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 20世纪70年代的文学现场与历史细节

绪论 为什么要整理20世纪70年代小说

第一节 “文革”小说的研究

对“文革”文学的研究一直是学界的热点问题，也是颇具争议的话题。“文革”文学是否有研究价值；如果有的话，应该研究“文革”文学的哪些部分和问题（是研究所谓的“地下文学”，“民间文艺”，样板戏，公开发表的小说、诗歌、报告文学、散文，还是研究文艺思潮、文学生产机制、作家组成、语言形式，甚至知识分子的精神史）；对研究对象的选择是否有重要和非重要之分；在承认研究对象存在价值的前提下，又该以什么方法来研究“文革”文学。

对这些问题的回应与争论颇多，大多研究者的发言往往建立在道德评判、理论预设和学术反思的基础之上，换句话说，这些言论是研究者在还没有了解“文革”文学完整图谱的情况下针对研究历史与现状所做的反思和预设，当然这其中不乏高明的提问和理智的研究规划，不过，在没有真正触摸到具有实感的作品之前，一切设想、反思和期望都可能成为没有材料支撑的空洞言说。

纵观“文革”后对“文革”文学的发言，可看出对“文革”文学的研究主要是围绕三个问题来展开的，即要不要研究，研究什么，怎么研究。

1981年，郭志刚、董健等编著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出版，相对于后来的文学史著作，此版较早出现的文学史对“文革”文学的基本情况做了较详细的描述。这部文学史注意到1971年以后文学的“复苏苗头”，尤其提到了一些被后来的研究者摒弃的作品。它以“艺术价值”为度量工具来衡量“文革”文学，受“四人帮”影响小的被认定为相对有“生活感受”的好小说，如《春潮急》《万山红遍》《沸腾的群山》《李自成》等，受“四人帮”影响大的当然被认定为不好的小说，如《牛田洋》《大海铺路》《我们这一代》等，对小说的批评与对“四人帮”的批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1986年出版的张钟主编的《当代中国文学概观》几乎未提到“文革”文学，堪称“文革”时期无文学观点的典型论著。1987年朱寨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虽然给予“文革”文艺思潮相应的篇幅，但对“文革”文学仍然持批判的态度。可以说20世纪80年代对“文革”文学的研究思路基本是政治上、道德上的批判（或者说是政治道德上的批判）和文学性上的否定。

1989年《钟山》于第2期组织了三篇有关“文革”文学的论文，尤为引人注目的是潘凯雄、贺绍俊的《文革文学：一段值得重新研究的文学史》，此文为研究“文革”文学摆出了理由。文章首先指出以往的研究“只是一种情感式的价值判断而并非有充分的科学性”，认为“群众诗歌、快板词、打油诗、对口词、三句半”等都应该被纳入研究视野，并且“必须从文学机制内部进行探讨”，以明确“文革”文学与“十七年”文学和新时期文学的联系。潘、贺之文虽然论述得比较简单，却触及了日后“文革”文学研究的很多问题。1993年《文艺争鸣》第2期围绕杨健的《“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地下文学》一书对“文革”文学研究展开了争论，谢冕提出应重视“文革”文学的“社会认识价值”、史料价值，强调它是文学史的必要组成部分。2011年《文艺争鸣》刊发了程光炜的论文《为什么要研究70年代小说》，更系统地强调了研究“文革”时期小说的重要意义。查看各时段研究者对研究原因的阐释，基本可以将为什么要研究“文革”文学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文革”文学具有史料价值；第二，它是文学史的必要组成部分；第三，研究“文革”文学是进入思想、文化研究的一个途径；第四，研究“文革”文学可以进一步厘清它与其他时期文学的关系。可以说，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这些学者的反复论证和倡导已经确立了研究“文革”文学的合法性和必要性。

随着20世纪90年代的到来，对“文革”的叙述不再延用那种国家/公共话语的叙述腔调，出现了大量个人对历史的讲述，甚至是个人对历史中的个体的讲述，这种个人视角的出现为我们展现了“文革”鲜为人知的另一面，同时也为“文革”研究者和“文革”文学研究者提供了可资利用的宝贵资料。这些具有史料价值的著作包括作家、文化名人所作的关于“文革”的回忆录，如杨绛的《干校六记》、季羡林的《牛棚杂忆》、韦君宜的《思痛录》、梅志的《往事如烟——胡风沉冤录》等；又有诸多以口述史、自述史的形式对“文革”历史进行补充的书籍，如《一百个人的十年》《红卫兵忏悔录》《牛田洋风潮》《口述历史下的老舍之死》《70年代》等；有“文革”中处于风口浪尖上的政治人物的自白，如沈如槐的《清华大学文革纪事——一个红卫兵领袖的自述》；有小人物对重大政治事件的纯个人化记录，如孙维藩《清华文革亲历——孙维藩日记》；也有大时代中个人对细碎人生的娓娓道来，如洪子诚、么书仪的《两忆集》。对“文革”经验的讲述不仅是作家、文化名人的特权，“文革”中具有标志性身份的红卫兵、知青的故事也甚为引人关注，甚至所有具有“文革”经验的当事人都具有了言说的可能性，这种“当事人”的身份使他们的讲述获得了相当程度的可信度和说服力。国外及中国港台地区亦出版了大量有关“文革”的书籍。在众声喧哗中众多的叙述声音不断表明“文革”是丰富的、多面的，而非单质的。同一时期，历史学等学科对“文革”资料库的建立使得很多文献可查、可证，为“文革”文学研究打开了方便之门。

随着越来越多的文献浮出历史地表，对“文革”文学多方面的研究渐渐得到重视。陈思和在《当代文学史教程》中提出了“潜在写作”的概念，杨健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地下文学》中论及了一大批未发表的作品及很多不为人知的秘密创作的写作者。长久以来对“文革”主流文学缺乏文学性的失望情绪，使许多人在“潜在写作”或“地下文学”中找到了心理上的满足，一时间讨论“潜在写作”/“地下文学”成为热点，很多人认为研究“地下文学”比研究公开发表的文学更有价值。《中国知青文学史》（杨健）、《沉沦的圣殿——中国20世纪70年代地下诗歌遗照》（廖亦武主编）、《暗流——文革手抄本文存》（白士弘编）等为“地下文学”的研究提供了史料，并初步绘制了“地下文学”的草图。与此同时，“文革”文学思潮、话语方式、作家浩然等也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阐释。杨鼎川的《1967：狂乱的文学年代》、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杨守森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作家心态史》、王尧的《彼此的历史》、孙兰与周健江的《“文革”文学综论》等著作不仅搜集、整理了“文革”文学林林总总的史料，也做了提纲挈领的阐释。多部以“文革”文学为研究对象的博士论文更是在有意识地丰富着文学史料，这些博士论文包括王家平的《1966——1976年中国诗歌研究》、王尧的《“文革”文学研究》、廖述毅的《“文革”十年小说研究》、祝克懿的《语言学视野中的“样板戏”》、武善增的《“文革”主流文学论》、黄擎的《废墟上的狂欢：文革文学的叙述研究》、张红秋的《“文革”后期文学研究（1972—1976）》、雷亚平的《从显赫到湮没——文革期出版的长篇小说研究》、董建辉的《文化大革命时期主流小说创作研究》、杨懿斐的《〈朝霞〉——文革后期文学的样板》、陈纯尘的《“文革”文学研究》等。从这些博士论文的研究对象看，公开发表的小说渐趋受到关注，不过论文重视的大多是长篇小说，尤其是耳熟能详的那几部，大部分小说还是被遗忘了，尤其是短篇小说，依然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

这些论著中综论、总述的形式偏多，对具体文本的分析还不够深入。没有深入的原因或许有两方面，一方面是研究者还没有触摸大量文本，无法让文本之间展开对话，亦无法确定某小说在“文革”小说图谱中的位置；另一方面是研究者还没有找到一个好的方式进入“文革”文学研究中，尤其没有找到进入“文革”小说的突破口。由宏观研究转到微观研究或许是当下“文革”文学研究的趋势。目前，对“文革”小说的研究不仅被提上日程，并且已经展开，不只洪子诚、程光炜、王尧这样具有“文革”经验的成熟学者试图拓展小说的论述空间，一大批更年轻的研究者也试图接近那些一度无人问津的公开发表的“文革”小说，并取得了一些成果，如肖敏的专著《20世纪70年代小说研究——“文化大革命”后期小说形态及其延伸》，再如由程光炜在《小说评论》《文艺争鸣》主持的“70年代小说研究”专题，其撰稿者基本为“80后”的博士生。

时至今日，众多学者的反复论证和倡导已经确立了研究“文革”文学的合法性和必要性，并初步尝试了多种研究方法，如：洪子诚于文学史的视野中讨论“文革”文学，李杨引入现代性的相关理论对其进行“再解读”，王尧在整理材料的基础上试图扩大文学研究的边界，程光炜则更注重文献的整理与考证，强调研究的“问题意识”和“历史化”倾向。可是，到底应该怎样研究“文革”文学——尤其是公开发表的小说，仍然是一个学术难题。如果小说本身比较简单、程式化，甚至“干巴”，找一个外在的东西来激活它，或是将其放入大的文学史甚至历史的背景中也许是有效的、可操作的方法。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贺绍俊、谢冕等人便提醒，要注意“文革”文学与其他时期文学的关系，就是说要把它纳入一个大的文学史链条中来论说。2002年，围绕王尧对“文革”文学的研究，《当代作家评论》刊发了几个学者对“文革”文学研究的意见。郜元宝认为：“研究文革，不能把文革放在一个孤立的历史时段。文革研究，应该是反思整个中国现代文明的一个最好的切入点。要放宽历史的视野，远的不说，至少应该从五四一直看到今天。”^[1]王尧也表明了他的研究方式和意图：“我自己试图想从更宏观的、更复杂的背景上来探讨这个问题，这才能显示出它的复杂性，单纯的一个角度进入是不够的，我自己有意识地从文学拓展到思想文化领域，拓展到知识分子思想精神研究上来。”并且“必须考察文革与中国‘现代性’历史的联系，包括与五四新文化、十七年思想文化的联系。应当在‘现代性’的视野中来研究文革”。^[2]同时，李杨、唐小兵等人的“再解读”也在努力寻找、搭建框架，以一种更“文化”、更“理论”的方式来重新激活这一时期的主流文学。然而，笔者认为在没有理清“文革”主流小说之前，宏观研究只能是一种规划和设想，研究的道路困难重重。其一，从20世纪“五四”时期的文学到30年代的左翼文学到延安时期的文学再到“十七年”这条线尚没有得到有效的清理，将“文革”文学徒然地放入这样的大背景中，实际更增大了研究的困难。其二，“文革”本身尚没有得到深层的分析，很多“文革”史料依旧被封存或已经佚散，在历史还没有明朗以前，“文革”文学也无法被文学史定位，对其空发议论、草率评价不免失当。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先在有限的史料与文本中发现和阐释问题不失为一种得当的方式，由粗疏的宏观研究过渡到以文本为中心的微观研究也应该成为当下的必要任务了。如王尧所说：“如果我们把文革的文本清理一遍的话，我们就能发现我们今天关于文革的许多研究恰恰只是一种想象、一种非常简化的想象。把文革简化到一个层面、一种理论。”^[3]所以回到最初、清理文本、理清那一段文学的历史才能为以后更深入、阔大的研究打好基础。

21世纪以来，《虹南作战史》《闪闪的红星》以及浩然的几部“文革”时期的小说时常被论及。程光炜于2011年组织博士生研讨“文革”小说，包括公开发表的小说《万年青》《较量》《使命》《分界线》《征途》《响水湾》等，以及《第二次握手》《公开的情书》《一双绣花鞋》《波动》《晚霞消失的时候》等写于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才得以发表的小说。对于这些小说，程光炜不提倡用某种西方理论来使文本增值，他认为“目前的70年代小说研究应该具备两种视角，一个是‘新时期文学视角’，另一个是‘70年代视角’”，他强调做70年代小说研究需要有历史的同情，应将小说放入产生它的历史语境中，“从70年代再出发，以体贴、肃穆和庄严的心态去看待创作了那个年代文学作品的作者和主人公。应该意识到，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或者那样做是具有他们的历史理由的，他们这样做是当时的历史所决定的，而如果深入洞察当时的历史状况，我们从这些人物的一言一行中就可以提取到具体的样品，找出实证，从而才会对历史有一个圆融、深刻和全面的把握”。^[4]要做到这些，对资料（作者信息、历史事实、同类文本等）的整理与探究是必备的前期工作。比如，赵黎波、朱厚刚在分析《征途》时不约而同地注意到小说产生的历史背景、金训华事件的始末及作者的身份和经历，他们都是在积累小说生成中的大量信息之后展开分析的。^[5]朱厚刚还将《征途》称为“‘文革’中第一次用长篇小说的形式直面知青题材”的小说，这个“起点”的提法非常有意思，不过，不能因为《征途》是“文革”时期第一部知青题材的长篇小说就将其简单地称为起点，而应有理有据地论述它的起点性意义，即它对此前的短篇知青小说有哪些方面的总结和突破，它为此后的知青小说提供了哪些内容和怎样的模式，对以后知青小说的发展有何种意义，这就需要对“文革”时期的知青小说有全面的了解和阅读经验，没有这些方面的阅读和知识，对文本的分析就无法真正展开。另外，“关联性”研究的必要性已成为学界的共识，程光炜近年的两篇论文《80年代文学的边界》《为什么要研究70年代文学》尤其关注了70年代文学与新时期文学的关系，张红秋与肖敏两位博士则以具体小说和作家为切入点，以对文本的细致解读和对作家“年谱”的辨析尝试勾连了70年代文学与新时期文学。^[6]这些研究方向都昭示了文本、作者的重要性，架空文本的总说、综论、设想式研究它们已经完成了它们的历史使命，具体化应该成为下一步的研究方向。在这样的研究背景下，研究如若得以继续并深入，我觉得还需要回到搜集资料、整理小说篇目、扩展阅读的起点工作上。王尧、孙兰、杨鼎川等学者已经做了很多这方面的工作，但仅凭几个人的力量是不够的，还需要有更多的人来做这样的工作，才能不断丰富、完善我们的“文革”文学资料库。如王尧所说：“文革历史，仍然像一只层层包裹的盒子，很多人直到今天，还只是绕着这只盒子，作各种想象，发出各种各样的以为‘正确’的议论，可就是不肯去打开它，看它到底都有些什么。”^[7]本书所要做的工作便是打开盒子，细描盒子中物品的来龙去脉及其“性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