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柴春芽：用写作叩问世界

一 作家简介

柴春芽，作家，导演，静照摄影师，被台湾文坛称为“青年大师”，亦被称为南周“文字最好的摄影记者”。

柴春芽1975年生于甘肃陇西一个偏远的小山村，1999年毕业于西北师范大学政法系，曾在兰州和西安的纸媒任深度报道的文字记者，后在广州从事副刊编辑和图片编辑工作。2002年柴春芽进入《南方日报》报业集团，先后任《南方都市报》和《南方周末》摄影记者。2005年，他赴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德格县一个高山牧场义务执教，执教期间完成大型纪实摄影《戈麦高地上的康巴人》。他多次游历安多、卫和康巴三大藏区，并去尼泊尔和印度流亡藏人社区旅行考察，著有小说《西藏流浪记》《西藏红羊皮书》和《祖母阿依玛第七伏藏书》；编剧并导演独立剧情长片《我故乡的四种死亡方式》，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和台湾行人出版社出版同名电影小说；另有长篇小说《我们都是水的女儿》及图文集《风马旗下的忧伤》待出版。

柴春芽曾评价自己是：“一个不愿废话只想与人交流思想的人，在无人交流时就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至于感恩的美德，依然存在，但对中国江湖式的侠义，多有怀疑，因为普世的美德和超世俗的正义更加令我倾心。”

二 访谈内容

1.您把自己称为“大地上的流浪者”，辗转流浪于地球的各个角落。您的故乡陇西对您而言是个怎样的存在？有停下来回去仔细审视这个地方的打算吗？

答：每一个作家都拥有一个衡量世界的坐标，而这个坐标的原点，往往是生养他的故乡。雨果的巴黎，乔伊斯的都柏林，V.S.奈保尔的殖民地小岛特立尼达，威廉·福克纳和马尔克斯都曾感叹他所诞生的故乡是地球上一个连邮票都算不上的小点。相对而言，我的故乡，陇西乡下的何家沟是个连针扎的小伤疤都算不上的人类遗忘之地。故乡的过度贫穷，仿佛一种催逼，令我在年轻时选择了厌憎和逃离。而当我流浪在世界各地，不管是第三世界的印度次大陆，还是高度发达资本主义的欧洲，我都发现自己被一种深深的无根感所困扰。我告诉自己，必须重返故乡，才能建立自己衡量世界的坐标。于是，我一次次流浪归来，以何家沟为圆心，慢慢拓展，发现了萨满文化，发现了陇西及其周边穆斯林村镇蕴藏的伊斯兰苏菲传承，发现了甘南藏族自治州的佛教密宗。而在历史的渊源上，陇西和甘肃自古便是汉族与羌、匈奴、突厥和吐蕃诸游牧民族的交错地带，从而具有文化和种族的多样性。

2.您说自己长着一张少数民族的脸，这对您的流浪和生活带来哪些困扰和便利？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是什么？

答：正是因为甘肃地缘和历史的复杂，我的血液里混合着多民族的基因。这使我拥有一张“少数民族的脸”。这张脸为我在边疆旅行甚至国外旅行带来很多便利。在拉萨，在印度，我被当成安多藏区来的人。在蒙古，我被当成蒙古人。一位达斡尔族年轻猎人跟我初次见面时，用蒙古语问候。他说：石头不能当枕头，汉人不能做朋友。在新疆，维吾尔族朋友把他的花帽子戴在我头上，领我去清真寺做礼拜。在欧洲、尼泊尔和缅甸，很多人以为我是日本人。当然，因为这张“少数民族的脸”，我在北京经常被拦住查身份证。有一次回老家，我和妹妹坐在火车站候车厅，一位警察径直走过人群，指着我说：“你是不是少数民族？把身份证拿出来。”

3.您自己说30岁那年决意离开新闻，像海明威或是马尔克斯离开新闻职业那样，以文学写作展开我余下的生命历程。哪些原因促使您离开新闻，投入文学写作呢？

答：我自1999年大学毕业那年，就为自己定下一个原则：绝不从事撒谎的职业。好在是，文学保留最后一片自由和真实的领域。你可以选择隐喻式的写作。那种富含智性的隐喻性写作有流通的可能。

4.写作对您自身而言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

答：写作首先是叩问自己并在这纷乱世界里确定自己的身份。写作是道义溃败的阵地上最后坚守的一杆枪。写作是对自我迷乱灵魂的指引。写作是我公开的情人，让我愉悦。

5.您认为新闻写作和创意写作的区别在于什么？

答：创意写作在欧美的大学里是一门专业，专指文学领域的创造性写作。如果说新闻写作仅止于对真相的探查和呈现的话，创意写作则关涉对写作本身的挑战以及对语法规则的超越。就像法国哲学家德勒兹所说：你要在母语写作中开创出一种类似于外语的东西。你要发明新的文学样式，就像卡夫卡用梦的逻辑而非现实的逻辑来展开叙事，就像博尔赫斯利用知识经验而非现实经验来讲述故事，就像乔伊斯用50万字的重与广告推销员布洛姆18小时生活的轻相匹配那样。

6.离开新闻之后，赴高原执教，期间完成大型纪实摄影《戈麦高地上的康巴人》，什么时候萌生了这一拍摄计划？

答：用苏珊·桑塔格的话说：相机是枪支的升华，而摄影则是一种软谋杀。摄影具有掠夺和侵略性的原罪，尤其是纪实摄影。新闻摄影是纪实摄影的一个分支。当然，新闻作为公共事件，摄影记者可以介入，负责向公众提供事实的佐证。与新闻摄影不同，纪实摄影由于脱离了公共事件的场域，也就对那些具有艺术伦理的摄影家提出了警告：切勿对人实施软谋杀。所以，我在戈麦高地的摄影实际上是一种业余性记忆存储，而非职业行为。未遭工业污染的美丽风景，康巴藏人俊美的脸，有马的山岗，雾中秃鹫……在和当地牧民熟悉以后，他们忽视了相机的存在。十年过去了，我也没用那些照片赚钱。我担心自己会出卖信任我的那些被摄者的形象。流亡欧洲的捷克摄影师寇德卡在出版了第一本摄影集《流放》之后，很羞愧地说自己像个妓女。

7.能简单描述一下您在高山牧场执教时的生活状态吗？

答：一个月的新鲜过后，便是长久的孤独。对自己当初的选择不断地质疑，惶恐，对未来生活的担忧。由于无电、无通信、无公路，你把自己幽闭起来，有了太多时间需要直面自己。开始着迷形而上学，心灵单纯，感知到大自然的律动，一个异性恋者的性焦虑。为春天的第一根青草感动得热泪盈眶，与闭关的瑜伽师见面，和学生一起骑马周游草原。这些经历被写进我的处女作《寂静玛尼歌》。

8.这次执教对您有什么意义？

答：和我生活中遭遇的每一个事件一样，都是为了净化自己的心灵，懂得接受恩赐的谦卑和慷慨捐赠的温情。

9.您是怎样获得这种写作力量的？

答：通过信仰，如果说哲学是纯思的理性活动，那么信仰则是一种超理性的生命证验。作为超理性生命证验的前提，你需要大量宗教学和精神分析学的比较研究。因信称义必须经由逻辑理性的长期训练，才会走向信仰之道。

10.您的作品大多与藏族有关，第一次和藏族结缘是什么时候，为什么会对这个民族情有独钟？

答：我与藏族的结缘始于一场持续多年的友谊。1999年，我与汉语诗人才旺瑙乳在兰州的一家报社成为同事。他的父亲是一位还俗的转世喇嘛，写过一系列藏传佛教的普及读物。在那些苦闷的被酒精包围的夜晚，才旺瑙乳给我讲述了许多圣行与奇迹、佛理与教义。我蒙昧的世界第一次照进了信仰之光。后来，在拉萨，与一位康巴姑娘的爱情，让我的命运和西藏更紧密地结合，从而促使我进入西藏人的私人生活，以及由此私人生活钩织而起的历史。一部被遮蔽的历史逐渐敞开，让我开始产生负罪感。从智性成长和灵性保育方面，藏传佛教的理论体系和禅修方式，对我而言，仿如甘霖。

11.民族和宗教是您作品中的两大主题，这两大主题的哪些方面吸引着你？

答：被政治遮蔽之处，恰是思考的焦点和人性的深渊，恰是伟大主题的矿脉。布罗茨基说过，只有伟大的主题，才会产生伟大的作品。民族的冲突与交融，携带着文化的嫁接与拓延。宗教间的竞争和借鉴，以及各个宗教——尤其是佛教和伊斯兰教这两种普世宗教——内部的支流演变，牵扯人类宏大而本质的变迁。这些都是世界性、永恒性的主题，必然吸引每一个有志于写出伟大作品的作家涉身而入。

12.文字和图片都是记录的工具。对您而言，文字记录和图片记录的区别在于什么？

答：后来我也导演故事电影，拍摄纪录片，有时还为服装品牌拍摄时尚照片。这些统称为影像记录。影像记录是一种世界性语言，辅以英文字幕，可以在说各种语言的族群中间交流。但是，影像记录的信息容纳空间比较狭窄。一部一万字的短篇小说，刚好可以匹配一部90分钟的电影。所有长篇小说改编的电影，都是一场艺术和商业的灾难。影像记录受到物理时空的限制。影像记录是非抽象或欠抽象的。只有文字记录（以文章或书籍的形式）才具有大信息量抽象思考的能力。但是，影像又具有直觉宇宙图景的功能。我们这些被文字规训的人，已经不能像儿童或大师级的画家或不识字的萨满巫师以及森林原始人那样，用影像认知和表达世界了。我们用文字认知和表达的世界，或许是一种合乎理性的扭曲。

13.您个人会更倾向于哪种记录方式？

答：没有轻重之分，全看条件如何。如果资金没有问题，我更愿意拍电影，用影像认知和表达我的内心和世界。

14.近十几年您的身影一直在藏、维、蒙、回等少数民族中跳动，并写下自己的记录与思考，您觉得这一行动对社会而言有什么意义和价值？对您自己呢？

答：二十四岁以后，旅行和迁移占据了我生活的主要方面，并且从去年开始，我用了一年半的时间来行走中国的边境线，想要借助非虚构写作和纪录片拍摄来厘清中国边疆的历史变迁和当下的族群关系。我不知道这一行动对社会有什么意义。如果某个民粹主义者读了有关我那些穆斯林朋友的故事，从而不再简单粗暴地把恐怖主义和伊斯兰挂钩，我就觉得某种社会意义正在产生。如果一个分离主义者看到族群间产生的友情，从而开始摒弃单一身份的执着，我觉得这也是某种社会意义的产生。我不知道。我知道自己满腹疑惑和偏狭，随着旅行日久，接触不同族群，感受各种恩泽，我的疑惑和偏狭渐消，而宽容精神和非暴力思想则在我意识里根深叶茂。

15.当初决定讲授创意写作课的初衷是什么？能介绍一下这门课现在的情况吗？

答：那是一个友人的邀请，去一个商业性的三本大学讲授创意写作。我以为那所大学脱离体制，可能会有自由空间，没想到更加狭隘，而且小地方人的那种嫉贤妒能的毛病就像病毒。短短一年，我就离开了讲台，虽然我是那么热爱教学。我希望自己像民国时代的大学教师一样，依靠学识和魅力而不是点名，把学生留在课堂上。这一点我做到了。我还想为每一课写出一篇考据扎实文笔优美的讲义。最后，我希望这些讲义结集成书：《讲述一个故事有五百万种方式——创意写作的七堂课》。可惜，直到我离开，最后一课还没有写出。校方为我在第二学期安排了8个班，每班学生100多名。繁重的教学剥夺了思考和写作时间。

16.在国内，创意写作是一个新兴的课程，有些人甚至怀疑这一学科存在的必要性，认为作家是不能靠专业训练培养出来的，您怎么看？

答：一个作家的养成，依赖天赋、机遇、毅力和对生活的独特体验与对世界的深刻观察。它不像军人或运动员的训练那般简单。但是，我们这个社会也需要大量靠写作为生的职业人士，如新闻记者或电影编剧。他们不太需要创意性，但他们必须具备专业技能。在这个意义上，创意写作课的设置，当然有意义。通过创意写作课的教育，很多人获得了文学审美的能力。

17.能分享一下您关于写作的几点写作经验吗？

答：坚信你的写作天赋源于那个绝对唯一存在的恩赐。首先做一个品性高洁的人，否则，上帝会剥夺你的天赋。像运动员一样把写作技艺的训练当成每日的功课。像军人一样自律，开始每天的工作。不要信任灵感，而要坚守勤奋。不要依赖酒精、尼古丁和致幻剂，而要凭借健身。写作是一场持久的性爱，要的是一副好身材。

三 代表作品

《边境线·走向荒甸》节选

缅北梦魇

经过老陌筹措，首届中缅公益论坛在云南大学一间学术报告厅召开。休息时，我看见一队身着褐色迷彩服的军人在报告厅外集合，训话的军官却穿着便装。阳光灿烂。这种天气适宜远行。我渴望结识来自果敢的官方人员，或许他们能够带我进入果敢。老陌介绍我与果敢新闻局主任李建军认识。这是一个干练的年轻人，三十岁左右，身材不高，鼻梁挺拔，眼睛很大。你能感觉出他是一个真诚的人，身上没有行政机构公务人员特有的那种刻板和狡黠。论坛结束后，他要去瑞丽处理一些私人事务。我只好独自前往中缅边境。

傍晚，两位穆斯林朋友开车送我，去昆明长途汽车站搭乘卧铺班车，准备前往孟定。孟定，连接东南亚和南亚大陆的枢纽，素有“黄金口岸”之称。那位有过持续两年强烈灵性体验如今不饮酒不赌博不愿说谎并且热爱读书的朋友一再叮嘱：“别碰毒品！别去赌场！别向任何人打听任何事！”他曾是一名足球运动员。“我认识很多拳击、摔跤和散打运动员，退役后应召赴果敢担任同盟军教官，据说薪水不低。战争期间，一个中国特种兵出身的雇佣军，每天薪水四千元。”我想起这几天好几个人告诉我的秘密：“同盟军战士百分之七十吸食毒品，白天是沉迷美梦般幻觉的海洛因，夜晚作战则是让人亢奋难眠的麻黄素。”关于中国赌客在果敢遇害的消息，昆明的朋友几乎人人皆知。“我有一个汉族朋友，”我的穆斯林朋友说，“有一年去果敢赌博，输掉一百万元，赌场借给他一百万元，他又输光，然后被关进地牢。他老爹还是个大官，最后托了很多人找了很多关系，才把他捞出来……”

在长途汽车站洗手间，我与李建军迎面相遇。我们惊讶地握手。道别不久，我们又在候车厅不期而遇。我给他两个苹果，他给我一根发烫的玉米，然后再次道别。这个人传递给我的友情，消弭了我对果敢的恐惧。

卧铺班车晚上九点出发。夜色茫茫，如同沼泽，让我在恍惚之间，不知将要去往何方。

翌日清晨，卧铺班车停靠在孟定车站。我头脑昏沉，背包走出逼仄车厢。半夜时分，边防武警检查证件的情景，模糊如同一个梦。北京朋友烈子介绍给我的当地朋友陶子，一位餐饮公司女老板，派了两个年轻员工在车站接我。“我叫小马，”瘦子说。“我叫小何，”胖子说。我昏沉的脑袋里冒出小学语文课本里的一篇文章：《小马过河》。相熟之后，我才获知，小马是傣族，本名岩（ái）七，皮肤白净，长得像个汉族。他的曾祖父是云南保山的回族，抛弃伊斯兰信仰入赘傣族家庭，老年时开始吃猪肉。我不知道这位回族老人曾否有过遗憾和惶恐。小何，汉族，大眼睛，双眼皮，黑皮肤，看着更像傣族。他入赘傣族家庭，因不能把自己的汉族姓氏冠在儿子名前而连呼遗憾。

岩七驱动枣红色牧马人吉普车，驶向市区。“很抱歉，陶总跟一位终南山来的老师学习辟谷，七天不能出户……”小何解释说。“这几天，我俩就用她的车，陪您。”

“我很想见见陶总，”我说。“我北京的朋友告诉我，去年果敢战争爆发时，陶总被子弹打中左胸。”

“是的，是的，她死里逃生，不过我还没有当面听她讲过这个惊险故事。”

说话之间，我们经过城郊崭新却无人居住的公寓楼，走过一段坑坑洼洼的泥土路，转过电动摩托车和三轮摩托车横冲直撞的十字路口，跨过一座浊流之上的水泥桥，来到一座泰式建筑的餐厅前。餐厅正对中缅一条街。挑檐尖削、花纹繁复、涂有红黄两种颜色的牌坊威然挺立，街上店铺商品却毫无特色。稍作休整，两位年轻人开车带我直到陶子的家。

小巷深处，宽敞庭院，拥有一座两层楼的正房和几间厢房。陶子患有阿尔茨海默症的父亲像个孩子一样拉着我的手。一位缅甸女人，陶子家的保姆，六十岁左右，气质温润而尊贵。她是一位小学缅文教师。她的儿子在陶子的公司里工作。接下来的好几天，我都会在清晨看见她在自己的小屋里拜佛念经。陶子的公司有三十多名缅北高地来的员工，有缅族，有佤族，也有傣族。每年，她都会去缅甸各个村镇，随员工家访。

“但我以后再也不想去缅甸，那里有我的噩梦，”几天之后，陶子在她餐厅顶楼那间装修雅致的居室阳台上，对我说，“十年前我开车去果敢，被彭家声的同盟军战士拿枪顶着我脑袋要钱，十年后，我和几名缅甸员工开车在山路上，被同盟军狙击手一枪打中左胸。如果那名狙击手不是瞎子，他一定会透过瞄准仪，看我只是一介平民，他一定会看到我的车牌号属于中国”。

佛教寺庙里的神秘男子

一大早，岩七开车带我和小何去参观孟定新落成的一座上座部佛教寺庙。佛陀灭度之后，佛教僧团因教义争执和权力争夺而致第一次分裂。中国人称其为小乘佛教和大乘佛教，或因源起于印度次大陆的佛教向亚洲其他地区的宣教路径不同，而称其为南传佛教（向南而至东南亚）和北传佛教（向北经古代丝绸之路而至中国）。上座部佛教再度分裂，而成Menkyau、Tawne、Nalong、Sawti、Poikyaung诸派，其中Menkyau派戒律最为严格，印度教式的严格素食主义是其标志。戒律最为松弛的是Poikyaung。该派僧侣甚至吸食鸦片。

出城之后，一条两边被紫红色三角梅装饰的双行道水泥路，蜿蜒在甘蔗和香蕉林之间。时有百年古榕，枝叶茂盛，遮挡半边天空。驱车不远，便是那座辉煌寺庙。寺庙空阔，人影寂寥。小何讲说，寺庙开光那天，来自中国、泰国和缅甸的108位高僧齐诵佛经，5万民众赶来拜谒，感受福报的恩泽，险些酿成踩踏事故。

我们脱鞋，进入大殿。佛像以及幡幔，装饰极为艳丽，甚至让我觉得艳丽过头而至艳俗。岩七和小何俯身在巨大佛像前，跪拜磕头。

绕过守庙人的平房，踩着山坡橡胶林中间的石阶而上。山顶矗立一座青苔密布的古塔。古塔周围的小小神龛里，摆放粗糙的石雕佛像。绕塔一周，无甚可观，我们复又踩着石阶下山，却有一老一少两个女人，像是一对母女，身穿鲜艳筒裙。岩七与老妇人用傣语交流。她说有钥匙，可以打开古塔小门。我们踅转身去，跟随两个女人，拾级而上。

进得古塔，两个女人点燃手中蜡烛，跪拜佛像。拜毕，我们出门绕塔而行，转至一个菩提树下的小塔前。岩七和小何与那两位女人一样，掏出几元纸币放进一个石龛。就在此刻，一缕阳光破云而出。

我们一起下山，来到守庙人居住的平房门前。我浏览墙壁上的照片。那位老年妇女突然情绪激昂，手指一张照片对我呱啦呱啦讲了一通傣语。我无助地望向岩七。岩七不得其详。老妇人像是为了寻找一个可靠的证人。她转身匆匆而去，很快又匆匆而来。紧随她身后的，是守庙人，一个消瘦的老年男子。

汉语和傣语羼杂的解释加上岩七的翻译，我终于明白，原来，有一张彩色照片，照片中的古塔出现两个清晰的塔顶。在我这个专业静照摄影师看来，那是双重曝光的结果，而非某种不可言喻的神迹。但是，热情倍增的守庙人和老妇人，争先恐后地为我讲述了一个神秘的故事——

寺庙开光那天，一个眉毛很长的年轻男子——说这话时，老妇人用双手食指划过自己眉毛直到两鬓——送给守庙人这张照片。守庙人观览照片，觉得神奇，回想年轻男子形貌，颇有佛祖气度。他让人们观看这张照片。他给人们讲述那神秘男子的种种相好。于是，大家到处寻找，希望年轻男子能在这里出家为僧，成为心灵贫瘠者的寄托和依祜。看了照片的人都觉得，如果不能尊奉他为长老，将是这方土地上每个人的遗憾。可是，他消失在众人当中，就像博尔赫斯短篇小说《另一次死亡》里用过的那个比喻，“他那轻如薄纱的形影逐渐消失，仿佛水入水中”。后来，人们还在临近村镇反复寻觅，可是，那神秘男子轻如薄纱的形影，不再重现。

我再一次得以确认：神秘主义是普罗大众的信仰之源。可是，接下来，在另一个佛教寺庙——整个滇西南皆受东南亚上座部佛教影响——我却没有再次感受到神秘主义。我感受到的，只是怠惰，佛教知识的贫乏和宗教思想的欠缺导致的某种精神怠惰。这个寺庙围墙环绕，处于喧嚣的城市郊区。小何说：“我带你去看看我们波乃寨的寺庙吧。”实际上，那不是我印象里满是吊脚楼的寨子。那是城市郊区的街巷，两层楼的水泥房拥挤在狭窄土地上。小何说：“每次政府征地，我们就得搬迁。”他们的寨子搬迁过三次。城市一再扩张。傣族人的土地变成了商业大街和公寓楼。他们不得不放弃古老的农业技艺，开始经营小卖铺。小何白天在陶子的餐饮公司工作，晚上则和夫人一起，在自家院里支起烧烤架，招揽食客。他还与人合伙租地经营苗圃，但是生意萧条，他准备退出。他居住的那个带有小院的两层楼房，是他举债修建的。一谈及生活，这个爱看《读者》杂志、写过诗歌和两部小说——从未发表——的文学爱好者，立刻显得忧心忡忡。

我们走进寺庙清洁宽敞的院子，几个男人围桌在打麻将，一座平房的门敞开。我看见铺有席垫的地上，一个穿橙色袈裟的和尚裹被而睡。或许是听到了陌生的脚步声。和尚翻身而起，整理袈裟。他那张清瘦的脸，衬得那一双大眼睛颇为空洞。他就是这座寺庙的长老。傣族男性保留自幼出家为僧的风俗。岩七就曾做过沙弥。不过如今，宗教意识越来越淡薄。波乃寨本地男性更愿意享受世俗生活的饮食男女。但是，婚丧嫁娶的一套佛教仪式作为坚定的风俗，人们依然恪守。人们需要仪式，即使这仪式空洞无物。关于上座部佛教森严的戒律，关于印度那位被后人尊称为佛陀的觉悟者馈赠人类的优美而深奥的思想，关于禅坐灵修，人们皆已抛弃。物质主义和偶像崇拜的毒药已经侵蚀了人们的灵魂。人们不再和佛陀的门徒那样，创建一个佛学院，以便精研细思，而是修建一座巫术礼仪性质的寺庙。人们邀请僧人常驻，不是为了求道解惑，而是为了主持仪式。于是，这位名叫杨东的本族和尚——他坚持说自己是本族，整个滇西南不到1000人，全被政府划归佤族——经过短短几年学习，来到这里，领取一份微薄津贴，为人们主持婚丧嫁娶的仪式。他坦率承认：“我也经常想过还俗。”我甚至怀疑，宗教身份只是他谋生的一种手段而已。

墙壁上悬挂许多佛像画，我向长老请教，他却大多不识。我本想讨教上座部佛教思想，他却连连摇头。这个上到小学二年级便辍学回家放牧水牛直到二十岁出家的和尚，只会背诵几个篇章的巴利文佛经。当他领我去看他在佛像前跪拜诵经时，我都不敢确定，他是在念诵巴利文佛经，还是在胡诌一通。我乘兴而来，失望而去。他连一个神秘主义的故事都没有讲给我听。

去看斗鸡，去看吸毒者，去看难民营

还不如去看斗鸡，或是去中缅边境看海洛因注射者，或是去看枪战。

岩七和小何见我神情沮丧，便提出以上建议。这些建议如此暴烈，足够刺激我疲软的神经。岩七打开微信朋友圈，给我看几天前一个傍晚缅甸国防军与同盟军激烈枪战的视频。那是他朋友用手机拍摄的。在盘山公路的一个观景台上，人们观望边境线另一边山林里子弹飞舞的白色闪光。鞭炮一样的噼啪声，嘈杂激烈，不时有观望人群中的女性发出恐惧抑或兴奋的尖叫。

陶子和她的高级主管们跟随一位终南山来的国学家在辟谷。这是第一天，他们打坐，聆听养生课，饮食水果。她在战争中死里逃生的惊险故事引我遐想。尤其是，作为一个缅甸通，我想求助于她，帮我进入果敢。当地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那位态度温和的女工作人员已经耐心解释：外地户口不予办理出入境通行证，如在本地工作，需要暂住证和履职公司证明，并由雇主亲自来办理，所需时间，15—20个工作日，本地居民可持边民通行证过境。陶子的助理莎莎——一个湖南妹子，曾骑摩托车沿滇藏线进出西藏——告诉我，去年战争爆发前，中缅边境的林中小路，畅通无阻。她一直没有办理出入境通行证，结果有一次偷渡去果敢，返回时被中国边防武警发现，课以罚款。如果你被缅甸国防军发现，等待你的，则是拘留，你还得贿赂军官，才有可能脱身。

我只好去看斗鸡。在孟定城外，那是一个草棚，一米高的围栏里，两只公鸡斗得死去活来。围观者大呼小叫，几乎每个人的臂膀、手背或脖颈上刺有文身，要么是虎头，要么是几行巴利文佛经。斗鸡现场的整个气氛颇为暴戾，像是进入某个帮派的秘密集会。更有刚从地里归来的男子，腰带里插一把木鞘大砍刀，阴鸷的眼睛盯紧斗鸡。等到一场斗鸡结束，人们便从手里抽出攥得汗湿的纸币，交给一个叼香烟的男子。我一直没弄明白斗鸡这种赌博形式到底怎么赢钱。就在此时，小何悄声告诉我：“不要拍他们赌钱”。我赶紧将DV摄像机的镜头对准鲜血淋漓的那两只斗鸡。他们的主人像在安慰婴儿那样，为它们洒水，洗去鸡冠上的鲜血，抚摸它们剧烈颤抖的脖颈和屁股。

日将偏斜，我们驱车前往八十多公里处的清水河边境口岸，去看海洛因注射者。车窗外，远远的山野绿树间，一座座崭新楼房被阳光照耀得闪闪发光。“那就是佤邦的南邓，”小何说。“我有朋友在那边。他们个个都有枪。”

在边境口岸，一座大桥，跨过涓涓细流似的清水河。大桥两边，军警把守。行人和车辆自如来往。桥的那边，就是缅甸掸邦第一特区果敢清水河市。“你现在看到对岸的那一排楼房，以前都是赌场，”小何说。“你都不知道，战争爆发前，对岸赌博业有多猖狂。”距离口岸不远，清水河汇入宽阔浑浊的南帕河。站在两河交汇处的岸边，你能看见果敢和第二特区佤邦之间的那座大桥。穿着绿色军装的士兵在桥头把守。通过那座桥，你就可以进入南邓。果敢和佤邦近在眼前，我却不能踏足而入。

我们在清水河边漫步而行。穿过桥洞，一条小路延伸而进山林。林边空地上，竖一面蓝色招牌：

警示

你已进入中缅边境线，严禁非法偷越国（边）境，严禁出境参与赌博；严防被境外不法人员扣押、绑架、勒索、伤害。

耿马县公安局 宣

二〇一四年十月一日

清水河上搭着木板，几步就可跨河而过。显然，经常有人在木板上过来过去，就像跨过门前小溪到邻居家闲话家常一般随便。小何说：“这是一条死人河，常有被害者的尸体浸泡河中。夏天的时候，那些对热带气候不熟悉的四川民工，进河洗澡，感染疟疾，稀里糊涂地死去。”

对岸河边尽是简陋水泥房。房中人声清晰可闻。绕过警示牌，我们踩踏小径，走向树林深处。岩七和小何在我旁边停下脚步。“快回！快回！”距离我们不远，一个蹲踞的男子站起身来。“吸毒的……”岩七和小何的紧张情绪感染了我。我禁不住一阵寒栗，随他们转身离开，回到林边小路。再度转身张望，那名注射毒品的男子没入树林。树林深处，有人燃起篝火，似在晚炊。几名小学生放学回家，在这条红土小路上疾疾行走，向着不远处的村庄。村庄人家户户高墙深院，露出两层小楼。岩七说：“那些人家说不定就是毒品中转站。”

回程途中，我们在盘山公路上驱车而至一个又一个观景台，期望看到边境对面的山峦密林里爆发一阵枪战。夜幕逐渐降临，我们没能如愿。

“别失望，明天我们去看难民营，”岩七体贴入微，提出又一个建议。我觉得自己像是来逛庙会，因而感到一阵羞耻。别人在受难，我却像个观光客，时刻准备着消费别人的不幸。我只能默默安慰自己：你是在寻找真相，不是在四处猎奇。

可我到底在寻找什么真相？真相大白于天下，只是人们疏懒于探究，抑或纯粹由于自私，对于他人苦痛，从来漠不关心。长途孤旅，对我而言，其实，仍然是在寻找自己，在迷失中寻找，在扪心自问中寻找，甚而至于，在寻找中寻找。我真想只谈自己，不及其他。我必须接受自己的无能和羞愧，当我身处于只能用“可悲境地”才能形容的难民营。

第二天上午，雾霭蒙蒙，我们驱车前往一个拉祜族的寨子观摩一场婚礼。寨子隐藏在橡胶林深处，一条水泥单行道蛇一般延伸而入。青砖灰瓦的老房子所剩无几，高大的水泥建筑拔地而起。一户人家的大门，树枝、鲜花和气球装饰得分外艳丽。身穿红色曳地长裙的新娘和西装革履的新郎与伴娘伴郎一起，站在门口，手托装满水果糖的盘子。宽阔杂乱的院子，只有一位老妪，穿绿色为主的传统服饰。这个寨子已被汉化。为了一览滇西南少数民族的传统民居和土著风情，我在岩七和小何的带领下，驱车而入另一个橡胶林深处的寨子。那里住着德昂族。幽静林荫道，两面山坡上排列一行行整齐的橡胶林，寨子通口处，一株百年老榕，枝杈横斜，郁郁葱葱。身穿鲜艳服饰的中老年女人，在寨中老屋间的狭窄小路上到处走动。岩七在这里找到他的朋友，一个做伴娘的漂亮女子。她告诉我们，晚上会有集体舞蹈，欢迎我们光临。

而我一直惦念着难民营。

短评

虽然目前对“非虚构写作”没有一个统一的界定和认识，非虚构写作的概念内涵与实践边界依然在发展，依然在逐渐廓清。但普遍来说，我们认为，非虚构写作是一种要尽可能还原事实且不掺加个人情感来叙述事件本身的写作形式。但是，柴春芽作品的对象不是某个具体的新闻事件或者人物，而且所有的表达都是从“我”出发，用第一人称来叙述，作家本人是呈现、描摹、复原事实的镜头。所以，他的非虚构系列更像一种游记散文，通过描述自己的所见所闻，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和人生态度。

柴春芽《边境线》系列的主要内容就是他在这些边境地区游历遇到的人、事、物，文章风格文学性强，主题围绕着宗教和民族。因此，柴春芽的作品，不管是主题、风格还是文笔，非常具有个人特征，具有极强的不可复制性。他曾当过创意写作课的老师，关于写作他表示：“我一直仰慕的摄影大师约瑟夫·寇德卡曾有机会去大学教摄影，但他拒绝了。他认为摄影是不可教的。同样，我认为小说也是不可教的。我只是尝试着去培养大学生的文学鉴赏力。你不一定要成为一个作家，但是，你应该有能力欣赏文学作品。”阅读他的作品，更像是一场对人生终极真理的探求，没有国别。他曾说：“我已一再陈述：我不为读者写作，当然更不会为文坛写作。我为超越人之上的某种存在而写作。人到四十，开始越来越清晰地感受到最高存在对你的呵护，你就不会再有人世的孤独和寂寞了。”

阅读柴春芽的系列作品，我们发现他的写作具有很强的交流性与介入性，如同一个好友给我们讲述他在异国他乡的见闻，不疾不徐，娓娓道来。客观世界对作者的冲击，他的主观框架对客观世界的感应和理解都被平实地讲述出来，构成叙事的轮回与特征。另外，他的写作携带着深厚的民族和宗教背景，不断地穿插历史宗教知识，丰厚的简单叙事的意义，这反映出一个非虚构作家渊博的知识面。他是一个虔诚的作家，基于一颗真诚与反省之心，叩问我们所认为理所当然的世界。

四 作品列表

著作：

1.柴春芽：《西藏红羊皮书》，联合文学出版社（台湾）2009年版。

2.柴春芽：《祖母阿依玛第七伏藏书》，联合文学出版社（台湾）2010年版。

3.柴春芽：《寂静玛尼歌》，世纪出版集团2011年版。

4.柴春芽：《我故乡的四种死亡方式》，广西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