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70年代长篇小说概貌

从1972年到1977年，共有160多部^[2]长篇小说（不将重复出版的小说计算在内）被正式出版、发行，其中1972年出版小说约14部，1973年约13部，1974年约16部，1975年约28部，1976年约44部，1977年约50部，呈明显的逐年上升趋势。^[3]这里所指的长篇小说不包括《护宝记》（杨明礼）、《探宝记》（李云德）、《小铁头夺马记》（蔡维才）等儿童文学^[4]；也不包括《玉龙的眼睛》《香蕉村的黎明》这样的故事^[5]；对于像《万里战旗红》这样的采写黄继光生前所在连队英雄事迹的作品，将其视为报告文学，与小说区分看待；至于张长弓的小说《青春》，虽然篇幅较长，被有的研究者划为长篇小说，但因其在期刊上连载和以单行本形式出版时都被定为中篇小说，这里也遵照当时的看法，不将其归为长篇。

在这160多部小说中，存有一些在“文革”前便已经出版、“文革”中再版的小说，这些再版的小说基本都经过修改，有的改动非常大，如《难忘的战斗》，其前身为1958年出版的《粮食采购队》，小说作者不仅被要求修改不符合70年代方针政策的部分，还须将“三突出”等创作原则体现在新版小说中。即便官方对创作有颇多苛求，为了树立样板，展示创作实绩，一些小说尚能得到官方的肯定，并多次被再版，如《艳阳天》《牛田洋》《桐柏英雄》《连心锁》《剑》《千重浪》等。在再版的图书中，有一类为“农村版图书”，这是从全国出版的图书中遴选出适合农村需要、向农村推广发行的一批书，不仅包括文学艺术读物，还包括政治读物、社会科学基础读物、文化科学读物以及工具书。从1974年起每年都有几本小说被选作“农村版图书”重印，如《敌后武工队》《剑》《草原新牧民》《霞岛》《较量》等，足见当时对农村文化生活的重视。事实上，当时农村文化活动丰富，除了演、唱、讲，读、学、写也是农村文化生活的重要部分，具有农民身份的作者尤其能得到组织上的鼓励和培养，一大批农村业余作者在读和学的基础上走上了创作的道路，这些作者中的大部分是回乡知识青年和插队知青，当然，也有少数在学习和活动中脱颖而出的土生土长的低学历（小学毕业）或无学历农民。

70年代长篇小说以农业、工业、军事、革命历史、知青小说为主，兼及教育、医疗、反特等题材。

农业题材小说在长篇小说中所占比重最大，《虹南作战史》《艳阳天》《春潮急》《金光大道》等是反映50年代农业合作化的小说；《惊雷》《青石堡》等是反映农村社教运动的小说；《万年青》《响水湾》等主要针对反“三自一包”、反资本主义道路来展开60年代初的农村故事。农业题材小说中最主要的一类为反映“农业学大寨”的小说，“农业学大寨”的号召从50年代起一直延续到70年代末，新中国成立后的农业题材小说多以其为背景组织故事，通过开山引水、发展机械化等情节来表现人们的生产热情、歌颂农业取得的巨大成就，并在生产故事中糅入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内容，从而将农业生产革命化。《雨后青山》《地下长龙》等是这类小说的代表。

如果我们将“农业”视为一个大概念，那么农、林、副、牧、渔可以统称为农业。70年代长篇小说中也有反映林业、渔业、畜牧业的小说，如描写70年代初渔民生活的《渤海渔歌》，讲述林业、农业互助故事的《燕岭风云》，反映50年代渔业合作化的《闹海记》。我们可将这些划为农业题材小说，但要注意将它们与农村小说区分来看待。实际上，反映大农业生产的农业题材小说不等于农村小说，农村小说自有其历史、文化沉淀下来的特有的乡土气息，即使乡土被合作化、阶级斗争等国家意识包装，乡土农民特有的生活方式、话语习惯、思维特征还是影响着70年代小说的细节。另外，还有相当数量的反映农场生活的小说，农场虽然也是从事农业生产的所在，却是“单位”性质的机构，农场中人员构成复杂，不仅有农民，还有军人、知青（初高中学生）、大学毕业生（农场相当于他们的工作单位）。像《牛田洋》《军垦战歌》这样反映军垦生活的小说虽然主要讲述的是农业生产故事，却不应将其视为农业题材小说，它们实际展现了军队在和平时期的另一种存在方式；而如《分界线》这样的以农场为舞台展开故事的小说其实是典型的知青小说。强行以题材来给小说分类或许是不当的方法，这里不过是想通过划分讲明70年代长篇小说触及了哪些历史内容、讲述了什么样的故事。

工业题材小说虽然是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非常重视的一类，相较农业题材、军事题材、革命历史小说的数量却并不算多，1972年至1977年，平均每年仅有3部出版，多反映矿工和钢铁工人的生产生活。《沸腾的群山》《飞雪迎春》《较量》《东风浩荡》《创业》《草原的早晨》是其中较有代表性的几部。工业题材小说虽然在70年代数量不太多，影响力却相对比较大，新时期以后，研究者对工业题材小说依然比较重视。

70年代长篇小说中数量较多的是革命历史小说和军事题材小说。讲述中国共产党的光辉革命历史、人民军队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的英雄事迹是70年代最安全的“无功无过”型小说。无论“文革”前提倡的“写十三年”，还是“文革”中提倡的“反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的新生事物”，都是希望作者能紧密配合当时形势，为国家政令呐喊助威，即便这样，革命历史题材还是因为其安全、合法、受限制相对较小得到作者们的青睐。况且，很多作者本身便具有军旅生活经历，新中国成立后写作过往难忘的斗争岁月也是他们的夙愿。70年代出版的很多革命历史小说都写于“文革”前，经不断修改获得出版权，特别是1976年后，面对错综复杂的政治剧变无论作者还是出版社都对反映“文革”生活的题材生畏，革命历史小说刚好可以在此时获得出版时机，这样，1977年革命历史小说迎来了大丰收，反映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小说就有15部，另有一些反映土地革命、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小说，如《南国烽烟》《万山红遍》等。

革命历史小说大都属于军事题材，“革命历史”不过是新中国成立后对反映中国共产党以往斗争史的小说的一种特定叫法。军事题材小说单指反映新中国成立后军队活动的小说，主要涉及三方面内容：数量最多的一类为反映抗美援朝战争的小说；其次为表现人民解放军在和平时期参加生产建设的小说，包括反映军队屯垦戍边的小说《牛田洋》《古玛河春晓》，讲述海军潜水小分队支援水电站建设的小说《水下尖兵》，讲述军队修筑铁路的小说《钻天峰》；最后一类为反映新中国成立后剿匪、清特、加强战备的小说，如《草原歼匪》《风扫残云》《黄海红哨》等。

知青小说是70年代小说中备受关注的一类，此类小说不仅在当时被出版社有计划地组织写作和出版，也得到当下研究者的重视。1973年出版了《征途》《草原新牧民》；1974年出版了《剑浪河》；1975年出版了《铁旋风》《分界线》；1976年出版了《云燕》《鼓角相闻》《我们这一代》《晨光曲》和《延河在召唤》。这些不同年份出版的知青小说因政治形势和知青运动的变化而各有侧重点，考察这些小说的异同，发现作者的创作倾向和意图对理解知青运动如何在70年代被文本化、文学化，甚至对了解知青群体的历史命运和精神演变都有很大的意义。

“文革”中最受鼓励的一类为歌颂“文化大革命”以来新生事物的小说，教育革命和医疗卫生革命是其中常被文学反映的两个方面。这一时期，呼应教育革命而创作的小说有《草原明珠》《使命》《前夕》，反映医疗卫生革命的小说有《雁鸣湖畔》《映山红》《澜沧江畔》。

70年代还有3部反特小说——《红石口》《斗熊》《斗争在继续》，3部讲述70年代初公安战线对敌斗争的小说故事性较强，如果将它们与“地下文学”中的反特小说如《一只绣花鞋》《绿色尸体》等对照阅读，或许会有新的发现。

另外，还有一些表现铁路运输、工程建设、商贸、金融等领域的小说，如《汽笛长鸣》《广大的战线》等。几部专门反映根治海河的长篇小说——《龙滩春色》《中流砥柱》《擒龙图》《激流》，因“一定要根治海河”的口号由毛泽东亲自提出，得到官方的扶植和重视。到1977年，3部历史小说《义和拳》《陈胜》《李自成》（第一卷，上、下册）得以出版，打破了“文革”以来无历史小说的局面。

今天我们整理和阅读这些小说，不仅能看清小说的大体样貌，发现那个年代小说的特点、暴露出的问题，还可以做勾连性、对照性阅读，即在一个大的文学时代中来看某一部小说，而不是将文本抽离时代，孤立地来解读“这一部”。在搜集文献时，笔者对小说的出版时间、版本、作者、写作时间、主要内容等基本信息进行了整理、考证和记录，这样既可以呈现每部小说的情况和不同年份出版的多寡、题材的调整，还便于将具有相似性的小说挑选出来，如主题相似、作者组成情况相似等。^[6]总之，陈列出70年代长篇小说的篇目，并记录其基本信息，便于我们按图索骥，在小说的地图中寻找到研究方向与方法。

比如研究“文革”时期的知青小说，单独拿出一部来看很容易觉得它只不过是乏味、模式化的“文革”文学之一种，若是从《征途》《草原新牧民》开始读，一直读到1977年的《延河在召唤》，使小说形成一个系统，彼此有所参照，也许我们就不会对任何一部“文革”小说无话可说了。我们往往对单独的一部“文革”小说无话可说，不只因为小说的文学性太差，还因为我们本身缺乏“文革”文学的阅读史，从而无法获知它与其他文本的关系，更无法确立“这一部”在整个“文革”小说中的位置，试图用文学之外的理论来激活一部“死气沉沉”的作品有时尚不如用文学作品本身来彼此激发。除了让70年代出版的小说自成系统外，还可以用“地下”小说、不同时期的具有参照可能的小说乃至其他类型的文本（比如新闻报道、档案、回忆录、历史著作等）来对照着阅读，这样，我们就有可能提出更多有价值的问题。比如，70年代出版的3部“反特”小说与“地下”反特小说有哪些异同，《红石口》与《一只绣花鞋》是否有关联，所谓的“地上文学”与“地下文学”真的那么格格不入吗？如何将一则新闻、一个政治事件文本化？模范知青的故事如何被酝酿成《征途》？至今仍在讲述的战争故事、“土改”故事、“合作化”故事在不同年代如何被呈现、怎样演变？种种问题的提出都始于整理和阅读，对种种问题的分析和解答也要依靠对文本方方面面信息的掌握。随着“文革”资料的逐步公开、档案的解密，回忆性文本大量出现，小说自然可以获得新的被解读的角度，反过来，这些小说作为历史的沉积物，也可以与当时及之后的各种材料一起来讲述、还原（有限度的）一段历史。

70年代长篇小说的出版比短篇小说要谨慎得多，从题材选择到作者写作的每一个细节都需层层把关，经组织研究方可出版。在这样严格的遴选制度下，凡正式出版的长篇小说基本没有遭到批判，而以反映“文革”以来各行各业生产、以斗争为主的短篇小说却几次被点名批评。长篇小说如此谨慎的创作和出版态度使作者顾虑重重，选择相对安全的题材、回避“文革”成为大多数作者的策略。所以，70年代长篇小说总体上呈现出这样一个显著特征：即使官方一再强调作者要写“文革”，160多部小说中真正讲述“文革”故事的却并不占大比重，写“十七年”反倒成了热门。不过，70年代小说中出现的“十七年”明显是被70年代意识改写的“十七年”，也就是说作者是站在70年代按照70年代的官方意志来构造“十七年”故事的。比如郑万隆的小说《响水湾》。《响水湾》写于1975年，出版于1976年6月，写的是1962年前后的故事，小说里的人物虽然生活在60年代初，他们的所思、所想、所为却要符合70年代的政治逻辑。如果说“十七年”小说中所写的人物往往是成长型的，无论英雄还是普通群众，都有一个被教育并改正、提高的过程，70年代小说中的英雄则是完全长成的英雄；如果说“十七年”小说有对政策、政令的惶惑，《响水湾》这样的写60年代的70年代小说中对“三自一包”和以刘少奇为首的“走资派”的批判却是斩钉截铁的，并带有暗讽邓小平的意味（这是70年代批判“走资派”的结果）。作者们虽然可以回避70年代，写的却不是具有实感的“十七年”，“十七年”的故事被征用做酒瓶，装进的却是70年代的酒。鉴于《响水湾》体现了70年代小说在处理新中国成立后至“文革”前这一历史时段的显著特点，且小说中女性角色的设置具有“文革”主流小说的代表性，笔者将在下一节着重讨论郑万隆的小说《响水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