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我本来的专业是中国历史地理学，近年客串作一些中国印刷史的研究，是基于如下两个因缘：一是从读硕士课程时起，就有幸亲炙于黄永年先生，先生手把手地教给我很多具体、实在的知识以及历史地看待版刻史、印刷史现象的研究方法，这为我研治古籍版本和印刷史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条件；二是从2004年起，我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教书，滥竽充数，拿老师黄永年先生的讲义给学生讲授版本知识，备课过程中对一些传统的说法产生疑惑，这些疑惑，也就成为我不得不研究的问题。来到北大教书，一转眼整整十年了。这部书稿，就是这十年间我在中国古代印刷史方面最主要的研究成果。

在从事这些研究的过程中，我一直比较注重将具体的印刷现象和事实，与特定的历史背景紧密结合在一起。例如，探寻雕版印刷术产生的时间，我就更为关注导致印刷术产生的关键性因素到底是什么。我的结论是，佛教密宗信仰，是雕版印刷术产生最重要同时也是最直接的驱动力，因而雕版印刷术的产生时间，不当早于密宗在唐代全面兴盛的开元年间。再如，关于唐人“模勒”元稹和白居易的诗篇售卖一事，以往绝大多数学者都将其认作雕版印刷的实例；即使个别心存审慎、对此持有不同看法的学者，也没有关注肯定抑或否定此说，对中国早期印刷的发展历史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我在研究这一问题时，则从印刷术产生于佛教信仰者的需求这一角度出发，通过综合分析中国早期书籍雕版印刷技术在世俗社会的传播扩散过程，指出并世之人雕版印刷元稹、白居易诗篇的不合理性。又如，关于明代从弘治、正德年间起，在以无锡为核心的长江三角洲地带及其毗邻地区，是否曾经有过繁盛的铜活字印书这一问题，我从明代铜资源的匮乏、朝廷对民间用铜的严厉限制、铜活字印书因成本过于昂贵而违背常理、明人的刻铜技术尚不具备大规模雕制铜字的可能等诸多条件进行分析，认定明代从未有过铜活字印书。我希望透过这样的视角，能够对中国印刷史的认识有所深化。

另一方面，我在研究中还比较注重尽可能以开阔的视野来看待中国古代印刷史的成就。一个严肃认真的学者，其研究目的只有一个，这就是探明真相。中国是发明印刷术的国度，在国内学者的印刷史研究中，长期以来，一直存在刻意强调和凸显中国优越性的倾向。比如，在研究印刷术起源问题时，有相当一批人都是以捍卫中国人的发明权作为研究目的。像这样预设结论来做“研究”，当然难以取得深入、准确的认识。我虽然不赞成朝鲜半岛率先使用印刷术的观点，但却认同藤田丰八、秃氏祐祥和向达这几位学者很早就提出的看法——中国的印刷术，是在印度捺印佛像技术的直接影响下产生的；换句话来说，即印刷术源出于印度。同时我还认为，朝鲜半岛的铜活字印书技术，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一直大大领先于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可朝鲜半岛在金属活字印刷方面的领先权是合理的，世人应该予以尊重。

本着这样的视角和态度，今后我还会再做一些中国印刷史的研究。其中早已考虑得比较成熟的题目，如明代中后期活字印刷的一度兴盛在中国印刷史上的意义、铜活字印刷在中国产生的时间及其历史背景等。诚恳地希望读者对这部书中存在的问题予以指教，以帮助我改进下一步的研究。

2014年11月2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