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社会状况与思想文化

一 政治格局及其变动

隋唐五代政治的发展在不同时期呈现不同的态势。隋朝二帝政治统治是一治一乱。唐代统治289年中，以安史之乱为界，大致可分为前期的政治稳定和后期的政治动荡两个阶段。五代十国时期，各政权的不同特点导致政治上的稳定与动荡不尽相同。

杨坚辅政伊始就开始着手改革北周政治上的诸多弊端。据史料记载：“大象二年（580）五月……乙未，帝崩。时静帝幼冲，未能亲理政事。内史上大夫郑译、御正大夫刘昉，以高祖（杨坚）皇后之父，众望所归，遂矫诏引高祖入总朝政，都督内外诸军事……宣帝时，刑政苛酷，群心崩骇，莫有固志。至是，高祖大崇惠政，法令清简，躬履节俭，天下悦之。”^[1]581年二月，杨坚废除周静帝而称帝，建立隋朝，改元开皇，仍然定都长安，是为隋文帝。经过八年统一全国的战争，隋朝将统治区域扩大到东至东海、西至塔里木盆地、南至南海、北至蒙古高原的广大地区。为了进一步巩固政权，加强中央集权，实现对全国的统治，隋文帝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改革中央机构，废除北周以来仿效《周礼》的六官制度，建立三省六部制；改东汉以来的州、郡、县三级制为州、县两级制，裁撤大批冗员，强化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废除魏晋以来实行的九品中正制，开创科举取士制度，通过考试来选取国家官吏；改革西魏以来的府兵制，加强中央对军队的控制，进一步建立强大的军事力量；减轻刑罚，修订法律制度，缓和官民之间的紧张关系。隋文帝在生活上厉行节俭，形成清正廉明的政治气氛，“躬节俭，平徭赋，仓廪实，法令行，君子咸乐其生，小人各安其业，强无凌弱，众不暴寡，人物殷阜，朝野欢娱，二十年间，天下无事，区宇之内宴如也”^[2]。经过隋文帝的改革措施，隋初出现了相对稳定的政治局面。

隋炀帝继位后，一方面大兴土木营建东都洛阳，并迁徙数万家南北富商大贾到洛阳，既充实了洛阳的人口，又促进了洛阳的经济发展；他还役使民力开凿大运河，加强了南北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促进南北人民的进一步联系。但另一方面，他生活奢侈、腐化，引起人民的不满；穷兵黩武使得民不聊生，政治统治出现严重危机，导致最终亡国，为唐朝统治者提供了反面教材。

唐初诸帝能够较好地吸取隋朝灭亡的教训，确立新的政治理念。从行政制度上来看，唐朝一方面继承隋朝的政治制度，另一方面又结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做了调整和改变，进一步完善三省六部制，使其能够更好地适应新朝代的发展。

唐初从高祖到玄宗统治中期，加强中央集权是唐初统治者最重要的一项政治任务。通过平定隋末农民起义和宫廷斗争，唐政权得以确立和稳定。以唐太宗为代表的唐代最高统治者采取了一系列具体措施，进一步巩固中央政权，巩固皇权的至上地位。

在中央官僚机构中，皇帝具有决定一切的权力，这一特权通过诏敕和符节制度得到保障。尚书省、中书省和门下省形成对皇权的适当制约，保证执政者尽可能少犯错误。同时，挑选年纪较轻和级别较低的官员参加政事堂会议，加强对三省权力的监督和控制。通过层层监督和限制，最高权力机构得以健康、正常地运转。地方行政体制沿袭隋代州县二级制。为了加强对地方的控制，从唐太宗开始，全国又分为数量不等的“道”，作为监察地方官员的重要机构。在监察制度建设方面，除了上面所述措施之外，还专门设置御史台作为最高监察机构，进一步监察官吏的行为和言论，这一制度发展到唐玄宗时期最为完备。在法律制度方面，进一步完善法律体制，制定了《武德律》《贞观律》《永徽律》等诸多法律，尤其是在《永徽律疏》的基础上多次修改而成的《唐律疏议》，进一步将儒家伦理思想与法律结合，使暴力统治与道德教化结合。《唐律疏议》涉及经济、民事等方面的立法内容，是唐代调整经济和民事关系最重要的一部成文法典，对宋元明清律法的制定起了指导性作用。该部经典一直留传至今。在官吏选拔制度方面，唐代进一步完善隋代以来的科举制度。通过这一制度，一些有才能但出身卑微的人有机会进入国家统治集团，为维护统治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

唐太宗除了从制度上保证皇权的正常运转外，还非常注重吸取隋朝灭亡的教训，从多方面提高自己的执政水平。善于并重视“纳谏”和“任贤”是唐太宗最突出的表现。经过唐初的积极治理，唐代初年出现了唐朝第一个盛世时期——“贞观之治”。武则天称帝之后，能够继续唐太宗时期的一些政治措施，如十分注重选拔人才，整顿酷吏，任用贤相狄仁杰、张柬之，促进了政治的有序发展。唐玄宗登基之后，励精图治，使唐朝出现了历史上的第二个盛世时期——“开元盛世”。政治上，唐玄宗铲除诸韦和太平公主反对势力之后，确立了自己的统治地位。唐玄宗又召集群臣共商国是，确立了新的施政纲领，即采纳姚崇提出的“十事要”。由于玄宗初期能够正确采纳群臣的建议，实行比较开明的治国方法，到开元年间，唐朝国力达到鼎盛。从唐玄宗天宝元年（742）开始，政治统治出现危机，宰相李林甫和杨国忠相互排挤，聚敛财物，专权误国。边镇守将实力不断壮大，出现了“内轻外重”的局面。同时，由于唐玄宗穷兵黩武，导致国力消耗严重，引起边疆守将的不满，一些节度使乘机发动叛乱，终于导致了长达八年之久的“安史之乱”（755—763）。

“安史之乱”是唐朝从盛世走向衰落的重要转折点。“安史之乱”平定之后，唐朝政治形势发生了剧烈变化。中央政权实力受到严重削弱，地方藩镇割据局面形成，中央政权与藩镇之间的权力斗争异常激烈。而在唐王朝内部有宦官专政和朋党之争的祸乱。这两者有时交织在一起，出现错综复杂的局面，形成政治上的不治之症。它延续百余年，使中央政权的实力日渐削弱。由于边防空虚，周边少数民族经常侵犯，甚至都城长安一度被吐蕃攻陷，唐朝统治岌岌可危。尽管唐宪宗曾做过重振皇权、削弱藩镇的努力，出现了短暂的“中兴”，但是在纷繁变乱的矛盾中，内外交困终于使唐王朝日薄西山，奄奄一息，无法重现“贞观”、“开元”的盛世景象。从唐懿宗时期起，普通民众反抗唐王朝的斗争此伏彼起，加入到朝廷内部的朋党之争、地方藩镇反抗中央政权的洪流中。在诸多因素影响下，唐朝政权陷入名存实亡的绝境。地方藩镇之间又因为土地、财产、人口等相互争斗，兼并战争日益频繁，形成了新的瓜分格局，唐朝最终为后梁所取代。

“五代十国”时期，藩镇割据局面进一步恶化，政权更迭迅速，社会动荡，战争频仍。在唐朝统治过的中心地区相继出现后梁（907—923）、后唐（923—936）、后晋（936—947）、后汉（947—950）、后周（951—960）五个朝代。在中原之外的地区，出现了十个小的割据政权，即吴（892—937）、楚（896—951）、闽（897—946）、吴越（893—978）、前蜀（891—925）、后蜀（925—965）、南唐（937—975）、南汉（905—971）、北汉（951—979）、南平（907—963）。直到北宋建立，才最终实现全国的统一。

二 经济状况及其演变

隋唐五代经济的发展趋势与政治形势密切相关，盛衰景象交替出现，而且在全国各地的表现有所不同。

隋文帝统一全国后，在经济上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促进社会生产的发展。隋朝继续推行北朝以来的均田制，授给丁男丁女露田，男子另授永业田。死后露田归还国家，永业田可传给子孙。官员授给职分田，各级官府授给公廨田，所收地租充作办公费用。均田制的实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豪强地主对土地的兼并，使原来无地或少地的农民获得了一些土地，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从而对推动经济的恢复、生产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在均田制的基础上，实行租调力役制度，减轻人民的徭役赋税，使广大农民能够安心生产，促进了经济的发展。针对东汉以来隐瞒人口的现象，隋文帝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大索貌阅”，检括人口，成千上万的隐瞒人口被重新编入户籍。通过“大索貌阅”和实行输籍法，大量隐漏逃亡的人口成为国家的正式编户，增加了纳税人口，保证了隋王朝的财政收入。为了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隋文帝十分重视水利工程建设，开渠引水灌溉田地，便于农业生产的进行。为了积粮防灾，解决朝廷用度问题，政府设置许多官仓和义仓。官仓由官方设立和掌握，旨在增加粮食储备，以便供应京师和受灾地区。地方设置义仓，作为救灾之用。在收获季节，按贫富各出粮谷若干，就地造仓储存。平时委托乡官管理，不使腐坏；遇有灾害时，开仓自赈。义仓的设置对普通民众确有好处，特别是设在乡间的义仓，不受州官控制，遭灾时开仓较为方便。

隋朝由于国家统一，社会比较安定，经济发展很快，农业产量迅速提高，储存在仓窖中的粟帛数量惊人。据史载：“隋文帝不怜百姓而惜仓库，比至（开皇）末年，计天下储积，得供五六十年。”^[3]库藏之多，前所未有。此外，隋文帝还下令统一货币和度量衡，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经过隋文帝一系列促进经济发展的措施，隋朝人口得以迅速增加。反过来，人口增加又为农业生产提供了更多的劳动力，促进了农业生产的进一步发展，垦田面积不断扩大。《通典·田制》载，开皇九年（589），垦田面积为1940多万顷，到隋炀帝大业中（约609），增至5585多万顷。^[4]二十年间增加了3600多万顷，增长率为190％左右。

除了农业迅猛发展之外，隋朝的手工业也十分发达，一些手工技术达到了很高水平。其中，造船业、造桥业和丝织业是典型代表。隋朝造船业空前发展，造船技术很高。隋文帝为了攻陈，命杨素在江南永安督造战船，规模之大、技术水平之高，均为历史所未见。隋炀帝游江都时所乘的“龙舟”，规模巨大，技术要求很高，达到当时的世界先进水平。民间工匠李春设计、建造了举世闻名的赵州安济桥，充分体现了我国古代建筑艺术的独特风格，是我国桥梁史上的伟大成就。丝织业方面，定州出产的绫和相州出产的绫纹细布都非常精美，是朝廷的贡品。蜀郡的绫锦、豫章的“鸡鸣布”很著名。苏州等地的缫丝、织锦、织绢非常发达。此外，雕刻、制茶、制盐、漆器、冶炼铸造等手工业都有所发展。

隋朝的城市与商业发展也非常突出，以西京大兴城和东都洛阳最有名。大兴城是在汉代长安城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建而成的，布局严整、规划整齐，是古代世界中罕见的巨大都城。在大兴城内设有繁华的商业集市，建立有专门管理市场的机构，保证商业的繁荣。在国内商业发展的同时，隋朝的对外贸易也较为频繁。南海的赤土（马来半岛）、真腊（高棉）和波利（婆罗洲）等国与中国有使节往来和贸易活动。从国外运来的商品有犀象、玳瑁、珠玑等，国内输出的商品有丝绸、铁器等。隋朝同东邻朝鲜、日本相互往来，促进了经济、文化的交流。

唐朝初年，受到隋炀帝暴政和隋末农民战争的影响，社会经济发展凋敝。以人口为例，到唐高祖晚年，全国户数不过300万，不足隋代盛时900万户的1/3。当时遭受破坏最严重的黄河下游地区，“萑莽巨泽，茫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道路萧条，进退艰阻”^[5]。面对凋敝的社会经济，唐初统治者采取了一些有力措施，促进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唐初继续推行均田制和租庸调制。在唐太宗颁布的均田令中，受田分为口分田和永业田两种。永业田可传给子孙，口分田则在死后交还国家。其中特别规定，道士、和尚各分给口分田30亩，女冠、尼姑各分给口分田20亩。和尚、道士、尼姑、女冠都可以受田，反映了佛教寺院经济的发展。国家以法律的形式承认宗教寺院对土地占有的合法权利，保证了僧侣地主的既得利益。京城内外职事官按职位高低授给职分田，其地租作为俸禄的一部分。职分田属公田，官员离职时要移交后任。各级官署授给公廨田，以地租作为办公费用。唐朝通过严格的法律制度规定禁止土地买卖，如：“诸卖口分田者，一亩笞十，二十亩加一等，罪止杖一百；地还本主，财没不追。”^[6]但同时对一些例外情况做了特殊规定。均田制还鼓励人们迁往人烟稀少、地域宽广的地方开垦荒地。这样既扩大了耕地面积，又发展了边远地区的农业经济。从总体上看，与其他王朝相比，均田制在唐代的实施情况最好，它对唐初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同隋代一样，唐代也在均田制的基础上实行租庸调制。这一经济政策基本上沿用隋制，但为了适应新的情况，在役期的最高限度和输庸代役的具体办法等方面做了一些补充修正，较隋代的租调力役制度更加完整严密。租庸调制既减轻了农民的经济负担，又可以保证唐代前期国家税收的正常来源，这对巩固政权和恢复农业生产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此外，唐太宗还采取了俭省费用、轻徭薄赋、备荒救灾、不违农时等措施保证人民的生活稳定。通过以上经济措施，唐代初期经济有了明显的好转，“自贞观以后，太宗励精为理，至八年、九年，频至丰稔，米斗四五钱，马牛布野，外户动则数月不闭。至十五年，米每斗值两钱”^[7]。由于农民辛勤劳作、积极生产，到贞观后期，社会经济已得到恢复。但是，随着政权的巩固和经济的恢复发展，贞观后期，唐太宗渐渐抛弃了轻徭薄赋的经济政策。同时，对外战争频繁导致农民徭役负担加重，引发了一些地区的农民起义。

武则天执政时期，在经济上比较重视农业生产的发展。她诏令全国劝农桑、薄赋徭，免除京畿地区徭赋，节省功费力役等。规定凡是做到耕地增加、家有余粮的地方，地方长官可以得到奖赏；如果户口减少，就要受到处分。武则天比较重视兴修水利，曾在曲沃东北、临汾东北、符离等地修渠筑堤，灌溉田地，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对后来唐玄宗“开元之治”的全盛时代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唐玄宗即位后，基本沿袭唐太宗时期的政策，但有所改变。尤其是针对富户强丁多削发入寺逃避徭役的情况，玄宗下令沙汰天下僧尼，迫令一万两千人还俗，编入国家户籍，并规定，自此以后，各地不得新建佛寺，旧寺颓坏，也要报请官府查实，才许加以修葺。通过打击佛教势力、抑制寺院经济，玄宗时扩大了政府税收。此外，唐玄宗还进行检括人口、实行均田、扩大屯田、兴修水利、赈灾济民等具体方法去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至（开元）十三年封泰山，米斗至十三文，青、齐谷斗至五文。自后天下无贵物，两京米斗不至二十文，面三十二文，绢一疋二百一十二文。东至宋、汴，西至岐州，夹路列店肆待客，酒馔丰溢。每店皆有驴赁客乘，倏忽数十里，谓之驿驴。南诣荆、襄，北至太原、范阳，西至蜀川、凉府，皆有店肆，以供商旅。远适数千里，不持寸刃。”^[8]社会经济出现了普遍的繁荣，“开元盛世”的局面形成。

唐代前期的经济繁荣体现在诸多领域。农业方面，新式农业生产工具——曲辕犁出现并广泛使用，还出现了一种名为“筒车”的新型灌溉工具。政府设有专门机构和人员管理水利，在全国各地兴建农田水利灌溉工程。这些农业方面的新变化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加。手工业方面，从事手工业的地区分布广泛，如长安、洛阳、广州、青州等；行业种类繁多，有采矿业、铸造业、纺织业、印染业、造船业、制瓷业等。其中，造纸业已经有了很大成就。纸的产品种类多样，有宣纸、麻纸、竹纸等，现存敦煌藏经大部分由麻纸抄写。印刷业方面，现藏于英国的敦煌本《金刚经》印刷于公元868年，即唐懿宗咸通九年，是唐代印刷业发展的一个标志。另外还有制糖业、酿酒业、制茶业等。商业方面，城市发达并形成全国和地方的政治、军事、商业中心，以及水陆交通、物资交流的枢纽。大的城市有长安、洛阳、成都、广州、交州、兰州、凉州等。其中，长安是手工业和商业聚集的场所，市场店铺林立，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商人，也有来自西域、波斯等国外的商人。交通方面，唐朝国内外水陆交通畅达，贯通南北的大运河是连接国内商业交通的大动脉；陆路交通则以长安为中心，有通往边疆地区和国外的多条道路。这些道路大多是商业往来最重要的通道，其中最著名的是横贯亚欧的“丝绸之路”。丝绸之路在历史上起到了促进欧亚非各国与中国的友好往来以及经济、文化交流的作用。

“安史之乱”的爆发对唐代经济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尤其是北方黄河流域地区破坏更为严重，人口减少、户籍混乱、荒地增多。“夫以东周之地，久陷贼中，宫室焚烧，十不存一。百曹荒废，曾无尺椽，中间畿内，不满千户。井邑榛棘，豺狼所嗥，既乏军储，又鲜人力。东至郑、汴，达于徐方，北自覃怀，经于相土，人烟断绝，千里萧条。”^[9]不仅京畿之地，其他地区也同样遭受严重破坏，“自经逆乱，州县残破，唐邓两州，实为尤甚”。“荒草千里”、“万室空虚”、“乱骨相枕”^[10]等是战乱遗留下来的惨状。就连没有直接遭到叛军破坏的江东地区，也出现了大片的闲置田地和荒芜耕地。“安史之乱”后，大规模的战争虽然结束，但藩镇割据局面日益严重，社会秩序不再如唐中期以前那样稳定。因战乱逃离家园的农民虽然重返故里，恢复农业生产，使社会经济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是这种经济恢复和发展速度缓慢，尤其北方地区更是如此。五代时，北方地区战争不断，经济遭到严重破坏而少有发展。与此相反，南方地区则因为“安史之乱”造成大量人口南迁，“天宝末，安禄山反，天子去蜀，多士南奔，吴为人海……”^[11]这些南迁的人口为南方经济发展提供了劳动力。同时，“安史之乱”对南方的战争破坏影响比北方小，使唐代后期经济重心南移，南方经济得到了比较快速的发展。十国时期，由于局部地区统一，各割据政权统治者大多推行保境安民之策，形成相对稳定的政治局面，因而使南方能在北方战乱频仍时，出现经济恢复和发展的情况。同时由于南方拥有便利的海上交通，增进了南方与周边国家的海上贸易，也促进了南方商品经济的发展。

三 民族外交政策

（一）民族关系

在隋唐五代时期，各王朝要处理的周边民族关系并不完全相同。就隋朝而言，主要是与突厥、高句丽、回鹘、吐蕃和南诏的关系。

隋文帝在位时，突厥国力、兵力最为强盛，沙钵略可汗经常率突厥兵进犯隋境，曾一度深入武威、天水、延安等地，劫掠人口、牲畜。为了抵御突厥的进攻，隋文帝主动出击，大败突厥。隋炀帝即位后，为打通西域的交通而与突厥发生冲突，结果隋炀帝被困雁门，数月后才得解围。此后，隋朝与突厥处于对峙状态。

隋朝与东边近邻高句丽王朝也发生过几次冲突。隋文帝派大军分两路进攻高句丽，无果而还。后高句丽王遣使谢罪，文帝不再对高句丽战争。隋炀帝为显示国威，对高句丽发动的三次战争，却均以失败告终，结果元气大伤，损失惨重，引起国内叛乱，隋朝政权覆亡。

唐朝建立后，周围分布着实力不等的各民族政权，主要有东北部的靺鞨，北部的突厥，西北部的回纥、吐谷浑、龟兹、于阗、高昌，西部的吐蕃，西南部的南诏等。为了保证政权的巩固并扩大对外联系，唐朝与上述诸民族政权存在着不同形式的交往关系。

北方的突厥不仅对隋朝曾经构成威胁，也一度在唐初对唐形成威胁。为了解除突厥的威胁，唐太宗于贞观三年（629）趁突厥内部分裂斗争之际，派兵大败东突厥，并册封降服的突厥首领。在唐朝的打击下，东突厥实力衰落，终于灭亡。唐朝在东突厥统治的今内蒙古地区设置都督府，管理突厥部落。突厥分裂后，西突厥控制了西域地区，高昌、焉耆、龟兹、于阗和疏勒五个地方政权受制于西突厥。这五个地方政权在西汉时期就已经归西域都护府管辖，与汉朝交往密切。唐王朝为了加强同西域诸政权之间的联系，必须解除西突厥的威胁。于是，在东突厥灭亡之后，唐朝与西突厥展开了争夺西域的斗争。它也成为唐代民族关系中的重要内容。贞观十四年（640）后，唐朝连续发动对西突厥的斗争，使西域诸国摆脱其控制。唐迁安西都护府到龟兹，统领龟兹、于阗、焉耆、疏勒四镇，统称为“安西四镇”。这四镇成为唐朝经营西域的重要军事基地，对西域的统一起了重要的保障作用。唐高宗时，西突厥又与唐朝发生冲突，遭到镇压。唐控制了西域以西包括碎叶在内的中亚部分地区，作为经营中亚的重要基地。武则天时期，在天山以北地区设置北庭都护府，与安西都护府共同构成管理西域以及中亚地区的最高统治机构。唐朝统一西域和中亚部分地区后，加强了同这些地区的联系。同时，西域和中亚地区不断有商旅来到唐帝国，带来了包括佛教在内的西域和中亚、南亚文化，成为“丝绸之路”上重要的交流内容。

回纥，又称“回鹘”，是西北地区另外一个重要的民族部落。在西突厥的控制下，回纥不堪残酷压榨，不时反抗。唐太宗时期，在回纥区域设立都护府负责管理回纥事务。唐玄宗时又册封回纥首领为可汗，回纥一度较为强大。回纥政权与唐朝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安史之乱期间，回纥曾两度出兵协助唐朝平定叛乱。回纥与唐王朝相互进行贸易往来。在吐蕃占领西域和河西时，回纥一度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中转站，促进了唐朝与西域、中亚乃至南亚的交通往来和文化交流。

西南部的吐蕃是雄踞青藏高原的民族。629年，松赞干布继任赞普之后，吐蕃逐渐强大，并统一了西藏地区。松赞干布统治时期，一度与唐朝进行战争。被唐朝击溃后，吐蕃通过政治联姻与唐朝保持了很长时间的友好关系。内地的珠宝、蔬菜种子、经史医药方面的书籍、音乐、造纸墨技术等传到吐蕃，促进了吐蕃地区的文化和经济发展，加深了汉地与吐蕃人民的情谊。吐蕃赞普上书唐玄宗说：“外甥是先皇帝舅宿亲，又蒙降金城公主，遂和同为一家，天下百姓，普皆安乐。”^[12]安史之乱后，吐蕃占领西域、河西和陇右等地的大片领土。唐代宗宝应二年（763），吐蕃曾一度攻入长安。唐德宗时期，唐朝与吐蕃就统治区域进行过几次和议，实现了边疆地区的安定。

隋唐五代时期，西南地区围绕滇池洱海居住着许多民族部落，其中以南诏政权最为强盛。南诏建立之初，与唐朝进行过两次大规模战争。南诏战败后，依附吐蕃。唐德宗贞元十年（794），南诏与唐朝订立盟约，恢复友好关系，并派遣贵族子弟到成都学习唐朝文化。唐朝文化对南诏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通过南诏统治地区，唐朝同南亚诸国的交流变得便利，促进了彼此之间的文化往来。

（二）对外交往

隋唐时期的国际交往比较频繁，有来自亚非许多地区和国家的使臣、商人、学者、僧侣。同时，隋唐朝廷也有使臣、僧侣、学者、商人等与其他地区和国家进行多方面的交流。唐朝政府设置鸿胪寺专门接待外来使臣和其他来宾，设置互市监、市舶司管理对外贸易；政府机构中有供职的外国人，太学中有前来留学的外国学生；以长安为代表形成了许多国际化的大都市，对外交往大大加强了。出于国际交往的需要，隋唐五代时期的对外交通非常发达。陆路方面，以长安为中心，向西经甘肃河西走廊、出敦煌分为三条道路。“北道”循天山北麓，从敦煌出发经伊吾、蒲类海、西突厥可汗庭，转东罗马，出地中海；“中道”走天山南麓的北道，由敦煌起程往高昌、焉耆、龟兹、疏勒，越葱岭而到达波斯；“南道”走天山南麓的南道，从敦煌经鄯善、于阗，过葱岭及吐火罗至北婆罗国。通过这三条道路，可达欧洲、中亚、西亚和巴基斯坦、印度等国家和地区，这就是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它不仅是东西商贸往来的交通要道，而且也是东西方文化传播的重要交通枢纽。从长安出发，向东由河北经辽东可到达朝鲜半岛，这是佛教向东传播的重要通道，扩大了佛教在东亚地区的影响。海路方面，从广州出发，经南洋诸岛可到波斯湾；向东由登州、楚州、扬州、明州等地，可达朝鲜和日本。

隋代和唐初，曾经与朝鲜发生多次战争。675年，新罗统一朝鲜半岛，与唐朝保持友好关系。新罗商人来唐进行商品贸易，带来朝鲜的牛黄、人参等物品，又将唐朝的丝绸、茶叶、瓷器、书籍等带回新罗。文化交流是朝鲜与唐朝交往的重要内容。新罗派遣留学生到唐朝学习文化，唐文宗开成五年（840），学成归国的学生一次就有百余人。新罗学生还参加唐朝的科举考试，考中者留在唐朝担任官职。新罗僧侣也常常到中国学习佛法，如慈藏于贞观十二年（638）率弟子到唐朝礼拜圣迹，学习佛法，归国时，他带走大量佛经、佛像，促进了新罗佛教的发展。新罗僧人元晓因仰慕玄奘、窥基之名，与另一僧人义湘结伴入唐学习佛法。元晓中途返回新罗，义湘独自一人到达长安，入终南山师事智俨，回国后建立浮石寺，对促进朝鲜华严宗的建立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此外，新罗仿照唐朝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改革本国的相关领域，仿照唐朝设立国学，实行以儒家经典为考试内容的科举制度，并根据汉字创造新罗文字，推动了新罗的文化普及。另外，唐代的诸子之书、诗歌、佛教文化也传入新罗，受到朝鲜人民的欢迎。

中日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在唐代达到了空前繁荣。从贞观五年（631）至乾宁元年（894）的二百多年中，日本正式派遣遣唐使19次，每次少则250人，最多可达550人以上。这些遣唐使团组织完备，有大使、翻译、各类技师，还有数量可观的留学生、僧侣、艺术家等，他们来唐朝全面学习中国文化，对日本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中，日本留学生在长安国子监学习各种知识，与中国诗人、学者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日本学问僧有90多人来唐学习，如日本留学生阿倍仲麻吕长期留居中国，官至秘书监，与王维、李白等大诗人交往甚密。高僧空海于贞元二十年（804）来到中国，在长安青龙寺跟随密宗传人惠果学习密宗，回国后在日本建立密宗。僧人圆仁于838年来中国求法，在大兴善寺、青龙寺等寺院学习密法、天台止观、梵语等与佛教有关的知识，归国时带走佛经、法器等，促进了佛教在日本的流传；他撰写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成为研究唐代历史的珍贵资料。唐朝也有许多使臣、僧侣、商人东渡日本，在中日文化交流方面起了很大作用。如僧人鉴真十多年间经过六次努力，终于到达日本，不仅带去佛经，传播佛教，而且在建筑、雕塑、医学等的传播方面也起了积极作用。通过遣唐使、学问僧、使者等的交往，中日之间的文化交流扩大了，尤其是对日本文化的影响非常广泛、深远。

隋唐五代同南亚诸国的交流非常频繁。越南中部的林邑国与隋唐交往密切。隋文帝曾出兵攻陷林邑首都，“所获佛经合564夹，1350余部，并昆仑书多梨树叶”。这些典籍后来经过彦琮编目，“分为七例，所谓经、律、赞、论、方、字、杂书”^[13]。唐朝立国，林邑经常派遣使者来中国，带来训象、火珠等，唐朝回赠丝绸、织锦等。唐朝典章制度、诗歌艺术等也传入林邑。

6世纪后独立的真腊与隋唐交往频繁。隋大业十二年（616），真腊遣使来隋。唐高祖到唐宪宗期间，真腊遣使来唐达16次之多，带来犀牛、训象等物产以及富有民族特色的音乐舞蹈。其时，真腊国“尚佛道及天神，天神为大，佛道次之”^[14]，普遍流行佛教信仰。唐朝的金银、瓷器、麝香等行销真腊，中国佛教也传入真腊。

此外，隋唐与佛教盛行的骠国、室利佛逝、暹罗、尼婆罗、狮子国等南亚诸国也有频繁往来，促进了中国与南亚文化的交流。

在与南亚诸国的交往中，这时期最值得关注的是同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的交往。唐太宗时派遣王玄策出使印度，加强两国之间的贸易、文化交流；还派人去学习熬糖法，提高中国的制糖技术。高僧玄奘、义净到印度求法，极大地促进了中印佛教文化的交流。随着印度佛典的翻译，中国文学的题材、内容也大大丰富了印度的犍陀罗艺术风格，也深深地影响了中国的造像、雕塑、绘画艺术。

四 多元思想文化

隋唐五代时期是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一个高峰时期。人们对待思想文化表现出一种开放、包容、博采众长的胸襟和态度；思想文化的表现呈现出一种百花齐放、异彩纷呈的形式；从思想文化的普及和影响上来说，上至帝王官吏、下至贩夫走卒都受到各种思想文化的影响；从各种思想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来看，不同文化相互吸收、相互影响，形成新的思想文化；从思想文化的国际化角度来看，通过国际交往，世界诸多地区和国家受到了中华文化的影响，有些影响甚至持续至今。

（一）思想方面

隋唐五代思想发展呈现出两个趋势，一是儒学发展缓慢，且以经学发展为主；二是儒释道三教思想既相互斗争、排斥，又相互吸收、融摄。

隋朝立国以后，隋文帝开始通过各种措施整顿、恢复和发展儒学。他首先下诏称赞儒学是治理国家的法宝：“儒学之道，训教生人，识父子君臣之义，知尊卑长幼之序，升之于朝，任之以职，故能赞理时务，弘益风范。”^[15]因此，他通过设立学校，教授、学习儒家经典，传播儒学思想。隋初，文帝就广开门路，搜集儒学经典。“开皇三年，秘书监牛弘，表请分遣使人，搜访异本。每书一卷，赏绢一匹，校写既定，本即归主。于是民间异书，往往间出。”^[16]政府机构招募儒学之士，为国家统治提供有用之人。在隋朝统治者恢复儒学的政策之下，涌现了几位重要的儒学代表，如促进南北经学统一的刘焯、刘炫兄弟；致力于恢复周孔王道、提出“三教可一”思想的大儒王通；站在儒学立场上融合佛儒思想的颜之推。尽管隋朝较为注重儒学的政治功能，但是，由于佛教、道教势力的增长以及统治者对儒释道三教的不同态度，隋朝儒学的发展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

唐代统治者对思想文化采取比较开明的包容态度，对儒学的发展也从政治上给予鼓励、扶植，促进了儒学的发展。

唐高祖武德元年（618）设置经学博士，重视通过科举考试招收儒学方面的人才。唐太宗继位后对儒学的发展采取了诸多措施。他在国学立孔子庙，恢复祭孔仪式，讲论儒家经义，一时间“儒学之兴，古昔未有也”^[17]。太宗完善科举考试，其中“明经”和“进士”科是最主要的科目；并将儒家经典《礼记》《周礼》《仪礼》《周易》《尚书》《左传》《公羊》《穀梁》等重要经典作为考试的必读书目。这一时期涌现出一批儒学大家和重要的著作。颜师古对五经的文字进行校勘与考订。陆德明在参考汉代以来诸儒训诂音训著作的基础上，以音释为主，注释《周易》《孝经》《论语》等儒家经典，完成了部头较大的《经典释文》一书，对儒家经典的传承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国子祭酒孔颖达作为主撰人员联合儒生共同编撰成《五经正义》一书，以一种客观、公正的态度取舍保存了五经的注疏精华，统一了汉代以来儒经莫衷一是的局面，从思想上统一了儒家思想，为唐朝政治统一提供了理论资源。

中唐以后，儒学发展以韩愈、李翱、柳宗元、刘禹锡最具代表性。韩愈以复兴儒学为己任，发展孔孟思想，尤其是对孟子思想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发挥，同时，为了使儒学发展有一个清晰的脉络，韩愈还为儒家发展编制出一个道统谱系。在坚持孔孟之道的同时，韩愈对佛道思想进行了激烈的批判，并采取了过激行为对抗佛教，结果被流放。李翱与韩愈一样，以阐扬和捍卫儒家思想为己任，在发挥《中庸》和孟子人性论的基础上写成了《复性书》，建构起儒家所特别重视的人性论。以文学见长的柳宗元和刘禹锡，从儒家政治思想的视角提出了各自的政治主张。柳宗元在批判和揭露当时社会黑暗的基础上，提出了要解除民间疾苦就应该实行孟子所提倡的仁政，是对孟子思想的发展。在永贞革新中，柳宗元与刘禹锡是运动的核心人物，他们通过推行新政来打击宦官专权、惩办酷吏、整顿财政，受到了人民的欢迎。这是在具体实践中履行着儒家的济世情怀和重民思想。

五代十国虽然处于割据状态，但是仍然有个别统治者对儒学比较认同。后唐明宗就听取儒生建议，关心民间疾苦，革除弊政，实现了短时期、小范围的“小康之局”。后周世宗也采取了恢复儒学的措施，在改革过程中也体现出一定的儒家精神。

（二）文学方面

隋唐五代文学是中国文学史、文化史上的一朵奇葩。尤其是唐代文学取得了巨大成就，不仅是当时世界文化史上的佼佼者，而且对后世影响非常深远。

隋朝建立之后统一了南北方，在文学上的典型表现是诗风的融合。北朝刚劲苍茫的诗风与南朝婉约细腻的诗风都在统一的隋朝得以展现，南北方相互影响，为唐朝文学的繁荣做了充分准备。

唐朝文学的繁荣则表现在更多领域，诗、散文、小说、词等均有全面的发展，尤其是唐诗更是成为唐代文学的代表。如此众多的文学作品出自数量可观的文学家之手，《全唐诗》收录作者2200多人，《全唐文》收录作者3000多人，由此可以看出此时文学的繁荣。

唐诗的发展经历了初、盛、中、晚四个时期，每一个时期都有各自的特点。总体上来说，有唐一代，出现了以王维、孟浩然为代表的山水田园诗人，把山水田园的静谧秀美表现得淋漓尽致；以高适、岑参为代表的边塞诗人，把边塞生活写得瑰奇壮伟、豪情慷慨。最重要的还有“诗仙”李白，把自然风光、人间世相表现得既飘逸洒脱，又诙谐戏谑；“诗圣”杜甫，表现出关心民间疾苦、控诉统治黑暗的思想倾向。还有王昌龄、崔颢、王之涣、孟郊、李贺、白居易、杜牧、李商隐等一大批著名诗人，写出了流传千古、风格各异的诗篇。

唐代散文经历了古文运动之后，矫正了六朝以来骈体文的弊端。唐代传奇、变文通俗易懂、故事性强，既能够反映社会生活状况，又有艺术特色。这些文学创作对后世均有深远的影响。

五代文学以词见长，尤其是以后蜀皇帝孟昶和南唐中主李璟、后主李煜父子最具有代表性，更是为宋词的繁荣奠定了基调。

（三）史学方面

重视史学是中华文化的传统。隋初就已经开始重视修史，到唐太宗时设立史馆，专门编修前代和本朝的历史，形成以后历代官修正史的传统。在二十四史中，有八部编撰于唐朝，如《晋书》《梁书》《陈书》等。除了编修正史之外，还有其他类别的史书，如刘知几编撰了我国第一部系统论述史学理论的专著《史通》，杜佑编撰了我国第一部记述典章制度的专史《通典》，李吉甫编撰了历史地理专著《元和郡县图志》等，数量之多，不胜枚举。无论是史书体裁的创新程度，还是史学家及其著作的数量，前代都无法与之相比。

（四）艺术方面

隋唐五代艺术的主要成就表现在绘画、雕塑、书法、音乐、舞蹈等方面。

隋唐的绘画不仅名家辈出，而且在绘画技法、题材内容等方面都较前代有了明显的进步。隋代著名画家展子虔的名作《游春图》流传至今，是山水画的代表作。初唐著名画家以阎立德、阎立本兄弟为代表，现存世作品《历代帝王图》和《太宗步辇图》便出自阎立本之手。盛唐以后著名的画家有吴道子、王维以及李思训、李昭道父子等，他们以人物画和山水画著称。其中，吴道子有“画圣”之称，《天王送子图》是其代表作，其人物画立体感极强，人物形象栩栩如生，衣带有随风飘动的感觉，故有“吴带当风”的美誉。另有著名画家以画花鸟禽兽为特长，如韩斡画马、韩滉画牛，均闻名于世。

隋唐五代留下了大量精美的石雕和泥塑作品。其中唐太宗墓前的浮雕“昭陵六骏”是石雕中的代表，六匹马神态各异，栩栩如生。此时更多的石雕和泥塑是与佛教题材有关的石窟艺术。在唐墓中出土的三彩陶俑，有表情生动的武士俑、文吏俑，有充满活力的骏马俑、骆驼俑，这些雕塑技法精致细腻、表情生动灵活，是雕塑中的精品。

此一时期的书法艺术也空前兴盛，书法名家层出不穷，初唐有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等人，欧阳询的碑刻有《九成宫醴泉铭》，骨力劲健，自成一家，世称“欧体”。中晚唐的颜真卿、僧人怀素、柳公权书法成就很高。颜真卿的碑刻《多宝塔碑》独创一派，人称“颜体”，其字体圆润、醇厚，极富盛唐气象。柳公权的碑刻《玄秘塔碑》，融诸家笔法为一体，开创“柳体”。

由于中西文化交流的频繁，隋唐五代时期的音乐舞蹈吸收了很多西域和中亚地区的文化元素，为中国本土音乐舞蹈注入了新的生命力，促进了中原音乐舞蹈的发展。从西域输入的乐器较多，如箜篌、笛、笙、筚篥、琵琶等，这些乐器受到了中原人民的喜爱，在中原地区普遍流行。隋唐时期还设立专门管理音乐的机构——太常寺，负责宫廷音乐和民间音乐的管理。在宫廷中，参加音乐演奏的乐工数量很多，隋朝至少有三万人，盛唐时多达数万人。唐玄宗还专门设置梨园、教坊，专门教习乐舞，培养了一批艺人，被称为“皇帝梨园弟子”。舞蹈的种类很多，有健舞、软舞、字舞、花舞等。在宫廷祭祀和礼仪中会有大型舞蹈表演，著名的有《破阵乐》《善庆乐》《太平乐》《霓裳羽衣舞》等。

此外，隋唐五代在医学、建筑、天文、历法等方面也有突出的成就，体现了相关领域的发展盛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