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研究史回顾

古代及近代有关张籍、王建的批评及相关资料，散见于一些诗歌、序跋及诗话著作中，多着眼于其乐府诗歌和艺术欣赏等几个方面，更多地体现出一种直观式的感悟，东鳞西爪，缺乏系统的分析与论证，甚至有一些仅对一首诗或其中一两句加以论述，终显格局太小。

20世纪前半叶，除了在通史或断代性质的诗歌史、批评史、文学史著作中偶尔提及张籍、王建之外，研究论著几乎是一片空白。到了后半叶，相关张籍、王建的研究逐渐多了起来。20世纪张籍、王建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研究著作及选注本

有关张籍的研究专著有一本纪作亮的《张籍研究》^[4]，从张籍的时代、生平、思想、诗歌、影响五个方面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为后来的研究提供了很大的方便，此书1986年由黄山书社出版。有关王建的研究专著有一本巴蜀书社1997年出版的迟乃鹏的《王建研究丛稿》^[5]，此书是作者对其在1988年出版的《王建年谱》基础上加以修订的。其中又收录作者的其他两组论文。一组是考证性质的：《〈王建诗集〉版本及诗作甄别》《〈唐才子传·王建传〉笺证》《王建交游考》《〈张籍、王建交游考述〉商榷》《关于王建六首诗系年的考辨》；另一组是立论性质的：《王建的创作道路及其诗歌成就》《王建的道教信仰》。另外，为了方便后来之研究者，作者又收集了有关王建的小传、同时代的诗人予王建的赠诗，以及后人对王建作品的评论附录于后。可以说，这本书为后来的王建研究奠定了基础。

此外，张籍、王建作品的整理出版工作也取得了一定成果，选本有：徐澄宇选编的《张王乐府》^[6]，此书选取张、王二人的乐府诗，存十分之九，由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出版。另有李树政选编的《张籍、王建诗选》^[7]，此书由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其中选张籍诗五十五首，王建诗七十一首。此书也是比较侧重二人的乐府诗，同时，尽量注意题材、内容的广泛性和形式的多样性。

有关张籍个人的诗集整理有：1959年1月，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据明嘉靖刻本《唐张司业诗集》为底本，校补重印《张籍诗集》^[8]，凡八卷，收诗四百七十八首，逸句一条，联句六首，附录两项（张籍书两篇，他人序跋三则），是目前较为完备的本子。另外，张籍的诗文整理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的还有中国台湾学者李建昆校注的《张籍诗集校注》^[9]，此书由台北华泰文化事业公司2001年出版。以上海涵芬楼景印明嘉靖、万历间刊本《唐张司业集》八卷为底本，依其编次，并以北京图书馆藏宋蜀刻本《张文昌文集》、续古逸丛书本《张文昌文集》四卷、唐诗百名家本、全唐诗本附注文、四部备要本、四库全书本《张文昌文集》、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5年8月出版的《张籍诗集》点校本、《文苑英华》《乐府诗集》等总集及古今多种选集参校，先校后注，标以号次，置各段文本之后。诗中典实、官职、山川、地名、皆探源索本。后附有张籍同时人之唱和、后世名家之评论资料、张籍研究论著集目。此书对于研究鉴赏张籍诗歌是目前较好的一个参考。

有关王建个人的诗集整理有：1959年7月，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据宋陈解元铺刻本校补断句印行《王建诗集》^[10]，共十卷，是目前较为完备的本子。诗集校注的有：王宗堂校注，中州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王建诗集校注》^[11]；尹占华校注，巴蜀书社2006年出版的《王建诗集校注》^[12]。王注本是用宋临安府陈解元书籍铺刻本《王建诗集》十卷为底本，同时采录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9年编印的《王建诗集》十卷据他本补遗的诗；以明胡震亨《唐音癸签》抄本《王建诗集》十卷、明抄唐四十七家诗本《王建诗集》十卷、明毛晋汲古阁刻唐六家集本《王建诗》八卷、清席启寓琴川书屋刻唐百名家诗本《王家诗集》十卷、中华书局1960年排印本《全唐诗·王建诗》六卷为主校本，以《才调集》《文苑英华》《唐诗纪事》《乐府诗集》《万首唐人绝句》《唐诗品汇》为参校本，比勘对校、备列异文、择善而从。对于诗中当世有关人物、史实、官制、舆地沿革、典实故事、生僻词语及唐人习用语等有详细的笺证。而且本书一个突出的特点是为了兼顾一般读者，使文义疏通，还做了必要的句意串释。尹注本也是较好的注本，附录了王建研究资料，分为评论、纪事、艺文、著录、序跋五项，为研究者提供了方便。

（二）研究论文

关于张籍、王建的研究论文，可分为生平行迹、诗歌创作、诗歌辨伪系年等几个主要方面。

1.生平行迹研究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之际，卞孝萱的《张籍简谱》^[13]和《关于王建的几个问题》是系统研究张、王生平的开端，但这个开端直到进入20世纪80年代才有学者渐渐回应，大多是在卞文基础上的商榷、补正。

关于张籍，讨论焦点主要在生年、籍贯、出仕的系年官序等问题上。关于其生年，闻一多《唐诗大系》定为大历三年（768），胡适《白话文学史》及陆侃如、冯沅君《中国诗史》定为永泰元年（765），卞孝萱《张籍简谱》将其生年定于大历初年。20世纪80年代前期，潘竞翰的《张籍系年考证》^[14]引方世举注张籍、张彻《会合联句》注、赵翼《瓯北诗话》句、韩愈《送孟东野序》句等证明张籍比韩愈晚生；继而以洪兴祖《韩子年谱》定韩愈大历三年生，推张籍生年不早于此；再据张籍《病中寄白学士拾遗》诗证张籍亦晚生于白居易；汪立中《白香山年谱》以白生于大历七年（772），则张籍生年不当早于此；但如晚于772年，又与长庆二年（822）张籍《新除水曹郎答白舍人见贺》“年过五十到南宫”之句不符；据陈振孙《白文公年谱》白居易生日为正月二十日，则张籍当生于772年而月份晚于白居易。

张籍籍贯旧有和州乌江及苏州两说，和州说的主要依据有张籍《寄朱阚二山人》诗、韩愈《张中丞传后序》（有句“籍大历中于和州乌江县见嵩，籍时尚小”）、《与孟东野书》《新唐书·张籍传》、陆世良《宣城张氏信谱传》、清陈廷桂《历阳典录》等书文的记载，近百年来，持此说的有卞孝萱《张籍简谱》、纪作亮《张籍籍贯考辨》^[15]等；苏州说的主要依据是张籍《送陆畅》诗、王建《送张籍归江东》《送远曲》《寄苏州白使君》诗及韩愈《张中垂传后序》之句“愈与吴郡张籍阅家中旧书”、王安石《题张司业集》诗等，持此说者有张国光《唐乐府诗人张籍生平考证——兼论张籍诗的分期》^[16]。潘竞翰《张籍系年考证》一文则认为两说并不矛盾，“吴郡张籍”系指郡望，因张氏前代勋贤甚多，其中之一“肱避地渡江始居于吴”，唐世习称郡望，弗重里居，“固以别宗支，尤以显门阀也”，潘氏以为张籍可能就属于这一支，至其父辈始徙居和州，故在吴郡仍有旧宅。

关于张籍仕途变迁中争论较多的是他任主客郎中和广文馆学士的时间问题。卞谱认为张籍应在大和二年（828）春刘禹锡由京职主客郎中后分司东都之主客郎中，继之为京职主客郎中；潘竞翰《张籍系年考证》对此说提出异议，认为是刘禹锡替张籍而非张籍替刘禹锡；随后迟乃鹏的《张籍、刘禹锡相替为主客郎中前后事迹考》^[17]指出卞谱之说与事实有三点不符，认为刘禹锡大和元年（827）六月即任主客郎中、分司东都，并于大和二年春后不久继张籍为京职主客郎中，而张籍转为国子司业；此前（从长庆四年八月起）张籍的官职不是水部郎中而是京职主客郎中。20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学者们又对潘、迟等人之文进行了补正，谢荣福的《张籍杂考二则》^[18]补正卞谱与潘文，主要探讨了张籍任广文馆学士的起讫时间，认为是在元和十三年（818）夏秋到元和十五年（820）秋之间；郭文镐《张籍生平二三事考辨》也是对潘文、张文的补正之作，提出了张籍任水部员外郎时两次出使南方、大和四年（830）秋尚在人世等新说。纪作亮继1985年4月完成第一本关于张籍研究的专著《张籍研究》之后，在这一时期又发表了《张籍年谱》^[19]，这既是他个人对张籍生平研究的一次总结，也是新时期有关这一问题的重要成果。

关于张籍的交游情况的研究，有朱宏恢《从白居易张籍的酬唱诗看他们的交往》^[20]、李一飞《张籍、王建交游考述》^[21]、迟乃鹏《〈张籍、王建交游考述〉商榷》^[22]、刘国盈《韩愈与张籍》^[23]、吴莺莺《张籍与韩愈、白居易的交游及唱和》^[24]等论文。

20世纪60年代初卞孝萱发表了《关于王建的几个问题》一文，此后二十余年学术界几乎忘记了王建的存在。直到1983年，谭优学才发表了《王建行年考》^[25]，此文根据王建的作品及有关记载，简明清晰地排列出了王建的生平、行迹，是至今研究王建生平事迹最系统全面的论文。之后的此类论文都是在其基础上进行补正、辨证，从而使王建生平研究得以进一步深入。如迟乃鹏《王建生平事迹考》^[26]（上、下），李军、史礼心《关于王建生平事迹的两点考证》^[27]，李一飞《张籍、王建交游考述》，迟乃鹏《〈张籍、王建交游考述〉商榷》等。

2.诗歌创作研究

在张籍、王建二人的诗歌创作研究方面，两人的乐府诗和王建的宫词是学者们关注的重点。

20世纪50年代以后，由于社会和历史的原因，人们集中地探讨张籍乐府诗的社会价值和艺术成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史学者认为他“能够站在同情人民的立场上，对当时社会上某些黑暗现象提出沉痛的控诉……在艺术手法上最善于用简练的笔墨，刻画出不合理的畸形社会，以少许胜人多许”；论文则有李听风《谈张籍乐府中所反映的唐代社会问题》^[28]、陈力的《试论张籍的乐府诗》^[29]、肖文苑《论张籍的乐府诗》^[30]、杭成《试论张籍诗的思想意义》^[31]等，观点也大致如此，不过详加阐释而已。

与张籍相比，王建的乐府诗也受到一定关注，但由于他的宫词极富特色，分散了学者们对其乐府诗的关注。胡适的《白话文学史》《国语文学史》由于对白话文学、大众文学的青睐，甚至不提王建。只有罗根泽《乐府文学史》中言及“建亦颇留意妇女问题，社会问题”，“乐府歌词有极富尝试精神，极具特别词采者”。新中国成立时，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史学者认为他的乐府诗“常能做大胆的揭露……从各个方面替劳动人民呼吁”，成为时论。

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张、王乐府诗的研究出现了新的特点，不再执着于对张、王个人乐府诗创作的探讨，而是把视野渐渐打开，或者从纵向的角度，考察两人乐府对后代创作的影响，对其在诗史发展流程中的意义进行评估和考察，如王锡九《“张王乐府”与宋诗》^[32]，从宋人诗论对“张王乐府”的推尊，对其艺术特征的总结和归纳，“张王乐府”的题材特点对宋人开拓诗歌题材内容的启发，以及“张王乐府”的体制形式和艺术风尚对“宋调”中一种范式的巨大影响等方面，探讨了“张王乐府”与宋诗之间密切的承传关系，初步说明“张王乐府”何以会对宋人诗论和诗歌创作产生如此影响的原因；或者从横向的角度，考察两人的乐府创作与同时代诗人的同异与彼此间的影响，如周明《“道得人心中事”的艺术张籍、王建乐府比较》^[33]、徐希平《以道得人心中事为工：张籍与白居易》^[34]等。周文从平凡处见本质、反常处见真情、隐曲处见精神、对比处见是非、结尾处见爱憎等几方面细致地考察了两人在创作手法上的异同；徐文认为张白在创作主张、时政观点上颇具一致性；在创作上互相学习，也具有一致性。或者将他们个人的创作置之时代、文化的大背景中考量其意义与特色，如张佩华《谈张籍、王建对新乐府运动的贡献》^[35]等，还有的论文试图跳出文艺学的窠臼，从民俗学的角度对乐府诗进行全新的考察，如朱炯远《王建〈促刺词〉与“长住娘家”的民俗》^[36]、陈节《中唐民俗氛围中的王建乐府》^[37]两文。可以说，在对张、王乐府这个老热点的研究上，明显地透露了新时期学术界有意识地拓宽研究视野，在研究角度和切入点上求新求变，从而获得对研究对象全方位立体化把握的新趋势。

对于王建，20世纪前期学界似乎更注重他的《宫词》。1932年出版的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不以王建为元白一派，而以之为李贺一派，说他们“复兴了宫体的艳诗，而更加上了窈渺之情思的。他们开辟了另一条大道，给李商隐、温庭筠他们走”，“宫词百首，尤传诵人口……很艳丽，且很富于含蓄之情的。已是开了张籍与温李的先路”。1993年出版的苏雪林《唐诗概论》虽云“二王（王建、王涯）诗则坦易，甚至用白话写，可说是白居易一派”，但仍将王建置于第十七章《唯美文学启示者李贺》中进行论述，言“建工乐府，与张籍齐名，《宫词》百首尤传诵人口”。显然也是更重视王建的宫体诗。虽然如此，这一阶段的学者也仅止于一般的评论，并未做深入系统的研究。新中国成立后，王建的乐府诗受到了更多的关注。通行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史论著、游国恩文学史著作都以较大的篇幅介绍了他的乐府诗，而对《宫词》百首则用只语片言一带而过。游史云“乐府外，王建的《宫词》一百首，也很有名，但价值不高”，这是当时学界通行的观点。对《宫词》的专门研究论文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出现：吴企明先后发表了《王建〈宫词〉校识》《王建〈宫词〉辩证稿》《王建〈宫词〉札迻》三文^[38]，对《宫词》百首做了详细的考订、甄别、校勘、笺注，为学界做进一步研究打下了良好基础。此后的卞孝萱、乔长阜文《王建的生平和创作》^[39]也指出王建“宫词影响较大”，他“是唐代第一个大量写作宫词的人”，《宫词》百首的写作在诗史上是空前的，对后来宫词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同时也客观地指出其中有“平庸之作”。随后的李贺平《试论王建的〈宫词〉》^[40]一文主张将《宫词》百首放到唐代七绝组诗的大范围中考量，认为深具认识价值和教育意义，王建以组诗的形式扩大七绝容量的艺术实践对后世影响深远。文章体现出作者欲从诗史高度评估《宫词》百首之价值的衷心。经过十年的被遗忘，20世纪末21世纪初，《宫词》再次进入学者们的视野，刘玉红《王建〈宫词〉与唐代宫廷游艺习俗》^[41]《从王建〈宫词〉看唐代宫廷游艺习俗》^[42]，傅满仓《论王建〈宫词〉的价值》^[43]，李慧玲《王建〈宫词〉分析》^[44]，王伟《王建与花蕊夫人〈宫词〉之比较》^[45]先后发表。刘氏两文从文化习俗的角度来研究《宫词》；傅文认为王建是此体之“祖”的评价不妥，宫体应早源于齐梁，不祖于王建，但其作的确影响深远。文章还认为《宫词》含有深刻的隐喻意义将宫女遭遇与士人遭遇作为“客观并联物”，诗歌的主题是通过抒写宫女宠辱无常的生活和痛苦悲楚的感受，替包括自己在内的知识分子鸣不平。李文认为《宫词》主要反映了玄宗时期的后宫生活，材料则来源于宦官传说及个人想象，并认为在题材内容上较前同类作品有所突破。上述四文从文化、文人心态、比较接受等角度切入，对《宫词》作了深入的分析研究，对于我们深入把握《宫词》的自身价值、诗史地位、文化意义都助益匪浅。

值得关注的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学术界对张籍诗歌的关注领域有所扩大，不再局限于乐府诗的研究，如吴莺莺《张籍的五、七言诗》^[46]和《张籍的酬赠寄送诗》^[47]两文、安易的《论晚唐体与张籍》^[48]等。其中安文认为仅把张籍作为乐府诗人来研究是远远不够的。在探讨了姚、贾对张籍的推崇及其密切关系与张籍在格律诗创作时的平民心态、世俗化倾向、要“功夫”的创作态度、轻浅纤微的风格都是与晚唐体的共性之后，认为张籍对晚唐体这一晚唐主流诗风的形成作用直接而重大，是中晚唐诗风过渡的重要人物，是近体诗风格流变中的重要环节。作者极力拓宽研究领域，谋求全面而深入地把握诗人在诗歌流变史上的作用，其努力是可贵的，其结论也是令人信服的。

到了21世纪，对于张籍、王建的研究还是多集中在张、王二人的乐府诗创作上，只是在研究角度和切入点上求新求变。成绩突出的学者如尚永亮主要是从传播接受的角度展开研究，还有如许总的《论张王乐府与唐中期诗学思潮转向》、刘光秋的《王建、张籍歌诗“通变时流”解》都是成就突出的代表性研究成果。

3.考证和版本研究

这一类的研究论文有伶培基的《张籍诗重出甄辩》^[49]，对张籍和他人诗作28首的重出情况作了辨析。前述吴企明关于王建《宫词》三篇研究论文对《宫词》百首进行了整理、考订、校勘、甄别，颇有功于学界。此外，吴企明《姚合诗误入王建集》^[50]、迟乃鹏《有关王建一些重出诗考辨》^[51]《关于王建六首诗系年的考辨》^[52]亦有相当的学术价值；河南大学2005年硕士研究生白金的毕业论文《王建作品版本研究》、栾贵明《全唐诗索引·王建卷》^[53]与万曼《唐集叙录》^[54]也可做研究参考。

进入21世纪后，张籍、王建的研究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局面，研究者能够不断拓宽研究视野，在研究角度和切入点上求新求变。代表的研究论文有：许总的《论张王乐府与唐中期诗学思潮转向》^[55]，张煜的《张王乐府与元白的新乐府创作关系再考察》^[56]，王一兵的《〈乐府诗集〉中的“张王乐府”研究》^[57]，张金桐的《论“晚唐体”与张籍诗的共通性》^[58]，赵玉柱的《怎一个“怨”字了得——简论张籍诗对妇女问题的关注》^[59]，刘光秋的《王建、张籍歌诗“通变时流”解》^[60]、张佩华的《谈张籍、王建对新乐府运动的贡献》^[61]，祁光禄的《张籍与韩白的交游考论》^[62]，邓大情的《论“歌行则学流荡于张籍”》^[63]，徐礼节的《张籍的婚姻及其与胡遇交游考说》^[64]、《张籍、王建求学“鹊山漳水”地域考》^[65]、《论张耒晚年“乐府效张籍”》^[66]、《张籍、王建生年及张籍两次入幕考》^[67]，焦体检的《张籍的方外之交及佛道思想研究》^[68]，贺忠的《唐代宫廷游戏中女性的男性气质——以王建宫词为中心》^[69]、《唐代宫中的竞渡游戏——以王建宫词为中心》^[70]，王育红的《唐王建生年、仕举、行年三题》^[71]、《王建〈宫词〉百首诗次与杂入篇章考》^[72]、《弥足珍贵的唐代宫廷乐舞史料——王建〈宫词〉百首反映的乐舞》^[73]、《王建〈宫词〉百首作时考》^[74]，王君泽的《论王建酬唱寄送七律诗中的主体精神》^[75]、《幽情壮采妇女图——王建妇女题作综述》^[76]、《简析王建乐府诗的艺术因子》^[77]、《王建宫词的内容新质》^[78]，袁凤琴的《王建〈宫词〉的戏剧因素初探》^[79]等。

回顾张籍、王建研究的学术史，我们发现关于张、王的诗歌创作，学者关注的目光由最初狭隘的乐府与宫词渐渐扩展开来，研究方法与观照视角也越来越趋于多元化，比较研究、民俗学、文献学等研究方法的引用，大大拓展和深化了张、王研究，取得的成果也不再局限于文艺学的范畴之内，而带有了更深层、更广阔的文化意义。但张、王研究仍存在许多的不足：关于两人的生平，有很多细节尚难以落实；对乐府和宫词的探讨虽有不少论文，但不少观点雷同，新意不多；一些研究角度较新的文章，则在深度上有待加强；此外张、王研究领域中仍然存在许多未开垦之地，关于张、王二人近体诗创作的研究很少有人涉足，关于张、王二人人文艺术思想、美学思想的研究也是本研究领域的严重缺失等，这些都有待于后来学者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