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常侍乱政

《三国演义》的故事从汉末黄巾造反说起,刘关张桃园结义乃以民间豪强势力抵抗另一种来自民间的破坏力,历史的是非成败于此衍生诸多不同说法。当日不第秀才张角率众举事,号曰“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风云激荡之际各色人等相继亮相。其实,最初登场不是英雄叙事的主角和配角,只是第三等或第四等以下副末角色。书中开篇就说宫里的宦官如何深得桓、灵二帝宠信——说到窦武、陈蕃诛阉不成,反为所害;说到蔡邕上疏痛斥妇寺干政,竟被曹节构陷。东汉自桓帝延熹八年(165)始有党锢之狱,至此宦官把持朝政近二十年之久,宫廷内逐渐形成一个有“十常侍”之称的强力集团。有道是:“张让、赵忠、封谞、段珪、曹节、侯览、蹇硕、程旷、夏恽、郭胜十人,朋比为奸,号为‘十常侍’;帝信张让,呼为‘阿父’。朝政日非,以致天下人心思乱,盗贼蜂起。”这寥寥数语交代了汉末乱世的政治氛围。

不过,十常侍在文学叙事中只是一闪而过的历史魅影,几乎像是某种道具而算不得人物。宦阉之乱作为一个过场,《三国演义》将其戏份压缩到最低限度,就像多米诺牌局中的第一张骨牌,仅仅用作推动后边情节的发力点。即由十常侍乱政引出何进辅政,而何进之颟顸造成董卓篡国,董卓之骄奢又惹来十八镇诸侯起兵讨伐;宦官和外戚势力相继灰飞烟灭,此后便是各路士族豪强不断争斗与兼并,终而一步步导出曹、孙、刘分鼎天下……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由此环环相生,层层递进,正如毛宗岗所谓“董卓不乱,诸镇不起,诸镇不起,三国不分”(第五回总评)。可是,第一张骨牌是怎样推出去的呢?回首当年汉家宫阙的喋血之夕,不由让人惊叹,那一幕在文学的复述中竟被戏谑化、轻薄化了。

《三国演义》的叙述时间始于东汉中平元年(184),也就是“岁在甲子”那一年,幼冲即位的汉灵帝刘宏已进入其御宇海内的第十七个年头,而真正富于戏剧性的突发事件尚在五年之后。围剿黄巾的战事波澜不兴,张角及其余党很快就被灭了,当士族精英铲平底层造反者之后,上层的两拨势力——宦官与外戚——开始掐上了。中平六年(189)四月,灵帝病危之际,用宦官蹇硕计谋召大将军何进入宫,名曰商议后事,实欲借机除之。灵帝不愿让何皇后所生皇子辩入继大统,想传位于王美人所生皇子协,这节骨眼上何后胞兄何进无疑是一大障碍。且说何进刚到宫门,便有司马潘隐通报宫里的密谋,他急忙回去召集自己人商议对策。这边踌躇未决,那厢皇上已崩,蹇硕与十常侍诸阉决定秘不发丧,欲将何进诱入宫里干掉,把皇子协扶上大位。消息竟又走漏,何进速引司隶校尉袁绍和一班大臣,率五千御林军浩浩荡荡开入宫内。在灵帝柩前,百官呼拜声中,闯入者扶立皇子辩即皇帝位。何进转眼成了何国舅,兵不血刃先破一局。蹇硕见大势已去,慌忙逃入御花园,被中常侍郭胜所杀……这是《三国演义》第二回所述情节,然而史书的记述却与此大相径庭。

关于灵帝死后数月间的宫廷争斗,范晔《后汉书》有许多小说家未予采用的内容,主要见诸灵帝、董皇后、何皇后、何进、董卓、袁绍及宦者诸纪传。有意思的是,那些出于史官手笔的叙述竟每每见性见情,许多环节上也更富文学况味。所以,不妨将《三国演义》与《后汉书》相关纪传对照阅读,一者是小说家讲史,一者可视作史家之小说家言。(按,正是这种由《史记》开创的以人物为叙述主体的史著模式,奠立了中国文学的叙事传统。)可见彼此不同的着眼点导出历史叙述的话语歧途。


从灵帝死到皇子辩即位,《后汉书·何进传》是这样描述的:“六年,帝疾笃,属协于蹇硕。硕既受遗诏且素轻忌于进兄弟,及帝崩,硕时在内,欲先诛进而立协。及进从外入,硕司马潘隐与进早旧,迎而目之。进惊,驰从儳道归营,引兵入屯百郡邸,因称疾不入。硕谋不行,皇子辩乃即位,何太后临朝,进与太傅袁隗辅政,录尚书事。”可予注意者,这里并没有何进引兵闯宫的场面。(按,小说里也未见其场面,只是三言两语的概述。)皇子辩得以顺利即位,是因为何进屯兵在外而“称疾不入”,这对蹇硕来说正是悬于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所以“硕谋不行”。然而,不仅大节目有出入,若干细节上与小说文本亦有差异。如,蹇硕诱骗何进入宫只有一次,是在灵帝死后而不是之前,此与《三国演义》不同。又,潘隐在宫门外“迎而目之”,是用眼色示警,这要比小说中以言语通风报信来得生动有趣。还有,小说中写蹇硕事败后被郭胜所杀,似与何进闯宫发生在同一日,而《后汉书》说到这一节叙述时间上明显有间隔,而事情也不是这么简单。

蹇硕是被同僚出卖的,《何进传》这段叙事夹杂着人情世故与当事者心理压力的纠葛。何进掌握局面后,蹇硕“疑不自安”,便给中常侍赵忠等写信,密谋于宫内捕诛何进。可是他万万没有料到,十常侍中的郭胜见信起了异心。郭胜与何进是同乡,向为何太后所宠信,他暗与赵忠等打起自己的小算盘,非但不卷入蹇硕的阴谋活动,反倒把信交给了何进。蹇硕就这样稀里糊涂地被卖了,让何进逮住把他灭了。也许是事情败露在郭胜手里,到《三国演义》中就跳过中间环节直接成了郭胜杀蹇硕。

无论史家还是小说家笔下,起初宦官一方似乎只是蹇硕一人在与何进对抗,宦者并没有休戚与共的抱团意识。其实,蹇硕不能算是十常侍中的一员,他的职位是小黄门,而不是中常侍。不过,其地位很特殊,灵帝托付遗命的是他,因为他手里握有兵权。中平五年,灵帝为分何进兵权,置西园八校尉,由蹇硕统领禁中防卫。《何进传》曰:“以小黄门蹇硕为上军校尉……帝以蹇硕壮健而有武略,特亲任之,以为元帅,督司隶校尉以下,虽大将军亦领属焉。”这西园八校尉中还有袁绍、曹操等人,均位列其后,甚至连何进也在他统辖之下。作为宫禁和京师卫戍部队的最高指挥官,他以为枪杆子就能指挥一切。


“十常侍”之名,盖出《后汉书·宦者列传》所引郎中张钧的奏书。中平元年四月,张钧上书曰:“窃惟张角所以能兴兵作乱,万人所以乐附之者,其源皆由十常侍多放父兄、子弟、婚亲、宾客典据州郡,辜榷财利,侵掠百姓,百姓之冤无所告诉,故谋议不轨,聚为盗贼。宜斩十常侍,悬头南郊,以谢百姓……”

《宦者列传》开列了一份灵帝时的中常侍名单,如谓:“是时(张)让、(赵)忠及夏恽、郭胜、孙璋、毕岚、栗嵩、段珪、高望、张恭、韩悝、宋典十二人,皆为中常侍,封侯贵宠,父兄子弟布列州郡,所在贪残,为人蠹害。”(按,看来“十常侍”是一个概乎言之的说法。)这十二人中,只有张让、赵忠、夏恽、郭胜、段珪五人在《三国演义》之十常侍名单上,二者对照大有出入。

蹇硕是小黄门,不应在十常侍之列,已如前述。汉代宦阉之官名目繁多,且分属不同部门,后人混淆也很常见。中常侍与小黄门皆属少府,虽说都在宫内“掌侍左右”,但职阶相差很大。(按,《后汉书·百官志三》:“中常侍,千石。本注曰:宦者,无员。后增秩比二千石。掌侍左右,从入内宫,赞导内众事,顾问应对给事。”又:“小黄门,六百石。本注曰:宦者,无员。掌侍左右,受尚书事。上在内宫,关通中外,及中宫已下众事。诸公主及王太妃等有疾苦,则使问之。”)不过,小黄门不只是宫里跑腿的角色,其近侍帷幄,既“受尚书事”,亦往往是中朝大佬。(按,钱穆《国史大纲》第三编云:[东汉]内朝尚书位微而权重,外廷三公并峙,仅有虚位,无实权。)

《三国演义》开具的十常侍名单中,《宦者列传》仅侯览、曹节、张让、赵忠四人有传,其中提到名字的还有段珪、夏恽、郭胜、封谞四人。不过,侯览早于熹平元年(172)被人举奏“专权骄奢”而自杀,曹节则卒于光和四年(181),封谞因暗通黄巾于中平元年坐诛,可见侯、曹、封三人绝无机会掺和灵帝死后的宫闱事变。其余数者,显然张让、赵忠是核心人物,过去灵帝最信任他们,常云:“张常侍是我公,赵常侍是我母。”(《宦者列传》)


蹇硕死后局势并未稳定,因为十常侍毫发未损。袁绍反复劝说何进,宜乘势尽诛宦官。何进也想动手,但是何太后不同意。因为太后的母亲舞阳君及太后另一个兄弟何苗收受宦官们的贿赂,都在太后面前替宦官求情。这些要节,《三国演义》大体采用《后汉书》的记载,只是扼述其要,未尽其详。其间还有一个外戚杀外戚的插曲,就是何氏兄妹与董氏姑侄之讧。《后汉书·皇后纪》称:眼见皇子辩即位,何氏临朝,灵帝的母亲董太后也亟欲参与政事,却总被何太后阻拦。这董老太自恃亲侄董重是骠骑将军,(按,《后汉书·百官志一》:“将军……比公者四:第一大将军,次骠骑将军,次车骑将军,次卫将军。”)腰板也很硬,愤然大发詈辞——而今你如此嚣张,不过就是依仗你兄弟嘛!要让董重割了何进的脑袋来见她。未料何太后这头先下手为强,一边逼董氏迁宫还乡,一边让何进带兵包围董重府宅。结果董重自刎,(按,《灵帝纪》所述与《皇后纪》有异,谓:“五月辛巳,票[骠]骑将军董重下狱死。”)董氏在惊恐之中暴病而亡。此事《三国演义》所述亦同,只是添加了宴会上两宫争吵的一出闹剧,还有张让给董太后出谋划策一节。(毛宗岗夹评中批曰:“一班女子小人。”)

第二回 何进谋杀十常侍,清初大魁堂本插图

《绣像金批第一才子书》,清初大魁堂本

何太后之所以不欲与宦官撕破脸皮,不光是家人贪贿说情的关系,有一个重要缘由《三国演义》没有提到,《何进传》引录张让的一番话里透出若干内情,其诘问何进曰:“先帝尝与太后不快,几至成败,我曹涕泣救解,各出家财千万为礼,和悦上意,但欲托卿门户耳。今欲灭我曹种族,不亦太甚乎?”所谓“先帝尝与太后不快”,是指光和四年宫里的一桩公案。当年何太后刚混上皇后时跟王美人争宠,王氏生下皇子协即被她鸩杀,可下手忒狠几乎弄得自己翻船,事见《后汉书·皇后纪》。后纪略云:“帝大怒,欲废后,诸宦官固请得止。”倘非张让诸辈出手援救,当年她早就被废了。其实,何氏家族的发迹整个离不开宦官集团的强力支撑,不但太后自己心知肚明,何苗劝说何进放过宦者时也提到这一茬,有谓:“始共从南阳来,俱以贫贱,依省内以致贵富。”(《何进传》)甚至可以说,直到灵帝死后,十常侍还是站在何氏一边,他们没有卷入蹇硕的阴谋活动就是明证。

所以,何太后面对董氏姑侄可以毫不手软,对十常侍却是一味姑息养奸。尽管出了蹇硕的事儿,她仍然让宦官把持宫禁,坚称:“中官统领禁省,汉家故事,不可废也。”(同上)事情坏就坏在她这一手硬一手软,以致后来情势发展就远远逾出她所能掌控的范围了。

《三国演义》说何进“本是没决断之人”,其实这辅政的国舅自有苦衷,他没法说服太后跟十常侍作切割,(按,《三国演义》将何太后描述成“妇人误事”[毛宗岗夹评]一类,似乎是立场模糊而无足轻重之人。)又想到宫内的警卫还攥在宦官手里,也实在不放心。左右为难之际,袁绍出了个馊主意,发檄召各镇兵马围聚京师,试图造成压力态势——“以胁太后”。何进以为此计大妙,便采纳了。可是,主簿陈琳马上跳出来反对,按《何进传》称,陈某以为“此犹鼓洪炉燎毛发耳”,又谓:“大兵聚会,强者为雄,所谓倒持干戈,授人以柄,功必不成,只为乱阶。”关于此节,《三国演义》里边还另有一个反对者,那就是曹操。“但付一狱吏足矣,何必纷纷召外兵乎?”——曹操这话很精辟,(按,此语未见《后汉书》,却非虚构,《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裴注引王沈《魏书》:“太祖闻而笑之曰:‘……既治其罪,当诛元恶,一狱吏足亦,何必纷纷召外将乎?'”)可是有一点他不明白:如此大费周折并非用外兵捕诛十常侍,而是针对太后的逼宫。太后欠宦官太多,何进须造成“天下汹汹”之势,让太后觉得现在该是宦官亏欠王室了。张弦开弓之际,太后才是鹄的。本来何进足以对付十常侍,问题是十常侍却能搞定太后,而太后偏是何进的紧箍咒;王室内部三股力量互相钳制,显然形成了一个石头、剪刀、布的连环套。袁绍召外兵之议,未尝不是对外戚的失望之举,这时候他亟欲引入打破均势的第四种力量——士族豪强。

当然,何进、袁绍都没有料到,召外镇入京竟是引狼入室,结果来了董卓。此后三十年纵使天翻地覆,诸侯挟天子而令天下竟成常态。


《三国演义》第三回又拉开腥风血雨的一幕。十常侍得知董卓屯兵城外,决定先下手除去何进。还是前次的老办法,张让等人耍了个花招说服太后降诏宣何进入宫。事先宫内已埋伏五十名刀斧手,黄门传旨只让何进一人进入,一班随从都被阻在青琐门外。在这个故事中,何进十足是个笨蛋,不顾曹操等劝阻,竟“昂然直入”。结果在嘉德殿门口被张让、段珪等带人围住,伏兵齐出将其砍为两段。等在宫门外的袁绍始终不见何进出来,便是大喊大叫,未料宫墙上竟掷出何进首级。这细节有一半虚构成分,笔墨用处极好,给人一种突如其来的震撼。接下来便是何进部将在宫门外放火,袁绍、曹操等引兵突入宫内。混乱中,赵忠、程旷、夏恽、郭胜四个“被赶至翠花楼前,剁为肉泥”。而张让、段珪等劫拥少帝及陈留王,逃至北邙山,被一路追杀。最后张让投河而死,段珪被追兵所杀。

当然,在《三国演义》安排中这些只是开场打闹台,要等董卓出场才算入戏。据《后汉书·何进传》记述,大兵压城之际,宫内宫外,太后、宦者和何进三方面有着更多的互动关系,而小说叙事干脆剪除了那些枝蔓,若干云谲波诡的事件尽被抹去。其时,何进采取了一系列战术部署,任用袁绍为司隶校尉,(按,《三国演义》第二回就给袁绍安了这头衔。《后汉书·百官志三》:司隶校尉……掌察举百官以下,及京师近郡犯法者。明于慎行《读史漫录》卷四:“汉时司隶校尉,假节奉使,得以便宜诛戮,其权甚重。”)察举宦官犯法渎职之事;调部下王允为河南尹,以掌控洛阳。又命董卓摆出进兵宫禁之态势。局面搞得很严峻,太后哪里见过这阵势,终于慌神了,只得悉数罢免身边的中常侍和小黄门,打发他们各归乡里。按袁绍的意思,是将这些宦官统统杀掉,而何进这时候还想放他们一马。这大概是七月间的事情。

然而,又是何太后给了十常侍翻盘的机会。等到何进稍有松懈,张让等人开始设法另谋变局。《何进传》读到这儿才知道,张让跟太后还有一层隔着不远的亲戚关系,原来他的儿媳是太后之妹。(按,宦者多有养子。如桓帝时中常侍曹腾,养子曹嵩,乃曹操之父。)有谓:“(张)让向子妇叩头曰:‘老臣得罪,当与新妇俱归私门。惟受恩累世,今当远离宫殿,情怀恋恋,愿复一入直,得暂奉望太后、陛下颜色,然后退就沟壑,死不恨矣。'”他及时打出了最后一张牌,其目的是要回宫里当差,只要盘踞宫内他就有机会。见公公叩首跪求,儿媳便去央求自己老妈(也就是太后的母亲舞阳君),老妈找了太后说情,于是十常侍又得以回宫内重新上岗。由此可见,除何进以外,何氏一家都跟十常侍有着扯不清的关系。

到了八月,何进打定主意要尽诛诸常侍以下,派人驻守宦官住处,只要太后一松口便伺机下手。可是十常侍棋先一着,以后事况则与《三国演义》相近——何进被诱入宫内,前引张让诘问何进那段话就是这时在嘉德殿前说的。这一刻,洛阳皇宫里的烛光斧影彻底改变了帝国命运。十常侍在步步被动中伺机杀出,却未实现大逆转,何进丧命反倒激起袁绍及其部曲闯宫屠戮。《何进传》称“(袁)绍遂闭北宫门,勒兵捕宦者,无少长皆杀之”,死者二千余人。何进的弟弟何苗也被认为是与宦者同谋,为何进部将吴匡率兵攻杀。兵燹之后,董卓入城,废少帝,立陈留王(皇子协)为献帝,又迫杀何太后与舞阳君。及此,《三国演义》书入正传,而正如《何进传》所云:“汉室亦自此败乱。”


从《后汉书》记载中可以看出,十常侍并非一开始就跟何氏一家作对,相反彼此间却有着沆瀣一气的勾结关系,(按,东汉和帝以下屡见宦者谋诛外戚,传述中的水火之势似乎遮蔽了十常侍与何氏的结盟。)而灵帝死后的立嗣之争只是蹇硕在兴风作浪,可是为什么何进非将十常侍视为心腹大患?也许,这何国舅何大将军既据辅政之权,真是想有所作为。《何进传》里有一句话约略交代了这份动机,有谓:“(何)进素知中官天下所疾,兼忿蹇硕图己,及秉朝政,阴规除之。”虽说把蹇硕那笔账算到十常侍头上有些不公平,但十常侍本身也罪该当剐,何进欲剪除“天下所疾”自有一番摧陷廓清、整顿乾坤的意思。当他决然立意之际,不知是否意识到,实际上他就站到了自己整个家族的对立面。

经历过桓帝延熹八年(165)以来的屡次党锢之狱,宦官名声实在太坏,何进虽知张让、郭胜等宦者与自家关系深厚,但他要依靠的还是袁绍、袁术、王允、吴匡、董卓那些外朝士族人物。他不会不感到新兴士族政治势力在迅速崛起,像袁氏门生故吏遍天下,董卓麾下兵强马壮,明眼人都能觉出内朝之虚弱。党人与宦人缠斗多年,实际上凸显了“清议”的影响力,士大夫前赴后继之精神力量本身就是一种激浊扬清的政治话语。而反观十常侍一班宦官,虽有擅权之便,却不可能有任何执政理念。所以,要想成大事的何进决定跟谁合作,应该不是一个大费踌躇的问题,何况外戚与士人联手已有前例,如当年窦武(外戚)、陈蕃(士人)便是。

因为有整齐天下的抱负,何进倒有纳言从谏的胸怀,本传称其亲客部属劝之清选贤良,为国除害,传中屡见“进然其言”“进然之”“进甚然之”云云。而《三国演义》中的何进则完全不是这种形象,那十足是刚愎自用的蠢货,前后竟有三次不听曹操进言。一是灵帝病笃之时,曹操反对贸然入宫捕杀宦官,“何进叱曰:‘汝小辈安知朝廷大事!'”二是议召外兵时,陈琳、曹操俱反对,曹操鼓掌大笑,曰“但付一狱吏足矣”云云,“何进怒曰:‘孟德亦怀私意耶?'”三是何进最后一次入宫时,陈琳、袁绍、曹操都料到此去凶多吉少,曹操劝他应先召十常侍出宫,“何进笑曰:‘此小儿之见也。'” 这“叱曰”“怒曰”“笑曰”之中,无不透出何进的窳陋可笑,而曹操每次唱反调都凸显此人的卓尔不凡,乃为以后彰显曹操之雄才大略做了有力铺垫。其实,曹操那时还是个跟班的,《后汉书》未列其传,而诸传中亦未引述小说里曹操那些精辟言语,多半是那会儿没他说话的分儿。

从何进与十常侍周旋的整个过程来看,他不是那种很有政治智慧的人物,却也绝不是傻瓜。关键是一盘好棋坏在他手里,还搭上自家性命,未免让人轻看。可是他输了吗?如果从铲除宦阉的目标来评估,他是百分之百的赢家。他脑袋一掉,对方也全玩完。《史记》里边就有这样的故事:信陵君救赵,侯嬴北向自刭以送公子;荆轲刺秦,田光自杀以激荆卿。都是一命抵一局,何进为什么就不能出于同样的思路以命谋局呢?他死在十常侍手里,袁绍那帮人能放过他们吗?他要是不死,太后那儿大抵还是难以搞定。没有人知道何进是怎么想的,看上去他是中了人家的阴招,大将军也过于托大了。《何进传》论曰:“岂智不足而权有余乎?”其实这里表达了对某种质疑的质疑,(按,李贤注曰:“言智非不足,权亦有余,盖天败也。”)传论对这个问题未予正面回答,而是话锋一转:“《传》曰:‘天之废商久矣,君将兴之。’斯宋襄公所以败于泓也。”事已至此,汉室还不该亡吗?这是一种超越成王败寇的历史观,也是悲剧性结论。可是后人并不把何进视作悲剧人物。原因在于:他毕竟是外戚,后世的士人难以对其身份认同;再者,他负有亡汉的罪责。《后汉书》的叙事尚未有那种强烈的汉室正朔观念,而在《三国演义》里边就有了完整的国家意识形态建构。记得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八说到此节,分析何进败因有七条之多,细看都是《三国演义》的见识。


《三国演义》说,张角起事前,其党羽马元义已暗中结交封谞,以为内应。这件事情似乎有些匪夷所思,却也并非小说家虚言。《后汉书·宦者列传》称:“(张)让等实多与张角交通。后中常侍封谞、徐奉事独发觉坐诛,帝因怒诘让等曰:‘汝曹常言党人欲为不轨,皆令禁锢,或有伏诛。今党人更为国用,汝曹反与张角通,为可斩未?'”张让几个人把事情都推到若干已死的中常侍身上,这才摆脱干系。看来确有其事。看来,十常侍之俦有政治能量,却实在没有政治头脑,他们跟张角那些草莽人物搞在一起干什么呢?难道宦者也想改朝换代自己做皇帝不成?其实,他们无法控驭乡野四郊的风雨雷霆,因为他们本身处于民众的对立面。但是这班人有能力改变政治秩序,他们的权力欲望就是一种颠覆力。

虽说中国的改朝换代多由农民起义推动,但是更多的起义事件并无结果,大多数底层造反未曾对政权产生实质性影响。据《后汉书·灵帝纪》,汉灵帝在位的二十二年间,不算西羌、鲜卑、南蛮、西南夷等周边地区叛服无常,起自民间的造反事件就持续不断,而声势浩大的黄巾起义尽管震撼一时,可是汉王朝并未垮在他们手里。古代的哲人早就看出,最容易改变政治格局的就是宫闱内乱,《论语·季氏》曰:“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

2009年1月12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