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概念界定、理论基础并兼议“美丽中国”旅游学

第一节 概念界定

一 “美丽中国”及大美陕西

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中专章论述生态文明,首次提出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是“美丽中国”,并以诗情画意般的语言来形容我们的祖国。“美丽中国”的提出是党对区域发展规律的把握,是长期以来在执政理念不断深化的过程中,我国区域建设实践和指导思想的升华、提炼及最新诠释[97]。在概念理解上,“美丽中国”是美学概念、生态学概念、社会学概念的统一,并以社会学概念为重点,其他概念与之相融合。“美丽中国”并不是一个纯美学概念或者纯社会学概念,而是在各学科理论研究基础上的综合概念[98]。对“美丽中国”的理解要从单纯字面意义深入到学科思考与理论架构中去,从而对其有更全面深入的把握。

从词义来看,“美丽”解释为“好看、漂亮,即在形式、比例、布局、风度、颜色或声音上接近完美或理想境界,使各种感官极为愉悦”[99]。从这个角度看,“美丽中国”应该是一个由两个实词组成的偏正结构词组,并不是联合或并列词组,“美丽”是用来修饰中国的,即“美丽中国”可理解为好看、漂亮的中国。

从文献来源看,“美丽中国”是在对生态文明的论述中,基于“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1]”提出的,理解它必须回到提出的原点。故而,大多学者站在生态文明的角度,认为“美丽中国”的基础是自然生态美。自有人类社会以来,大自然就是我们生存的庇护所,源源不断地为人类发展输送各种能源。“美丽中国”的基础是江河湖海、高山平原、森林海洋的自然风光,飞禽走兽、花鸟鱼虫、万物的更替生长,风雨雷电、日月星辰、冰霜雨雪的四时变化。如今这种“美”正在被各种不同形式的污染所侵蚀,2013年1月,全国性的雾霾发生四次,其中,大城市的空气质量更低;2014年《土地整治蓝皮书》中显示,耕地污染严重,面积约5000万亩,特别是大城市周边、交通主干线及江河沿岸的耕地重金属和有机污染物严重超标;另有数据显示,土地盐碱化、沙化面积达20.25亿亩,水土流失面积达53.4亿亩。在自然生态环境退化的同时,矿山开发、生产建设每年造成大量土地损毁和废弃等诸多问题。由此可知,“美丽中国”的基础正在遭受着极其严重的破坏,失掉生态环境基础,“美丽中国”将不再“美丽”。

还有学者认为“美丽中国”还有另外一个层次的含义,即人文历史美。自夏商周以来,从有文字记载开始,五千年的历史有证可考,从未中断,同时留下了丰富的历史遗迹;2000年前,我国就形成了汉民族为主体的多民族统一国家,创造出丰富多彩的文化,汇聚成璀璨的中华文明,并在交往中秉承相互尊重、长幼有序、明礼诚信的优良传统。从人出生始至人生终点,需经历诞生礼、成年礼、结婚礼、丧葬礼;而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则恪守“诚敬、卑己尊人、礼让、宽恕、礼尚往来、中和、重仪”等传统礼仪;现如今的公民道德教育中仍将“明礼”放在重要位置。而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却无数次突破人们的道德底线,如2006年南京的彭宇案、2011年广东的“小悦悦”事件、三聚氰胺毒奶粉案件、毒米、地沟油、假药等。为私利不择手段,一切向“钱”看、全心全意为“人民币”服务……在如此氛围下,各人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殊不知,扔掉基本道德品质,“美丽中国”也是徒有其表,毫无精神骨架。

还有学者认为“美丽中国”是人与自然和谐美。从有人类开始,人与自然的关系总在对立与统一中不断调整。原始社会,人们认知有限,畏惧自然,自然就是主人;农业社会,生产力水平提高,经过与自然接触,不断了解、熟悉自然,从自然中获取所需的能力大为提高,畏惧自然的局面有所改变;工业社会,情形逆转,完全发生改变,人类借助机器实现对自然的全面征服,主观认为人类是世界的主宰。而由于人们对自然“疯狂”的行动,自然也“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气候异常,天灾频发。这促使人类认识到:谁都不是自然的主宰,唯有二者和谐相处才能共存于一个世界。只有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才能保住自然美、弘扬人文美,实现“美丽中国”。

总体来讲,对“美丽中国”认识的角度不同、立场不同、观点不同,结论自然会有差异。本书站在旅游学角度,认为“美丽中国”中“美丽”二字,是美学价值的一个印证。生态环境除能给人类带来生态价值之外(如清洁的空气和水),更能带来“舒适感”(如青山碧水给人带来的舒适),这种“舒适感”即美学价值的体现[100]。这与左玉辉提出的“关于人与环境关系是五个层次的需要”相吻合,即环境清洁→环境安全→环境健康→环境舒适→环境欣赏[101]。因此,从旅游学理解“美丽中国”的基础是环境清洁、安全、健康,同时更要突出环境的舒适与可鉴赏性,也就是说,“美丽中国”有着比环境保护与生态文明建设更高的要求,是在此基础上对环境美学价值的一种追逐。

这种环境美学价值的旅游外延体现为对品牌旅游资源的挖掘与高端景区的建设,以及旅游城市综合功能从宜居到宜游的升级。

大美陕西是“美丽中国”的组成部分,表现为在区域空间上的不同布局,可理解为在环境清洁、安全、健康的基础上对经济、社会、文化和谐发展的一种追求。从旅游的视角看,大美陕西重点是以城市为核心,提升城市的宜游性,将大美陕西从抽象口号建成具体可感的亮丽新形象。

二 宜游城市

未来之宜游城市,应为游客需求与居民基本生存、生活需要、跨界创新与产业繁荣共存并融为一体之城市。宜游城市概念的界定从城市的发展历史说起,在纵向梳理、横向比较中实现对其清晰的勾画。(一)纵向梳理——城市发展历史演化

关于宜游城市,学界尚无统一定义,为准确对其定义,本书回到城市发展史中逐层剥离,在此基础上探讨宜游城市的定义。城市并非由乡村聚落直接演变而来,而是起源于“城”。夏商时期的考古已经证明,城墙、宗庙殿宇、祭祀遗址、手工业作坊是早期城市出现的主要表征。所谓“市”,则有“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随着城内人口增加,“市”作为商品交换与供给的空间,作用逐渐凸显,获得认同。“城市”作为一个组合出现,观念日趋形成,城市随之出现[102]。纵览城市历史,其主要有两种形式:先“城”后“市”或先“市”后“城”。

城市不断发展、壮大的根本动力是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在农业文明阶段,生产力水平较低,资源不足,人口流动性较差,城市发展相应受到限制,进程缓慢,导致城市规模较小。同一时期中国城市与西方相比,数量多且规模大,而且城市化水平也居于世界前列。在唐朝,城市化水平达到10%;南宋时期的临安地区,城市人口更高达20%左右[103]。即便如此,古代中国城市大多时间仍为二元结构,即政治意义的“城”和经济意义的“市”,且二元结构在城市统一体中比例不均衡,长期处于“城”大于“市”的状态,“市”的作用被压制在狭小的空间与范围,更多时候也是为了“城”服务,满足统治阶级的奢侈性消费,自给自足的农业也决定了“市”的作用无法全部释放,即便出现过“市”因“城”而繁荣,也是昙花一现。对照现代城市形态,古代中国城市长期处于一种非健康状态,这也是自然经济格局下城市固有的封建性格[104]

随着工商业的发展,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出现在13世纪,如商业和贸易比较发达的地中海沿岸城市、巴黎等。尤其是在18世纪工业革命之后,生产力水平极大提高,加快了城市发展的步伐,使得西方城市发展步入快车道。与农业时代相比,城市迎来史前未有的发展机遇,农民不断涌入城市。到19世纪初,中国城市的发展再也没有与世界同步,表现出另一个极端:既小又少,落在世界城市发展后面。到“一战”前,英、法、德、美等资本主义国家的绝大多数人口都已生活在城市,他们甚至还以入侵的方式带动其他国家城市的发展,在中国沿海被开放的港口、租界等地,城市都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随着西方工业化的发展,到19世纪末,城市人口急剧膨胀,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问题不断、矛盾突出,居民对人居环境提出新的要求。

至此可知:在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的交界,城市的发展出现分水岭,在工业文明时代,无论是发展速度还是规模,城市都显现出顽强的生命力,它以排山倒海之势席卷全球,带给人类无尽的物质满足、精神提升的同时,也伴随着无数困扰人类的问题,于是,宜居城市思想应运而生。也是从那时起,宜居城市研究进入学者视野,“二战”后,欧洲经济复苏,美国成为世界经济中心,各国工业化进程再次提速,人地矛盾、供需失衡、资源紧张等问题接踵而至。学界踊跃走到前台,成立关于宜居性的研究组织,召开学术会议,对这些问题进行定期讨论。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广大发展中国家城市化相继提速,助推了整个世界的城市化浪潮,“宜居城市”的理念逐渐进入我国。2005年1月,国务院批复北京市《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年)》,将北京市定位为“国家首都、国际城市、文化名城、宜居城市”;2007年建设部正式颁布了《宜居城市科学评价标准》。系列举措中“宜居城市”理念的提出,为破解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城市病”注入了一剂良药,也带动国内其他城市向“宜居城市”建设目标挺进。与此同时,理论界以更加热烈的方式回应了“宜居城市”的实践,研究主要集中在对本地居民需求的关注方面,并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有益探讨。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曾说,“建设城市的最终目的在于使居民在其中幸福地生活”,他心中的“居民”指的是居住在城市的本地居民。可城市的便利、功能的齐备、发展的机会、升职的空间等如同磁铁一般吸引着人们向城市投奔,涌入城市的还有数以亿计的游客,来观光、旅游,感受城市生活。尤其我国自改革开放以后,经济飞速发展,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可支配收入不断增多,闲暇时间延长,消费观念发生了革命性变化。2013年,国内游客36.1亿人次,国内旅游收入30312亿元[105]。其中大多游客以城市为中心,向周边散开,充分证明游客已成为城市中不容忽视的第二“主人”,满足与关注游客的需求成为城市规划者必须考虑的问题。

至此我们发现,城市的功能与格局需要重新调整,以应对日益增长的旅游市场需求,与此同时,游客会以各种形式主动参与到塑造城市的运动中,又会被城市的文化与性格所解构,回到自我重塑的过程中去。

(二)横向比较——与宜游城市相关的概念

1.城市旅游与乡村旅游

国内外对乡村旅游的概念界定与认识丰富多彩,欧洲联盟(EU)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1994)将乡村旅游定义为发生在乡村的旅游活动。其后,Bernard Lane在同一年对乡村旅游做过较为全面的阐述,力求给出一个较为纯粹的乡村旅游定义。国内学者中,王兵(1999)在进行中外乡村旅游对比后认为,所谓“乡村旅游”即以农业文化景观、农业生态环境、农事生产活动以及传统的民族习俗为资源,融观赏、考察、学习、参与、娱乐、购物、度假于一体的旅游活动[106]。此后,虽有不同学者从不同侧面来界定乡村旅游,但在某些方面已达成共识:乡村旅游以乡村作为旅游目的地,与乡村活动、乡村景观等密不可分。

宜游城市是城市旅游的有机组成部分。城市旅游是指以城市为目的地,主要围绕城市及城市周边景观、特色购物、商务娱乐等进行的旅游活动。城市旅游与乡村旅游的主要不同表现在活动内容、活动影响等方面,活动空间有时会出现交叉。

2.旅游城市化与城市旅游化

旅游城市化与城市旅游化是在两种不同程度的“进化”影响下出现的。旅游城市化是城市化诸多类型中的一种,本质离不开城市化,于1991年由国外学者Mullins提出,实质上是将旅游作为驱动城市化的一种方式[107]。国内学者的研究整整晚了将近十年,2000年,黄震方等肯定了城市在旅游活动中的作用,认为旅游城市化是指旅游区非城市人口向城市转移和集聚,旅游城市的数量不断增加,规模不断扩大,城市在人们的旅游活动中作用逐渐增大的现象[108]。徐红罡从另外的角度来认识旅游与城市之间的关系,略为谨慎。认为旅游与城市化的关键在于加强旅游与城市化相互促进机制,并有效地控制旅游城市化过程中对旅游的负反馈[109]。陆林等认为旅游城市化作为城市化的一种模式,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伴随着旅游业和城市化不断发展而出现的一种必然现象[110]。麻学锋等引入“旅游城市化响应强度”的概念,以张家界为例分析旅游城市化响应强度及影响机制,为旅游城市化的系统研究做进一步的补充[111]。总体来讲,旅游规模扩展、人口增多是旅游城市化的主要驱动力。

城市旅游化是城市功能的变化,依据城市在旅游活动中扮演的角色而定位。在旅游活动中,城市是客源地、中转地、目的地三个身份的组合体,宜游城市是城市作为旅游目的地功能的提升,从宜居功能上升为宜居宜游,甚至是宜居宜游功能的交叉组合。

(三)概念思辨与定义——宜游城市

在纵向梳理城市发展进程、横向对比城市旅游与乡村旅游、辨析旅游城市化与城市旅游化的基础上,结合部分学者的观点,将“宜游城市”定义为适宜旅游的城市,其具备多样化的旅游体闲资源、完善的旅游休闲设施、便捷可达性强的旅游交通系统、特色鲜明的旅游路线等,能满足不同人群进行游览、参观、考察、学习、休闲、娱乐等多方面的需求[112]。有研究认为,宜游城市是指建立在宜居基础上,具有独特吸引力且能较好满足旅游者需求的城市活动圈,与行政上市以及市辖县(区)的范围相对应。大于微观尺度上的城市旅游空间范围,小于宏观尺度的城市旅游空间范围,属于城市旅游空间的中观尺度范围。如延安作为宜游城市建设,不仅指以宝塔区为核心的中心城区,还应包括延川县、子长县等。

三 指标体系

在理论研究与实践工作中,各种现象纷繁复杂,人们为了对事物有一个较为准确的认识,常常会参照主观与客观、定性与定量、模糊与清晰等标准,构建指标体系,对某一或某一类事物进行评价,并依据评价值来认识事物内部的多样性。指标体系也被称为评价指标体系,是指为完成一定研究目的而由若干个相互联系的指标组成的指标群。指标体系的建立不仅要明确指标体系由哪些指标组成,更应确定指标之间的相互关系,即指标结构。指标体系可以被看成一个信息系统,该信息系统的构成主要包括系统元素的配置和系统结构的安排。系统中元素即指标,包括指标的概念、计算范围、计量单位等。各指标之间的相互关系是该系统的结构[113]

四 建设路径

从字面理解,“建设”的意思是:创立新事业;增加新设施;充实新精神[114]。“路径”的意思是:通向某个目标的道路或者是找到了成功的路径[115]。在科学研究中,“建设”“路径”合起来一般是指在对事物状态有较为准确认识的基础上,进行新的目标定位,从而使事物未来的发展趋势有一个较为确定的奋斗方向。因此,在人文与自然科学研究中,建设路径多出现在结尾部分,为解决现实问题提出可供参考的路径,与研究中的其他部分形成一个整体,希望通过提出建设路径而促使事物朝着利好的方向发展,实现预期目标,达到预期效果。

五 正能量及负能量

“正能量”一词来源于能量。1807年,英国物理学家T.Young引入“能量”这一概念,他把过去人们称为“活力”的东西命名为动体的能量。作为科学术语,以真空能量为零,能量大于真空的物质为正即“正能量”,能量低于真空的物质为负即“负能量”[116]。从使用范围来看,正能量从比较严肃的科学领域逐步进入普适的生活层面,如“为身心注入正能量,达至平衡融合的境界”[117]。2009年,又被心理学、教育学等领域运用,如对家长在学校教育中作用地位的肯定与认可[118]。2010年,在新闻评论领域也开始使用,如“娱乐节目给人以美好愉悦的享受,应该向社会释放正能量”[119]。2011年、2012年后被广泛使用,成为社会普遍认同其意的词语。

再到后来,这两个概念被引申到思想政治领域。从发展与落后、引人向上与逆时代而行、和谐与自私等对立面来区别与定位正能量及负能量[120]。正能量与负能量这两个词在不同领域都得到不同程度的使用,但始终维持了其词含义的导向性,正能量是正的影响力,负能量是与之对应负的作用力。从科学术语演变到社会流行语,体现出社会对正气的弘扬与赞许。

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我国旅游业从单一的入境旅游市场,发展为入境、出境、国内三大市场。旅游经济取得巨大进步,但与此同时,也付出了生态环境被严重破坏的惨痛代价。城市化快速推进,众多景区建设纷纷加快,特色不鲜明,游客环保意识差,景观保护压力大。可以这样说,经济的巨大进步、市场的多样化是旅游业发展的正能量;但同时,景区特色趋同、生态环境的破坏、游客的不文明行为等负能量问题也很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