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沈原

符平教授的新著《市场优势与制度环境》即将出版，嘱我写序。我自觉力有不逮，踌躇多日，未敢落笔。眼看交稿时日已近，遂勉力作此小文，略叙心得而已。

符平教授在此新著中，秉承以往思路，从经济社会学的思路出发，对市场范畴进行了进一步的梳理和概括，他尝试提出的一些概念，如“市场政体”等，具有一定的理论新意；在经验研究方面，也从对国内传统市场的研究，拓展到对国际竞争市场的初步分析。所有这些，都展示出作者对经济社会学的深刻思考以及宽广的学术眼界。这部新著的出版也表明了符平教授确为一位在经济社会学领域内辛勤耕耘，孜孜不倦以求学问的青年学者。

如符平教授在这部新著中所说，美国的新经济社会学大约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传入我国的。历经二十多年的时间，这个学派的一些基本概念和理论，如格兰诺维特提出的“嵌入性”概念，研究问题的一些基本思路，如“把市场理解为一种社会结构”，等等，在国内都已经是耳熟能详的了。与此同时，也陆续已经出现了一批著作，沿着新经济社会学的概念和思路，结合中国的经济社会情景，力求更为深刻、更为具体地探讨市场运作的逻辑。符平教授的《市场的社会逻辑》就是一例。

不过，在我看来，新经济社会学的发展，似乎又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经济生活本身出现的新现象，推动经济社会学的学者们去加以探讨，从而拓展了研究的领域，也超越了原有的思路。其中，有三个领域至为重要。一是近年来“新财政社会学”的兴起。美国西北大学的莫妮卡·普拉赛德的著作《自由市场的政治》，从比较的视野考察美、英、德、法四国的财政运作逻辑，被当作“新财政社会学”的一面旗帜。财政问题，说到底，就是看一个国家是如何收税，如何花钱的，它为社会学具体而微地探讨国家、市场和社会的复杂关系，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从而使社会学家在研究“国家—社会”关系的传统议题时，不再仅仅停留在描述国家和社会（以及市场）二者孰强孰弱的理论猜测并以二乘二联立表加以表达的水平，而是可以依据经验数据，对此进行更为精密的分析。二是“金融社会学”。百余年来金融的发展已经悄悄重组了当前的经济与社会，2008年的世界性金融危机把从社会学思路出发深入研究金融现象的历史任务提到了社会学家的面前。探讨金融的社会起源、在不同经济和社会制度框架下运作的机制，以及对经济社会生活的重组，成为“金融社会学”的主要议题。近年来出版的几部著作虽然都还是从不同角度对当代金融经济运作的描述性研究，但毕竟奠立了前进的起点。三是所谓“平台经济”。作为一种新经济生活现象，“平台经济”业已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论著。令人遗憾的是，经济社会学对“平台经济”似乎尚未表现出足够的敏感性。实际上，在所谓“平台”上，卖方、买方和第三方搭建的复杂关系和博弈策略，正是社会学分析的用武之地，而“平台经济”对整个现实经济体系和社会结构的冲击和影响，更应当是经济社会学要特别关心的问题。

在我看来，上述三个社会学领域的出现，都在从不同侧面表达着当代经济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趋势，甚至是最为重要的趋势，那就是“再组织”。政府经由收税花钱调整和重组着经济—社会生活；金融，特别是和互联网结合在一起的金融，深刻地重组了当代从实体经济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其程度和方式都比波兰尼说的那种金融深刻得多；而“平台”的出现，更是直接而深刻地表达出经济和社会生活正在得到重组的方向。经济社会学理应透过对这些以及其他经济生活新现象的研究，探讨“再组织”的机制、条件和意义。

在这个意义上说，符平教授的这部著作，应当是上述对这些新领域着手研究的一个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