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马克思遭遇的近代西方人本思想

西方人本思想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哲学，其人本思想仰仗的是一种朴素的信念，相信人类的理念可以获得整个世界的绝对认知。由于生产力水平的限制，古希腊的人本思想在实践方面的实现程度是非常有限的，人们不得不借助宗教神学的力量来弥补自身在智力和脑力上的不足。宗教神学表征的是人类主体力量的超越性，但由于统治阶级的歪曲，变成压迫人的统治工具。在中世纪，宗教神学对人的压迫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近代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对宗教神学的反动统治进行了全面的清理，重新突出人本思想处于价值中轴的地位，歌颂人的伟大，弘扬人的主体性，提倡人的自由平等，用人本思想不断替代神本思想。启蒙运动提出天赋人权的口号，用自由、平等和主权在民等思想，直接批判了封建专制制度，为资产阶级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提供了理论支撑。

第一节 近代西方人本思想的核心

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是对古希腊人本思想的振兴，终结了神本时代，回归到人本时代。在哈贝马斯看来，近代西方世界发生了三件历史性事件：发现新大陆、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构成了现代与中世纪之间的时代分水岭”。[1]这三大事件的共同主题在于弘扬人的主体性，这构成了近代人本思想的核心主题。正如黑格尔所看到的那样：“说到底，现代世界的原则就是主体性的自由”。[2]而人的主体性原则是通过我思即自我意识的发现来建构的，“哲学把握自我意识的理念乃是现代的事业”。[3]近代西方哲学从笛卡儿到黑格尔的整个发展历程，都是人的主体性不断构建和丰富的过程，弘扬人的主体性构成近代人本思想的核心线索。

一 宗教神学对人本思想的压制

在中世纪，宗教神学成为凌驾于一切学科之上的至尊，所有思想都成为神学的婢女，成为论证神学的工具，人的价值遭到贬低，世俗生活的意义被完全否定，这是古代人本思想遭受的最大颠覆。宗教神学之所以能够代替人本思想，是由于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造成的。古希腊哲学重视人的精神生活，使得宗教神学借助于控制人的精神来操纵人的现实生活成为可能。但宗教神学对人的挤压并没有导致对人的完全否定，统治阶级为了自身的利益，利用强大的国家机器千方百计地巩固神学的意识形态地位，而在民间，人们仍然崇尚互相关爱的人本主义传统。所以，即使在最黑暗的中世纪，人本思想也并没有完全消失，而是深深地扎根于人们的生活之中。

宗教神学本来是为了弥补人自身在认识和改造强大自然面前的不足，而由人创造出来的虚幻力量，代表了人类早期渴望征服自然的积极进取精神。但经过基督教和政治家的解释和中介，便转化为一种精神的统治工具，用以压制人的主体性以及由此生发出来的反抗精神。但随着新航线的开辟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国家与社会出现分离，独立的经济力量必然在政治力量统治的薄弱地带以及政治力量矛盾丛生地带生根发芽，逐渐发展壮大。以经济力量为形式的人的主体性再度凸显出来，成为新时代的基本支点。通过文艺复兴的洗礼，新生的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号召人们起来反抗封建腐朽的统治阶级，弘扬了人的主体性。这个时期的哲学家们继承了自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文主义思想，强调人的独立自主性，要求用人的眼光来观察国家、社会和人自身，把人从宗教神学中解放出来，并且论证了人类理性在社会历史领域的基础地位。

二 弘扬人的主体性是近代人本思想的核心

16世纪以来，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科学技术也相应地发展起来，托里切利发现了水流定理；列文虎克发现了细胞；哈维发现了血液循环；笛卡儿创立了解析几何；牛顿和莱布尼茨创建了微积分；开普勒发现了行星运动规律；牛顿提出三大定律。自然科学的发展为资产阶级批判宗教神学奠定了客观基础，宗教神学不可避免地日益没落了。而科学技术背后的理性原则，在认识自然和发现真理方面取得巨大成功之后，必然大放异彩，并且获得前所未有的自信。“人获得了自信，信任自己的那种作为思维的思维，信任自己的感觉，信任自身以外的感性自然和自身以内的感性本身”。[4]自然科学的发展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带来了财富的急剧增长，也使人们对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崇尚备至。近代唯物主义哲学的发展就是从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中吸取营养的。英国的经验论从批判非科学的认识方法开始，提出“知识就是力量”的口号，认为哲学的目标就是实现人类对自然的统治。培根认为自然知识的获得必须建立在科学实验的基础之上，制定了唯物主义归纳法，力图把自然科学从神学婢女的地位中解脱出来。

笛卡儿提出的“我思故我在”表征主体理性权威的建立，他不作任何预设的激进主义怀疑论，开启了一种在“自我”的主观性中探求世界最终根据的哲学研究新范式，而且通过主体的“我思”确立了“我在”，建构起了近代哲学的主体性原则。人在科学技术试验中发现了从事发明的兴趣和乐趣。理智在现实中不断生长，人意识到了自己的意志和成就。人们发现了美洲，发现了那里的宝藏和人民，也就发现了自然和自己。人们不再诉诸教父和亚里士多德，鼓舞着、激励着人们的是内在的、自己的精神，而不再是功德。这样一来，教会就失去了支配精神的权力，“有限的、现实的东西得到了精神的尊重；这是自我意识与现实的真正和解。”[5]笛卡儿区分了我思和我在，确立了近代哲学的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为人类对物质世界的研究避开了宗教神学的干扰。由于每个人都具有怀疑一切的天赋理性，所以每个人在理性平台上都是平等和自由的，这为人本思想向社会历史方向推进，并且衍生出人的自然权利奠定了基础。笛卡儿的认识论公式可能过于武断，然而从此以后转向研究主体，回溯到认识主体的自我已经势不可当。“主要的兴趣并不在于如实地思维各个对象，而在于思维那个对于这些对象的思维和理解，即思维这个统一本身。”[6]这种基于主体自我的反思哲学，在以后的理性主义哲学中充分显示了它的强大力量，并在德国古典哲学中达到高峰。

三 近代主体性哲学的历史发展

根据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划分，近代哲学可分为两派：经验论和唯理论。经验论认为思想的客观性和内容产生于感觉，唯理论则从思维的独立性出发寻求真理。但两者也有共同之处，都立足于主体理性，将其作为认识的出发点与归宿，作为科学知识确定性的基础与标准。“这两派也有碰头之处，因为经验也要求从它的各种观察中引导出普遍的规律，而另一方面，思维从抽象的普遍性出发，却应当给自己提供一个特定的内容。”[7]经验论的研究不能解决人类认识的总体性问题，人的认识确实是从感觉开始，但感觉所能给予人们的只是事物的一个方面，而认识要求把握事物的整体，感觉无法说明从片面的感觉到形成整体认识的这个过程。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恰好解决了这个问题，科学认识并不是经验的简单积累，而是以主体理性发挥作用为前提的。只有借助理性的综合判断能力才能把片面的经验整合起来，但近代科学的发展已经证明确实存在不以人的理性为转移的客观物质世界。

康德看到唯理论和经验论的各自片面性，并且认识到科学知识的获得必须把感性和理性结合起来。他认为，人们通过感性直观在人心中形成的感性对象是孤零零的，其间是没有联系的，只有运用人心中先天具有的范畴去思维对象，才使得孤立的感性对象之间有了联系。他通过对纯粹理性的批判，进一步确定了理性主体的权威，使主体理性在客观知识、道德实践与审美领域得到了充分的肯定和展示，主体理性不仅是知性的力量，同时也是理性认知、道德实践与审美评价的先天原则。人在自然面前，不是一个消极的直观者，而是一个能动的主体，任何科学实验都是以理性主动提出问题为前提，然后强迫自然界回答。康德触及到了法国唯物论的消极直观的缺点，以唯心主义的方式突出了人的主体性。所以，哈贝马斯认为康德哲学明确反映了他所处时代的本质，确立了理性主体在现代世界中的主人地位与权威。继康德之后，黑格尔第一个明确地把这种通过自我理解而达到自我确证的问题看作是现代的主体性原则问题。在康德那里，至善还需要借助于一个超人的上帝来实现，而在黑格尔这里，绝对理念本身就是一个能够自己实现自己的万能的上帝。黑格尔从他的客观唯心主义人本思想出发，坚信人类理性的力量，主张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普遍神圣的理性’，不是一个单纯的抽象观念，而是一个强有力的、能够实现它自己的原则。”[8]思维的独立性和主体性取代了上帝至高无上的地位，成了评判其他一切事物和构造新世界的出发点。

在生产力和科学技术落后的古代，人与自然的关系表现为人对自然的顶礼膜拜。但人并没有放弃认识和改造自然的希望，而是以极大的勇气，以人的类本质异化为神的方式曲折表达自己的意愿，并且借助于神的力量来认识和改造自然。费尔巴哈说：“人关于上帝的意识，也是人关于自我的意识。”[9]舍勒更明确地说：“在神身上，人描述了自己。”[10]神明明是人的类本质外化的产物，但神一旦创造出来，却表现为外在于人，不受人的控制，并且支配人的力量。神不表现为人的本质力量的延伸，而是表现为人的本质力量的主宰，人把人之为人的本质放在人之外的神身上。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新大陆的发现和科学技术的进步，自然界第一次表现为人的实践对象。人的主体理性在整个实践过程起到支配作用，神的作用被弱化了，人重新开始关注人的内在，并且把人的主体理性作为人区别动物的本质。“大概没有哪一个世纪像启蒙世纪那样自始至终地信奉理智的进步的观点。”[11]人本思想与柏拉图以来的视觉中心主义密切相关，人要想认识自己的本质，必须借助光的照射。近代人本思想的“光”不是上帝的启示之光，而是理性的自然之光，18世纪也被称为“理性的世纪”。人本质的发现过程就是尊重人的理性，怀疑神学权威，追求人的自由、平等和进步的过程。近代西方对“理性”的理解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体现为发轫于17世纪形而上学中的价值理性，与笛卡儿“我思”的基始性一脉相承。笛卡儿的“我思”是人之为人的本质规定，并把“我思”推崇到天赋和永恒的高度，贯穿于一切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具有价值应当的意味。另一方面，体现为发轫于牛顿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理性，这种理性必须接受自然科学实验的检验，并在科学实验的基础之上不断向前推进。理性的产生和形成需要思维自由的展开，理性的作用表现为人们自由地运用理性的法庭去审判现存的一切事物，因而对理性的尊重也就是对自由的尊重，追求自由成为近代人本思想的基本原则。

第二节 近代西方人本思想的时代背景

恩格斯指出：“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这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12]近代人本思想的产生也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

一 商品经济的发展对封建等级思想的冲击

在14世纪之前的几百年里，欧洲基本上处于封建社会阶段。在以农业和畜牧业为主的封建自然经济条件下，人只能通过自己的劳动局部地，非根本上地改变自然，本质上是靠天吃饭。封建等级制度和宗教神学共同支撑封建社会的整个社会生活。在封建专制时代，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人的社会关系局限在各种共同体之中。在同一个共同体中，人的社会关系表现为以血缘和辈分为基础的等级依赖关系。不同共同体之间的关系也表现为以权力为基础的等级依赖关系。“贵族总是贵族，平民总是平民，不管他的其他关系如何；这是一种与他的个性不可分割的品质。”[13]在封建社会体制下，只有共同体的概念，没有个人的概念，个人完全依附于共同体，个人只是共同体身上的一个器官，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所以这种生产方式决定不可能形成以人为本思想，只能是以共同体为本和以宗教神学为本的封建思想。这种情况大致维持到13世纪末，从14世纪初开始，一种新的社会存在方式开始在欧洲各国悄悄出现。社会生活中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不断冲刷封建社会的等级社会体制和宗教神学思想，早期资本主义萌芽和近代人本思想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逐渐发展起来。

地中海沿岸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理想位置。地中海提供了优越的海运条件，极大地降低了交易成本。地中海的周边物种差异巨大，为交换的产生和发展奠定物质基础。在14世纪中叶，地中海沿岸的一些城市，比如威尼斯、热那亚、佛罗伦萨等，由于交换的发展，开始出现资本主义工业生产的早期萌芽。这些地方的商人们开始进行最初的世界性贸易，在作坊式的手工劳动的基础上逐渐发展出一种脱离土地的商业贸易，由此开始孕育超越封建社会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商品是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生产商品的目的不是自己消费，而是与社会和他人相交换。所谓交换不仅是物品的相互交换，而且是私人所有权的交换。“只有独立的互不依赖的私人劳动的产品，才作为商品互相对立。”[14]在封建等级共同体内部，人与人之间是没有所有权差异的，一切物品按照等级制分配，统治阶级可以凭借特权恣意侵占劳动者生产的物品。私人所有权的相互承认意味着打破了封建等级共同体，“商品交换是在共同体的尽头，在它们与别的共同体或其他成员接触的地方开始的。”[15]人从各种共同体中脱离出来成为实现个人利益的主体，不再是各种共同体的器官，而是具有私人所有权和私人利益的独立自主的个人，私人之间的关系必须建立在等价交换的基础之上，近代西方人本思想正是从这种私人等价交换关系中生发出来的。交换双方必须相互尊重产权，把对方当作一个平等的交易主体，而不是把政治和宗教当作交易的前提条件。交易对象的选择遵循自由原则，不是遵从政治权威的主观意愿，而是以个人利益实现的最大化为最高宗旨自由选择。人的物质利益实现过程就是人的类本质实现过程，可以看出，近代西方人本思想从诞生之日开始，就披上了物的外衣。

西欧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型，集市贸易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16]西欧封建社会基本实行的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封建地主通过劳役和地租的方式从农民手里攫取各种生活所需。此时生产的物品并不具有资本主义商品的性质，但随着集市的发展和规模的扩大，滋生出对商品交换的旺盛需求，这种需求支撑着自由手工劳动者和中间商的生存和发展，近代人本思想也逐渐在封建专制思想的夹缝中产生。

二 地理大发现对近代西方人本思想的影响

地理大发现为近代西方人本思想的发展提供契机。在封建神学思想向近代人本思想的转变以及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转变过程中，地理大发现是一个积极的推动因素。地理大发现并不是历史的偶然，西班牙和葡萄牙在抗击穆斯林的解放战争中，率先完成了民族国家的建立，中央集权的国家力量为哥伦布进行远航探险奠定物质基础。由于中东的穆斯林垄断了西方与东方的商路，西方迫切需要来自东方的香料，这就从反面给予西方从海上寻求新航线的动力。

需要指出的是，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是与西班牙国王签订契约的。契约详细规定了双方的权利与义务，国王与王后对哥伦布发现的新大陆拥有宗主权，而哥伦布可以参与新大陆上的所有经济活动，准许担任新发现大陆和岛屿的总督，对通往新大陆通商的船只可以征收10%的税，对自己运往西班牙的货物实行免税。这种契约的签订本身就标志着近代西方人本思想的发展，没有对人的自由平等权利的尊重，没有对人的物质利益的肯定，没有对人的冒险精神的鼓励，这种契约的签订是无法想象的。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明代的郑和下西洋，由于郑和是穆斯林，所以可以雇佣大量穆斯林充当水手，可以运用当时穆斯林所掌握的先进航海技术，成功地进行了印度洋探险之旅，进行七下西洋的伟大创举。但由于明代属于中央集权的封建社会，封建皇权缺乏对人的基本权利的肯定，缺乏肯定人的物质利益的基本制度，无法持续调动民间优秀人才的创造性和积极性，郑和下西洋成了昙花一现，并没有改变中国的历史进程和世界历史进程，而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成了世界历史的开端，把整个世界联系起来，市场的扩大为资本主义手工业的迅速发展奠定基础，使得资本主义发展的中心从地中海沿岸转移到大西洋东岸，西班牙、葡萄牙、荷兰和英国等西欧小国迅速发展起来，其中英国在打败西班牙之后，成为世界海上霸权，在世界范围内占领3000多万平方公里的殖民地，一跃成为世界性的强国。

西方近代人本思想的虚假本质。新大陆的发现实质上就是财富的大发现，美洲丰富的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奠定了强大的物质基础。西方近代人本思想的本质是以西方白人的殖民利益为本，而不顾殖民地本地人民的利益，西方殖民者充分享受自由、平等和财产等权利的过程就是殖民地土著遭受剥削和奴役的过程，这是一体两面的事情。近代西方人本思想的阶级性和虚妄性暴露无遗。“美洲金银产地的发现，土著居民的被剿灭、被奴役和被埋藏于矿井，对东印度开始进行的征服与掠夺，非洲变成商业性的猎获黑人的场所”。[17]

三 西方近代人本思想与资本主义的发展

资产阶级是近代西方人本思想的受益者和维护者。西方人本思想历史悠久，虽然在中世纪被神学思想压制，但并没有窒息而亡，而是作为一种隐性的力量发挥作用。西方的封建社会，国王虽然垄断行政权，但并不意味着国王不受任何约束，国王常常受到神权和议会的限制。比如，1215年6月15日英王约翰被迫签署《大宪章》，这张书写在羊皮纸卷上的文件在历史上第一次限制了封建君主的权力，日后成为了英国君主立宪制的法律基石。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是第三十九条，由它衍生了人身自由的概念：“除非经过由普通法官进行的法律审判，或是根据法律行事；否则任何自由的人，不应被拘留或囚禁、或被夺去财产、被放逐或被杀害。”根据这个条文的规定，国王若要审判任何一个人，只能依据法律，而不能以他的个人喜好来进行，王权因而受到了限制。对个人基本权利的保护以及对王权的限制使得资本主义得以产生和发展。

西方近代人本思想突出的特点在于不仅仅从纯道德领域来看人，而是扩张到从经济角度来考察人，即经济人，经济人理论对资本主义的发展奠定人性基础。有关经济人的分析可以追溯到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他的政治哲学从国王延伸到个人，从国家的本性延伸到人的本性，他讨论的所有问题都带有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的痕迹。过了一个世纪之后，霍布斯在《利维坦》中又用了十章巨大篇幅来讨论人性。他非常敏锐地发现金钱等物质利益的运行法则是驱动人类社会发展的“原子化裂变”，并提出了人的自然本性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其实，这种人的自然本性是人在商品市场中最大限度追求自身物质利益的体现，人的物性和趋利性超越了人的情感和道德成为人的本性，或者说是人的第二自然属性。“在人的本性中，我们发现发生争执的三个主要原因。第一竞争，第二猜疑，第三荣誉。竞争使人求利，猜疑使人求安，荣誉使人求名。”[18]霍布斯的人性观真实地反映了资本主义的尔虞我诈，符合资本逐利的本性，他把一定时代、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人性上升为一般人性的高度，把人的趋利避害当成人类永恒的本性。在此之后的人本主义思想家相继在人的自然性上发表议论，斯宾诺莎明确反对不按人的真实存在来想象人。所谓人的真实存在就是要自由地释放人的生存欲望。可以认为，17世纪以后的西方人本思想家似乎已经不再相信用道德教化和宗教戒律能够约束人的欲望，而纷纷肯定人的欲望的正当性和合法性，并且试图寻找控制人的欲望的新方法。“在资本主义的组织形式和法权形式的开拓过程中，过去那种只在康庄大道之外的旁沟暗角里搞些冒险的欲求态度，恰恰变成了合规律的经济生活中的支配性的灵魂；从事这类活动的人的特性已获得道德、法律甚至宗教和教会的认可。”[19]此后的资本主义人本思想家认为，恰恰是人的自利、欲望和竞争才是建立繁荣市民社会的动力。人的欲望不能压制，只能用利益驯服，利益被看作是兼具了欲望和理性的优良品格。人是有欲望的，但是为了避免“一切人反对一切人”共输的局面，必须经过共同利益的制衡，欲望和理性完美结合起来成为历史发展的动力。这个观念在洛克理论中得到充分体现，即超越霍布斯的生存阶段推进到自由阶段。洛克认为人的生存是人的基本权利，但人不可能仅仅停留在生存阶段，而是要过渡到自由阶段。在现实生活中，人的自由的实现离不开私有财产的保护，私有财产是实现自由的物质基础，这里的私有财产已经不再是贵族和封建地主的财富，而是新兴的资产阶级的财富。为了实现共同的利益，避免在人的趋利本性驱使下相互毁灭，人们必须签订社会契约，制定市场主体都必须遵循的游戏规则。

在封建社会末期，手工业和商业构成城市经济的基础，为了保护城市手工业的生产稳定，限制竞争，城市里会出现行会，每个手工业者都会加入行会。受封建行会保护的小生产者们是建立在私有产权和自身劳动的基础之上，以交换为目的的简单商品经济。随着社会的发展，小生产者之间展开激烈的竞争，并由此发生两极分化：一部分善于经营的作坊主能够不断扩大生产规模，增加工人数量，逐渐发展成为最早的工业资本家；而大多数作坊主由于缺乏经营才能，在竞争中败下阵来，直至破产，最后沦为雇工。随着商人财富的增加，他们有财力成为垄断生产和销售的中间商，从而割断了小生产者与销售市场、原料市场之间的关系。凭借自身上游中介的地位，大商人逐渐控制了下游的生产者。比如，大商人可以乘生产者经营困难之际，通过发放贷款从而控制小作坊的生产，一旦小作坊经营不善，无法还清贷款，大商人趁机完全占有小作坊。

第三节 近代西方人本思想的谋划

经过启蒙思想的熏陶，以人的主体理性为本成为人们衡量和批判事物的共识。“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思维着的知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20]为了巩固人本思想的基础地位，扫清封建思想的残余，启蒙学者认为需要做两方面的工作：一方面，展开宗教批判，彻底把人本思想从神本思想那里解放出来，尊重人的基本权利，肯定人的理性的主体地位。另一方面，展开政治经济的批判，实现政治经济的解放，建立由资产阶级理性主导的新王国。

一 宗教批判：从神本到人本的转变

近代商业的发展、地理大发现以及科技的发展表明人可以借助自己的主体理性，通过劳动认识和改变世界。尤其是新兴资产阶级的出现更要求改变传统神学一统天下的局面，为自己的发展寻求意识形态上的支撑。近代西方人本思想较好地满足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因此受到资本主义的欢迎，并且逐渐取代神学宗教思想，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精神动力。

宗教神学的缺口首先是由自然神论打开的。诞生在17到18世纪的自然神论主要是回应牛顿力学对传统神学世界观的冲击。牛顿三大定律以不可争辩的事实，完美地阐释了物质世界的运行规律，只把神的作用归结到“第一推动力”的尴尬位置。传统的宗教神学必须改革自身，以应付自然科学的挑战，拯救人们的信仰危机。在这种背景下，自然神论提出上帝只不过是世界的理性，上帝只不过是始因，上帝创造世界之后，就不再过问世界的事物，而是让世界遵循自己的运行规律。自然神论以“钟表匠”比喻，认为上帝固然存在，却不干预世界的运转，世界就像一座大钟表，精确地按照自己的规律运行。在哲学观上，自然神论基本上属于自然主义的经验唯物主义，他们坚持唯物主义的基本思想，肯定物质世界的第一性，认为人的观念来自于对外部世界的反映。在宗教观方面，他们认为对自然世界的认识就是对上帝隐蔽计划的认识，自然主义并不否定上帝的存在，相反是确证上帝的存在。比如，如果上帝是存在的和善的，那么人们可以在现实世界，通过自己的理性分析出上帝存在和善的端倪。自然神论反对像蒙昧主义和神秘主义那样盲目地信仰上帝，而尝试用人的理性与上帝进行沟通，给黑暗腐朽的宗教神学带来一丝光亮。可以看出，自然神论实际上是肯定人的主体性，肯定人可以凭借自己的力量通过发现自然而发现上帝。伏尔泰终身进行反对神学的斗争，他把教士称为“文明的恶棍”，骂教皇是“两足的禽兽”，并向僧侣公开宣称：“你们曾经利用过无知、迷信、疯狂的时代，来剥夺我的地产，把我们践踏在你们的脚下，用苦命人的脂膏把自己养得肥头胖耳。现在你们发抖吧，理性的日子来到了。”[21]伏尔泰鉴于人们的道德需要，仍然肯定上帝的存在，只不过是把上帝变为一个毫无实权的立宪君主。应当指出，伏尔泰的自然神论本身也有矛盾，比如，他反复强调上帝的地位和作用只在于创造世界，可是他又认为上帝在世间仍然具有赏善罚恶的功能。这种矛盾反映了新兴的资产阶级和近代西方人本思想的两面性。

18世纪中叶，随着封建社会危机的日益加深和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法国启蒙运动声势浩大，法国哲学发展进入到新的历史阶段。即由自然神阶段进入到无神论。无神论反对宗教神学的方式更为直接和极端，他们以机械唯物主义的形式来看待整个世界，采用无神论的方式否定任何上帝的存在。他们认为，世界和精神都是物质的，不存在任何天赋的观念，宗教领域的上帝在现实生活中是根本不存在的。法国著名无神论者主要有狄德罗、拉美特里、爱尔维修和霍尔巴赫。狄德罗是“百科全书派”的领袖，它从怀疑主义出发，经过自然神论阶段，最终成为机械唯物主义者和无神论者。他的思想激进，具有反对传统宗教的强烈倾向。在他看来，宗教是理性的敌人，是愚昧无知的产物。“上帝创造世界是一种妄想。”[22]从论证方法来看，狄德罗坚持经验主义原则，反对先验主义原则。“您如果想要我相信神的话，一定得让我摸得到他。”[23]拉美特里也是一位无神论的斗士，尖锐地揭露宗教的反动性。他认为，追求人的幸福是人的自然权利，宗教的禁欲主义是赤裸裸地摧残人性。他的哲学继承和发展了笛卡儿的唯物主义和洛克的唯物主义，着重从医学和生理学角度阐释机械唯物主义原理，论证无神论。他发展了笛卡儿的“动物是机器”的思想，提出“人是机器”的著名命题。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人是机器”对于破除宗教神学，无疑是个进步，但仅仅把人归结为机器，无疑是片面的。

无神论者把启蒙运动推向了高潮，在反对宗教神学方面，具有积极作用。但同时期的大部分学者并没有必然反对上帝和宗教。比如，伏尔泰、休谟、康德和黑格尔等都看到了宗教在道德伦理方面的重要意义。启蒙思想家这种既想否定宗教，又想回到宗教的矛盾反映了人的理性本身蕴含着难以突破的内在界限。休谟通过“因果问题”的研究说明普遍有效的理性只不过是一种人为养成的习惯。卢梭通过批判私有制，说明理性的无节制发展必然损害个人的自由和社会的公平。近代西方人本思想批判宗教神学的根本目的在于破除对宗教神学的无意识的盲从，把宗教神学放在人类理性的天平上进行考量，期待作出合理明智的选择，肯定人的主体性地位，把人从封建专制和宗教蒙昧主义中解放出来。

二 建立符合人类本性的国家和社会

宗教神学被颠覆之后，18世纪的启蒙思想家开始把自己的精力集中在勾画人类在现实世界天真纯朴的画卷方面，要使得王侯将相成为现实有用的人，要开辟达到幸福的所有路径，要保障人类的自由、平等和情感等基本权利。这些行为都是被一个理想所鼓舞，那就是人本主义。“对人道的爱取代了对上帝的爱，以人类通过自己的努力而达到完美的状态取代了人类的赎罪，以希望活在未来世代的记忆之中取代了希望在另一个世界的不朽”。[24]这种人本思想在现实中的表现为，通过从人的本性出发，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批判，希望实现政治解放，并且按照人的理性建立一个符合人类本性的理性王国。

人本精神通过批判宗教神学已经在意识形态领域占据优势地位，但人本思想不能仅仅停留在意识层面，必须进入现实层面，在现实生活中实现符合人类本性的自由平等等基本权利。这就需要在现实中实现人本思想的历史主体——资产阶级。欧洲资产阶级的产生和发展经历了一个历史过程，较成熟的资产阶级直到19世纪初工业革命完成之后才最终形成，而早期的资产阶级在此前的几个世纪就已经开始萌发。最早的资产阶级是从封建社会末期不同于地主阶级和农奴的“第三等级”即城市市民演变而来。一部分思想开明的贵族在地理大发现、殖民掠夺和贩卖黑奴的过程中大发横财，也逐渐演变为商业资本家，壮大了资产阶级的队伍。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占据主导地位之后，必然相应地要求在政治领域扮演重要角色。特别是到了18世纪，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与有限的工场手工业的矛盾、资产阶级与封建贵族的矛盾、殖民地与宗主国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激烈的社会革命不可避免的到来。

法国当时的社会情况如梅叶所言，教会与专制政府臭味相投，像两个小偷一样，互相包庇和遮掩，一起迫害人民。[25]法国社会等级森严，把人分为三等。第一和第二等级是僧侣和贵族，他们享有垄断的特权，身居高位，不思进取，却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作为主要生产者的人民群众却属于第三等级，政治上毫无自由平等可言，经济上不断受到特权阶级的盘剥和敲诈，整个社会毫无公平正义可言，人们心中的愤怒已经积累到极限程度。既然，近代科学和启蒙思想已经证明人的本性在于借助人的理性，在现实生活中实现人的自由平等。那么作为现实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政治领域也应该毫不例外地要求遵循人的本性行事。所以，以伏尔泰、卢梭等近代人本主义思想家果断竖起“天赋人权”、“人人生而自由平等”、“保护私有财产”等大旗，号召人民起来反抗，彻底改变当时的法国社会，依照人的本性重建公平的社会秩序。

为了实现人本思想，建立理想王国，近代启蒙思想家提出“社会契约论”和“自然法权论”，内容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是从抽象的人性出发，设定人类原始生活的美好图景，即所谓的“自然秩序”和“自然状态”；二是充分肯定人与生俱来的“自然权利”，期待在现实中创建一种“合乎自然”的理想社会。

洛克的政治哲学影响巨大，其基本思想被美国《独立宣言》和法国《人权和公民权宣言》所吸收，几乎影响了之后所有新社会制度的建立。洛克认为所谓“自然状态”是一种“和平、自由、平等”和个人合法拥有自己财产的状态。每个人应当遵循自然法的支配，天生享有自由、平等和财产权等“自然权利”。“人们既然是平等和独立的，任何人就不得侵害他人的生命、健康、自由或财产”。[26]为了防止自己的财产和自由平等的权利受到他人的侵害，每个人都有对违反自然法的人施以惩罚的权力。为了理性地处理矛盾，保障自身的生命财产安全，人们便相互协议签订契约，各自放弃单独行使处罚的权力，把它交给社会公众一致认可的人或理性国家来专门行使。在这种理性的国家中，国王作为契约的签订方自然也受到社会契约的限制，没有绝对的权力。

洛克的思想深深地影响了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试图根据人的自然权利确立社会立法的基本原则，“法律是自然的女儿”，只有正义的法律才符合人的自然权利。在他看来，尽管不同国家在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法律、习惯和风尚，但人的本性却永远不变，“正义的观念”从未泯灭，他深信正义的法律一定能够建立起来。其立法原则“既不在于使别人痛苦，也不在于以别人的痛苦使自己快乐。”[27]伏尔泰认为新社会制度建立的目的在于保障人的自由平等。“一切享有各种天然能力的人，显然都是平等的；当他们发挥各种动物机能的时候，以及运用他们的理智的时候，他们是平等的。”[28]伏尔泰崇尚信仰自由，认为“每个人都可以按照他自己的方式供奉上帝”，[29]他还认为财产权是保证个人享有自由平等权利的根本保障，因此是神圣而不可侵犯的。平等仅仅是法律和机会上的平等，而不是财产上的平均主义，他认为财产上的不平等甚至是必须的。在政治体制方面，伏尔泰认为英国的君主立宪制是最合理的政治制度，它既保存了专制制度中有用的部分，也保持了共和制度中合理的部分，是两者的完美结合。[30]

孟德斯鸠从“法的精神”出发论证人的理性，他认为法就是事物本身的规律。他指出：“从最广泛的意义来说，法是由事物的性质产生出来的必然关系。在这个意义上，一切存在物都有它们的法。上帝有它的法；物质世界有它的法；高于人类的‘智灵们’有他们的法；兽类有它们的法；人类有他们的法。”[31]人类的法就是理性的结晶，法就是各种事物之间的联系，具体表现为政治法律等社会制度。这些社会制度和国家性质有关，也和国家的地理位置、生活方式、宗教、气候和风俗习惯有关。一个完善的国家制度应该符合人的理性，具有普遍意义。孟德斯鸠认为，新的社会制度应该符合法的精神，应该实行三权分立，实现权力的互相监督和互相制衡，保障人民的自由平等。“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如果一个公民能够做法律所禁止的事情，他就不再有自由了，因为其他的人也同样会有这个权力。”[32]

作为法国大革命实际上的精神导师，卢梭和伏尔泰、孟德斯鸠一样从“自然状态”出发批判专制制度和宗教神学，并构建自己的社会政治理论。卢梭的所谓自然状态和自然权利与霍布斯和卢梭不同，他认为所谓的自然状态并不是“人对人像狼一样的战争状态”，也不认为私有产权是人的一种自然权利。卢梭认为，自然状态是一个完美的黄金时代，人们在其中过着自由自在、离群索居的生活，没有贪婪、嫉妒、竞争、欲望和战争。私有制是破坏自由平等的自然状态的根本原因，一旦原始的自然状态被破坏，人们只有订立契约，“我们每一个人都以其自身及其全部的力量共同置于公意的最高指导之下，并且我们在共同体中接纳每一成员作为全体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33]在政治体制方面，卢梭认为理性的政治体制应该是民主共和的政体，它确保了人民主权，政府是人民主权的代言人，人民赋予政府行政权力，行政官员是人民的仆役，受到法律的限制。法律的基础是公意，法律必须体现人民的普遍意志，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种政治体制的设计主要是为了维护人的自由，强调人生而自由平等。“这种人所共有的自由，乃是人性的产物。人性的首要原则，是要维护自身的生存，人性的首要关怀，是对于其自身所应有的关怀”。[34]

第四节 西方近代人本思想的批判

西方近代人本思想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一路高歌猛进，展现了强大的生命力，但在整个过程中也一直存在反对的声音。突出的表现为：浪漫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三大运动。一方面，他们反对西方近代人本思想以个人为中心，忽视社会整体利益。另一方面，他们批判西方近代人本思想必然导致人的物化，人从神本思想的牢笼中挣脱出来，却再一次陷入物化的牢笼。

一 浪漫主义对人本思想的批判

从18世纪下半叶到19世纪的上半叶，前后大概一百年的时间，欧洲各国在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先后出现了一股挑战传统的思潮，即浪漫主义运动。浪漫主义运动可以追溯到卢梭的思想。

之所以把卢梭作为浪漫主义的源头思想在于卢梭的自然状态充满浪漫主义色彩，他认为自然状态是一种带有原始意味的情感状态，自爱心和怜悯心控制着人的行为，调节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卢梭描述的人类社会的发展包含有深刻的辩证法思想。他认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要经历两次否定，原始平等的自然状态首先被否定的不平等的社会状态所代替，然后不平等的社会状态又被按照社会契约建立起来的平等的社会状态所代替。整个社会历史发展过程遵循否定之否定的规律。卢梭把人类早期原始的自然状态理想化为人类的黄金时代，以便实现人的自由平等，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类主体能力的提升，人也陷入了不幸和苦难之中。“一切进步只是个人完善化方向上表面的进步，而实际上它们引向人类的没落”。[35]人在征服自然方面获得了极大的成就，但是人却在社会中日益失去自我，沦为物质利益实现的工具，卢梭把这一切归咎于私有制。“由于人类能力的发展和人类智慧的进步，不平等才获得了它的力量并发展起来；由于私有制和法律的建立，不平等终于变得根深蒂固而成为合法的了。”[36]

浪漫主义继承了卢梭对个人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反思和批判。浪漫主义把矛头主要指向西方人本思想在经济领域的代表——古典政治经济学。古典经济学肯定人的劳动，认为劳动创造价值，人不需要借助上帝来确证自己的存在，而只要通过劳动就可以获得自己生存发展之需。根据劳动价值论的原则，多劳多得，少劳少得，工人作为付出劳动最多的主体应该获得最丰厚的回报。但现实并非如此，资本家并没有因为没有付出劳动而无法获得利润，而是获得最高的回报。这种劳动价值论的自反性是催生浪漫主义批判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根本原因。浪漫主义经济学派西斯蒙第认为分配不公的问题是古典经济学最大的问题，由于分配不公，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互相对立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因为财产与劳动的分离、劳动与所有权的分离，造成资本主义的生产过剩和危机。西斯蒙第立足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劳动价值论对资本主义的人本思想提出了尖锐的批判，所谓人本思想就是以资本和资本家为本，工人和劳动成为资本的附属物和剥削的对象。虽然西斯蒙第对资本主义人本思想进行了强烈的批判，但这种批判仍然是建立在“应该”基础之上的道德批判，这也是浪漫主义批判的历史宿命。

二 近代社会主义的运动

近代社会主义运动与浪漫主义一样，也是对资本主义人本思想的一种反抗。但与浪漫主义代表小资产阶级利益不同，社会主义运动的产生和发展是以大工业的发展为基础，代表整个人类社会的利益是社会主义运动的价值取向。

社会主义的产生并不是简单与公有制联系起来，而是现代工业发展的结果。工业革命所造就的强大生产力是改造社会关系、变革生产方式的前提。从思想渊源来看，近代社会主义思想吸收了早期乌托邦思想的平等、反对私有制等观点；在启蒙运动中，社会主义通过平等主义重新解释自然状态和自然权利，为社会主义的传播发芽打下坚实的基础。直到19世纪上半叶，社会主义运动逐渐发展成为声势浩大的社会运动即空想社会主义。代表人物为英国的欧文、法国的傅立叶和圣西门。他们都看到了西方人本思想的虚伪性和荒谬性。西方人本思想借助资本主义的发展把人从宗教神学那里解放出来，但在资本主义的现实生活中，人本思想并没有真正实现，而是人本思想被物本思想所取代。人们在追逐物质利益的时候，并不是把人当作人，而是把人当作物，人的价值被物的价值所淹没。真正享受到人本思想成果的是资本家，而工人和劳动大众成为物质利益的奴隶。所以三位空想社会主义者试图把实现资本家个人价值的社会制度变成实现整个社会利益的新的社会主义制度。

圣西门试图通过社会组织的形式来为全人类谋福利。圣西门是19世纪法国杰出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他出生于巴黎一个封建贵族家庭，从小受过良好的教育。他出于对封建制度的不满，背叛了自己的出身，积极投入到推翻封建专制的法国大革命中。但是，大革命胜利后建立起来的资本主义制度，只能给少数资产阶级带来了巨额利益，而广大无产者和劳苦大众依旧过着一贫如洗的生活。因此，圣西门开始抨击资本主义社会的黑白颠倒，他希望人口占大多数的穷苦阶级都能享受到社会发展的成果。他试图通过组建实业社会来为全人类谋幸福，实业社会中并不存在任何财产的继承权。傅立叶把和谐定为宇宙运行的基本法则，把历史分为梦寐、宗法、野蛮和文明四个历史发展阶段，并通过“法郎吉”来实现社会和谐。欧文是个实干家，他运用自己的力量，按照自己的主张，进行现实的社会主义实验。他所建立的公社没有商品交换、没有货币，支配给劳动券，凭劳动券购买生活所需。

这三位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顺应了大工业历史的发展，看到了资本主义人本思想的弊端，天才地提出了社会主义的一些基本观点和基本原则，试图在理论和实践上进行社会主义实验，体现了大工业的历史发展给人带来巨大的勇气和力量。

三 共产主义运动

较之社会主义运动，共产主义更为激进，富有战斗精神，他要求撕掉资本主义人本思想的面纱，彻底改变资本主义人本思想背后不平等的社会关系。从历史上看，由于无产阶级并没有认识到自身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使命，所以直到19世纪40年代，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仍没有结合起来。

直到19世纪30年代，英国宪章运动、法国里昂工人起义和德国西里西亚工人起义的爆发，标志着无产阶级作为独立的、直接反对资本主义的政治力量从此登上历史舞台。共产主义运动反对以资本和资本家为本的人本思想，要求实现全人类的解放。

近代共产主义运动肇始于法国大革命中的左翼激进思潮，从巴贝尔的“平等派密谋”开始，经布朗基的革命性社团，一直延续到“正义者同盟”和“共产主义者同盟”。巴贝尔力图贯彻启蒙运动的理性原则，实现全人类的解放。大革命中的一系列事件使“阶级斗争”第一次成为现实，起义者不仅要求政治权利的平等，而且要求所有权上的平等。

英国的圈地运动迫使农民离开世代耕种的土地来到城市中的工厂，为资本主义的生产充当廉价的劳动力。机器大工业的发展使得大量工人聚集在一起，逐渐形成无产阶级的自我意识，为争取无产阶级的解放运动创造条件。当大革命播下的经济平等主义的种子落到英国这片土地，宪章运动将不可避免地爆发。1832年，英国议会通过改革选举，满足了工业资本家的要求，但工人的选举权被剥夺了。这直接导致了席卷全国的以争取普选权为中心的英国宪章运动，起义者明确宣布：劳动是一切财富的唯一来源，劳动者作为劳动主体有权分配自己的劳动成果，人民是权力的唯一来源。[37]1844年的德国纺织工人起义不仅把斗争的矛头指向资本家的工厂和机器，而且明确指向导致分配不平等的资本主义私有制。

可以说，三大工人运动为马克思恩格斯批判资本主义人本思想奠定了坚实的阶级基础，工人在反抗不平等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时，建立起一批有实力的工人革命组织，工人领袖也在日常斗争中逐渐成熟起来。

注释

[1][德]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曹卫东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6页。

[2][德]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曹卫东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20页。

[3][德]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曹卫东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19页。

[4][德]黑格尔：《哲学史演讲录》第4卷，贺麟、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4页。

[5][德]黑格尔：《哲学史演讲录》第4卷，贺麟、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5页。

[6][德]黑格尔：《哲学史演讲录》第4卷，贺麟、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5页。

[7][德]黑格尔：《哲学史演讲录》第4卷，贺麟、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9页。

[8][德]黑格尔：《历史哲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76页。

[9][德]兰德曼：《哲学人类学》，工人出版社1988年版，第99页。

[10][德]兰德曼：《哲学人类学》，工人出版社1988年版，第97页。

[11][德]E.卡西尔：《启蒙哲学》，顾伟铭等译，山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页。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4页。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9页。

[14]《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5页。

[15]《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07页。

[16]厉以宁：《资本主义的起源——比较经济史研究》，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68页。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19页。

[18][英]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75页。

[19][德]舍勒：《资本主义的未来》，罗涕伦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2页。

[2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19页。

[21]伏尔泰：《哲学辞典》，《十八世纪法国哲学》，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88页。

[22]狄德罗：《狄德罗选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6页。

[23]葛力：《十八世纪法国哲学》，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308页。

[24]卡尔·贝克尔：《18世纪哲学家的天城》，何兆武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21页。

[25]北京大学哲学系编：《十八世纪法国哲学》，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672页。

[26][英]洛克：《政府论》（下卷），叶启芳、瞿菊农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5页。

[27]参见李凤鸣、姚介厚《十八世纪法国启蒙运动》，北京出版社1982年版，第101页。

[28]参见李凤鸣、姚介厚《十八世纪法国启蒙运动》，北京出版社1982年版，第102页。

[29]参见李凤鸣、姚介厚《十八世纪法国启蒙运动》，北京出版社1982年版，第104页。

[30]参见李凤鸣、姚介厚《十八世纪法国启蒙运动》，北京出版社1982年版，第107页。

[31][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1页。

[32][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183页。

[33][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20页。

[34][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5页。

[35][法]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李常山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20页。

[36][法]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李常山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49页。

[37]庄福龄：《马克思主义史》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5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