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延续传统，改良文言：过渡期（1902—1917）

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中国教育发生根本性变革的关键时期。这段时期，中国逐步跨入现代化的进程，作为传统社会的书面语——文言文，正遭受前所未有的挑战。随着1902年以来中国教育界“壬寅—癸卯学制”和1912年“壬子—癸丑学制”的颁布和实施，文言作为主宰传统语文教育的语言形式，其“独揽江山”的地位受到“新式教育兴起”和“白话文振兴”的双重冲击，在中小学语文教育中，文言诗文的教学也面临现代转型的抉择。我们可以这样认为，从清末新政到1917年新文化运动爆发之前，中小学文言诗文教学处于由传统“经学”教育向现代国文、国语教育转化的孕育和过渡时期。

因为任何事物的运动和发展，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它外部世界和内部世界种种相关因素的制约。语文教育作为一种观念形态，也必然要受制于一定时期的社会政治、文化思想的外部影响。下面，我们先来回顾一下清末民初的社会教育形势和“五四”前期语文的进步，在宏观的社会语境下，再来分析这段时期中小学文言诗文教学的变化及其特点。

一 清末民初教育的形势

鸦片战争以后，古老的中国被迫打开国门，遭遇“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李鸿章语），面临巨大的忧患和挑战。人们开始睁眼看世界，从新的角度思考中国面临的问题。从“船坚炮利”的器用之学到“中体西用”的制度之学，再到文化教育、启蒙大众的文化之学，努力实践着对中国传统一次又一次的超越。这是一个忧思中国现状、叩问中国文化、设计中国未来的时代。历史学家费正清说：“清朝在它的最后的十年中，可能是1949年前一百五十年或两百年内中国出现的最有力的政府和最有生机的社会。”[2]而晚清新政中“最富积极意义而有极大社会影响的内容当推教育改革”。[3]正是在这一时期，实行千年之久的科举制终被废止，新学制的设立、新式学堂的发展，使现代语文教育迈出了步履蹒跚的最初几步。

无疑，中国传统的语文教育以“研习儒家经典”为主要内容、以“代圣人立言”为主要目的、文言文一统天下的格局必然遭到社会变革的冲击和挑战，随着时代的风云变幻而悄然改变。

（一）废八股，停科举，现代教育转型前哨激战

清朝末年，科举制度与社会脱节，流弊日深。以儒家经典、诗歌辞章为主的教育已不可能培养社会所需之才，人们讽刺那种满口道德文章，却于救国救民无补的“腐儒”“平时袖手言性命，临危一死报君王”。当时，整个国家的教育实际上是科举制度的附庸，教育目的、教育内容、教育方法尤其是考试方法，完全以科举考试为导向。为了应付科举考试，学生们只得仿作空疏无用的八股文，以至“巍科进士，翰苑清才，而竟不知司马迁、范仲淹为何代人，汉祖、唐宗为何朝帝者！若问以亚非之舆地、欧美之政学，张口瞠目，不知何语矣”。[4]可见，支配全部教育的科举制度，到了清末已腐败到了极点。

在内忧外患、风雨飘摇的晚清，许多有识之士都认识到，中国最严重的问题就是民智不开，人才缺乏，广大妇女不读书，农、工、商、兵不知学，而少数知识分子又埋首于训诂词章和程朱理学，醉心于科举考试，期望获取功名利禄。造成这种民智不开状况的原因在于封建统治者推行“牢笼天下”的科举制度，它有“锢智慧”“坏心术”“滋游手”（严复语）的三大祸害。只能培养一些空谈理性、玩弄词章、抱残守缺、置国家安危于不顾的“腐儒”和“学究”。若要在这民智不开的中国，效法“泰西君民并主”之“美治”，只是“大乱其道”也。进步人士改革科举制的呼声四起，终于，维新派代表人物康有为挑起大梁，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写下了《请废八股试贴楷法试士改用策论折》，他在该折中开宗明义写道：“臣窃惟今变法之道万千，而莫急于得人才；得才之道多端，而莫先于改科举。”[5]锋芒直逼科举。然而，要改革旧的封建教育，废除“锢蔽文明之大根源”的科举制度，如同一棵参天大树斩断其根，势必遭到种种保守派的顽固抵抗，引起一场轩然大波。

科举制的终结一波三折，从戊戌变法时提出“变科举”到科举制度的真正废除，经历了7年时间。康有为审时度势地考虑到当时守旧势力之顽固，料知“科举之法，不能骤变”，便集中矛头请求先予废弃八股。他猛烈抨击八股所带来的种种危害：“盖以功令所垂，解义只尊朱子……谢绝学问，惟事八股，于是二千年之文学，扫地无用，束阁不读矣。”[6]甚而耸人听闻地断言：“中国之割地败兵也，非他为之，而八股致之也。”[7]严复在《救亡决论》中也指出：“天下理之最明而势所必至者，如今日中国不变法则必亡而已。然则变将何先？曰：莫亟于废八股。夫八股非自能害国也，害在使天下无人才。”[8]1898年6月1日，“百日维新”开始，6月23日光绪下达谕旨废除八股取士，改试实务策论。尽管光绪皇帝在科举制度上采取的变通、改良措施，并未真正触动封建专制制度的根基，但毕竟迈出了“废除科举”大业艰难的第一步。同年9月21日，戊戌政变发生，慈禧垂帘听政，宣告戊戌变法失败，不久，便下令：“嗣后乡试会试及岁考科举等，悉照旧制。”[9]于是，“废除科举”之路惨遭搁浅。

1901年，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合奏《筹议变通政治人才为先折》，时称“江楚会奏”，提出设文武学堂、酌改文科、停罢武科、奖励游学四项要务，[10]但在是否废止科举上措辞模糊。于是继戊戌变法之后清廷第二次明令废除八股，改试策论，并停罢武科。此后，日俄战争爆发，立宪呼声高涨，革命迫在眉睫。1905年9月2日，袁世凯、张之洞等从人才培养的紧迫性出发，上《奏请废科举折》，奏折中写道：“就目前而论，纵使科举立停，学堂遍设，亦必须十余年后，人才始盛。如再迟十年甫停科举，学堂有迁延之势，人才非急切可成，又必须二十余年后，始得多才之用，强邻环伺，岂能我待？”[11]面对危局，清廷当日即正式下诏立停科举。自隋朝以来，实行1300余年的科举取士制度终告结束。它是中国教育史的一件大事，也是中国现代语文教育史的发端。从语文教育的角度来说，它宣告了一种束缚思维发展的话语模式的终结，为白话最终取代文言扫清了体制上的障碍。在客观上，它有利于语文教育内容的更新和充实，对于语文教育的现代转型，无疑打响了第一枪。

（二）兴学校，定学制，国文单独设科应运而生

甲午一役震动朝野，事后的反思是——要模仿日本“维新自强”，在政事、经济、教育等方面来个大变革，教育上就要“废八股、兴学校、改书院、建学堂、改章程”，从形式到内容全变，这是沉重的认可，虚心内化的开始。康有为就曾深刻地认识到：“尝考泰西之所以富强，不在炮械军兵，而在穷理劝学。”[12]“泰西之强由于人才，人才出于学校。”“日本之骤强，由兴学之极盛。”[13]

在维新变法运动中，改良派创办了近百所新式学堂，但在早期的新式学校，并没有把本国的语言文字教育放在应有的地位。他们从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需要出发，强调学校应以传授自然科学为主。于是，清朝各派的办学，说的都是为了培养人才，然而，发展高级学堂有余，开展基础教育则不足。我国小学教育的实施，大致是以光绪四年（1878）张焕伦在上海创办正蒙学院为起点。课程中就曾设有“国文”，以“俗话译文言”“讲解与记忆并重”，是我国民间萌生现代语文教育之始。但由于没有形成全国较为统一的制度，国文学科虽已萌芽，却没有较为明确的教学宗旨和具体要求，还不能在全国范围内产生足以掣肘全局的影响。

光绪二十七年（1901），京师大学堂的王季烈曾著《中国亟宜遍设小学堂议》，指出：“人才出于学校，尽人而知之矣。顾中国派洋学生，设同文、方言馆，已数十年于兹；而京师之大学堂，南北洋之公学，暨各省所有格致、农务、武备、工艺学堂其创设亦复有年。然学生人才绝无仅有者，未尽教者之未善，学者之不力也。盖学问之道，由浅入深。小学者，学问之基础也。今中国小学未开，基础不立，虽有精深之理，专门之业，唯以语之未窥门径者。如是，则虽开学堂，永无成才之日矣。”[14]1901年8月29日，清政府颁布“兴学诏书”，着手兴办新式教育，将各省书院改为学堂，提出“兴学育才，实为当务之急”。1902年，清政府颁布了由张百熙所拟的《钦定学堂章程》，即“壬寅学制”。该章程将整个学制分为三段七级。第一级为初等教育，又分为蒙学堂、寻常小学堂及高等小学堂三级。第二级包括中学堂及中等实业学堂和师范学堂。第三级含大学之预科及高等学堂。并规定：蒙学堂、寻常小学堂、高等小学堂、中学堂均设“读经”科。其中，蒙学堂设有“字课”和“习字”科；寻常小学堂设有“作文”和“习字”科；高等小学堂设有“读古文词”“作文”和“习字”科；中学堂设有“词章”科。这里的“读经”“字课”“习字”“作文”“读古文词”“词章”等科目，在学科性质和地位上，已接近于后来的语文教育学科。这一学制虽经公布却未能正式实施，成为新学制的先声。

1904年初（癸卯年末），清政府又颁布了由张之洞、张百熙、荣庆合订的《奏定学堂章程》，即“癸卯学制”。这是20世纪中国第一个比较完整的并经法令正式公布且在全国推广实行的学制，它的颁行结束了中国几千年来办教育无章程、学校无体系的状态，确立了中国现代学制的基本模式和框架，奠定了我国现代学制的第一块基石。该学制一直沿用到1911年清朝覆灭。这一学制基本模仿日本。纵向分为三段七级，分别为初等教育段（蒙养院、初等小学堂和高等小学堂）、中等教育段（中学堂）、高等教育段（高等学堂或大学预科、分科大学、通儒院）。与“壬寅学制”相同，“癸卯学制”也规定：初等小学堂、高等小学堂、中学堂均设“读经讲经”科，此外，初等小学堂还设有“中国文字”科，高等小学堂、中学堂设有“中国文学”科。这里的“中国文字”和“中国文学”，以及“读经讲经”科，已经具备了后来的以阅读和写作为主体的语文教育学科的特征，是“语文”单独设科的正式开端。

“壬寅—癸卯学制”虽然在形式上披上了资本主义的新式外衣，但其本质还是封建的，是为维护清政府专制统治服务的。光绪三十三年（1907），《奏定女子小学堂章程》规定的教授科目中，单有“国文”科，而无“读经”科。此后，“国文”科的名称开始见诸法令。辛亥革命胜利后，1912年，在蔡元培主持下，民国政府又进行了学制改革，颁发了《小学校令》和《中学校令》，制定了新学制，又称“壬子—癸丑学制”，调整了课程设置，加入了很多现代意义上的课程，取消了“读经讲经”和“中国文字（学）”，将“中国文字”和“中国文学”合称，并正式定名为“国文”科。从此，国文开始独立设科，摆脱了几千年来一直作为经学附庸的地位和鱼龙混杂的局面，语文学科朝着现代化的步伐又往前迈进了一大步，真正走上了独立发展之路。虽然这一胜利的果实在袁世凯“复辟帝制”的闹剧中遭到破坏，1915年，在一般“尊孔读经”的复古逆流中，袁世凯相继颁布《颁定教育要旨》和《特定教育纲要》，“各学校均应崇奉古圣贤以为师法，宜尊孔以端其基，尚孟以致其用”[15]。一度取消了的读经讲经科又恢复起来，但是，在全国一片讨袁声中，1916年10月，教育部又修正了有关的政策法令，再度撤销小学“读经”科，基本上恢复了民国元年制定的教育政策和教育制度。

二 “五四”前期语文的进步

（一）“言文一致”口号的提出

清末维新运动时期，维新运动者明确提出“言文一致”的口号。1868年，黄遵宪在所作新诗中喊出“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16]的口号，是语体解放的开路先锋。他在《日本国志·学术志》里，援用西方的进化论对汉字和汉语作了精彩的论述，断言汉字“字体为愈趋愈简，愈趋于便”，汉语语体将令“适用于今，通行于俗”。他还联系日本如何解决民众识字问题，要求创造一种“明白晓畅，务期达意”[17]的新语体。“戊戌变法”的中坚人物梁启超是“诗界革命”的重要鼓吹者和实践者。他预言文言文走向白话文，是语言发展到一定阶段的自身要求。他的大部分诗歌都能毫无顾忌地冲破旧形式、旧格调的束缚，语言比较通俗浅显、流畅自然。他的散文创作也正如他自己在《清代学术概论》一书中所说的：“时杂以俚语韵语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18]，能吸收一些近于口语的生动语言，把深奥难懂的文言改得通俗平易。

1898年，第一份白话文报纸《无锡白话报》在无锡创刊，主编裘廷梁在《论白话为维新之本》这篇著名的论文中第一个明确提出“崇白话而废文言”的口号。他在文章中做了比较系统的阐述，认为：“有文字为智国，无文字为愚国；识字为智民，不识字为愚民；地球之国同也。独吾中国有文字而不得为智国，民识字而不得为智民”[19]，其原因乃是“文言之为害”。他还从改造社会的角度提出了八项“白话之益”：一曰省力，二曰除骄气，三曰免枉读，四曰保圣教，五曰便幼学，六曰炼心力，七曰少弃才，八曰便贫民。他的这些主张对用白话进行语文教育有很大的推动作用。另一位白话文的先驱者陈子褒也著文提倡白话。他认为：“大抵今日变法，以开民智为先。开民智莫如改革文言。不改革文言，则四万九千九百分之人，居于黑暗世界中，是谓陆沉。若改文言则四万九千九百分之人，日嬉于琉璃世界中，是谓不夜”[20]。陈子褒基于这种“开民智”的思想，曾编写过许多白话小学读本。戊戌变法失败后，他便在澳门创办蒙学书塾，废止小学读经，用白话编写妇孺三字书、四字书、五字书代替《三字经》《千字文》《神童诗》。“言文合一”是语体进化的必然趋势，只是经过政治运动的外力作用，与戊戌变法这场史无前例的思想启蒙运动相契合，使这一进程加速。虽然这一时期的白话文运动带有改良主义色彩，但它对“五四”白话文运动无疑是一种先导。对现代的语文教育也产生了明显的影响，语文课“语”的成分加强了，“经”的成分削弱了；各种常用文体的“体”的成分加强了，八股文的“文”的成分削弱了。

（二）《马氏文通》一书的出版

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语文教育的历史，就是从传统的百科全书式的教育向“语言专门化”教育的转型、发展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知识化”是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转型的一种内在推动力。

中国传统的语文教学也有语言教学，但都是“就书衍说”，“神而明之耳，未可以言传也”，其效率是极其低下的。鲁迅在《做古文和做好人的秘诀》中这样描述道：“从前教我们作文的先生，并不传授什么《马氏文通》，《文章做法》之流，一天到晚，只是读，做，读，做；做得不好，又读，又做。他却决不说坏出在那里，作文要怎样。一条暗胡同，一任你自己去摸索，走得通与否，大家听天由命。”[21]

马建忠，中国第一部系统的汉语语法著作《马氏文通》的作者，正是由于痛感“蒙子入塾”，“终日伊吾”，可只是“循其当然而不求其所以然”，因而以“十年余力索之功”完成《马氏文通》一书，希望“而后童蒙入塾能循是而学文焉。”[22]该书于1898年完成，以典范的汉语文言文为研究对象，既模仿西方传统语法，也联系汉语实际。该书根据是否表示实在的意义把“字”（词）分为实字和虚字两类，实字包括名字、代字、动字、静字（形容词）、状字（状态形容词和副词），虚字包括介字、连字、助字和叹字；设立了句、读、起词（主语）、语词（谓语）、表词（非动词性的谓语）、止词（动词的宾格）、司格（介词、形容词后面的宾语）等语法成分和类似于格的“次”的概念，搭起了汉语语法的框架。

就语法知识来讲，以《马氏文通》为标志的汉语语法体系的确立为语文教学的内容奠定了基础，后来由于白话文运动的深刻影响，长期以来的以文言教育为主的古文教育渐渐让位于白话文教育，从知识上形成了以字、词、句、篇、语、修、逻、文为标志的知识体系。可以说，《马氏文通》的出版是中国语文教学“知识化”的先声。它使中国语文教学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未可以言传”的落后状况，实现了语文教育范式的更新换代。

三 文言诗文教学的改良

在语文单独设科期，中国教育有两次重大的变革，即“壬寅—癸卯学制”和“壬子—癸丑学制”的颁布和实行。语文教育的独立发展反映在从“癸卯学制”到“癸丑学制”的演进中。“癸卯学制”确立了中国现代语文教育的基础，“癸丑学制”进一步清除了前者存在的封建性因素，为语文教育的现代化进程铺平了道路。从两个学制的制定、颁布、施行，以及在此前后对它们的讨论和修正中，语文教育现代化最初的演进历程清晰可见。国文学科的教育宗旨、内容、方法的细微改变也能从中窥见一斑。

（一）教学目的：强调圣化，突出实用

当语文学科在新式学堂中独立设科之初，不管是定名为“词章”，是“中国文学”，还是“国文”，要求学生读的、写的，仍然几乎都是文言文。而且，在“中体西用”思想的主导下，国文时期还是典型的“注重读经”的时代。从教育宗旨来看，《奏定学堂章程》规定：“立学宗旨，无论何等学堂，均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1906年，学部成立后，又拟定了一个新的教育宗旨。这个宗旨分二类五条，第一类为“忠君”“尊孔”两条，第二类为“尚公”“尚武”“尚实”三条。学部在《奏请宣布教育宗旨折》中解释说，前两条是“中国政教之所固有，而亟宜发明以距异说者”；后三条是“中国民智之所最缺，而亟宜箴砭以图振起者”。[23]可以看出，这个教育宗旨的灵魂是“中体西用”，其核心是“忠君”。按此宗旨培养出来的人，政治思想仍旧是封建主义的，方法技术可以用资本主义的。正如鲁迅讽刺的那样——“脑袋愈旧愈好，手段愈新愈好”。

在“癸卯学制”中，为了灌输“忠君”“尊孔”的思想，尤重读经。《学务纲要》规定：“中小学堂宜注重读经，以存圣教。”“若学堂不读经书，则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所谓三纲五常者尽行废绝，中国必不能立国矣。”“故无论学生将来所执何业，在学堂时，经书必宜诵读讲解。”并认为，“中国之经书，即是中国之宗教”[24]。把读经与信教、尊圣联系在一块儿。读经书这样的“文”，就是保存历代“圣贤”那样的“道”，把读经看得与立国一样的重要。与此相应，经学的学时在总学时中也占据各科的首位。不仅如此，即使是单独设立的“中国文学”，也是相对于外国文学而言，实际上主要指文章，也包括文学，但并不纯属于文学，而是以文言文为主要语料。《学务纲要》第十一条对“中国文学”的学习目的和学习内容作了规定和说明。首先，《学务纲要》认为：“学堂不得废弃中国文辞，以便读古来经籍。”即此一句就点明了“中国文学”的学习目的，还是阅读古代经典。学习“中国文辞”与读经原来是为了同一个目的，学习“中国文辞”只不过是为了更好地读经，因为“文学既废，则经籍无人能读矣”。这样就形成了一个目标序列：学习中国文辞——读经——存“国粹”——保“圣教”。《学务纲要》对“中国文辞”做了说明，它包括古文、骈文、古体诗、辞赋，甚至包括古代乐学。“中国文辞”，明白地讲，就是中国历代各体文选。因为它们“各有所用”，因此都要学习。学习不仅要能讲读，“且能为中国各体文辞，然后能通解经史古书，传述圣贤精理”，并“以能多引经史为贵”。如《学务纲要》所言：学习“中国文辞”，“即保存国粹之一大端”[25]。“中国文学”未能从传统教育中完全脱离出来，传统的封建教育观念仍然阴魂不散。

但是，语文教育毕竟冲破了传统封建教育的藩篱，开始单独设科，有了自己的设科宗旨和要求，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其功不可没。值得注意的是，教学要求开始提倡俗语，重视实用。《奏定学堂章程》规定，初小“中国文字”一科，“其要义在使日用常见之文字，解日用常见之文理，以为听讲能领悟，读书能自解之助，并当使之以俗语叙事及日用简短书信，以开他日自己作文之先路，供谋生应世之要需。”高小“中国文学”一科，“其要义在使通四民常用之文理，解四民常用之词句，以备应世达意之用”。中学“中国文学”一科，则要讲“中国古今文章流别，文风盛衰之要略，及文章于政事身世关系处”，作文“当就各学科所授各项事理及口用必须各项事理出题，务取与各学科贯通发明，既可易于成篇，且能适于实用。”可见，在语文独立设科的最初阶段，其教学宗旨已明确地包含了“实用”的思想。虽然这种“实用”包括晋官之用、升学之用、应世之用、实业之用等各个方面，但强调语文教育的“应用”功能，说明这一时期的语文教育与读书仅仅为考试做官的封建教育已有所不同，是走向语文本体的重要一步。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共和的阳光开始普照中国的大地。1912年9月2日，中华民国新成立的教育部公布了新的教育宗旨：“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26]新教育宗旨的公布清除了此前教育中的封建性糟粕，使教育性质发生了根本改变。蔡元培先生提出的“五育并举”的教育方针彻底动摇了封建教育的“忠君”与“尊孔”的思想根基，认为“忠君与共和政体不合，尊孔与信教自由相背”[27]。在“壬子—癸丑学制”中，这种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的观念取代了三纲五常的封建伦理道德，各级各类学校全部废除了经学。新学制颁布后，中小学教育被认为是国民应受的“普通教育”，有自己明确的宗旨。小学国文科的教学目的（“要旨”）在于“使儿童学习普通语言文字，养成发表思想之能力，兼以启发其智德”。中学国文科的教学目的在于“通解普通语言文字，能自由发表思想，并使略解高深文字，涵养文学之兴趣，兼以启发智德。国文首宜授以近世文，渐及于近古文，并文字源流、文法要略，及文学史之大概，使作实用简易文字，兼课习字”。民国之初的新学制比起癸卯学制，有了长足的进步。这些规定表明，语文是自由发表思想的工具，是培养文学兴趣的工具，是启发智德的工具。这种注重“应用”的思想体现了语文教育正在走向语文本身，语文的工具性作用已经受到重视。

（二）教学内容：重视经典，注意适切

从“学制”的规定看国文教学内容。就教学内容之读经讲经科来看，初等小学堂为：《孝经》、“四书”、《礼记》节本；高等小学堂为：《诗经》《书经》《易经》及《仪礼》之一篇；中学堂为：《春秋左传》《周礼》。就教学内容之中国文学来看，初等小学堂为：古歌谣及古人五言绝句；高等小学堂为：古文及古诗歌（五七言，短篇）；中学堂为：经史子集及近人文集，古诗歌（篇幅长短不拘）。

从以上所列教学内容来说，癸卯学制的语文教育内容仍以儒家经典、古文和古诗等为主。但由于西学的介入，学科增多，时间有限，经学的教育内容也得因时而变。从《奏定学堂章程》对“读经讲经”科的规定来看，这一时期的经学教育与传统书院、私塾形式的经学教育相比，已具有了鲜明的现代特色：一方面注重选文的经典性，另一方面注意适切性，根据学生的年龄，追求浅显与实用性。

中国经书博奥精深，很多内容非儿童可以理解。因此，《奏定学堂章程》根据学生的接受能力，“择切要各经，分配中小学堂内。若卷帙繁重之《礼记》《周礼》，则止选读通儒节本，《仪礼》则止选读最要一篇”。而且章程还对读经讲经科的各年级程度也有较详细的说明，从中也很好地体现了由浅入深、适合学生年龄的特点。初等小学堂读经讲经科，“其要义在授读经文，字数宜少，使儿童易记。讲解经文宜从浅显，使儿童易解，令圣贤正理深入其心，以端儿童知识初开之本。每日所授之经，必使成诵乃已”。高等小学堂读经讲经科：“其要义亦宜少读浅解。《诗》《书》《易》三经文义虽多有古奥之处，亦甚有明显易解之处，可讲其明显切用者，缓其深奥者以待将来入高等学堂再习。”

在初等小学堂和高等小学堂还将“读有益风化之古诗歌”列入功课，具体的要求有：“须择古歌谣及古人五言绝句之理正词婉，能感发人者”，“遇闲暇放学时即令其吟诵，以养其性情，且舒其肺气”。至于选什么令学生诵读，也有明确规定：“选取通行之《古诗源》《古谣谚》二书，并郭茂倩《乐府诗集》中之雅正铿锵者（其轻佻不庄者勿读），及李白、孟郊、白居易、张籍、杨维桢、李东阳、尤侗诸人之乐府，暨其他名家集中之乐府有益风化者读之。尤如唐宋人之七言绝句词义兼美者，皆协律可歌，亦可授读。”对所读之诗歌，要依据学生的年龄，初等小学堂“惟只可读三四五言，句法万不可长，每首字数尤不可多；但万不可读律诗”。高等小学堂则要求为“五七言均可”，但“仍亦短篇”，“但万不可读律诗”。《奏定学堂章程》中的这些规定，一方面可见对古诗选文经典性的注重，另一方面也体现了由浅入深、由易到难的适切性。

从语文教科书的编选看国文教学内容。早在太平天国时期，就对文言型书面语言进行了从繁到简、从难到易、从贵族化到平民化的改造，使之容易学习。其中对后世小学语文教学有较大影响的是太平天国语文改革，颁行了多部新型的蒙学读本，对文言型书面语言进行了形式和内容两方面的改革，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如太平天国甲寅四年（1854）的《御制千字诏》，仿旧体《千字文》的形式，四字一句，句句有义。其内容十分广泛，包括自然、社会、天文、历史、动物、植物、日常生活等项，适于儿童初步识字教育。开篇几句：

维皇上帝 独一无二 当初显能 造天及地 万物齐全

生人在世 分光隔暗 昼夜轮递 日月莅照 星辰协治[28]

到了清朝末年，在资产阶级改革政治运动的背景下，继太平天国语文改革，发起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白话文运动。传统的蒙学语文教学得到了进一步的革新，从“三、百、千、千”的传统蒙学读物中挣脱出来，现代意义上的语文教科书的模式初露端倪。早在光绪四年（1878），张焕纶所办的正蒙书院就有过国文教材，文体是以“俗语译文言”的。一般认为，中国自编的最早的蒙学语文教科书是光绪二十三年（1897）的《蒙学课本》，该课本分三篇，体制略仿外国课本。如第一篇第一课：

燕雀鸡鹅之属曰禽 羊牛犬豬之属曰兽

禽善飞 兽善走 禽有两翼 故善飞 兽有四足 故善走[29]

光绪二十八年（1902）编成的《蒙学读本》，共七册。这套教科书，按由浅入深的原则编排，并附有“文法书”，帮助儿童学习。前三册为初级小学国文体裁，多取儿童“游戏习惯之事”，如击球、捕蝉、钓鱼等，且采用讲故事的形式和附有图画，借以引起儿童的学习兴趣。第四册课文，为修身故事类。第五册为古代寓言，多采自诸子。第六册为叙事文，多半是自编。第七册为议论文，也多是自撰。这套读本，在思想教育方面虽然还不能超出当时统治者所认可的封建伦理道德的范围，但也多少反映出新兴资产阶级和爱国人士要求国家独立、富强的强烈愿望。如第三册第二课：

祝我国，固金汤。长欧美，雄东洋。陆军海军炽而昌，全球翻映龙旗光。帝国主义新膨胀，毋谓老大徒悲伤！印度灭，波兰亡，请看我帝国，睡狮奋吼剧烈场。[30]

以上这些蒙学读本，主要有以下几个变化：第一，在思想内容方面，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有所体现，体现出一定的适切性——适应时代的要求；第二，在编排形式方面，注意了在语言环境中教学汉字；第三，在教学内容方面，注意到语言训练的规律性。第二点和第三点又都反映出对学生的年龄特点和学习兴趣的照顾和考虑。如陈子褒言：“夫新读本大旨以趣味、养生、修身、人情、物理、古事、今事、喻言为方针，而约而言之，又不出趣味开智四字。”[31]

癸卯学制颁行后，中国第一套小学国文教科书，是上海商务印书馆《最新国文教科书》，共18册。其中，《初等小学堂国文教科书》共10册，由庄俞、蒋维乔、杨瑜统编。该教科书由浅及深，由近及远，由已知及未知，按儿童脑力体力之发达，循序渐进，务使人人皆有普通之道德知识，然后进求古圣贤之要道，世界万国之学术。书中行文以平实活泼为主，间取游戏歌曲启发儿童之兴趣，而隐喻劝诫之意。《高等小学堂国文教科书》共8册，由高凤谦、张元济、蒋维乔合编。该教科书能反映当时国内外政治、经济、科学等方面的情况，内容颇见新意。例如，第一册第五课为《预备立宪》《君主立宪》，第十八课为《深耕》，第五十五课为《水患》，第十二课为《声光》，第三十五课为《电热》，第四十三课为《巴律西》，第五十七课为《亚刺伯之马》。这些课文都是编者自写，一改过去按现成文章选辑的做法。诚如编者所说：“按照初学程度悉心斟酌，每一课成，必经数手易数稿，以期适用。”[32]

1912年民初新学制“癸丑学制”颁行后，小学国文教科书的编写又有所改变。商务印书馆的《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小学用书），是在清末的《最新国文教科书》的基础上，由原编校者根据共和国的新要求重新编写的，删除了含有歌颂清朝和忠君观念的内容，补充了一些反映民主自由平等思想的新课文。这套课本的初等小学（第一册至第四册）课文注重文字浅易，多用图画，贴近儿童的心理和生活。

当然，以上教科书均为文言文。虽然白话文教科书在民间已经开始萌芽，但大都不成气候，直到1916年前后，白话文教科书的发展才出现转机。先是俞子夷主持下的江苏省立第一师范附属小学私自采用白话文自编教材、自行油印，用来教授初等小学低年级学生。随后，中华书局出版了《新式教科书》，每册国文后均附有4篇白话课文。这一举措虽然极不彻底，但在当时却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教育部对《新式教科书》的批示说：“查该书最新颖处，在每册后各附4课。其附课系用官话演成，间有与本册各课相对者。将来学校添设国语，此可为先导，开通风俗，于教育前途殊有裨益。至各册所用文句，其次序大致均与口语相同，令教员易于讲授，儿童易于领悟。在最近教科书中洵推善本。”[33]这就从官方的角度肯定了白话文教科书的价值，为“五四”以后教材的白话文奠定了基础。

这个时期中学国文教科书基本只是文章汇编，有少量圈点评语，全部都是文言文。可以说，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出版的中学国文教科书属传统语文教材，还具有浓郁的传统色彩。但它们是进行了改良并有所突破的语文教材，在追求教材的经典性和适切性方面，都不同程度地体现出编者突破旧制影响的努力和尝试。

这个时期较有影响的几套中学国文教材大都是由当时著名的学者、国学大师编订，如刘师培、吴增祺、林纾、张元济等。就选文而言，无论是史学价值还是文学价值，均具有传统文化的厚重感，教材中出现的许多名篇佳作，在历代语文教材中均有较高的复现率。

《重订中学国文教科书》（四册本），是吴增祺根据清末编选的《中学国文教科书》（五册本）修订而成的。此书共选古文800篇。《例言》中说：“兹编凡分为四集：明清为第一集，五代、宋、金、元为第二集，自晋及唐为第三集，周、秦、汉、魏为第四集。一年读一集，四年可读毕。沿流以溯源，由近以及远。”[34]编者主要偏重教材的文学性，编选文学史上有地位的作家的代表作。在所选800篇文章中，确有很多经得起时代淘洗又适合做中学语文教材的名作，如《过秦论》《项羽本纪》《廉颇蔺相如传》《魏公子列传》《出师表》《陈情表》《与陈伯之书》《滕王阁序》《吊古战场文》《春夜宴桃李园序》《张中丞传后序》《师说》《捕蛇者说》《陋室铭》《黄冈竹楼记》《岳阳楼记》《醉翁亭记》《读孟尝君传》《送东阳马生序》《卖柑者言》《项脊轩志》《核舟记》《五人墓碑记》《大铁椎传》《狱中杂记》《祭妹文》《登泰山记》《观巴黎油画记》等，以后都成为中学语文教材的传统篇目。

1913年8月，商务印书馆又出版了一套《共和国教科书国文读本》，许国英编，张元济等校订，四册，供中学四年用。所选也多为思想健康、篇幅不长、文字优美的文章，除了与上述商务印书馆本相同者外，之外如《小石潭记》《阿房宫赋》等，就是这个课本新选的。

1912年，刚创办不久的中华书局出版了一套《中华中学国文教科书》，由刘法曾、姚汉章评辑，共4册，每册选文200篇左右。与上述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学国文教科书》不选骈体文和诗歌，以及《共和国教科书国文读本》重文轻诗相比，该教材增加了诗歌和骈体文，内容分“文”和“诗歌”两大类，显得更加丰富。我们熟悉的诗歌如李白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柳宗元的《江雪》、王安石的《梅花》、鲍照的《拟行路难》等，就是这套课本选入的。目的是促进学生加深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了解，充实文化底蕴，提升文化品位，在学习古诗文的过程中，吸收语言精华，提高书面语的表达能力。然而，总的来说，这个时期的中学国文教科书，唐诗、宋词这些中华文化的精华所选还是很少，不利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

虽然以上这些教科书基本上全选古文，但对此前充斥于语文教育的“尊孔读经”的思想进行了批判，教材的选文范围有所扩大，语言也力求浅显，多选文字优美的短篇名文。在教学内容的安排上，打破按文学史先后顺序的古代选文模式，先今后古，由近及远，并开始斟酌选文的深浅程度进行编排。如《中华中学国文教科书》依照编辑大意中所言“中学校学生，国文程度渐深，急宜授以古人作文之法，顾古文之佳者，不能遍读，而古文之选本，存者又多不适教科之用……今特斟酌深浅，编撰本书，供中学校四年之用”，[35]开始打破选文由近代上溯古代的习惯，每册都是前为史书作品，后为作家作品，依时间顺序排列，从第一册到第四册，史书篇目相对减少。文章具体内容的编排遵循学生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的认知规律。诗歌的编辑“略择著名诗歌附焉，大率先近体而后古风，取其声律和顺，易学易解。其在三代以下六朝以前之古诗”。体现出对学生接受心理和学习规律的顺应和尊重。

再如，许国英编撰、张元济校订的《共和国教科书国文读本》，第一册57篇课文“虽无系统可言”，但大部分是相近之文，彼此存在联系。根据教材编辑大意：“故所选录之文，无论浅深，力避干燥无味之弊，而于文与文之排比次第，不仅用浅深分量为主，且暗含意义比较或事实互相衔接之作用，故虽无系统可言，而编次之微意，不无耐人寻味焉。”[36]如第三课梅增亮的《士说》和第四课袁梅的《原士》，两文都是关于“士”的议论；又如，第二十课魏禧的《大铁椎传》、第二十一课宋濂的《秦士录》和第二十二课方孝孺的《吴士》三篇人物传记互相衔接。可见，每组课文或文体相同，或题材相同，但在思想内容和写作方法上却又有可对比学习之处。这也许就是后来单元教学的雏形。

另外，由刘宗向编辑，黎锦熙、刘翰良参订，1914年宏文图书社发行并印制的《国文读本》4册，其在编排上的独具匠心之举尤值一提。该教材分为甲、乙两集，第一册为甲集文，第二册至第四册为乙集文。并创造性地编制了第一册的内容，甲集一“励行”、甲集二“明史”、甲集三“博览古代典籍”。其实这就是整套教科书的三个学习要点，为四年中学学习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也是以后三年学习的专攻方向。而且，编者为了消除历史的沧桑感和由此带来的心理上的距离，在甲集二中以史传、史论、史评相间的形式，从政治、外交、军事、人物、事件、措施等多个层面、多种角度把华夏历史呈现给学生，用近代人的著述对华夏五千年的历史演变作了生动、具体的描述。有同类题材诗与史相连排列以形成对照的情况：《使刘敬和亲匈奴》（选自《通鉴汉纪》）的后篇是清代刘献廷的诗《王昭君》。有同一主题相关内容的史论和史料相连排列以形成对照的情况：《秦灭齐并论》（选自《通鉴秦纪》）、明代高启的《议秦》、顾炎武的《论秦禁淫俗》、宋代朱熹的《始皇求仙》（选自《通鉴纲目》）四篇文章连排。像这种针对某一主题或情境提供给学生多方位的观察视角，以搭建一种感性的认识平台的呈现方式，使学生在认识新事物时，在认知上的点线性局限得到扩展。并且，相关联的人或作品前后对照，使学生在比较与鉴别中，产生换位观照的兴趣，对人、事、物的见解也就有了历史的深度与厚度。这套教科书虽没有系统地组织主题单元或形成明显的情境，但在某种程度上，或许为以后语文教材编选的“主题组元、话题模式”开了先河。

（三）教学方法：延续传统，引入新法

新学制颁布以前，我国学校教育基本上是在私塾和书院中进行的，教学内容主要是诵读经书，基本的教学组织形式是个别讲授。与此相适应，传统的教学方法特别注重记忆和背诵。新学制颁布以后，教学内容有所变化，教学组织形式开始由个别讲授转变为班级授课。于是，传统的教授方法日益显得不切实用。这段时期，国文教授方法的改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传统教授法进行改造；另一方面则是从国外引进一些新的教学方法。

新学制针对旧私塾“只重诵读，不讲解”的教法，强调了“讲解”的重要性。《奏定学堂章程》规定：“凡教授之法，以讲解为最要，讲解明则领悟易。”除此之外，还要求“教授儿童须尽其循循善诱之法”。对于读经讲经和中国文学两科，其教法分别规定如下：讲《春秋左传》宜简要解说其大事与今日世界情形相合者；讲《周礼》宜阐发先王制度之善，养民教民诸政之详备，与今日情形相类可效法者。讲经先明章旨，次释文义，务须平正明显，切于实用。其详略视学生年龄而定。经书只讲其大意。

中国文学科规定“为文”的教学程序：文义、文法和作文。文法教学，强调“必自讲读始”，“先读经史文集中平易雅驯之文”，“并讲解其义法”；“次则近代有关系之文亦可浏览，不必熟读”。此外，“讲中国古今文章流别、文风盛衰之要略，及文章于政事身世关系处”。

当然这种变革是极不彻底的。由于癸卯学制规定，中小学堂设有读经讲经科，教学内容决定教学形式和教学方法，因此，这时在教学方法上仍然强调记诵，如《学务纲要》规定：“自初等小学第一年，日读约四十字起，至中学堂日读约二百字止。大率小学堂每日以一点钟读经，以一点钟挑背浅解（挑背者，随意择资质较钝数人，每个指令背诵数语，以省日力。浅解者，止讲浅易切用大义），共合为两点钟，计每星期治经十二点钟。中学堂每星期以六点钟读经，以三点钟挑背讲解，计每日读经一点钟，间日挑背讲解一点钟，每星期治经九点钟。至温经一项，小学中学皆每日半点钟，归入自习时督课，不占讲堂时刻。”这样下来，从小学到中学，一个学生要读、背多少经书呢？初等小学五年，应读《孝经》《论语》《礼记》共10180字；高等小学四年应读《诗》《书》《易》及《仪礼》之一篇共11520字；中学五年应读《春秋左传》《周礼》两经24万字。这就意味着，学生从小学到中学14年，必须熟读和背诵的经书将近26万字。章程中还有“所诵经书本应成诵”的规定。另外，据几位文化名人的回忆，清末兴学堂之初，在各地纷纷兴办的府中学堂里，国文教学实际的基本情况是：教师多由科举出身的秀才、举人担任，在文化发达地区的中学堂里，尚不乏能使学生获益的名师，然而学术陋浅以至头脑冬烘误人子弟者，亦复不少。教法当是以传统的先生讲为主，学生仍然来自原为走科举之路的中产以上人家弟子。考试的题目大都从“四书”“五经”来，所以学生仍注重读经。可见，旧私塾遗留的死记硬背的习惯势力依然很强大。

随着新学制的进一步推行，国外新的教学方法的传入和推行对变革传统私塾教法起了积极的作用。1901年，《教育世界》介绍赫尔巴特的教授法原理四阶段（明了、联结、系统、方法）说，以及莱因发展了的“五段说”，即预备、提示、联系、比较和总结及应用。教学形式阶段理论以心理学作为教授方法的科学基础，系统构建了教授过程的模式，很好地解决了从个别教授向班级教授转变后如何同时向众多学生有效地传授系统知识的难题，适应了中国从传统的封建教育向现代教育转型的需要，在当时得以迅速推广。俞子夷称这种形式阶段教授法“最受欢迎。教师用以备课，师范用以实习，只须将教材依次安排，再出些习题即可竣事”。[37]教学形式阶段理论应用于各科教学中，语文教学当然亦在其中。就国文的读法来说，当时有些教育工作者加以改进变通，建立了一套“教顺”（即上课的顺序）。其教顺为：事物教学、目的指示、课文大意、新字解释、课文讲解、讲读练习、段落大意、文体结构、应用练习。这种教授方法与我国旧私塾“只重诵读”的教授法迥然不同，它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发展基础上普及教育的产物。但是，这种新方法新理论的应用范围依然狭窄，一般只是在一些城市的优良学校中推广施行得较好，而全国的大部分学校，基本上是沿袭旧法，传统的“记诵”观念根深蒂固，一时难以动摇。另外，某些学校形式主义、教条主义地运用教学形式阶段理论，反而抛弃了这种理论中的启发式教学的积极因素，使其走向机械、消极、被动的一面，再加上当时封建传统教学方法“注入式”的掺和，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1922年，叶圣陶回忆说：“往昔所谓教授法，殆可谓全属阶段之研究。教授倘拘泥于阶段，将整个的事件判析为零星死物，很有弊害，并且不论何种教材，必使通过程度的阶段，岂是可通之理？但阶段的区分，并非全属不必要。倘能相机活用，务求保存所教授的整个事件，则旧时阶段之节目，正不妨应用，或且更生新义。”[38]

1909年，白作霖、蒋维乔总结了新学以来教学理论和实际应用上的得失，编译了《各科教授法精义》，书中不但有理论，还有各科教学的实际应用，可谓当时学习西方教育方法的集大成之作。与此同时，许多教育工作者再次反思传统的国文教法，对其进行改良革新。如蒋维乔在《论小学校以上教授国文》一文中指出：“昔者学塾之背诵呆读，为世诟病，以为学堂中，宜讲解不宜诵读”，接着又指出：“夫教授国文，读法、讲法、作法、写法，缺一不可。且学生至成篇而后，再求进步，尤宜置重诵读。今乃乎之，必至毫无成效。此又一弊也”。他还从“气盛言宜”的角度分析了诵读的独特意义，把诵读分为三种：机械读法、论理读法和审美读法。中学生尤宜置重审美读法：“注意音节之抑扬顿挫，使古人之声调，拂拂然与我喉舌相习，以畅发作者之感情，至是而读法之能事毕。”[39]

对于中国传统“有文法教授，而无言语教授”的问题也有所反思：“授言语文章，使在传承知识表彰思想之方便，又不但知其话方读方缀方而已，要在深知其意义性质，悟国语国文之妙味，而有正确之实力。不然，单纯记忆一片，价值何足轻重。”至于言语和文章的关系，也有精辟的论述，“离言语，则文字文章不可存。而言语有声无形，必依文字文章，益致意味确实之明瞭，且得完其使用。故初等教育，常依三者相辅而行，为理所当然。此中国亟宜改良者也”[40]。无疑，这是“五四”以后国语一科出现的先兆。

这个时期，虽然基本上还是传统语文教育方法“读、背、讲”的延续，教国文跟古代一脉相承，还是“讲”书。但不乏对传统教学法的反思和改进之举，加上少数先进的教育工作者学习、宣传、改造西方的先进经验，开始在教育学、心理学理论指导下进行教学方法的改革，在延续旧法的同时，尝试引进新法，从而掀开我国语文教学方法研究的第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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