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当关注“债务密集度”上升问题（代序）

李扬

我们对国家资产负债表的研究，始自2011年。自那以来，我们以《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为总题目，连续出版了三部专著。现在读者诸君拿在手中的《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2018》，就是这个系列成果的第三部。自2017年上半年以来，回应社会各界希望更及时、更系统、更高频率得到国家资产负债的资料及相关研究成果的需求，我们又以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国衡论坛》之名，按季度发布国家资产负债表、债务及杠杆率的分析报告，可以免费自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的网站上获得。

我们很高兴地看到，当初被我们戏称为“帝王之术”的这项枯燥的基础性研究工作，如期产生了越来越大的政策影响，且为越来越多的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的研究提供了坚实的数据基础和分析框架；很多研究人员在这项研究的基础上，向相关领域扩大，并且衍生出一批新的成果。在这篇序言中，我拟就全球“债务密集度”上升问题展开讨论。这项研究，可以说是国家资产负债表的衍生成果之一。

全球债务规模和杠杆率仍在上升

如所周知，从2007年开始的国际金融危机是一场债务危机。既然是债务危机，减少债务、降低杠杆率，就是走出危机的必要条件。然而，IMF、NIFD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4月，全球债务水平高达320万亿美元，远远超过2007年年底的237万亿美元，增长了83万亿美元。与此一致，全球的杠杆率也从2007年年底的209%，上升至2017年底的245 %，跃增了36%。债务规模膨胀和杠杆率上升的直接后果，破坏了金融与实体经济的稳定关联，降低了货币政策的效力，自不待言，甚至也对去杠杆的合理性，提出了质疑。在一片言之凿凿的“减少债务”和“降杠杆”政策宣示中，债务和杠杆率却稳步上行，的确是对十年来全球宏观经济政策的讽刺。

考量债务和杠杆率不降反增之现象并提出应对之策，可有两种思路。第一种思路，因循传统政策框架，密致地检讨过去减债和去杠杆政策的疏漏，动员更多的政策手段，并加强协同，把债务规模和杠杆率降下来。然而，在信用经济条件下，经济增长与债务增长保持着密切的正向对应关系，只要政策当局对经济稳定和经济增长有所企望，债务水平下降显然就十分困难。第二种思路是批判性的。鉴于债务和经济增长存在某种均衡关系，是否存在这种可能：某些条件的发展变化，使得这均衡点随时间的推移而在缓缓上升？换言之，高债务和高杠杆，如今或许是一种新常态？这第二种思路，近年来颇为一些处在前沿上的研究者推崇，早在2015年，英国前金融服务管理局（FSA）主席阿代尔·特纳勋爵在其著作《债务和魔鬼》[1]中明确提出了这一假说。在他看来，如果这个世界如本·富兰克林1789年所说，“除了死亡和税收以外，没有什么事情是确定无疑的”，那么如今，在这确定无疑的事情清单中，显然应当将债务加上去。

为了更好地刻画债务与实体经济增长的关系，债务密集度概念应运而生。我们把“为了支持某一水平的GDP增长，需要创造的债务增量”定义为债务密集度，那么显然，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全球各经济体的债务密集度都在稳步上升（见图1）。这一现象在实体经济领域中的镜像，就是资本产出弹性持续下降，换言之，为了实现某一确定单位的GDP增长，我们现在比过去需要投入更多的资本。

债务密集度上升和资本产出弹性下降，意味着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下降。这样看，这已不仅仅是一个金融现象了。

债务密集度上升和资本产出弹性下降，意味着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下降。这样看，这已不仅仅是一个金融现象了。

债务密集度上升的趋势潜含在货币金融的发展进程中

从历史上看，人类社会脱离蒙昧时代，货币便出现了。货币的出现对经济发展有两方面的作用。首先当然是对实体经济的促进作用，其主要体现就是，它解决了储蓄和投资的跨期配置问题。也就是说，若无货币，每一个经济主体的当期储蓄都必须而且也只能转化为其当期投资，并且，这种转化只能“自我消化”，其低效率显而易见。货币的出现，改变了这种状况：生产者当年生产的东西若未完全消费（产生储蓄），他可以将之卖出，从而用货币的形式保有其储蓄，以备后用，实现资源的跨期配置。

其次，就是这样一个堪称革命性的变化，其实就已经酝酿着经济的虚拟化进程。第一，货币一经产生，就有了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分离，从此，价值就有了自己相对独立的品格。第二，由于货币的供应很可能而且经常是与对货币的需求不对应的，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就有可能发生。事实上，一部货币史，就是探讨货币供应怎样与对货币的需求相吻合的历史；而对货币供求的研究，其核心内容就是努力寻找一种机制，使得货币的需求得以充分展示，使得货币的供应得以伸缩自如，进而，使得货币的供给和对货币的需求，经常吻合。

货币有条件地在不同经济主体间转移，便有了金融。正因为有了金融的发展，举凡信用问题、期限问题和利率问题等，开始出现在经济生活中。

金融出现的革命性意义，在于使得储蓄资源可以跨主体（在赤字单位和盈余单位之间调节余缺）、跨空间（储蓄从此单一地区向其他地区转移）转移，从而进一步提高了资源配置的效率。我们常说，市场经济条件下是“物跟钱走”，就是说，资源的配置现在体现为货币的配置，而货币的配置是通过货币的流通和金融交易完成的。在这里，虚拟的货币金融流动引领了实体经济因素的配置过程。

同时我们也看到，金融活动在货币流通的基础上产生之后，经济活动进一步虚拟化了，“金融上层建筑”也显著不断膨胀。这不仅表现在经济资源的实际流转逐渐被掩盖在货币借贷的洪流之下，而且表现在货币交易自身开始成为目的，一批以经营货币为业的专门机构和人群应运而生。与此同时，当我们用存款/贷款的方式、用发行债券的方式、用发行股票的方式等，更为有效地引领经济资源配置进程的时候，诸如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利率风险、操作风险等新的风险也产生了。更有甚者，金融产品一经产生，其自身也就成为交易的对象；在其自身供求关系的左右下，金融产品的价格可以飙升飙落，从而引起货币供求盈缩，带来社会的剧烈动荡。回到我们讨论的债务密集度概念上来。金融发展的结果就是，经济增长的债务密集度显著提高了。

从逻辑上说，金融发展的下一阶段就是金融衍生品的出现。这里所说的金融衍生品，指的是其价值是名义规定的，衍生于所依据的资产或指数的业务或合约。在这里，“所依据的资产”指的是货币、股票、债券等原生金融工具。应当说，金融衍生工具的出现是有巨大积极作用的。通过远期、调期、互换、期货、期权等手段，通过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结构性”“通道”“平台”操作，我们的经济社会得以大规模地规避和转移风险，得以大大提高了流动性，进而得以大大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

然而，衍生金融工具的产生和发展，使得金融上层建筑进一步膨胀，并对实体经济进一步疏远化了。如果说在金融原生产品上，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关系还是若即若离，在金融衍生产品上，这种联系是彻底地被割断了。因为，金融衍生产品本就不是根据实体经济来定义和定价的，它的主要价值，存在于其赖以产生的金融原生产品的价格波动之中。发展到这里，金融活动已经变成了一个影子、一种称呼、一种符号、一组数字。更有甚者，对金融产品价格变化的追求甚至操纵，在金融衍生品市场上可能成为无可厚非的常规，因为它们本就是因应这些产品的价格波动而生的。

显然，金融衍生品的发展，使得经济增长的金融密集度的提高获得了几乎无限的空间。

这里的讨论无非是想提请研究者们注意这样的事实：从货币到金融，再到金融衍生品，资源配置效率在不断提高，实体经济亦日益发展；然而，经济增长的债务密集度也在不断上升，这个过程，不仅使金融与实体经济日渐“疏离”，而且逐步弱化了货币金融政策的效力。

经济金融化的影响

20世纪下半叶金融创新大行其道以来，有一个现象，即经济金融化，正潜在地改造着我们的世界。而经济的金融化，正是不断提高债务密集度的主要驱动力。

不妨先从房地产市场说起。全球危机伊始，时任美联储主席伯南克便明确指出：危机的根源，在于金融对于实体经济日益疏远。关于实体经济，他给出了一个颇出人意料的定义——除了金融和投资性房地产之外的其他产业都是实体经济。这是一个非常有启发意义的定义。在这里，伯南克事实上指出了一个很重要的发展趋势，这就是，随着金融创新不断发展，我们的经济正经历着一个不断金融化的过程。

这个过程，在投资性房地产市场上最集中表现出来。我们知道，在物理上，房地产的流动性是极差的。然而，一旦金融因素介入，也就是说，一旦我们基于流动性极差的房地产业，在其上附加足够多的创新金融产品，这个非流动的房地产，便可能在金融上获得足够的流动性。现实发展正是如此。首先，银行针对住房提供抵押贷款，其期限，美国最长可达50年，中国则是30年。长达30—50年的贷款活动出现在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中，无疑会导致期限错配，即借短用长问题；倘若住房抵押贷款规模上升到一个显著水平，则会使提供抵押贷款的银行陷入严重的流动性不足风险之中。开辟抵押贷款的交易市场，是解决问题的途径之一。但是，抵押贷款期限过长、规模过大且非标准化，以至于住房市场有一点风吹草动，市场交易便会停止，流动性风险将立即降临。

金融工程的出现，完美地解决了此处的期限错配问题。我们可以把足够数量和规模的抵押贷款聚合在一起，将附着于它们之上的资金流汇聚成一个贷款池。进而，基于“池”中的现金流，对之进行分拆、重组、打包，形成符合要求的新的现金流，然后，以这些现金流为据，发行新的债券（抵押贷款证券），如此，通过这个被称作抵押贷款证券化的一系列操作，住房市场的流动性便奇迹般地提高了。

显然，抵押贷款证券化的原理是可以大范围复制和推广的，于是我们就有了各式各样的资产证券化。正是这样一些证券化产品，构成发达经济体影子银行体系的主体，其规模，如今在美国已达其社会信用总量的30%左右。

债务密集度不断提高的事实，还可以从各单个金融领域的发展及其同实体经济的关系的变化中观察到。例如，经济的证券化率（各类证券总市值/GDP）上升、金融相关比率（金融资产总量/GDP）不断提高，证券市场年交易量、信贷余额、年保费收入、外汇日交易量等对GDP的比率稳步上升，贸易相关的资本流动与非贸易相关的资本流动的比率不断下降（20世纪末已达1 ∶45），等等，都是佐证。

毫无疑问，债务密集度不断提高，正逐步改变着人们之间的经济关系，使得债权/债务关系、权益/代理关系、风险/保险关系等金融关系，逐渐在经济社会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这种变化的潜在影响，仍待我们进行全面估计。

贫富差距扩大的影响

债务密集度提高，还同贫富差距加剧有关。

说到贫富差距，不能不提及一位法国的年青学者皮凯蒂（Thomas Piketty），以及他的那部风靡一时的著作《21世纪的资本论》。正像其书名所显示的那样，皮凯蒂继承了马克思的分析思路，从资本和劳动两个基本要素及其相互关系来展开其全部分析。不过，马克思的理论兴趣从而其分析起点在生产领域，他关心的是，在流通和交换过程背后的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搞清楚资本生产的秘密后，他再将自己的视野扩展至流通、分配和消费领域。皮凯蒂则不然，他的主要注意力集中于分配领域。他将经济社会高度抽象为资本和劳动力两大基本要素，并假定两者都被用于生产并分享产出的收益。在他的分析架构中，资本与劳动力的区别在于，资本可买入、卖出、拥有，而且从理论上讲可无限累积，劳动力是个人能力的使用，可获得酬劳，但不可累积，也不能被别人所拥有。皮凯蒂认为，由于资本回报率总是高于经济增长率，所以贫富差距是资本主义固有现象。他由此预测，发达国家贫富差距将会继续扩大。

根据皮凯蒂的研究，在可以观察到的200来年的数据中，资本主义世界的投资回报率平均维持在每年4%—5 %，而 GDP 平均每年增长1%—2%。粗略计算，投资回报率若按5%计，则意味着资本拥有者的财富每14年就能翻番；倘若经济增长按2%计，则意味着全体国民的财富翻番需要35年。用100年作为计算单位，资本拥有者的财富翻了7番，是开始的128倍，而同期整体经济规模只比100年前增大8倍。长此以往的结果是：虽然拥有资本和不拥有资本的国民都较过去变得更加富有，但是贫富差距变得越来越大。

对于这里讨论的问题而言，贫富差距扩大的意义是什么？其意义就在于，穷人和富人处置自身收入和财富的方式，存在根本性区别；正是这些区别，为债务密集度上升提供了又一基础。一般而言，富人的消费倾向较低，因而他们更倾向于用“理财”的方式来处置自己规模庞大且增长迅速的储蓄；相反，穷人的消费倾向较高，他们用金融方式处置的储蓄，只占其收入的一个较小的比重。基于上述分配结构，随着经济的增长，少数富人所拥有的国民收入和国民财富的比重，将不断增大，例如，在发达经济体中，大约是10%的人群拥有了70%以上的国民收入和国民财富。然而，这一部分富裕的少数人并不把自己的收入和财富直接投入发展实体经济，而是“用货币生产货币”“用金融生产金融”，正是他们的这种偏好，促成了金融上层建筑日趋膨胀，并因而提高了债务的密集度。

问题的国际方面

全球债务密集度不断提高，更同国际货币体系的演变有密切关系。

1971年之前，国际储备货币与黄金挂钩，当时实行的是“双挂钩”制，即美元与黄金挂钩，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形象地说，基于这种复杂的“挂钩”关系，1971年之前的国际货币体系存在着一个“黄金锚”。

1971年《牙买加协议》以后，美元与黄金脱钩。在那之后的几年里，国际货币体系如无锚之舟，在全球危机的惊涛骇浪中风雨飘摇。最后，还是美国“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里根政府全面开启了以美国债务为锚发行美元的机制。这种机制，在其国内，使得公开市场交易，即在公开市场上买卖政府债务，成为货币政策操作的主要手段；对外，则使得美国的贸易逆差，成为各国乃至整个世界经济不断获得新增储备货币的主要途径。换言之，《牙买加协议》之后的国际货币机制的核心就是，世界经济和全球贸易的正常发展，要以美国不断产生贸易赤字，大多数国家不断产生贸易顺差为必要条件。

里根政府开创的“新范式”一经发动，便一发不可收。1981年，美国国债余额9979亿美元。1983年“星球大战”计划实施时，美国国债余额为1.38万亿美元。1989年里根离任，该余额跃增为2.86万亿美元。这样一种通过买卖政府债券而调控货币发行的新机制，为美国政府的宏观调控开创了一种新模式——由于政府可以通过发债融资，支持其财政支出和货币体系运转，其对税收的依赖下降。正是以此为基础，里根经济学开启的连续减税计划顺利实施并大获成功。

我们看到，以美国政府债务支撑美国国内货币体系和国际货币体系的体制机制，在危机以后似乎进一步加强了。2018年美国政府债务创下了21万亿美元新高，但特朗普依然可以同时实施大规模减税，其基本原因就在这里。

金融周期

金融密集度提高，其影响十分深远。一个最显著的影响就是，我们面对的经济周期变形了。近年来，学术界和业界对经济周期多有讨论，逐渐地，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在金融周期上。

过去我们所知道的危机，都是生产过剩型危机。整个过程肇始于盲目生产，导致产品过剩，进而引发物价剧烈波动，然后，企业倒闭、失业率上升、市场萧条、银行挤兑、金融市场狂泻等，接踵而至。这种被称作为“古典型”的危机，通常顺次经过危机—萧条—复苏—繁荣四个阶段。如今不同了。如今我们看到的危机已经有了显著的变化，主要变化有二，其一，整个危机的进程只留下了“上行”和“下走“两个阶段，而且波动剧烈；其二，这个周期和实体经济周期日渐脱离了关系。过去的危机，主要表现为GDP的增长出现剧烈波动，如今，即便在危机中，GDP的增长都相对平稳（见图2），但是，我们的金融市场上却是天翻地覆、骤涨骤跌。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随着金融创新的全面开展，经济不断“金融化”或“类金融化”了，经济运行显著受到金融的“繁荣—萧条”周期的影响，经典的经济周期产生了大变形。主要表现就是，金融周期逐渐趋于主导，巨量的债务和货币源源不断地注入并滞留于经济体系，不仅加大了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疏远程度，而且使得金融方面的扭曲往往先于实体经济的扭曲发生。这导致传统的经济危机机制发生了明显改变：在过量的货币和信用在实体经济中转化为全面通货膨胀之前，由资产价格高位崩溃带来的金融危机就已经爆发，且触发并引导着整个危机的进程。

这一变化，无疑对传统的中央银行宏观调控机制及其理论提出了挑战。教科书告诉我们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主要有两条线索，一是影响物价，二是改变利率水平。物价变化，引起生产扩张或收缩；利率变动，提高或降低生产成本，这样一些变化，进一步引导了企业和居民的行为变化，进而引起经济增长的变化。如今则不然，在货币政策的两条传统渠道尚未来得及起作用时，资产的价格就变了，这一变化，直接改变了市场主体的资产负债表，从而引发市场主体经济行为的调整。这不免让人想起《桃花扇》中的那句名吟：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

这个变化的影响，全面而深刻。它告诉我们，要驱动同样水平的经济增长，如今需要提供越来越多的债务增量。债务的累积造成资产价格泡沫膨胀，形成金融周期。也就是说，在现代金融体系下，危机的发生可直接经由资产价格路径而非传统的一般物价和利率路径。这同时也回答了最近几十年一直困扰货币经济学界的一个问题，这就是：货币政策要不要管资产价格？过去的回答是断然地“不”，现在的回答则显然是“要”。如此，诸如房地产市场、资本市场、大宗产品市场以及外汇市场等，都要进入货币政策的眼界。

面向未来

以上，我们从多个角度，阐述了债务密集度上升的必然性及其机理，并初步讨论了其可能产生的影响。如果认可这样的趋势，并接受我们的解释，有一个“终极之问”便会提出：这个过程将把我们引向何方？

在2017年一个讨论金融科技、数字货币的会议上，主持人曾问过我类似的问题，当时我的回答是，按照这样的发展趋势，货币的消灭就有了现实的途径。在这里，我愿意用同样的回答来回应上述终极之问。我认为，经济金融化的进程，在提高债务密集度的同时，逐渐将一切都数字化了。正是数字化，使得蓬勃发展的金融科技、特别是移动互联和物联网有了用武之地，进而使得人人金融、物物金融有了现实的可能。正是这人人金融、物物金融的发展，为我们展开了货币消亡的现实途径。这让我忆起恩格斯的一句著名的论断：“凡在历史上产生的，必在历史中灭亡。”货币金融既然只是在人类社会发展一定阶段的产物，那么，人类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必然会将其推向消亡。说到货币消亡，更有一句现成的谶语呼之即出：“上帝欲使其沦亡，必先使其疯狂。”我以为，金融密集度不断提高，金融对于实体经济日渐疏远，如此等等迹近“疯狂”的表现，正昭示了货币金融必然消亡的命运。

---

[1]阿代尔·特纳：《债务和魔鬼》，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