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台湾“戒严”时期和大陆“毛泽东时代”两岸的“鲁迅书写”比较

——以新文学史著作为中心

台湾国民党“戒严”时期，产生了多部中国新文学史（文学专题史）著作，这些史著有尹雪曼（主编）的《五四时代的小说作家和作品》和《中华民国文学史》、刘心皇的《现代中国文学史话》、周锦的《中国新文学简史》、周丽丽的《中国现代散文的发展》、舒的《五四时代的新诗作家和作品》，陈敬之的《中国文学的由“旧”到“新”》和《三十年代文坛与左翼作家联盟》、李牧的《三十年代文艺论》、赵聪的《五四文坛泥爪》等。与此同时，大陆“毛泽东时代”也产生了多部中国新文学史著作，如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丁易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刘绶松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蔡仪的《中国新文学史讲话》、张毕来的《新文学史纲》（第一卷）等。[45]以上这些史著都不同程度地涉及对鲁迅的评价。本文拟从比较的角度对上述史著中“鲁迅书写”进行微观研究，并从学理层面予以辩证性评判，以深化对这两个特定时期鲁迅研究基本特征的理解，并初步探及这一接受现象形成的直接原因。

一 “丑化”中的局部疏离和“神化”中的集体合唱

台湾国民党“戒严”时期，鲁迅作品被列入官方规定的禁书，人们没有阅读鲁迅作品的自由，部分人则通过“地下渠道”来阅读。总体上来说，该时期的鲁迅接受直接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甚至沦为“反共”的工具。为了配合国民党的政治需要，一些人将鲁迅“矮化”、“丑化”、“妖魔化”为“千古罪人”、“文艺骗子”、“阴谋家”、“文学界的妖孽”等形象。“反鲁”代表人物苏雪林对鲁迅的辱骂更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骂鲁迅为“青皮”、“火老鸦”、“剽悍的狗”、“暴君”、“一苞粪土”、“流氓首领”、“玷辱士林之衣冠败类，二十四史儒林传所无之奸恶小人”[46]……以上这种“丑化”和“妖魔化”倾向在台湾文学史家的著作中也有局部存在的痕迹，如陈敬之认为鲁迅是“共党‘文特’和‘左派仁兄’们的横眉竖目、其恶无比的帮凶”，用“睚眦必报”、“泼妇骂街”、“浅薄无聊”、“信口雌黄”等之类的词语来形容鲁迅。[47]周丽丽认为鲁迅杂文“恶毒到了极点”，“完全不择手段”，“制造是非，颠倒黑白”[48]。但这种“丑化”和“妖魔化”倾向并不具有普遍性，占半数左右的文学史家尚能站在史家的公正立场，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对鲁迅总体评价并不算低，特别是在作品分析上，能依据事实说话，具有明显的学理性，表现出对台湾“戒严”时期“丑化”鲁迅思潮一定程度的疏离。这种疏离行为无论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在当时全民“反鲁”的非理性狂热思潮下，他们能保持这点清醒的头脑，没有随波逐流，对鲁迅没有一棒子打死，而能作出辩证性评价，对此点应给予适当肯定。赵聪认为鲁迅是新文学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值得大书特书”[49]，并认为“在新文学运动中，鲁迅有三条创造性的成就：一是短篇小说的奠基，二是杂文风格的形成，三是中国小说史的研究，这三项，在鲁迅以前从未出现过”[50]。刘心皇认为：“（鲁迅）在《新青年》时代是个健将，是个大将……最重要的是他写了许多短篇小说。……他们兄弟的作品，在社会上成为一个力量。”[51]鲁迅“与近代中国文坛关系很大，他为中国文艺创造了一种特殊的风格”[52]。周锦认为在中国新文学史上，鲁迅是一个“有大成就”的作家。[53]台湾“戒严”时期其他文学史著中对鲁迅没有作出明确的整体评价，但大部分对鲁迅的小说集《呐喊》和《彷徨》，特别是对其中的《阿Q正传》与《狂人日记》，以及散文（诗）集《朝花夕拾》和《野草》皆作出较高评价，由此可以间接看出文学史家对鲁迅的基本价值判断，因为鲁迅之为鲁迅，主要还是依靠他的作品说话，对鲁迅主要作品的肯定实际上意味着对鲁迅的基本评价。

在大陆，毛泽东的“鲁迅论”把鲁迅定格为“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和革命家”，确立了鲁迅的神格地位，毛泽东的“鲁迅论”为“毛泽东时代”的鲁迅研究确立了基本的方向和内容，也为同时代文学史中的“鲁迅书写”确立了根本基调，在政治权力的控制下，任何逸出毛泽东定调之外的研究和阐释，都可能遭到批判。该时期的文学史中有关鲁迅的总体评价和历史定位就是在毛泽东“鲁迅论”的基本框范内进行的，无条件地认同毛泽东对鲁迅的整体评价，形成完全一致的价值判断趋向。如王瑶史著的绪论、刘绶松史著的鲁迅专章就明确引用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中的“鲁迅论”，表达对鲁迅的基本评价。另外，文学史家对鲁迅还有一种“无声”的价值评判和定位，即可以从史著目录内容安排上判断出作者对鲁迅文学史地位的确认。如丁易的史著，从全书的构架和目录安排就可看出鲁迅在整本文学史中的分量，全书十二章内容，其中鲁迅占据了两个专章，专章的标题为“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旗手共产主义者”，除了这两章外，全书的其他大部分章节也提及鲁迅，给读者的感觉是鲁迅的影响无处不在，其他作家都是在烘托鲁迅的伟大形象。史著第一章是全书的总领，标题为“五四运动与中国现代文学革命运动的兴起、发展和斗争以及鲁迅的贡献”，凸显鲁迅在五四新文学革命中的领导地位，淡化陈独秀与胡适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主将的地位。刘绶松的史著中，全书共十八章，鲁迅占三章。王瑶史著则把新文学第二个十年（1927—1937）的文学简化为左翼十年的文学，又把这十年文学称为“鲁迅领导的方向”。但始料不及的是，王瑶史著中这句“鲁迅领导的方向”，竟很快遭到批判，批评者认为王瑶“是别有用意的，在唯心史观的王瑶看来，鲁迅是驾于党之上领导着左联的”，“绝不是鲁迅首创和领导了左联，而党只居于一旁‘支持’的地位……王瑶笔下的所谓‘鲁迅领导的方向’，它的唯心史观的反动实质是十分明显的”[54]。

大体而言，台湾“戒严”时期的文学史家对鲁迅既存在非理性的“丑化”和“妖魔化”评价倾向，也有相对客观公正的整体评价。而大陆地区文学史家对鲁迅的总体评价则呈现出划一的“神化”倾向，他们对鲁迅的有关论述其实就是毛泽东“鲁迅论”的注释，在毛泽东“鲁迅论”所允许的范围内进行着千人一面的重复性阐述，共同加入到时代性的“神化鲁迅”的集体大合唱中去，从事着虔诚不二的“文学造神”工程。这种研究“模式”的弊端无疑是明显的：研究者把鲁迅当成神像，当成不能质疑不能扬弃只能全盘接受的文化法则和思想规范，事实上，鲁迅就不是真正的研究对象，而是一个高高在上的崇拜对象，鲁迅研究就变成对鲁迅思想和作品单向度的注释和赞歌，丧失了与鲁迅的对话能力和提出质疑反思的能力。从这个层面上来说，它甚至不比台湾“戒严”时期部分文学史家的鲁迅研究（丑化者除外），因为后者并没有失去与鲁迅对话的能力，并没有“神化”鲁迅。

二 小说散文（诗）观：整体肯定倾向下的多元化阐释和一元化阐释

台湾“戒严”时期和大陆“毛泽东时代”的文学史家对于鲁迅小说和散文（诗）都持正面的肯定态度（大陆是完全肯定，台湾是基本或绝大多数肯定）。但大陆文学史家对于鲁迅小说散文（诗）的阐释却必须框范在毛泽东“鲁迅论”的定调之内，亦即以毛泽东评价鲁迅的标准为标准来阐释鲁迅的小说散文（诗），形成高度一元化的阐释模式，对于鲁迅那些具有丰富内涵和审美意蕴的小说散文（诗），倾向于从“战斗性”、“反封建”等功利化的维度来给予意蕴阐释和价值定位，注重思想性分析，相对轻视艺术性和审美价值的阐释。而台湾“戒严”时期文学史家对于鲁迅的小说散文（诗），亦有局部的批评或否定，但整体而言，是以肯定为主要趋向。在这种整体肯定倾向的标准下，因为他们没有大陆地区毛泽东“鲁迅论”那样的框范和制约，因此其对鲁迅的阐释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向，既重视思想意蕴的开掘，亦关注艺术技巧的发现和审美价值的确认，从多个角度来对鲁迅的小说作出综合性剖析，而不像大陆那样过于强调作品的思想性。

具体而言，大陆地区的文学史，主要以“战斗性”、“革命性”和“反封建”为关键词来阐释鲁迅的小说和散文（诗）。首先，看对鲁迅小说的评价。王瑶认为，“鲁迅从他的（小说）创作开始起，就是以战斗姿态出现的”，《呐喊》“充满了反封建的战斗热情”，《彷徨》“集中在反封建和讽刺着古老的灰色的人生，而且同样表现出反抗的要求”[55]。丁易认为鲁迅的前期创作“每一篇都具有高度的思想性和战斗性”[56]，而《故事新编》的价值在于其“极强烈的现实的战斗意义”[57]。刘绶松史著中小说部分的章节标题为“战斗的武器之二——小说”，而散文、散文诗部分的标题为“战斗的武器之三——散文诗、散文”，事实上，该著正是以“战斗”为关键词来阐释鲁迅的小说、散文和散文诗的内涵。如《伤逝》主题是“告诉了我们，如果要获得真正的自由恋爱的幸福，除了用剧烈的集体的战斗推翻中国的统治秩序，就再没有第二条道路可走的这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58]。关于《离婚》，“从爱姑身上，我们到底是看见中国农村妇女新的一代反抗的萌芽了。只有出现了这种新型的勇敢的女性，而且有了工人阶级和他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整个推翻旧的统治力量和秩序，中国的祥林嫂们，子君们和爱姑们才有可能免于灾难和死亡，中国的妇女才有可能得到彻底的自由和解放”[59]。其次，看对鲁迅散文（诗）的评价。王瑶认为《野草》“是诗的结晶，在悲凉之感中仍透露着坚韧的战斗性”[60]，而在具体论述时仅仅列举《野草》英文译本中的一段话和《这样的战士》一文的相关内容，其他则没有提及；认为《朝花夕拾》“仍有现实的意义”[61]；就是《两地书》，“可以看出鲁迅是怎样地帮助青年和怎样持正不阿地战斗”[62]。刘绶松史著的散文和散文诗部分的标题为“战斗的武器之三——散文诗、散文”，对于鲁迅的散文诗《野草》，史著重点介绍了表现鲁迅“顽强不屈的战斗意志”的《过客》、《这样的战士》、《淡淡的血痕》三篇文章。而对于其他各篇则没有展开论述，只笼统带过；并认为《朝花夕拾》“闪烁着反封建的锋芒……它仍然‘是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在《朝花夕拾》里，“我们仍然可以看得见鲁迅一贯的战斗的意气和精神”[63]。

“毛泽东时代”文学史家这种阐释模式的弊端在于：其一，造成了对鲁迅那些“战斗性”不明显的作品的有意回避和忽略，如王瑶在论及《野草》时，只举表现“战斗性”内涵的《这样的战士》，而对表现鲁迅内心矛盾、彷徨、绝望乃至虚无情绪的篇章，诸如《希望》、《墓碣文》、《影的告别》、《复仇》（其二）等篇则避而不谈，而这些散文诗其实是《野草》思想内涵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二，把一些具有丰富多维内涵的作品褊狭化地甚至牵强地阐释出“战斗性”内涵，如以上所说的刘绶松从“战斗性”的角度来理解《伤逝》和《离婚》等小说。其三，总体而言，单一的、功利化的、意识形态化的阐释趋向，限制或扼杀了对鲁迅作品进行多元开放性阐释的可能性。事实上，无论是《呐喊》、《彷徨》，还是《野草》，其内涵从来就不是单一的，它们都是独特的“大综合文本”，具有社会的、现实的、政治的、文学的、艺术的、历史的、文化的、哲学的、心理学的、人类学的、宗教学的、民俗学的等多个维度的内涵。

而在台湾文学史家那里，相对于鲁迅其他体裁的创作，其对鲁迅小说评价相对较高，虽夹杂有局部的批评或“不实”的评价，但总体上还是以肯定评价的主要趋向。首先看对鲁迅小说的评价。周锦从开创性角度来评价鲁迅小说，认为“鲁迅，是新文学运动后，创作新小说的第一人”，《呐喊》“是研究中国‘新文学’史的重要资料”，“打开局面的先锋精神是不容忽视的。……就这些小说，已经完全奠定了他在中国新文坛的地位”[64]。尹雪曼从小说的启蒙主义、现实主义、乡土性和峭拔简洁的语言等艺术特色方面来肯定鲁迅的小说，指出其“揭出疾苦，引起疗救的注意”，“暴露旧社会的罪恶，反映民间的疾苦”[65]的特色与优点，激赏其如下的艺术特征：乡土特色；笔锋犀利、文字深刻；文字峭拔有力，但又简洁；能在中国旧文学的基础上创新。[66]陈敬之从中国文学由“旧”到“新”发展链条上来确认鲁迅小说的价值，肯定他“吸收了西洋小说的体式和技巧而为中国短篇小说的奠基人”[67]，并对鲁迅小说呈现出的丰富艺术造诣称赞不已：“（他对人物）惟妙惟肖的刻画着，他从不用繁复的铺叙，也没有很长的对话，而只是以精炼的手笔，含蓄的讽刺，构成他特殊的作风。”[68]

台湾文学史家对于《阿Q正传》和《狂人日记》最为关注，评价最高。刘心皇高度评价《狂人日记》，认为“找不出同样成功的第二篇创作小说”[69]，赞赏其“笔法锋利与深刻”[70]。周锦赞赏《狂人日记》“以讽刺的犀利笔触，刻画出那个社会的现象”，“并表现了改造社会的伟大抱负”；认为“《阿Q正传》是一篇非常成功的作品”[71]。尹雪曼对于《狂人日记》的文本细读充满了意识形态的色彩，但肯定了其“开创的功劳”，认为“在民国七年的时候，新小说还没有可以参考的形象，《狂人日记》所表现的不论题材、风格、思想，却都是崭新的面目，特别是在形式上”[72]；称赞《阿Q正传》“是中国现代小说中享有国际盛誉的作品之一”，“为读者在阿Q身上发现中华民族的病态，在当时或有针砭时弊的作用”[73]；尹雪曼同时总结了阿Q的卑怯性、精神胜利法、投机性、夸大性等性格特点。陈敬之亦赞《阿Q正传》“是他（鲁迅）的具有代表性和精心结构之作”[74]；在艺术上，则是“中外人士目为一篇最成功的作品”[75]。如果说，台湾文学史家对鲁迅杂文是以负面评价为多的话，那么对于鲁迅散文（诗）则是以正面评价为主。周锦认为鲁迅“有很多非常好的散文”，《野草》“不仅具有散文的意境，如果在排列上加以变更，将是气势雄浑的新诗。另外，民国十七年由未名社出版的《朝花夕拾》，也是一本很好的散文集”[76]。舒在其史著中对鲁迅《野草》“独创”的文体表示了赞许。

台湾文学史家对鲁迅的小说散文（诗）批评不多，以尹雪曼为代表，他的批评，或明显不实，如认为《在酒楼上》的写作技巧“可取的地方实在不多”[77]；或过于苛刻，如认为鲁迅的小说“缺少救疗的可行方案……破坏性极强，建设性却是一点也没有”[78]，鲁迅是小说家，并非注重操作性的政治学家；或不理解鲁迅改造国民性的殷殷苦心，如认为鲁迅小说的讽刺性，“徒逞一时之快，揭一时之病，并不能根本挽救中华民族的厄运，而且落得外人当笑柄”[79]。但除了这些不多的批评，总体而言，台湾文学史家对鲁迅的小说散文（诗）是持实事求是的肯定态度的，其对鲁迅作品的解读比较自由，超出了“战斗性”内涵而呈现出相对多元化的阐释倾向，而这一阐释倾向正是同时期大陆所缺乏的。

三 杂文观：毁多誉少的评价和“一边倒”式的肯定

台湾“戒严”时期文学史家对于鲁迅杂文的评价总体上是持否定意见的多，认为鲁迅的杂文不算文学作品，而是政治斗争的工具，不承认鲁迅杂文的价值，当然也有少数文学史家承认鲁迅杂文的思想和艺术成就，给予较高评价。[80]

陈敬之对鲁迅的杂文评价极低，而且夹杂着许多情绪性的辱骂之语，意识形态倾向十分明显，部分表现出“反共”色彩，他认为鲁迅的杂感“概为在‘叫喊和反抗’之外又加以讽刺和谩骂的仇世嫉俗与造谣惑众之作”[81]，“无不以鼓吹人与人之间的仇恨，提倡以牙还牙的阶级斗争，肆意人身攻击，贬损政府威信，摧毁社会基础，否定民族传统，敌视西方盟友，拥护赤俄帝国等等为其主要内容”[82]。周丽丽否认杂文文体，认为“杂文，不只是不能算做文学作品，就连时评短论也没有资格的”[83]，“在中国新文学的第二个十年里，给予真正散文最大打击的是杂文，罪魁祸首乃是鲁迅”[84]。周锦承认鲁迅早期“随感”杂文“简捷有力”、“文字节约”、“嬉笑怒骂都可以成为文章”的优点，但又认为它“不是创作，不能算做文学作品”[85]。李牧肯定鲁迅早期的杂文，否定鲁迅后期的杂文，认为鲁迅后期杂文“完全以中共的好恶为依据”[86]。尹雪曼的态度与李牧很相似，对鲁迅晚年杂文评价很低，认为是被中共所利用，但他对鲁迅杂文本身还是持肯定态度的，称赞鲁迅是杂文文体的开创者。[87]

陈敬之和周丽丽全盘否定鲁迅杂文，周锦、李牧、尹雪曼虽然局部肯定了鲁迅的“随感”杂文，但总体上对鲁迅的杂文评价偏低。此种阐释趋向无疑是偏颇的。鲁迅杂文具有巨大的思想和艺术价值，就思想价值而言，它是把中国社会历史、文化心理以及其他种种现象和知识汇集而成的“大百科全书”，它是一部最全面最准确地反映中国人民心和民情的历史，它对中国文化的深刻感悟和中国人国民性的开掘发现，堪称独一无二，“迄今为止，鲁迅杂文还是了解中国特别国情的最可靠的文字，最深刻的文字”[88]。因此，鲁迅杂文具有不朽的认识价值。同时，鲁迅杂文在艺术上，是诗与政论的结合，形象与逻辑的结合，情、理、趣的结合，它更注重诗情的传达，它创造性地贡献了一系列富有生命力的“社会相”类型形象，它有机运用了丰富多样、毫不逊于文学作品的艺术手法，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正因为如此，“我国鲁迅研究主流的意见是肯定和赞扬鲁迅杂文的巨大价值的”[89]。因此，台湾文学史家对鲁迅杂文的整体评价显然有失公允。

大陆“毛泽东时代”的文学史家清一色地肯定鲁迅的杂文，且都突出强调鲁迅杂文的“战斗性”意义。王瑶史著的第五章第一节专论鲁迅的杂文，标题为“匕首与投枪”，可以看出其评价鲁迅杂文的基本价值取向。丁易的史著中，鲁迅的杂文被辟为专章，分为三小节，透过这些章节的标题，如“鲁迅的杂文——社会主义的内容，民族的形式”、“清醒的战斗的现实主义精神”、“‘韧性战斗’的策略”、“光辉的思想跃进”、“为无产阶级解放事业而斗争”、“伟大国际主义精神”等标题，可以看出作者对之的基本价值判断。刘绶松的史著，也从现实战斗性的角度来肯定鲁迅杂文的价值，把杂文视为“战斗的武器之一”，认为“这些（前期）杂文的战斗作用，较之本时期鲁迅的其他著作，也显得更为犀利，更为精悍”[90]。而后期杂文的战斗性更为突出，甚至能达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高度”，所以“带着比较前两个时期更为巨大的光彩和价值”[91]。

台湾文学史家极力贬低鲁迅杂文不可取，大陆文学史家对鲁迅杂文“一边倒”的高评，也并非正常现象。首先，其对于鲁迅杂文的评价多集中于杂文的思想层面，相对忽略对其艺术层面的评价，除王瑶、刘绶松之外，其他人对于鲁迅杂文的艺术特色或三言两语，一笔带过，或干脆不提。这种“重思想，轻艺术”的评价倾向割裂了鲁迅杂文的整体性，忽略了对鲁迅杂文艺术价值的确认，无疑降低了鲁迅杂文的整体价值。其次，在杂文的内容层面上，置鲁迅杂文思想内涵其他丰富而多层面的内容不顾，一味强调鲁迅杂文的战斗性意义，这无疑又一次降低了鲁迅杂文的整体价值。实际上，鲁迅杂文最大思想价值与其说是“战斗性”，毋宁说是对中国人社会、文化心理的准确揭示和深度开掘。

四 不同形式的意识形态化“附会式”阐释

在台湾，意识形态化的阐释主要体现在尹雪曼、舒的史著中，其对鲁迅有关作品的解读，穿凿附会，影射比拟，讥讽大陆，有时达到离题万里的程度。关于《狂人日记》，尹雪曼虽然对之总体评价不低，但在文本细读上，却站在赤裸裸的意识形态立场，进行令人啼笑皆非的比附。例如，对于小说中这样一句话：“我又懂得一件他们的巧妙了，他们岂但不肯改，而且早已布置，预备下一个疯子的名目罩上我。”尹雪曼评价说：“共产党也是用此种帽子的方法整人，作者似有先见之明。”[92]对于小说中所涉及的“吃人”内容，尹雪曼更是站在反共的立场进行富有想象力的穿凿式理解：“如果以军阀时代和今天大陆上的共党统治相比，军阀吃人比共党吃人还瞠乎其后，简直可以说是小巫见大巫哩。”[93]“所写情境，几乎正是大陆共区情景的映照。刘少奇被吃了，林彪也被吃了，将来，邓小平也会被人吃掉！只是目前他们正在准备吃华国锋。”[94]这哪里是文学研究？文学研究纯粹变成了赤裸裸的政治斗争的工具，荒谬至极，匪夷所思。关于《高老夫子》，尹雪曼说：“鲁迅在那个时候写出这样的一篇小说来，一方面是有感于知识分子思想的浮动和分歧，另一方面是以他独到的眼光看清了共产党的真面目。”[95]把一篇讽刺封建旧知识分子的小说和共产党扯上关系，岂非咄咄怪事？舒说：“他（鲁迅）在著作中也有一些至理名言，现在用来比拟中共，可说是最确切妥当的了，他说：暴君治下的臣民，大抵比暴君更暴，暴君的暴政时常还不能满足暴君治下的臣民的欲望。这不就是说的红卫兵吗？……这不是今日大陆暴政统治下千万同胞的心声吗？”[96]舒在此书中研究的是五四时代的新诗作家和作品，怎么由鲁迅扯到了大陆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红卫兵”和所谓的“大陆暴政统治”，真是离题万里，荒诞不经，令人喷饭。所幸这种“附会”式的阐释在台湾文学史家的著作中并不具有普遍性。

台湾“戒严时期”的文学史中这种意识形态化的“附会式”阐释，是直接服务于国民党“反共”政治任务的需要。而大陆“毛泽东时期”的文学史也多有“附会式”阐释，但并不像台湾的那样，沦为赤裸裸的政治斗争的工具，它通常表现为将具有普遍或不确定内涵意义的鲁迅作品狭窄化地阐释“附会”成某一具有特定阶级性的内容，表现出对毛泽东“鲁迅论”的自觉呼应。如将阿Q这一超越阶级、超越民族、具有广泛人类性内涵的“精神胜利法”单一化地理解为农民阶层所特有的精神特征。张毕来就认为阿Q的“阿Q主义”（“精神胜利法”）是属于阿Q所特有的社会阶层，“当我们说‘阿Q主义’（‘精神胜利法’）时，不是指抽象的精神胜利法，而指带着被压迫的阿Q所代表的社会阶层的特色的精神胜利法。因此，‘阿Q主义’（‘精神胜利法’）是属于阿Q所代表的阶层的，不是属于全民的，不是社会各阶层所共有的。它是这一阶层的弱点的概括”[97]。

事实上，“精神胜利法”具有超越阶级、超越民族的普遍性内涵是一个再平常不过的常识，但在当时，由于毛泽东“鲁迅论”钦旨式的总体定调，所以很少有人作出有悖于毛泽东的阐发。但也有个别文学史家对以上观点表现“异议”，如王瑶就承认阿Q“精神胜利法”的普遍性和广泛性，而不只是农民阶级所独有的特点。不料这一“常识性”的“异见”却在当时遭到批判，批判者认为王瑶“贬低鲁迅的小说”，“不只承袭了冯雪峰评价阿Q的超阶级理论，甚至还带有资产阶级世界主义的臭味”[98]。

另外，大陆文学史家还把鲁迅作品的人物和毛泽东等中共领导进行一一对应式理解，或者竭力夸大鲁迅与中国共产党及毛泽东之间的密切关系。如丁易引用苏联汉学家波兹涅也娃的观点，认为《非攻》和《理水》中的主人公墨子和大禹“隐喻当时毛泽东同志和朱德同志及其所领导的红军”[99]。刘绶松在谈及鲁迅人生的最后十年时，竭力论证鲁迅和中国共产党的密切关系，特别是鲁迅对毛泽东的深厚情感，认为“（鲁迅）非常信任地接受我们党对他的领导，承认我们党是他应该和愿意服从的唯一的领导者”，并强调了鲁迅“对毛主席的感激和爱戴的心情”[100]。实际上，无论是将墨子和大禹等同于毛泽东与朱德，还是寻找证据竭力论证鲁迅与中共及毛泽东之间的感情，都是不切实际地夸大了鲁迅与中共及毛泽东之间的关系。鲁迅后期与中共的关系很复杂，其间牵涉许多现实瓜葛，他虽对中共有好感，但并非毫无保留地投入与相信，亦没有加入中国共产党，仍然保持一个知识分子的独立性，缘此，遭受到周扬等中共领导人以革命之名的“鞭打”，目前学术界基本能取得一致意见的是：晚年鲁迅，只能是中国共产党的“同路人”[101]。总体来说，对鲁迅和鲁迅作品意识形态化的“附会式”阐释的弊端是明显的。其一，将具有丰富内涵的鲁迅作品作单一化，甚至子虚乌有的意识形态化理解，扭曲了鲁迅作品的本真思想面目，降低了鲁迅作品的思想内涵和审美价值。其二，将鲁迅本人作意识形态化的理解，也是把一个复杂矛盾、具有内在悖论的鲁迅抽空为一种僵化的意识形态的“标签”。缘此，一个丰富的鲁迅和鲁迅作品世界亦被抽空，不复存在。

五 不同的“两段论”

台湾“戒严”时期和大陆“毛泽东时代”的文学史中乃至所有层面的“鲁迅研究”，都存在一个不同内涵的“两段论”现象。大陆“毛泽东时代”的“两段论”是把鲁迅的思想和创作分为截然不同的两个阶段，其主要理论构架为：将鲁迅的思想分为前期和后期，历史任务是从思想启蒙到政治革命，思想性质是从革命民主主义到马克思主义，思想内涵是从进化论到阶级论、从个性主义到马克思主义，阶级性质是从激进的小资产阶级到无产阶级，创作方法是从批判现实主义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并突出后者在鲁迅思想和创作历程中的主体地位。事实上，新中国成立后30年，鲁迅研究中关于鲁迅的思想发展，始终没有走出上述“两段论”模式。张梦阳曾经指出中国鲁迅研究“低水平重复研究”的弊端，认为99%的论文（著）都是“套话、假话、废话、重复的空言”，只有1%说出真见，“即一百篇文章有一篇道出真见就已谢天谢地了。试回想，我们多少学者的多少文章是在瞿秋白进化论到阶级论转变说的模式中重复啊！”[102]这种“两段论”的倾向在一些文学史的目录中就已经有体现。如丁易史著的目录中，就有这样的标题：“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精神以及从进化论到阶级论的自我改造”，“鲁迅的小说——彻底的批判的现实主义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而在分析鲁迅的具体作品时，大陆的文学史家将鲁迅前期的创作方法定位为“批判现实主义”，将后期的创作方法定位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具体的文本阐释中，特别强调后期作品中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典型特征，甚至竭力挖掘前期作品中“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因子。刘绶松认为，鲁迅“战斗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之下，……包含在鲁迅前期创作中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因素得到了迅速巨大的发展，（后期的）他成为了我国新文学历史上最伟大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家”[103]；“鲁迅的后期杂文，具有高度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精神”[104]。蔡仪亦认为鲁迅后期的很多杂文，“从基本精神看来，可以说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105]。丁易断言《非攻》和《理水》“已经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了”[106]。更多的文学史家戴着“放大镜”竭力寻找鲁迅前期作品中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因子：蔡仪发现《一件小事》“含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萌芽”[107]；刘绶松指出“在他（鲁迅）的早期创作里，又自然地包含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因素”[108]，《狂人日记》“包含着极其显著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因素”[109]；张毕来认为“鲁迅（初期）的批判的现实主义，有着社会主义的个别因素”[110]。

“两段论”的弊端在于用线性的时间观来代替作家思想发展的内在悖论，将鲁迅的人生过程乃至文学创作历程视为一个直线飞跃的进步过程，把复杂的鲁迅作了意识形态化的简化，从而抛弃和遮蔽了这一过程中的复杂的感性内容。事实上，无论鲁迅的前期和后期，都是一个复杂的、具有内在悖论性的存在。特别是在后期，鲁迅更表现出其复杂的分裂性思想状态，一方面他加入“左联”文化阵线，另一方面为了“智识阶级”的人格独立而又保持对“左联”的批判立场，后期，他虽然靠近马克思主义，但尼采的个人主义在他的思想中仍然占有“一席之地”。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一词来源于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最权威的定义见于1934年苏联作家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苏联作家协会章程》，并被确认为苏联文学与苏联文学批评的基本方法。周扬在20世纪30年代就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法介绍到中国，但在当时的中国并没有盛行，原因是当时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虽不乏社会主义的因子，但毕竟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当时缺乏外部的社会条件，无法成为主流的创作方法。只有到了新中国成立后，社会性质发生变化，“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才有了存在的土壤。1953年9月，第二次全国文代会正式确认了“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我们文艺界创作和批评的最高准则”，“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中国获得了合法的统治地位，也产生了一大批如《创业史》等之类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典范性作品。把鲁迅的后期创作定位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特别是认为鲁迅前期创作中也存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因素，无疑是人为地“拔高”鲁迅的思想认识，在鲁迅所生活的时代，并不存在典范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况且即使局部存在，鲁迅也不会追逐“时髦”，把一顶与鲁迅不相干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高帽戴在鲁迅头上，就等于把《故事新编》视同为如《创业史》一样的文学范式，无疑是一种“张冠李戴”。

台湾“戒严”时期的文学史家则提出另一种内涵的“两段论”，即把鲁迅的创作分为两个阶段，肯定前期创作，否定后期创作。周锦认为，“这些小说（《呐喊》、《彷徨》）已经完全奠定了他在中国新文坛上的地位，至于后来分量很多的骂人杂文，那是不能算做文学作品的”[111]。尹雪曼在《中华民国文艺史》中，肯定鲁迅早期的小说创作，惋惜鲁迅晚年被杂文所利用。[112]陈敬之认为，鲁迅“是中国短篇小说的奠基人，也以小说而驰誉中外文坛，但他自民国十五年出版了《彷徨》之后，自此，就很少有好的创作发表。而只是呶呶不已的以写作‘杂感文’为专业了。虽然其间曾发表过一本《故事新编》，但这不过是改头换面式的新瓶装旧酒而已，更说不上是什么创作”[113]。

上文第三节中已经涉及台湾文学史家对于鲁迅杂文的评价，总体上评价不高，但相对而言，他们对于鲁迅后期杂文的评价更低。怎样评价鲁迅后期杂文呢？这是一个富有争议性的问题，但是学术界的多位学者，如瞿秋白、李长之、朱自清、徐懋庸、林非、邵伯周、彭定安、朱彤等倾向于认为鲁迅前后期或人生不同时期的杂文创作各具特色，各有千秋，只有风格的差别，并无质量的差异。[114]笔者认为此种立场是比较可信的。关于《故事新编》的评价，综览近百年《故事新编》研究史可以得知：绝大多数学者认为它“是中国现代小说史上第一部杰出的历史小说集，是中国现代历史小说的发轫，标志着鲁迅后期思想、艺术的发展”，“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卓越的讽刺文学作品”，也有少数学者认为它“不是鲁迅后期的重要作品，不应当看作是他的代表作”[115]。最后一种意见虽然对《故事新编》的评价不高，但也并非如陈敬之所断定的“说不上是什么创作”。

结语

纵观台湾“戒严”时期和大陆“毛泽东时代”文学史著中的鲁迅研究，如上文所论及，虽取得一些不可否认的成就，但其缺陷也是明显的，最大缺陷是两者都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鲁迅在大陆是被“魅化”与“神化”，在台湾则被“丑化”与“妖魔化”（其中也有局部的客观评价），无论是“魅化”还是“丑化”，都是对鲁迅的扭曲与变形，距离真实的鲁迅遥远，无法“回到鲁迅那里去”，这种接受特征并非只出现在文学史研究中，更出现在特定时期整个社会对鲁迅的接受和研究中，成为彼时最基本的学术生态。但两岸文学史著中鲁迅研究的缺陷，与其说是缘于治史者个人的局限，毋宁说是缘于时代的局限，因为，自从1987年台湾宣布“解严”后，大陆“毛泽东时代”结束后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之后，鲁迅研究摆脱了意识形态的干扰，被异化的学术生态恢复正常，鲁迅研究回归学术本位，遂产生一批高质量的鲁迅研究成果。大陆所取得的成果有目共睹，不必夸说。就是台湾，也出现一批鲁迅研究学者，如陈芳明、陈建忠、黄英哲、林瑞明、廖淑芳、张健、颜秉直、萧绮玉、颜健富、刘季伦、彭明伟、刘正忠、廖明秀等，以一些专门学术刊物和大学学报为阵地，如《中国论坛》、《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汉学研究》、《国文天地》、《中外文学》、《中国文哲研究集刊》、《人文中国学报》等，发表了大量科学严谨、富有独创性的鲁迅研究论文，台湾高校更产生了数十篇以鲁迅为研究对象的博、硕士学位论文。这些成果，真正从学理层面对鲁迅进行多维开放性的研究，其总体研究质量直追同时期的大陆研究成果，令人欣喜。这些骄人成绩的取得显然是跟外部学术生态的变化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