实，自“五四”以来，中国小说研究的主要关节就是这些，当年鲁迅、胡适治小说也都从这几处入手。这算是回到了学术正路，罗贯中、施耐庵籍贯，吴敬梓身世，自然都成了极具影响的课题。当然，我自己的兴趣依然在文本本身，因为不搞学术，用不着关心人家圈内人的课题。

岁月老去，思虑散逸。有时往往会想到小说的意义生成，小说作为一种叙史方式对历史的重述与误读，是一个有趣的现象。早年写那篇关于曹操论文的时候，我还只关注文学本体，完全从审美角度立论。其实，中国小说跟诗词一样，不完全是一种文学文本，亦需要从历史和伦理的角度去认识。有一个问题，我一直很奇怪：如果有人问哪一部文学作品对国人心灵影响最大，我肯定说是《三国演义》，可是这部小说叙述的历史并非骄人的汉唐盛世，亦非人文辉煌的两宋时期，为什么这里边的故事对国人特别重要？

其实，三国时期严格说来不能算是一个朝代，只是夹在东汉与西晋之间的一个短暂的历史过程。如果从黄巾作乱算起，其开端应定于汉灵帝中平元年（184），但是从诸镇纷争到形成魏、蜀、吴三足鼎立，名义上东汉朝廷仍还存在，一直延续到献帝延康元年（220）。所以，史学界通常以220年曹丕称帝作为这一时期的起点，并以280年东吴灭亡为结束，前后一个甲子。可是下一个朝代晋朝早在265年就开始了，曹魏咸熙二年，司马炎迫使曹奂禅让而称帝，改元泰始。蜀汉已于两年前灭亡，这时只剩下东南一隅尚未统一。从献帝禅位到司马炎登基，短短的四十五年间天下两次禅让，历史的巧合让人匪夷所思。

如果从黄巾起事算到东吴灭亡，这个时间跨度几乎长达百年，史书《三国志》和小说《三国演义》的叙事内容大抵根据这一时间标尺——汉末士族豪强正是抓住剿灭黄巾的契机而崛起。历史的长镜头在四十五年、六十年和将近百年之间晃动着，推近和拉开，时间记忆在叙述中渐渐被更替和改写，或是散落成碎片。我在阅读中认识到，这段分分合合的历史不但极具故事性，而且几乎所有的人都能从中找到自己的精神慰藉。

陈寿撰《三国志》以曹魏为正统，虽说不尽合理，体例上亦显得别扭，却代表了某种共识，那就是企图寻找一种统辖性的历史存在。秦汉时期形成的大一统局面是可以产生多种释义的历史记忆，譬如用钱穆的话来说，那就是“国家民族之抟成”（《国史大纲》第三编第七章）。其要义在于，将春秋战国以来裂土分封的贵族专制逐步改造为具有行政意义的郡县制度，这样政治上似乎就顺理成章地纳入儒家先贤设计的礼治之道。可是东汉末年的乱局打破了这种大一统，士族豪强以武力纷争，似乎一切又回到了战国以前的局面。顾炎武有谓战国时“邦无定交，士无定主”（《日知录》卷十三），其实三国时期亦如此，这种情形在《三国志》的叙事中自有充分体现。由于汉室已是要被革除的对象，在陈寿那个时代的史家眼里，只有抽象的圣王之道，并没有具体的“国家”观念。

陈寿撰史带有某种“元叙事”的理论预设，以为历史应该符合具有某种演化轨迹的构想形式，成王败寇的历史消息中自然包含王朝兴替的伦理逻辑。譬如，刘备、孙权之所以不能成为一统天下的雄主，因为衡量以“修齐治平”的圣王之道都有所欠缺；而曹操“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不但有以魏替汉的既成事实，在陈寿心目中其形象“光于四海”而几乎有如周公。

我想，如果将历史理解为一个民族的共同“记忆”（抑或包括共同的“想象”），被认为是文学作品的《三国演义》则有另外一种叙史意义。原初的记忆可能漫漶不清，也可能本身就带有某种想象，小说家不妨以自己的想象去修正前人的想象，以填补历史记忆。譬如，《三国演义》将“匡扶汉室”作为大目标，衰靡不振的汉室就成了光荣与崇高的象征。在国家意识召唤下，放大和凸显了忠勇节义的英雄气概。小说家之所以同情弱势的蜀汉一方，并非出于文学史家所谓“刘姓天下”的正统观念，而是痛感于宋元以后中土沉沦的现实悲况。沉沦之中重述恢复汉室之旧梦，明显是召唤汉族士夫之历史记忆，强调华夏民众之国家认同。逆境奋起的英雄叙事对于饱受欺辱的民族来说意义重大，人们至少能借此获得某种精神自慰。有趣的是，对《三国志》记述的刘备妻子三番五次被掳，《三国演义》竟照单全收，因为正好借以重构另一种故事。关羽千里走单骑，赵云长坂坡杀入万军之中，都是以护嫂救主大显其无比忠勇；同时，更于忧患之中刻画刘备苦其心志、动心忍性的大人之心。尺蠖之屈，以求伸也，这是小说家眼中的王者风范。

《三国演义》描述的谋略手段是所有三国叙事中最精彩的内容，小说情节几乎按照博弈性设计推演，由于战争语境使得一切诡诈之术都合法化了，因而得以尽兴发挥。当然，此中的机会主义策略自是沉淀于国人集体意识中的文化记忆。当初，关羽被曹操的军队围在下邳城外土山上，曹操派张辽来劝降，关羽提出的第一个条件就是“降汉不降曹”，这种说法有些自欺欺人（他本来就是汉臣，何来降汉之说）。关羽的“投降”只是应机权变，曹操答应得竟很爽快，“吾为汉相，汉即吾也”。反正大汉王朝就攥在手心里。他只想着将关羽收归己用，不去纠缠什么说法。彼此各自表述，各取所需，乃以实用主义对付机会主义。

对于《三国志》的重述与误读，绝非自《三国演义》开始，在宋人说话和金元杂剧的三国戏里边，都有自己的话语生成。从历史著作到文艺作品，性格因素被放大了，国家形廓变得清晰了，打打杀杀的百年闹剧，竟成功地植入家国伦理大义。本来，在豪强纷争的语境中，英雄、枭雄乃至奸雄并无多少区别。刘备有枭雄之称，曹操更负奸雄骂名，并不妨碍二人煮酒论英雄。曹操放言“今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说到底要看谁能问鼎中原。可见“英雄”语义纷歧，原本并无人格准则与道德底线，而刘备却以“匡扶汉室”的国家名义占据话语制高点。在后世的三国戏中，在国家意识形态语境中，这就简单地分出了好人坏人。

梳理一下三国叙事的传世文本和传播途径，大致可以排出这样一个序列：

一、陈寿《三国志》。

二、《三国志》裴松之注所引佚史。

三、《后汉书》何进、董卓、袁绍、袁术、刘表、吕布诸传；《晋书》宣、景、文、武帝本纪等。

四、《世说新语》中的三国人物纪事。

五、宋元说话中的三国故事及《三国志平话》。

六、金元杂剧中的三国戏。

七、《三国演义》嘉靖本、毛本。

八、明代戏文（南戏）和明清传奇、杂剧中的三国戏。

九、明清以来民间拜关帝的庙祀活动。

十、清末以来京剧及地方戏曲中的三国戏。

十一、明清以来民间年画及其他美术作品中的三国人物和故事。

十二、连环画《三国演义》（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56—1962年版）。

十三、50年代末毛泽东发起的关于曹操历史地位的讨论，并出版《曹操论集》（三联书店1960年版）。

十四、电视剧《三国演义》（1994年版）、《三国》（2010年版）。

十五、当下风行的桌面和在线游戏《三国杀》。

这个列表不敢说没有遗漏，譬如，2008年在河南安阳发掘的曹操大墓，以及随后引起的质疑和争议，是不是也应该列入？据说当地正加紧旅游开发，而如今旅游产品往往亦是历史 / 文学文本的衍生物。

这是一个层累地造成的文化堆积，其中包含的记忆信息是如此丰富而驳杂，似乎很难统一到某种知识谱系中，难以做出条分缕析的学理性认识。譬如，关羽身前为人臣，死后却称帝，被尊为“关帝”，忠诚者变成了忠诚之对象，这是哪门子的纲纪？然而，这个对象化过程似乎亦一再被复制。再如，照例说戏台上的人物都有好人坏人之分，可是吕布呢？所有的历史学者对吕布都没有正面评价，戏台上吕布却是讨人喜欢的武生（翎子生），他算是好人还是坏人？

毛泽东要替曹操翻案，显然亦有好人坏人的标准。当然，操心古人的政治正确和先进性代表也是郭沫若、翦伯赞那些大学者的学术雅趣。可是，民间野老村夫乃至青少年读者最关心的却是马超与关羽的武艺高下，三国武将排行榜永远是一个让人感兴趣的话题。还有，刘关张三人“寝则同床”是怎么回事？今天的读者从三国叙事的密码中又发现了新的问题——现在网络上就有许多帖子讨论这哥仨是否有龙阳之癖。

混沌的历史记忆，映照着五花八门的现实图景，尤其自明清以来民间拜关帝到当下风行的《三国杀》游戏，更是体现了接受层面不断变异的衍生性，亦一并印证了思想史之“迷思”（mythos）现象。

以上是我读三国想到的一些问题。我每每感叹，个人能力和精力总归有限，如此散逸的思绪不可能将自己引向深入而系统的探究。

编入这本小书的文章不全是关于《三国演义》，还有几篇是谈论《水浒传》《西游记》和《儒林外史》的。那几部小说与历史的关系不是很大（我一直不理解鲁迅为何将《水浒传》列入“讲史小说”），也就是说它们不是重述史家文本的文学作品，所以我在文章里更多地着眼于人物和故事本身。当然，更使我感兴趣的是叙事方式中包含的种种寓意。

在浩如烟海的古典小说中，我前后涉及的只是寥寥几种。当然，这几种都很重要，是中国小说中为数不多的几部大作品，值得反复细读。奇怪的是，学术圈内很少有人对这些作品做出文学意义上的解读，也很少有人从话语踪迹中去梳理这些作品的叙事旨意。所以，现在文学史教科书上讲到《水浒传》，还是一种阶级分析的讲法；讲到《西游记》，依然袭用鲁迅、胡适的“游戏”“玩世”之说。如果说，有一千个观众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我相信最差的哈姆雷特就是写进教科书里的那个。至于我的哈姆雷特，我想最好让他自己从作品里走出来。

望着城市阴霾如晦的天空，似乎不能想象应该还有阳光和白云，往往是学术惯例遮蔽了贫瘠的思维。其实，对于文学作品而言，探求的足迹总是伴随着阅读兴趣而不是学术目标。平日读《儒林外史》，总觉得它不只是讽刺科举制度和暴露士林丑态，泰伯祠大祭写得那么隆重，难道是作为一种反衬？这等重振斯文的礼乐大事，为什么不在儒门的文庙举行？作者何以将遁世作为终极价值理念，是否另有深意存焉，在知识话语与权力关系的纠结中是否还有一个隐蔽的主题？一遍遍读下去，脑子里总会产生许多问题。

老来读书有一个好处，就是更有随心所欲的方便，借用《儒林外史》中的一句话，“从今后，伴药炉经卷，自礼空王”。

收入本书的文章曾发表在《读书》《书城》和《上海文化》等刊物，是《读书》编辑部卫纯先生建议将这些文章结成一集，亦费了他许多工夫，在此深表谢悃。

李庆西

2015年中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