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1977年：小说向何处去

一 1977年的文学现场

1976年1月20日国家级文学期刊《人民文学》几经波折终于“创刊”（实际是复刊，《诗刊》《人民戏剧》《美术》《舞蹈》《人民电影》《人民音乐》等也相继复刊）。在创刊号的《致读者》中，编者大谈“文化大革命”以来社会主义事业，尤其是文艺战线上取得的胜利，暗藏的意思却是“革命”已经搞了很多年，目前应该到真正发展文艺的时刻了，并提出贯彻执行“双百”方针，坚持“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容许“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22]这篇发刊词宛如1971年12月16日《人民日报》上的那篇短论^[23]，预示着经过1974年到1975年的禁锢和各种名目的批判，文艺有可能获得新的发展机会。

《人民文学》创刊号上刊发了蒋子龙的小说《机电局长的一天》，这篇小说不仅在“文革”的尾声阶段遭到批判，在新时期得以“复活”，更成为当前研究者们尤为关注的“文革”小说之一，它往往被视为可以勾连“文革”文学和新时期文学的文本，之于新时期文学具有“起源性”的意义。^[24]但这种“起源性”的文本刚刚露面旋即被又一轮政治运动压制，《人民文学》自第2期起迅速配合政治需求，刊发以“打击右倾翻案风”为主题的作品。到1976年4月，风起云涌，人心惶惶，各大、小期刊均刊发了三则重要的政治文件，即《中共中央关于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书记、国务院总理的决议》《中共中央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吴德同志在天安门广场广播讲话》（吴德在讲话中将“天安门事件”定性为“反革命政治事件”），多家杂志又奉命转载了《人民日报》上刊载的《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一文。一时间文艺期刊被政治诗文占去了版面，即使刊发小说，也必须配合政治斗争，完成“愤怒声讨党内走资派、放声歌唱文化大革命”的命题。这一时期，“声讨党内走资派”的小说有陈忠实的《无畏》，诽谤“天安门事件”的小说有伍兵的《在严峻的日子里》。这样，小说内容刚刚转向“抓革命，促生产”，便又转为批判“党内走资派”。

1976年的9月9日零时十分，毛泽东逝世；10月6日，“四人帮”被粉碎。一个以“文化革命”为主题的时代终于进入尾声。曲终人不散，十年的“革命”不可能一朝鸣金收兵，“四人帮”落马，“文化革命”还要继续。对于依旧由官方控制的文艺期刊来说，此时的任务还是配合政治政令，于是，自1976年10月起，期刊打乱了正常的版面设置，开始刊发悼念毛主席、歌颂华主席、纪念周总理、批判“四人帮”的诗歌、散文、批判文章及中央文件，各期刊基本停止刊发小说，只有地方性的小杂志尚在刊发为数不多的斗争意味不强的“中庸之作”。

经过1976年一系列重大的政治事件，小说寥寥，历史的巨变没有带来作品的丰收，却让小说创作停下脚步；这也许不是坏事，正可以让作者借此平复情绪、反思时代问题，为小说创作提供一段酝酿的时间。1976年11月，《人民文学》编辑部在北京召开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会上就作家的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题材与风格的多样化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这样的会议正是在为“文学性”的1977年做准备。1976年其实不是结束，它是一个设问句，制造了一个大悬念，等待1977年来作答。如果我们把“文革”文学人为地截断在这里，这将是一个多么不明不白的戛然而止的结局啊！

且看来年……

直到1977年2月，各大期刊，如《人民文学》《解放军文艺》才正式恢复正常的版面设置，开始刊发小说。单以《人民文学》为例，1977年第2期上的小说的确展现了新的气象，让人眼前一亮。这一期刊发了王石的《党课》、贾平凹的《铁妈》和罗先明的《嫩苗茁壮》（儿童文学）。

《党课》虽然是以毛主席号召领导干部要与群众搞“三同”，即“同劳动、同学习、同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斗争”为思想依据，却不只是图解毛主席语录，而且能够把一个没有官架子、吃苦耐劳、深入群众的领导干部写得很朴实、生动，小说的优势在于对人物形象的塑造。“文革”中同类题材的小说《师长与运输员》（毛英）、《骑骆驼的人》（敖德斯尔）^[25]都是70年代文学中的佳作，它们虽然在努力表现最主流的主题，却没有放弃对人物的雕琢。《党课》主题不新、结构不新，也安排了一个思想上有问题的“反面人物”，他需要被正面人物教导，但双方之间却不是在“路线斗争和阶级斗争”的话语体系中交锋，70年代惯用的“当面锣对面鼓的斗争”被消解在行动的细节中，在这里实际行动的感召取代了“语录”的强行压制与教化。

贾平凹的《铁妈》塑造了一个一心为公的保管员大婶，题材非常普通，思想亦不够深刻，属于“好人好事”型小说，故事虽然围绕大公无私的铁妈与自私自利的富裕中农老六的矛盾展开，却不具有斗争的意味，仅仅通过几个片段来讲述两个非常有生活实感的农民的“博弈”，带有喜剧的轻松、欢愉感。故事是“文革”故事，笔法却是民间的、古典的，读起来如同读合辙押韵的歌谣，如小说中写道：“第一笤帚，扫红了老六的脸；第二笤帚，扫皱了老六的眉；第三笤帚还未扫，老六跳了起来……”

自《人民文学》第2期之后，一批老作家（新中国成立前作家、“十七年”作家）复归，这些老作家受“文革”文学的影响较小，不太善于紧跟时代，往往写作革命历史题材小说和回忆录性质的小说。

到1977年10月，《上海文艺》复刊（它是最晚复刊的省级文艺期刊），长期受“四人帮”控制的上海终于迎来了“文革”前就存在的代表性刊物的回归，这标志着我国重要的文学期刊从1971年开始陆续试刊、复刊（当时称为“创刊”）到此时悉数登场。鉴于上海在“文革”中的特殊地位和《朝霞》的巨大影响，《上海文艺》一经发刊便猛烈批判“四人帮”和《朝霞》，并在《创刊词》中提出创作自由、争论自由的办刊理念。第1期刊发了老作家巴金的《杨林同志》和茹志鹃的《出山》，二文回避了对当前形势的发言，讲述的是故人旧事，内容中规中矩，行文的方式、情感的表达都是“文革”前的。

除《人民文学》《上海文艺》外，各期刊都在1977年呈现出活跃的态势，刊发的小说渐趋多元。不过中央对打击“走资派”的政令依旧没有废除，狠批“四人帮”的风潮持续不断，又接连发出“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全国人民学雷锋”的号召，小说仍旧被要求体会中央精神、紧扣时代命题。

除了配合政治任务的小说，革命历史小说在1977年得以复兴，尤其是长篇小说：一批“文革”前出版过的革命历史小说重新出版；一些写于“文革”前却被“文革”中断的革命历史小说迅速浮出水面；一些在“文革”中便获得出版权的小说因写作革命历史故事，受“四人帮”影响相对较小，在1977年还可以顺利出版。这就使这一年出版的长篇小说以革命历史小说为主，如《风扫残云》《燕山游击队》《鹰击长空》《吕梁英雄传》等。当然，在1977年前筹划的一些反映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长篇小说依然有选择地被出版，一是因为长篇小说的写作和出版本来就有滞后性，二是因为此时只是在批判“四人帮”，对“文革”本身尚没有做出否定性的论断。

短篇小说创作也表现出对革命历史故事的青睐，白桦创作了纪念贺龙的小说《天上的“神仙”》，王愿坚创作了一系列以“长征”为主题的小说，如《足迹》《长征路上》等。然而，以直逼时代为己任的短篇小说在新的历史契机中不可能满足于仅仅回忆过去，此时，短篇小说做出了种种想要突破的预备动作，但还无法确定自身前进的方向，尚在观望，屡屡回眸。这样的踟蹰是因为创作尚需要回应官方的召唤，作家还是要听党的号令，“文革”以来的文学生产方式和写作方式仍旧被沿用，而对于作家自身来说，在历史的转折点上他们也不知道文学将向何处去、自己将往哪里走。郑万隆曾坦言：“粉碎四人帮之后，我差不多一年多没有写过一个字，有两年的时间没有发表任何东西。我的思想转不过弯来，我无法理解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大的事情，我一直没有从被粉碎中醒悟过来，到一九七九才再拿起笔来。”^[26]如果说1972年是70年代文学的草创期，那时“摸着石头过河”的作家尚有国家的种种规范来指导写作，可时间到了1977年，国家除了限定主题，提倡“双百”方针外，却并无具体、细致的规定，这反倒使一直处于严密监控中的作家们不知所措。这时，一批老作家出面充当了对广大作者发言的角色。

1977年11月21日《人民日报》编辑部邀请文艺界人士举行座谈会，提出坚决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和开展文艺界“拨乱反正”的任务。10月至11月陕西省召开全省文艺创作会议，并在同年第11、12期的《延河》上刊发了一批老作家谈文学创作的文章，包括马烽的《到火热的斗争中去》、李准的《短篇小说的人物塑造及其它》、柳青的《对文艺创作的几点看法》、王汶石的《继续努力、写好英雄》、杜鹏程的《漫谈深入群众》、李若冰的《作家、战士》等。《人民文学》于第8期刊发了孙犁的《关于短篇小说》。这些老作家并没有发出超越时代的声音，基本是在重复中央对文艺的希望和要求。具体到文艺创作的细节，作家们达成的共识是“要有生活气息”，是否具有“生活气息”成为当时判定作品好坏的一个重要标准。

在这样的情况下，1977年的文坛表现出强烈的混杂性和分裂感，一些人试图书写过去，避开当下，一些人还沿着“文革”文学的老路走下去，一些人想要直面时代的问题，一些人则在写法上谋求突破。综观1977年的小说，可以将其概括为六类。

一是上文讲到的革命历史小说，这里不再赘述。

二是改换型小说，这些小说延续以往的写作套路，只是改换被批判的对象，70年代初批判刘少奇、林彪，而后批判“走资派”、直指邓小平，如今则批判“四人帮”，故事依旧是旧故事，形式依然是旧形式，正反对立、矛盾分明、语气铿锵。比如发表在《上海文艺》创刊号上的《比武》，依然沿用“落后青年出场—揭露落后原因：‘四人帮’毒害—教育、帮助—《毛选》教导、华主席感召—思想转变”这样的典型“文革”模式。再如发表在《人民文学》第8期的《高高的红石崖》，小说在“农业学大寨”的背景下展开故事，将以往小说中批判的反面人物置换为“四人帮”，其他情节则并无大的改变。

三是学大寨、学大庆、学雷锋的时代赞歌，属于表扬“好人好事”的和缓之作，如逯斐的《在林区列车里》^[27]。

四是开拓表现内容的小说，如将知识分子作为主人公并进行赞颂的《今天》、反映教育领域的《禁声》、触及爱情话题的《果林里》^[28]。当时的实际情况正如李准所言：“题材还是太狭窄，应该扩大。‘四人帮’为了达到篡党夺权的目的，在题材上搞的是反革命的实用主义，到后来甚至只准写一种题材，就是所谓写‘走资派’。我自己就曾受到这个反动谬论的影响。现在要把我们的作者眼界扩大开来。我们的文艺作品不仅应该反映当前现实斗争，也要反映革命历史题材，科学方面、教育方面的题材，也应该大力提倡。”^[29]在题材尚不丰富的1977年，这类小说拓展了表现领域，塑造了以往不能被重点书写的人物，让人眼前一亮。

五是混杂型小说，新旧主题集于一身，往往是新意识包着旧故事，写法虽不太新颖，却也打破了陈旧的故事链条，如叶文玲的《丹梅》^[30]。

六是在写法上有所突破的小说，这类小说虽然常常以学大寨、学大庆为背景，注重表现的却是个人的形象，行文方式不拘一格，已经为文学打开了通往新时期的大门，让我们隐约看到了新时期的多种面貌，如贾平凹刊发在《安徽文艺》第10期上的《短篇四题》。

二 混杂型小说：《丹梅》与《禁声》

《丹梅》发表于《人民文学》1977年第3期，作者叶文玲是在“文革”中已发表多篇小说、到70年代末期非常活跃的一位女作家，她所创作的《心香》虽然在1980年获得了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进入新时期以后，她本人却并未引起太多的关注，也许因为她的散文曾被选入小学课本，才被更多的人知晓。叶文玲在“文革”中属于回乡知识青年，高中辍学，曾回乡务农，在本地文工团、宣传队做过宣传员，在工厂里做过工人，1977年55岁的她以工人业余作者的身份进行创作，“利用业余时间写作，星期日也极少休息，经常熬夜，有时孩子嬉戏于身旁仍然坚持写作”^[31]。1977年的叶文玲接连发表了三篇小说，即《丹梅》（《人民文学》1977年第3期）、《雪飘除夕》（《人民文学》1977年第5期）、《春夜》（《河南文艺》1977年第4期），像她这种在“文革”中写作到1977年还能保持如此产量的作家其实并不多，大部分作家都有着如同郑万隆那样的困惑和无所适从。那么，是叶文玲骤然完成了转型和自我突破，还是1977年本来就是挣脱不了“文革”影子的交界点？

《丹梅》讲述的是发生在1976年春的故事，小说篇幅虽短，却不是一个单线故事，它包含了几个70年代惯有的故事类型，又在细微处超越了惯有模式的束缚，表现出些许的差异。小说乍看起来是一个典型的知青故事，讲了一个叫丹梅的女知青在农村苦干、实干，且不求荣誉的模范事迹。这个“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知青故事再平常不过，却因被置于1976年故事发生的语境和1977年故事发表的语境中而与以往的知青小说有所不同。它略去了“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和“扎根、拔根”的思想斗争这些屡屡出现的情节，也不反复申明“大有作为”的豪情壮志，而是提倡实干，将“抓革命，促生产”的信条转换为“促生产是革命的具体行动”的理念。提倡实干、反对空谈除了为呼应1977年发出的“农业学大寨”号召，也是为了将矛头指向以空谈著称的“四人帮”，从而引出另一层面的故事，即与“四人帮”对抗的故事。在“农业学大寨”和知识青年扎根农村这两大背景下，去城里开会揭露“四人帮”爪牙的虚伪面目本是小说的主线故事，作者却让丹梅在路上“节外生枝”，使主线故事发生偏离，另外讲述了丹梅救孕妇的学雷锋故事。在学雷锋的过程中又插入三个小故事：第一个是关于孕妇赶路的故事，对赶路原委的讲述引出了一个舍己为公的劳动模范故事；第二个故事是军属故事，丹梅为了帮助孕妇分娩，敲开了一户人家的大门，进而了解到这户军属全家的光荣事迹；第三个故事再度以孕妇为主人公，经由军属讲述了孕妇曾经来此地指导劳动、帮助生产的故事。插入的两个人物引出三个典型的“文革”故事，这三个小故事又被1977年开始复兴的学雷锋故事统辖，而学雷锋的行为直接导致了丹梅开会迟到，进而将丹梅与“四人帮”爪牙的矛盾激化。对“四人帮”的批判恰恰是1977年的主要内容，叶文玲动用了一系列“文革”故事，通过巧妙的排列组合，最终奏响了1977年的主旋律。故事虽然是旧故事，精神却是新精神，并且通过环环相扣的布局，打破了“文革”小说的惯用套路。看似每个小故事都是不出彩的，但组合在一起却别有新意。尤其需要注意的是，人物的对话、行文的语句都是“文革”式的，基调却是温和、徐缓的，甚至流露出人与人之间那种互相关心的温情，而非概念化的阶级友情，如同小说中写的那样：“祖国处处有亲人，广阔天地都是家。”结尾处与“四人帮”爪牙的斗争也不是广场式的、仪式化的，丹梅最终没有走入会场，而是以拒绝的姿态离开了那不属于她的“革命”会场，“文革”小说中那种主人公冲上讲台、一呼百应的豪情被淡淡的哀伤取代，参与意识被疏离意识取代，知青群体的言说在小说中被丹梅个人的内心活动置换。虽然每个小故事都是耳熟能详的，小说却绝不属“替换型”小说，它展示了在旧时代结束、新时代即将开始的转折点上一个从旧时代中走过来的作家在处理新问题时所表现出的分裂感，她正是用混杂各种元素的手段表现出了她与时代的切近。

《禁声》发表于1977年第3期（12月号）的《上海文艺》上，作者彭新琪1951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文革”之前便开始创作，这样的高学历背景与“十七年”创作经验使她的小说比叶文玲的小说明显多了些文人气，少了些“文革”风。这位具有良好教育背景的作者创作的小说甚是质朴感人，虽然以第一人称口吻用进行时讲述“我”在1975年的经历，读来却有回忆录的感觉，仿佛1977年的人在回忆过去的际遇，表达过去的情感，这种回忆性质的小说本来就容易打破模式，加之以时间顺序和个人情绪来组织全文使小说更为出彩。

《禁声》在1977年得以成为“主旋律”作品，是因为它是一篇批判“四人帮”的小说，对“四人帮”的揭露正是《上海文艺》急需的题材。彭新琪以“旧”的“十七年”文学经验来组建一篇呼应1977年的小说，自然不同于那些新瓶装旧酒的“替换型”小说，也异于《丹梅》那种从“文革”创作中延续下来的小说。1977年的“旧”作家是谨慎的，巴金、茹志鹃、王愿坚这些知名作家重返文坛后都选择了离“文革”有些距离的故事来写，彭新琪这样的不知名文学工作者以批判“四人帮”为任务，较早在小说中展现了知识分子在“文革”中的际遇，相比同为教育题材的《班主任》，《禁声》中老教师的主角地位和主体性都要强于张俊石老师。《班主任》的主角看似是张老师，实际却是几个孩子，老师更像一个功能性角色，具有“看”的功能和评论、引导的功能，事实上，张老师的主体性是时代和政治认可的政治正确性，《禁声》中老教师的遭遇和个性却是读者首先关注的焦点。

《禁声》讲的是1975年政治空气缓和，被发配到食堂做饭的“我”回到原来的教师岗位，看到学生受“读书无用论”的影响荒废学业而努力搞好教学工作，不久开始抓“复辟”典型，“我”成为被抓的危险分子，“我”虽然有一时的动摇，打算“禁声”，可最终本着对学生的责任感不肯离开教学岗位。这篇小说里面有三条线索：第一条线索是“读书无用论”对学生的毒害——这是一个类似于《班主任》的故事，并且刘心武和彭新琪都是了解青少年的作者，他们的小说是“有生活”的，是有感而发的，不管情节的虚构成分有多少，发现问题的眼光足够真诚。第二条线索，小说如《班主任》一样，也有两个需要被教导的“坏学生”，一个是工人子弟高军，不爱学习，在老师的教导下认识到知识的可贵，转变为拥护老师的学生，另一个是干部子弟梁云，小说虽未言明，其实暗指其父为“四人帮”一伙的领导干部，老师从未放弃这个学生，这个学生却向其父告发老师，引抓“回潮”的人前来调查，但在老师的内心，这样的孩子还是可教导的，而不应把他直接归入“四人帮”一伙。第三条线索是“四人帮”抓回潮。“四人帮”爪牙在小说中并没有以清晰的面目出现，作者多次用几个在玻璃上“压扁的鼻子”来代替，以表现那些调查者可恶、猥琐的偷窥行为。小说的三条线索都紧紧围绕着批判“四人帮”这一主题，这一主题实际限制了作者的发挥，加之这样的老作者通常缺乏对时代的灵敏嗅觉，她很难发出刘心武那种开时代先声的“救救孩子”的呼唤，她对时代缺乏一种抽象的概括能力，仅仅借助个人生活经验来完成符合国家要求的写作。即便这样，《禁声》在1977年出现，仍有值得被关注的几点。

首先，老师作为知识分子的主体形象得以被树立起来，因为彭新琪本人的身份和经历，她所塑造的这个知识分子形象是朴素、真切的，而不同于为知识分子翻案的小说《今天》。在1977年，以知识分子为主人公的小说获得合法性，即使知识分子不是主人公，只要他们出现在小说中便具有同一面目，即爱国、爱党、促生产，他们的知识在促生产上可以发挥巨大的作用，这样的知识分子面目是国家对知识分子新的定性，而非小说作者对知识分子的“发现”。比如《今天》里的那位知识分子，他具有共性却不具有个别性，而《禁声》中的老教师却具有更多的实感和个人特质，当然比起以后的知识分子形象，这个老教师形象显然比较单薄，这里笔者只是在1977年的语境里谈。另外，小说在写法上虽不算新颖，却不同于典型的“文革”文学，它最大的特点是多处处理得比较隐晦。比如，结尾是开放式的，暗表了老师与“四人帮”对抗的决心；“坏”学生梁云如何发展也不可预知；对“四人帮”爪牙的刻画非常模糊，仅用“鼻子”“脸”等部位代指人物，并且不设计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的正面交锋，反面人物始终被当作一种无处不在的“黑暗势力”来处理，或者说反面人物仅仅是一种时代氛围，而不是一两个具象，“文革”文学那种正反对抗、矛盾激化、正面一定战胜反面的模式在小说中被完全回避了。

在1977年这样的关节点上，具有不同身份、经历和知识背景的作家各有其应对的创作方法，通过一些被忽视的作品考察他们这一时期的文学活动、写作方式实际是很有意思的事情，细读这些作品能使我们清楚地看到作家个人乃至整个文学界前进的方向和方式。在考察70年代文学与新时期文学的关联性时，贯穿两个时期的作家成为学界关注的重点，比如蒋子龙、陈忠实、张抗抗，像叶文玲这样在新时期受关注度低的作家往往被忽视。实际上，局限在几个作家身上来考察文学在历史中的运动、演变是不够的，回到文学发生的现场，梳理林林总总的信息才有可能摸清文学的脉络。

1977年，文学逐渐打破“文革”文学的典型模式，无论是继续利用“文革”文学元素，还是调用“十七年”文学资源，或是另辟新路，在时代允许的范围内文学已在这一年出现分流的迹象，新时期文学的多种面目正是在此时露出端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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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不包括典型的儿童文学作品。《矿山风云》和《闪闪的红星》虽然以儿童为主人公，所涉及的内容却不局限于儿童的斗争生活，小说的影响力比较大，这里特意列出。

[2] 很多刊物实际是复刊，当时为了表明复刊的杂志与“文革”前的执行“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路线的杂志不同，是全新的面向工农兵的“群众性文艺期刊”，除了《解放军文艺》明确表明是“复刊”外，其他文艺期刊则自称为“创刊”。新时期以后，各个期刊在书写自己的历史时，也将“文革”时期纳入其中，并改用“复刊”一词。为了尊重当时的历史状况，在本书中，我将用采用“文革”中通用的“创刊”的说法。

[3] 贾新民主编：《20世纪中国大事年表（1900—1988）》，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52—453页。

[4] 陈丹青：《幸亏年轻——回想70年代》，选自北岛、李陀主编《70年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61页。

[5] 方厚枢辑注：《中国出版史料·现代部分·第三卷》（上册），山东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04—205页。

[6] 毛泽东：《题词》，《人民日报》1971年12月16日。

[7] 《发展社会主义的文艺创作》，《人民日报》1971年12月16日。

[8] 这10部短篇小说集分别是：《工农兵短篇小说集》，河北人民出版社；《三进校门》，辽宁省新华书店；《飞雪扬鞭》，内蒙古人民出版社；《方向舵》，南昌市新华书店；《向阳列车》（小说、散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讲台》，天津人民出版社；《进军号》，浙江人民出版社；《家属主任》，云南人民出版社；《船台战歌》，天津人民出版社；《新的高度》，上海人民出版社。

[9] 参见贾新民主编《20世纪中国大事年表（1900—1988）》，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52、457页。

[10] 12月17日毛泽东说：“林彪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主义阴谋诡计、叛党叛国”；又说“极左思潮还是少批一点吧！”此后，“批林”即要“批右”，进而把林彪和孔子联系起来，展开了大规模的“批林批孔”运动。

[11] 敬信的《生命》曾遭到全国范围的批判；侯树槐的《高山春水》在吉林省内引起争议，并未酿成批判。

[12] 黄辅林：《红松村的故事》，《广西文艺》1972年第1期。

[13] “反击右倾翻案风”、批判“走资派”运动开始后，党内的路线斗争被扩大化为敌我斗争，小说一般要设置一位领导干部与主人公作对，且不肯改悔，这样的领导干部已经成为反面人物，是不肯悔改的走资派。

[14] 古华：《“绿旋风”新传》，《湘江文艺》1972年第1期；李若兵：《红色的乡山》，《工农兵文艺》（陕西）1972年第7期。

[15] 吴荣福：《志气》，《工农兵文艺》（湖南）1972年第1期；刘学铭、田居俭：《光辉的道路》，《吉林文艺》1972年第1期；于鲁人：《天高云淡》，《革命文艺》（内蒙古）1972年第2期。

[16] 何先润：《决心书》，《解放军文艺》1972年5月号。

[17] 管桦：《惩罚》，《解放军文艺》1972年8月号。

[18] 金稼民：《红妹》，《广西文艺》1972年第5期；王士美：《旗委书记和陆小猛》，《吉林文艺》1972年第8期。

[19] 山：《理想》，《北京新文艺》1972年第4期。

[20] 高伟文：《“赤脚校长”》，《湛江文艺》1972年第2期；袁欣：《肖红梅》，《贵州文艺》1972年第1期；苗迎吉：《灵芝草》，《河北文艺》1972年第3期；于美仪：《山村红燕》，《安徽文艺》1972年9月号。

[21] 冯植、李英源：《“目标大叔”》，《广东文艺》1972年第5期；黄远金：《线路图》，《广西文艺》1972年第5期；唐克文：《旅店新风》，《广东文艺》1972年第5期；谭亚新：《满堂飘香》，《革命文艺》（苏州）1972年第3期。

[22] 人民文学编辑部：《致读者》，《人民文学》1976年第1期。

[23] 《发展社会主义的文艺创作》，《人民日报》1971年12月16日。

[24] 相关论文、论著如：程光炜：《“80年代”文学的边界问题》，《文艺研究》2012年第2期；程光炜：《文学的“超克”——再论蒋子龙小说〈机电局长的一天〉》，《当代文坛》2012年第1期；张红秋：《“文革”后期文学研究（1972—1976）》（非出版物），博士学位论文，北京大学，2005年；肖敏：《20世纪70年代小说研究——“文化大革命”后期小说形态及其延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

[25] 毛英：《师长和运输员》，《解放军文艺》1972年11月号；敖德斯尔：《骑骆驼的人》，《内蒙古文艺》1973年第2期。

[26] 郑万隆、梁丽芳：《郑万隆：发掘了创作的金矿》，选自梁丽芳采编《从红卫兵到作家——觉醒一代的声音》，万象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版，第413、414页。

[27] 逯斐：《在林区列车里》，《上海文艺》1977年第2期。

[28] 杜斌：《今天》，《人民文学》1977年第8期；彭新琪：《禁声》，《上海文艺》1977年第3期；贾平凹：《果林里》，《安徽文艺》1977年第10期。

[29] 李准：《短篇小说的人物塑造及其它》，《延河》1977年第11期。

[30] 叶文玲：《丹梅》，《人民文学》1977年第3期。

[31] 郑州纺织机械厂业余文艺评论组：《革命人民和“四人帮”斗争的生动写照——评叶文玲同志最近发表的三篇小说》，《河南文艺》1977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