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90年代初，一场规模宏大“人文精神”大讨论从学术界蔓延到整个社会。此后，人文精神这一命题逐渐引起广泛关注，其概念的讨论也从哲学层面回归到道德和价值层面。对“人”的“存在”的思考，是对“人”的价值和生存意义的关注，以及对人类命运、人类的痛苦与解脱的思考与探索等，本是人文精神的内涵所在，但只有将人文精神的建构落实到实践行为的本身时，才能使其从形而上的终极关怀回归到现实社会的可能。如果探讨新时期以来的人文精神的体现，就不能忽视一个非常特殊且有争议的写作群体，那就是曾经被视为文学界最尴尬的一代——70后作家群。70后作家有意回避启蒙精英意识，努力寻找自身体验与现实生活之间的秘密通道，做时代夹缝中的清醒者，展示他们对社会历史潮流下个体人生况味、时代文化建构的设想、个体精神的生长以及不容忽视的精神困境。
2.1人文精神视野下的70后作家
人文精神（Humanism），该词源自西方，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是指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一种思潮，而广义则是指由西方哲学所培育出来的欧洲精神文化传统。它主要由三个方面的元素构成：第一个元素是人性，即对人的尊重，强调人的尊严；第二个元素是理性，即对真理的追求与为科学而献身的自觉意识；第三个元素是超越性，是对生命意义的追求。
现代人文精神可以说是一种自由的人文精神，最基本的是摒弃了几千年来封建社会对个人价值的漠视，把人看作宇宙间最高价值的生命体来尊重，肯定每个人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责任和意义，强调人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权利。人除了自然界生存所隐含的自然规律（即原始性）之外，还有超越本我的精神性存在。人生所追求的不仅仅是三餐温饱的外在条件，还应该追求更为崇高的人生意义。这种人文精神的基石是建立在有序的人文平台上，是每个人都应当遵循的原则。在这个追求生命意义的过程中，人文精神能为自己的思想、行为树立一个道德法则及其目标，以此来约束并激励自己，从而不仅使自己能够“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而且使自己的人生变得充实而有意义。
但是，由于历史积淀、民族心理和文化背景不同，中西人文精神的价值旨归有着较为显著的差异。大家知道，西方人文精神有一个哲学基石，比方说康德的知识论。中国在这方面便显得欠缺，宋明哲学隐含的知识论也只是知与行的关系问题，更多的是指个人的智与德的情感诉求，而不是宇宙的普遍真理。正因为这样，西方人对于宇宙的追问、对人为什么来到世界上、如何使个人的生命过得有意义这类大命题有着持久的热情；而中国人关注的大多是个人与社会、个人与民族、个人与国家、个人内心世界的满足这类问题。苏格拉底能为一个哲学真理慷然赴难；布鲁诺为了一个科学真理而献身，被教会判处死刑，最终烧死在罗马的鲜花广场上。这样的人在中国几乎没有。但是中国却以时势造英雄，容易出现为了某个社会集团的利益、某个社会理想去牺牲的仁人志士，从文天祥、谭嗣同到刘胡兰等都是这样的。
换句话说，西方知识分子孜孜以求的事情，主要表现在对这个世界到底是什么进行追根究底，他们总是希望描绘一幅生动完整的理想图景，而且这样的图景不局限于一国一家，而是世界性的，全球化的。从思想实质上看，可以把这种对于宇宙了解的渴望称为宇宙宗教情感，爱因斯坦就是如此。他认为大科学家都会怀着一种梦想，一种对世界做出完整描述的个人梦想或冲动，以此支撑他们在实验室里度过日日夜夜，这恰恰是人文价值中的科学精神。中国知识分子的价值追求主要体现在个人内在的对“天人合一”的情感向往和个人外在的对“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精神诉求，前者是个人与环境的问题，后者是个人与社会的问题，两者都不是对世界、对宇宙的溯源问题，因为中国人所讲的“天下”并不是指宇宙，而是指国家，是“天子脚下”的这个区域。
此外，西方知识分子在人文精神的超越性方面最积极的表现就是要为生命寻找一个归宿，一个支撑，一个超出生命本身价值的意义。而这种超越性在中国知识分子身上过多地表现为一种社会责任感，这种责任感的精神旨归实际上是个人在社会上的角色定位，同时作为个体存在的人总是试图扮演一种所谓的时代英雄或精英的角色。但这种情形到了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知识分子的英雄定位或精英角色越来越受到社会的质疑和打压，于是他们便产生了一种深深的失落感。
唐、宋、元、明、清几个朝代，个人主义仍然是知识分子所追求的重点。但那个时候人们讲究的是天人合一，是儒家的忠君爱国。在整个话语层面上有集体主义的萌芽，但是个人主义的人文精神仍然十分强大。苏轼赠奴时还请别人去关照就是最好的例证。一方面，奴隶失去自由，被人当作礼品赠送；另一方面，赠送者要希望接受者对被送的奴隶给予关怀，表现出一种人文温情。
在封建王朝时代，中国民众的人文精神跟现代西方人所追求的天赋人权的个人式的人文精神是很相似的，集体主义并不盛行。但是，为什么到了五四时期，知识分子还要高唱要追求个人主义呢？那是因为，一直以来天人合一的“天”指的就是“皇帝”，爱国的同义词就是忠君。这是强调人人平等的五四运动先知者们所不愿意看到和忍受的。他们要摆脱的与其说是集体主义，不如说是以皇权为主导的封建的意识形态。
中国真正的以集体主义为主导因素的是“文化大革命”时代。但那时又有着疯狂的个人主义的盛行，以至于任何人（当然不是被镇压的人）可以对任何看不顺眼的对象说“不”。毛泽东将中国自古以来的复数的“民”划成了地、富、反、坏、右等三六九等，这种成分论和血统论成为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人文精神之分野。“文化大革命”中的人文精神是一种异化了的人文精神，那种牺牲传统美德和传统的优秀文化的过激行为是张扬个人自由主义的最好例子，而它们恰恰是打着集体主义的幌子。
新时期以来的人文精神是一种健康的、积极向上的人文精神，主流话语与民间话语分野仍然存在，但话语的主宰者关注的仍然是和谐统一的，是注入了许多合理因素的基础上所坚持下来的人文精神，这种人文精神是合乎先进思想的，既有五千年文明“以和为贵”的“中庸精神”，又有西方的自由精神的因子，因而这种以新集体主义为代表的人文精神是一种先进的、可以为全世界所通用的积极进取的精神。以美国为代表的、以蔚蓝色基督文明为符号的西方国家在后现代语境下所产生的困惑恰恰可以在中国这里找到解决之道。
如果探讨新时期以来的人文精神的体现，不能忽视的是一个非常特殊，且有争议的写作群体，那就是曾经被视为文学界最尴尬的一代——70后作家群。对70后作家，有人认为在中国当代文坛上，他们是“一个日显活跃且审美多元的写作群体”。[1]也有人把他们说成是“放弃和拿起都不够决绝的一代”。而且，“很多研究者谈及70后写作，总会提及50后和60后文坛正统地位的笼罩，80后市场优势地位的挤压，大体上认为，70后属于被压抑、被遮蔽，缺乏鲜明个性，自我意识模糊的一代”。[2]
70后作家并不像50后、60后作家经历了一次次的社会革命，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影响，50后、60后的写作出现对历史的叩问，对人性复杂化的反思，呈现出宏大的叙事格局；70后作家也不像80后作家处于市场经济与文化消费的浪潮中，而是“从创作的一开始，‘70后’作家就自觉游离了‘50后’‘60后’作家们所推崇的精英意识，有意回避了‘启蒙者’的角色担当，努力将自身还原为社会现实中的普通一员，以平常之心建构自己的诗学空间”[3]。近年来，70后作家以创作成绩显示了自己不可忽略的文学地位，由魏微、戴来、朱文颖、金仁顺、乔叶、李师江、徐则臣、鲁敏、盛可以、计文君、付秀莹、冯唐、慕容雪村、梁鸿、李修文、安妮宝贝、阿乙、黄孝阳、李师江等组成的“70后”作家群体，创作了许多值得关注和研究的长篇小说。如“付秀莹的中国故事讲述得曲调悠扬而又丰饶沉静。她的《爱情到处流传》《旧院》《花好月圆》都颇受好评……肖勤是近年来颇引人注目的一位女作家。她的基层干部身份令其小说中的中国叙事更接地气……肖勤小说有种亮烈的精神追求，又因女性作家特有的细腻情怀和诗意追求，从而形成了温婉与锋利兼容的风格”。[4]
从获奖情况来看，40年代的有高行健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50年代有莫言获得了此奖，60年代获茅盾文学奖的有迟子建、毕飞宇、苏童和格非等，而70年代的作家还没有这样重量级的作家，第九届“茅盾文学奖”中，徐则臣是最靠近该奖项的70后作家。“70年代出生的作家已经处在‘不惑’的黄金阶段，他们正在挑起当代文学的大梁。所以对70年代出生的作家多作一些客观公正的分析，是很有必要的。虽然过去我们对70年代的讨论也不少，但即便不说含有一些偏见的话，至少也主要是看到70年代出生作家的‘轻’的一面，比如说在都市文学中的小资情调。事实上，70年代出生的作家还有‘重’的一面，湖南的文学五少将所表现出的硬汉精神就是突出的证明。”[5]
2.2 70后作家的书写特质与诗性承继
早在20世纪90年代末，70后书写者就曾以“美女作家”为招牌，集体亮相，很是风光了一阵，可文学终非选美，毕竟要以文字本身的魅力取胜。“曾经，70年代出生成为文学界热烈关注的词汇，但这种热烈关注是由棉棉、卫慧以及所谓‘美女作家’引起的。”[6]而且，70后以“美女作家”为招牌实际上让人轻视了其中的实力派。“‘美女作家’实在是太炫目了，以致遮蔽了我们的视线，因此当我们谈起70年代出生的作家时，就想到了美女，想到了酒吧、咖啡，想到了调情、矫情。有人就把70年代出生的文学写作称之为中产阶级写作、白领写作、都市化写作，等等。显然这只是70年代出生作家写作的一部分，现在看来，这一部分正在萎缩、衰退。”[7]数年的积淀之后，真正具有写作实力的70后作家终于水落石出，刺破80后虚弱的喧嚣声，再领风骚。2005年被看成70后作家强势回归的一年，这一年中，李师江的《逍遥游》、冯唐的《十八岁给我一个姑娘》以及魏微、盛可以的精彩表现，都给我们以信心和期待。
李师江是70后中屈指可数的对小说具有清醒认识的作家，也是70后中把小说写得很具有可读性的作家，他的代表作《逍遥游》受到文学界和读者的双料追捧。其文笔尖锐性感，酣畅淋漓，被批评界视为“继王朔之后最具叙事魅力的小说怪才”；而其关注底层生活，直接犀利的写作姿态，更获得孟繁华、张柠、谢有顺等文学批评家的赞赏。其作品亦正亦邪，是70后中杨过式的人物。李师江富有文学抱负的扎实写作和富有阅读快感的性感文风，引领了当下小说写作潮流。作为70后小说新的领军人物，“李师江旋风”早已席卷了海外华语圈，此番刮回祖国大陆，大有不可抵挡之势。
冯唐也是一位“有谋乃大”的人物，作为70后中的文字高手，他的代表作《万物生长》《十八岁给我一个姑娘》等，手法十分老套。他曾经清醒而自信地说：70后的作者“只是在写作上成熟相对晚一些”，此番出山，雄心勃勃。他是70后中最富有古典文学修养的作家之一；而其又是一位性情中人，“用撒野的气质和速度去讲述姑娘、英雄、流氓，甚至爱情”。冯唐在文学抱负上不在李师江之下，而在阅读效果上就要打个折扣。是否可以预言，2005年后来势汹汹的70后文学执牛耳者，将在李师江和冯唐之间诞生？
尹丽川是70后中偶像式的人物，其才艺双全，芳华绝代。从批判葛博士的性压抑的评论，到《再舒服一些》中才华横溢的小说、随笔、诗歌，乃至抛出长篇《贱人》，可以看出一个迅速奔跑的尹丽川——从锋芒毕露到走向内敛（需要注意，这种内敛不是文人式的夹起尾巴做起姿态，而是一种依然有锋利杀机的安静）。也就是说，从纵向看，你才可以看出一个丰满而变幻莫测的尹丽川，独自舞蹈。从法国学电影归来的尹丽川，热爱红楼梦的尹丽川，她随时可能给我们带来惊喜。近年尹丽川的写作走向高端，偏重艺术随笔，大多数作品并不能为普通文学大众所理解。
丁天是王朔钦点的70后代表，其代表作为《幼儿园》《饲养在城市的我们》可似乎总是不温不火；与犀利的王朔比起来，看上去李师江、冯唐更是承接了衣钵，而丁天似乎有点“面”。然而作为70后宿将，丁天的实力还是不容小觑的，其稳扎稳打、功力纯厚，可称为“70后中的郭靖”。丁天目前致力于剧本创作，似乎无暇顾及小说，但仍可见其对恐怖小说的执着痴心。
朝鲜族的金仁顺出道较早，给70后带来了新异的气息。她的代表作主要有《爱情冷气流》《五月六日》，而其《水边的阿狄丽娜》还被改编为电影《绿茶》，社会反响较大。“她是一棵在自己的土地上自自然然长出来的树，不是江南的盆景，也不是华丽虚幻的海上繁花。”据说金仁顺是一个相当有自制力的人，这个品质在作家中弥足珍贵。她的名句是“如果真是美女，那就不用当作家了”，可见其理性。内敛的作家要么在沉默中爆发，要么在内敛中销声匿迹，且等待金仁顺的爆发。
70后的另一位女作家朱文颖，她的代表作是《高跟鞋》和《戴女士与蓝》。虽然，美女作家早已随风而去，但朱文颖却留了下来，靠的是实打实的功力。作为新生代海派女作家，朱文颖并不靠触及时尚的事物来增加作品的文化载量，更不激情四射地书写那些如鱼得水地享受着都市欢乐的人物，而是相当冷静地书写生活的本相。据说她把王安忆作为研究对象，并有亦步亦趋的势头，这未免令人担心。海派女作家的写作风格自有其独得的乖巧之处，朱文颖会在王安忆的阴影下存在，还是会脱颖而出，要看她的造化。
中国儒学有“吾一日三省吾身”之说，但那是一种“慎独”功夫，同基督教个人忏悔有相同之处，却不是将个人隐私或家丑张扬于大庭广众之下的。五四时期对个性的追求和张扬，胡适功不可没。在一篇关于易卜生戏剧的文章中，他说：“社会最爱专制，往往用强力摧折个人的个性，压制个人自由独立的精神；等到个人的个性都消灭了，等到自由独立的精神都完了，社会自身也没有生气了，也不会进步了”。[8]郭沫若的“自我”表现在《天狗》一诗中：“我把全宇宙来吞了。我便是我了。”徐志摩的信条是“维护你的人格。”他认为个人不需要任何神圣的体制或组织来完成自我，个人的努力也不是为另一个更大的体制所做的贡献。周作人则认为，“个体性是个人唯一所拥有的，然而它又具有全人类所共同分享的特性”。自延安时期起，个人主义沦为羞辱后，鲁迅式的个人主义不再被提起。
为什么个人的隐私、孤独、彷徨及沉思等对五四作家有不同程度的重要性呢？正如鲁迅的例子所显示的，他的个人主义是被包装在创作中，只有创作，他才能将个人的劳苦与焦虑，借着社会这个大主题引领出来。[9]“在‘70后’作为一个群体或者符号屡遭质疑前后差不多十余年之后，还有这样一个整体或整齐的存在，这本身已经证明‘70后’的决绝。‘70后’之所以给人留下不够决绝的印象，可能是因为这个群体的集体声音不够嘹亮，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无疑是当下大环境造成的。”[10]
哈克利说，“休戚与共和利他主义只能以某种有限的方式在一些小团体中有可能行得通”。但是，如果以强制手段把整个团体的行为限制在这种目标上，就会使每个成员之间相互合作的努力受到破坏。因此，即使是一心为民造福的权力也应受到限制。“一切道德体系都在教导向别人行善”，但是，如何才能做到不为呢？“如果严格地只去做那些对具体的他人明显有利的事情，并不足以形成扩展秩序，与这种秩序相悖。市场的道德规则使我们惠及他人，不是因为我们愿意这样做，而是因为它让我们按照正好可以造成这种结果的方式采取行动。扩展秩序以一种单凭良好的愿望无法做到的方式，弥补了个人的无知，因而确实使我们的努力产生了利他主义的结果。”[11]
2.3 时代夹缝中的清醒者
托尔斯泰说，历史是“人类不自觉、如蜂巢般的整体生活”，于其中“人类的每一个行动，就历史意义而言，都不算出于自愿的，而是与整个历史的途径息息相关，且自古以来便被命定的”。[12]70后作家成长所处的年代，正是我国改革开放转轨变型的新时期，各类思潮涌动，各种社会矛盾纷繁复杂，各阶层民众都还处于一个激动、迷惘、选择、起步的大环境中，这样的环境给70后的成长带来了很多值得思考和磨砺的东西，因而他们的作品普遍都有一种沉郁的思想，其作品也就自然而然地打上了明显的时代和现实生活的烙印。“90年代末‘70后’女作家写作延伸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随着这一概念的延伸和拓展，已经成为和当初不同的概念。‘70后’有时候会倾向于某种意识形态的自觉表达，有时候又被商业文化影响，呈现某种不太确定的特点。这种不确定和不清晰作为整体来看是一种独特性。”[13]他们中的代表人物的作品，无论诗歌、散文、小说，都有一种心灵激扬之后冷静的、深层的思考，都有一种社会责任感，不浮躁，不故作矫情，不虚妄。
70后作家是一个不事喧哗的庞大、成熟的群体。戴来的代表作是长篇小说《对面有人》《鼻子挺挺》《练习生活练习爱》《爱上朋友的女友》《甲乙丙丁》，用男性的视角去写作，令她尝到更多的写作乐趣。安妮宝贝的代表作是《彼岸花》《告别薇安》《二三事》、随笔《素年锦时》。《素年锦时》在2008年图书销售排行榜中名列前20位，再创70后作家（在没有刻意宣传作品的情况下）图书销售的奇迹；李吉顺的代表作是长篇小说《天眼》、诗集《想你》、散文诗集《情缘未了》等，他沉稳地走来，经过沉寂之后，尽显风华，是近年来人气较旺的70后作家，其新作长篇小说《长路》（三部九卷，109万字）搜狐连载，被誉为《平凡的世界》姊妹篇，一部史诗性的现实主义力作，掀起严肃文学在网络上的风潮，影响较大。徐则臣的代表作有长篇小说《午夜之门》《夜火车》，中篇小说代表作有《跑步穿过中关村》。写出了《拐弯的夏天》的魏微，创作成绩不俗。魏微近年来在“纯文学”界日益被重视，频频获奖，包括“鲁迅文学奖”。有人说她小说的品质是内敛而纯粹的，有人认为她的作品婆婆妈妈、清汤寡水，这些都是见仁见智。她的小说一如既往地关注市井生活，有一块属于自己田地的作家总是值得尊敬和期待。“但从整体上看，这一代作家中的绝大多数人，都在努力寻找自身的写作与现实生活之间的秘密通道，立足于鲜活而又平凡的‘小我’，展示庸常的个体面对纷繁的现实秩序所感受到的种种人生况味。”[14]郭艳曾说：“70后作为当下更具实力的青年写作，他们的文化选择带着更多的现代化特征。国为他们是以‘我是谁’开始写作的，这种对于自我和日常经验的关注恰恰是现代性最为明显的特征。”
卡利奈斯库在《现代性面面观》一书中指出两种“现代性”：一种是启蒙主义经过工业革命后所造成的“布尔乔亚的现代性”——它偏重科技的发展及对理性进步观念的继续乐观，当然它也带来了中产阶级的庸俗和市侩气；另一种是经后期浪漫主义而逐渐演变出来的艺术上的现代性，也可称之为现代主义，它是因为反对前者的庸俗而故意用艺术先锋的手法来吓倒中产阶级，也是求新厌旧的。但它更注重艺术本身的现实的距离，并进一步探究艺术世界内在的真谛。所以，现代主义艺术家无法接受俗世的时间进步观念，而想出种种方法打破这种直接前进的时间秩序，从波特莱尔的《恶之花》到乔伊斯的《尤里西斯》都是如此。
“中国现代作家与同时代的西方作家不同，他们不能够‘否弃’现实，因此，他们为了自己那种‘爱国主义的地方观念’所付出的代价有一种精神上的痛苦感，这种痛苦负载着那种危机临头的‘现实’压力。”“在为了‘改善民生’、为了自己和自己的祖国而‘恢复人的尊严’的追求中，中国现代作家在每况愈下、日益沉重的社会危机这种黑暗现实而痛苦泣血时，也一直在憧憬着光明的未来。”[15]
欧文·豪在他编写的《文学艺术中的现代观念》一书指出，“现代主义对人类历史感到绝望，它抛弃了线性历史发展这种观念”。他认为，西方现代主义有三个阶段，“早期阶段它宣称自己是自我的一种膨胀，是事物乃至个人活力的一种超凡的、狂放的扩张；到了中期阶段，自我开始从外部退回来，并且把自己几乎像是当作世界本身那样投身到对自身的内心动力——自由、强迫、突变——做的一种精细考查中。进入晚期阶段，出现了一种自我的虚空，从对个性和心理增益的厌倦中摆脱出来”。
2.4 转型社会与中国经验的异质性
所谓异质性就是独特质和疏离性，是一种内容特质或风格特色，这种异质性既为70后作家的作品提高了辨识度，但也由于这些作家过分强调个性特色而局限了他们走向更加广阔的未来。
儒家文明是中华文明的主体，是中华文明最基本的存在形式，儒家演变到儒教的忠、信，是对现实中的人忠和信。孝，是对长辈现实生活的承担。仁，对尊重现实当中的一切人。贞，要求忠于死去的丈夫，其实是男人对现实中的肉欲生活的持久独占的哀求，因为是宋以后才塞进儒教系统的，是礼下庶人的新理性，与世俗精神有冲突，所以经常成为嘲笑的对象。礼、义、廉、耻、忠、信、恕、仁、孝、悌、贞、节……一路数下来，从观念到行为，无不是为维持世俗社会的安定团结。[16]
歌德说，“在这个世界上，有两种和平的力量，即，义和礼”。这里所说的义与礼，实际上就是孔子赋予我们中国人良民宗教的精华。特别是礼，更是中国文明的精髓。希伯来文明曾授予过欧洲人以“义”的知识，但没有授予“礼”：希腊文明曾给过欧洲人以“礼”的知识，但未兼及“义”；而中国文明，其教化是“礼”“义”并重的。欧洲宗教教人们要“做一个好人”；而中国的宗教（四书五经）教人们“做一个识礼的好人”。基督教叫人“爱人”，而孔子则叫人“爱之以礼”。辜将这种礼义并重的宗教称之为良民宗教。中国的良民宗教第一句话就是，“人之初，性本善”。[17]
欧洲的宗教教人们做一个善良的（个）人，儒教则教导人们做一个善良的公民。基督教的教义是这样发问：人的主要目的是什么？而儒教教义却是这般提醒：公民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儒教认为没有个人生活，作为个人，他的生活与他人及国家密切相关。关于人生的目的，基督教的答案是“给上帝增光”。儒教则认为人生的主要目的，是做一个孝顺的儿子和善良的公民。欧洲人的宗教会这么说，“如果你信教，你就会成为一个圣徒、一个佛陀和天使”。而儒教则说，“如果你能够像孝顺的儿子和善良的臣民那样生活，你就入了教”。两者真正的不同在于，一个是个人的宗教或称教堂宗教，一个则是社会的宗教或称国教。[18]
在西方，尊敬一个人，是尊重他的权力，在东方，歌颂一个人，则是期许该人去牺牲。古时的“三从四德”，三从是——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四德是——女德、女言、女容、女工。一个真正的中国妇人是没有自我的，都过着一种牺牲的生活。这是个人主义的人文精神，是一方的人文精神压着另一方的人文精神，是秩序化的人文精神。
而70后作家群体在全球化不可避免的语境下产生的一种异质性让他们追寻精神价值上更多的东西，“现代日常生存经验及其文学叙事在当下中国文学情境中是一种新质的体现，‘70后’写作最突出的价值和意义在于重建世俗生活精神的合法性，完成新写实所未能完成的对于世俗生活精神特质的呈现”。[19]慕容雪村的代表作《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一经推出，风靡一时。当读者们纷纷表示对他小说的喜爱之时，这位诚恳的网络文学青年反问道：我的小说有那么好看吗？他还有一句名言：网络是我的精神故乡。慕容雪村是网络时代奉献出的一位值得期待的70后作家。湖南妹子盛可以有代表作《北妹》和《水乳》等。盛可以在文坛是个“猛女”，“一个杀出来的美女”。对日常生活毫不掩饰地切入，是盛可以小说最鲜明的特征，在她的作品中，我们几乎嗅不到70后作家常见的“小资”气息，也看不到人为的迷雾，只听到人物的喘息声。其犀利甚至粗粝的文风，在女作家中相当罕见，不过近来颇有疲软的趋势，日渐中庸。李修文的代表作是《滴泪志》和《捆绑上天堂》。作为热爱文学的文学世家子弟，李修文见多识广，各门各派的招数总能认个一二，而他从中选择了村上春树（主要指《挪威的森林》）作为其前进的方向。因此，与盛可以相反，李修文是一位热爱写绵软的爱情小说的男作家，两人相映成趣。
在中国知识分子追求现代性的历程中，文学的乌托邦想象提供了重要空间。1902年，流亡日本的梁启超推出《新中国未来记》，开乌托邦小说之先河。之后，这类小说盛行一时。但五四新文学的崛起，写实文学成为主潮，乌托邦小说退出舞台。新中国成立后，这类小说更是禁区，但新时期文学中，这类作品重露头角。[20]
中国50岁以上的作家由于深受苏联社会主义文化的熏陶，因此即使是在集体企业正被私有化之际，他们仍然强调为实现某种集体性的目标而需承担的义务。但是出生在“红旗下”的年轻的一代，他们对集体性的目标彻底幻灭，他们喜欢在生活和艺术中雕镂出一个超然于官方意识形态之外的个人空间。[21]
“随着中国社会近30年的平稳发展，‘70后’作家才有可能开始注重现代日常和个体生存经验的审美维度，而现代日常经验的文学性和审美维度的转换则是一个较为漫长的培育过程。……在文学的‘常’与‘变’中，新一代作家寻求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意义和价值诉求。”[22]
2.5 宏大话语的疏离与个体精神的生长
人文精神可以分为不同层次，不同的语境，不同的知识背景，不同的时代，不同的述说主体有着不同的人文精神。边缘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与话语主宰者的人文精神的内涵不同。人性，即对人的尊重，对人获得尊严充满敬意。那么，如何做才能算是对人的尊重，人们又是怎样才能获得做人所应有的尊严？对统治者而言，人文精神就是政局稳定，就是稳定压倒一切。
现代人文精神至少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以个人为主、以追求个体解放的私密话语的人文精神，这是西方话语一直的主流话语。另一种是以集体为主、以爱国主义为主、鼓励民众向领袖献身、为国家作出牺牲自我的集体主义为主的宏大话语的人文精神。后一种是1949年以后中国社会主流话语所推崇和宣扬的人文价值观。
但在西方也有以集体主义为主的人文精神的张扬，比方说法西斯时代的德国，他们就鼓励民众向国家献身。包括美国和英国也都是。国难当头时，他们就以集体主义的人文精神为凝聚力来张扬民族的宏大话语，分担国家主流话语所承受的精神压力。中国也有个体主义人文精神特别张扬的时代，比如五四时期追求的民主、自由和个性解放，郭沫若写的《天狗》《女神》等一大批模仿西方如尼采、叔本华等人的思维定式的人文精神。
梳理中国人文精神所走过的道路是值得的。先秦时期和诸子百家时代的人文精神是个体主义的，一直沿袭下来，经过战国时代和隋唐五代到魏晋风度的遗韵。那个时候中国的皇帝可以纳妾，个性彻底解放，是典型的个人主义，比西方提出的“天赋人权”要早一千多年。但这种个人主义不是建立在普通大众的利益上，而是少数人独有的特权，而且这种特权往往建立在牺牲受宰制者的基础之上，即把个人的幸福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这样的个人主义当然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人文精神，而只能算是少数人的已经异化了的个人主义。
传统文化中原来支撑专制和身份等级的意识习俗，也有可能转化为有益的民族风习。契科夫在海参崴的酒吧中，曾邂逅一个清朝中国人。此人每欲饮酒，必先举杯以左手遮杯，向四座让曰：“请！请！”然后再喝酒。契科夫后来以赞赏的口吻写道，中国人是一个很有礼数的民族。这样的礼文化有何不好？脱离身份等级体制的礼文化，将是一种文明教养、民族的风貌。一旦树立起大体符合人的需要，释放人的创造性的相对良性体制，自然会形成支撑体制的良性意识和风俗。[23]
中国自古以来只讲“礼”而不讲“理”。有人统计过，《论语》中“礼”凡七十四见，而“理”字则无（见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第311页）。《孟子》中“理”字只出现三次，一次应训为“顺”，另两处是道理和思想的意思，不是一个独立的概念。宋儒笔下虽“理”字成灾，及至理学面世，但又主要外衍为人伦，内敛为心性，与社会所需的理性精神相去甚远。而且今天国人所讲的理性，早已超出了中国古代哲学的“理”或“道”的概念。
历史的发展颇有反讽意味：当中世纪的欧洲被沉重的教会势力压得苦不堪言的时候，中国正是“贞观之治”盛唐文明；而当标举“理性精神”的启蒙运动在18世纪的法国轰轰烈烈之际，中国的知识分子却陷入了清朝文字狱的水深火热之中。尤其是当20世纪60年代“巴黎运动”将欧洲“蔚蓝色的文明”发扬光大的时候，中国正在经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将本就微弱的理性之光颠覆得荡然无存。
历史的反差恰恰说明了文化制衡的不可违背原则。同时显证了“文化一旦被宗教势力或与生产力的发展不相协调的势力所钳制，便不会有正常的文化秩序，社会就容易超常运行”。因此，理应发生在17—18世纪的启蒙运动没有在清王朝的鼎盛时期顺应世界潮流，而是要再等一二百年后的清王朝的被推翻，中国才出现激进的五四运动，正是历史不可超越性的反证。[24]
赖希把弗洛伊德的学说和马克思主义联系到一起进行研究，认为政治和性压抑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二者的结合恰恰为法西斯主义起到了铺路石式的作用。他还敏锐地看到了“‘群众心理土壤’是形成法西斯主义的原始力量”，并进而提出“权威性格”学说——它是由千百年来专制体制的压迫和束缚在民众心理深层积淀而成，其主要原因是底层人物对权威的崇拜依附与他们对权威的造反意识相互交织而出现的“硬扭”。换言之，权威人物的长期压迫，不仅加重了大众集体潜意识中根深蒂固的屈从心理，而且造就了他们内心受虐或施虐的一体互动，即专制权威的受虐者同时又强烈地渴望成为专制权威的体现者和施虐者。[25]
2.6 列队出发：文学湘军五少将
“文学湘军五少将”指的是湖南省70年代出生的作家，他们近几年的作品展示了湖南年轻作家的风采，他们分别是谢宗玉、马笑泉、沈念、田耳和于怀岸。“在阅读他们的作品时，尽管感到每位作家的风格和个性有很大的区别，但仍觉得他们具有一些共同性，这些共同性从某种意义上说带有文学新质的特点，丰富了当代文学的表现力。因此他们的写作不仅仅具有湖南的地域意义，也具有当代文学的整体意义”。[26]
余英时在一篇文章里提到，费正清在自传里引述一句戏言：“地域研究好像有一种感染性力量，研究者在不知不觉之间便沾上他所研究的那个地域的人的特性了。”余英时举了一个例子，说那是20世纪50年代末，费正清研究中心的收发柜有两个文件盒子，上面分别写着“上谕”和“奏章”的中文字。凡是由费正清发出去的文件叫“上谕”，凡是收进来的则叫“奏章”。创办人兼中心主任便有点“中国皇帝”的味道了。余写道：“这当然是开玩笑的举动……但多少也反映了一些地区研究的感染力吧。”[27]
湘军五少将第一个出场的是马笑泉，他的主要成绩在小说创作和语言方面，他追求一种“简洁而又丰富、表现力强、洋溢着蓬勃的生命力、富有汉语独特之美的语言风格”。他擅于从地方方言中提炼出有生命力的语言与书面语言相结合，形成了独特的语言风格，他的写作一出场就是比较成熟的，与他从小生活的环境有关也与他对生活的思考相关。他的创作具有一定的特异性，注重社会底层民众苦难的生活，揭露出他们社会生活压抑下的孤独生活，找不到生活的出路，过的是一种非常态的生活，具有强烈的悲悯情怀。
紧接着向我们走来的是谢宗玉，他的主场地是散文，他的散文有着对童年乡村的回忆，又有着对城市生活融入不了的一种孤独；他的语言轻松活泼，清纯透亮，“关于我自己的散文创作，我只希望自己轻松一点，随意一点，真诚而不加掩饰地把我的所思所想所历，端到读者面前”。他的存在对日常生活的叙述中突然会惊醒读者去思考更高层面更有意义的人生，也许就是他所要表达的“我要用最简洁的文字表达我卑微的人生”。
随着走来的是岳阳的沈念，他的散文和小说都很出色，他先写小说，后写散文，以敏锐的眼光观察着这个世界，他敏感的触角仿佛能够穿透日常生活，怀着一颗纯粹与悲悯的心怀感受着底层民众的生活，如《加速度》中的悲剧，就是表达他对现实社会的看法，对底层人民生活困境的同情，也暗示着对越来越快节奏生活的思考，人性的复杂及对生活的焦虑，“我把自己的目光从身边的青春生活投入到底层的小人物身上”。他的散文语言富有韵味，“靠近事物、突出细节、抵达现场。我以自由的表达来抵达细节和底层，关注自己所处其中的独特感受。让散文的真正主角——‘心灵’来叙事，让散文成为灵魂的叙事艺术”。他的散文追寻自己内心的想法，努力观察身边的人与物的生存状态，表达出作者本人独特的感受，真正让心灵自由。
紧接着出场的是田耳，他的小说擅长讲故事，注重观察，有比较强的洞察力，追求独特的叙事模式，关注现代社会中底层民众的生活，但他并不是赤裸裸地来描写某种生活，而是运用一种独特的形式体现出来，如他的《一个人张灯结彩》，试图从人物的心理和精神分析的角度来进入表达，短篇小说《围猎》真实地体现了一种荒诞的生活状态，病态的生活，他的小说往往能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眼前一亮的感觉。
最后出场的是于怀岸，也是最值得关注的一位。他不同于别人的生活经历与感受，曾经经历的苦难使他更能够体会到小说底层主人公的真实的生活状态，在他的小说中体现出对底层人物的关爱与温暖。
精英主义者认为，反对歧视边缘群体的文化多元主义是一种对多数垄断的民主法规的改进，这种垄断曾长期压制除主导历史和文化之外的一切事物，在文化多元主义之下，所有的群体和派别都可以要求得到公正的包容和表达。特别是一些弱势群体，他们急于改变被他者认识的带有歧视的个体身份——只有少数成功者通过艰难的努力有幸进入主流话语，但这些人的骨子里仍然闪动着失语的焦灼，他们集体的沉默本身就是要求表达的一种“潜形式”。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新时期的创作主体一方面是尽可能多地承认主体的繁复性和可变性，另一方面是对自我认同的排他主义的重新肯定。前者符合全球化浪潮下典籍化文化语境——按照这种思维，世界被看成是多样性的，非自我中心主义的，人们的身份和文化因子恰恰处于这种多样繁复的沉淀之中。因为现代性和多元性的内在法则要求人们将自己的种族或身份仅仅视为众多中的一个。如果这种关于平等的限制和规定的要求为“地球村”所有的成员接受，那么多元文化主义将大大促进公平和公正的人类社会的真正实现。
然而，日本学者三好将夫认为：如今的人们很少为了改善普遍的和抽象的人类福利而实践自我约束，特别是当它涉及有关方面的物质处罚和牺牲之时。此外，以各种范畴的特殊性——从种族到阶级，从地区到发展，从性别到民族，从贫穷到富有，从种族到时代——为前提下的多元文化主义有着无限的变化，甚至在这个跨国流动时代，任何人也只能比较详尽地了解这种多样化中的极小部分。
柏拉图坚持一些人的灵魂比另一些人的灵魂更好的观点，把人的灵魂分为金、银、铜三个等级，分别对应于理性、精神和欲望三个层次，以及统治者、勇士和农工商三个阶级。亚里士多德也认为人性是不同的，多数人天生就是奴隶。但西方基督教思想强调人的平等。但应该看到，自然的不平等的观念在近代以前的西方一直是占主导地位的。因此，当笛卡尔提出人是自然平等的，因为人都平等地具有理性之光时，他的观点被看成激进的、革命的。柏拉图的遗教让人们相信，宇宙中存在自然的等级制度，因而也要相信人类社会的等级制度，以及同样的人际关系。人们天生是不平等的。圣奥克斯丁更进一步指出，“从天到地，从可见得到不可见的，有些事物是好的，有些事物比另一些更好，它们是平等的，所有种类的事物都应当如此”。[28]
2.7 70后作家的文化乡愁与精神困境
历史和现实已经为70后一代人提供了无比丰厚的精神滋养、无比宽阔的现实土壤和艺术想象力的庞大空间。在这前无古人的历史大裂变中，70后作家有幸亲眼见证了乡土中国现代化社会转型，亲身经历了这种愈来愈快的加速度城市化进程，亲身体验到这种传统与现代、历史与现实、物质与精神相分离割裂的痛楚、悲哀、挣扎。因而，70后作家有责任、有义务、有使命去深入民间、大地、历史，去呈现这一代人的喜怒哀乐，建立起属于这一代人、打通过去和未来的经典文学。较好地表现了正在深刻变革中的乡土中国，就是这样一个呈现重大时代主题的文本。
虽然70后作家们并未像60后、80后形成所谓的文学流派，但不可否认的是70后作家却有着某种相对一致的文化姿态，那就是在传统与现代互相博弈之中的煎熬与困惑。这当然是由70后作家们的人生经历和成长背景所决定的。大多70后作家的青少年时期处于“文化大革命”后期，大学时期受到市场经济的冲击，离开农村，跑到城市，又经受着卑微的日常生存的挤压。这种处境反映在文学创作中，使得70后作家没能参与社会政治历史的宏大叙事，相对于80后作家来说，他们不习惯于市场与大众文化的视野。于是，70后作家们开始直面自我内心，从日常性经验中进入现代社会精神气质的呈现与表达。
70后作家经历了改革开放的时代，见证了改革开放乡村的变化，亲身体验到了乡村在城市化进程中的各种变化，曾经的乡村变成了记忆，他们在城市中感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孤独与困惑。“比如田耳的《衣钵》写一个大学生回到家乡跟着父亲学做道士，以此作为自己的实习，并决定毕业后就回来做一个乡村道士，这本身就是一件看似很荒诞的事情，作者却写得很正常，很平静。小说弥散着的是典型的乡愁，但乡愁中又包含着作者对传统精神边缘化的无奈。”[29]
乡愁是一种情绪，带着淡淡的忧伤与浪漫情怀，它一直是许多作家表达的主题，文化乡愁则是一种更深层次的怀旧情绪，故乡的文化根深蒂固地浸入了作者的血液中，即使离开了家乡，但是这种一出生就带来的影响是无法剥离的，血肉相连、无法分割。70后一代人从客观上来说已经无缘再从一个精英或智识阶层的角度引领所谓的社会精神生活和文化风尚，但是这种多元分化的文化态势恰恰是中国进入现代社会知识教育普及的结果。当多元成为共识的时候，曾经强大的主流意识形态也会被迫吸取更为开放多元的思想资源。对于70后作家来说，他们的优势正是在于终于可以在多元文化中体认自我、他者和整体世界经验之间的关系，以现代个体身份真正进入对于社会历史文化的建构。
注释
[1]洪治刚：《代际视野中的“70后”作家群》，《文学评论》2011年第4期。
[2]张艳梅：《“70后”作家小说创作的几个关键词》，《上海文学》2014年第7期。
[3]洪治刚：《代际视野中的“70后”作家群》，《文学评论》2011年第4期。
[4]张艳梅：《“70后”作家小说创作的几个关键词》，《上海文学》2014年第7期。
[5]贺绍俊：《“文学湘军五少将”的硬汉精神》，《文艺报》2006年9月13日。
[6]贺绍俊：《“文学湘军五少将”的硬汉精神》，《文艺报》2006年9月13日。
[7]贺绍俊：《“文学湘军五少将”的硬汉精神》，《文艺报》2006年9月13日。
[8]胡适：《胡适文存》，远东图书公司1953年版，第4册，第644页。
[9]参见李欧梵《现代性的追求——李欧梵文化评论精选集》，麦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6年版，第95—102页。
[10]王晓君：《70后作家的困惑与突围》，《新华书目报》2013年10月29日。
[11]冯克利：《哈耶克的知识论与权力限制》，《天涯》2000年第4期。
[12]Leo Tolstoy,War and Peace,trans.by Aylmer Maude.London: Oxford UP,1933,p.258.
[13]郭艳：《全球视阈中的中国“70后”作家群体》，《文艺报》2016年10月14日。
[14]洪治刚：《代际视野中的“70后”作家群》，《文学评论》2011年第4期。
[15]李欧梵：《现代性的追求——李欧梵文化评论精选集》，麦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6年版，第290—291页。
[16]参见阿城《闲话闲说——中国世俗与中国小说》，作家出版社1997版，第45—46页。
[17]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海南出版社1996年版，第15—23页。
[18]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海南出版社1996年版，第47—48页。
[19]郭艳：《全球视阈中的中国“70后”作家群体》，《文艺报》2016年10月14日。
[20]王德威：《如何现代，怎样文学？——十九、二十世纪中文小说新论》，麦田出版社1998年版。
[21]李欧梵：《现代性的追求——李欧梵文化评论精选集》，麦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6年版，第454页。
[22]郭艳：《全球视阈中的中国“70后”作家群体》，《文艺报》2016年10月14日。
[23]唐逸：《关于中国文化心理与全球化》，孔志国编著《文化的盟约——当代文化问题十二讲》，团结出版社2003年版，第11页。
[24]参见刘梦溪《社会变革中的文化制衡——对五四文化启蒙的另一种反省》，《二十一世纪》1992年第4期。
[25]Reich,Wilhelm,The Mass Psychology of Fascism.trans.by Mary Boyd Higgin,the third edition,New York: The Noonday Press,twelfth printing,1942.
[26]贺绍俊：《“文学湘军五少将”的硬汉精神》，《文艺报》2006年9月13日。
[27]余英时：《开辟美国研究中国史的新领域——费正清的中国研究》，傅伟动、周阳山主编《西方汉学家论中国》，正中书局1993年版，第2页。
[28]参见刘笑敢《研究比较哲学与人性论的巨擘——孟旦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傅伟动、周阳山主编《西方汉学家论中国》，正中书局1993年版，第188—190页。
[29]贺绍俊：《“文学湘军五少将”的硬汉精神》，《文艺报》2006年9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