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释道的身份与角色

刘笑敢^[1]

回顾我之前的人生，有很多想不到的事情，比如，想不到在内蒙古下乡5年，想不到能有机会上大学，想不到能到北大教书，想不到去了哈佛，想不到当时没回来，更想不到的是现在又回来了。我在内蒙古插队5年。后来成了大队干部，大队干部要求思想好，而思想好的标准就是“不想走”，但是我内心还是想走的，而且要明确申请考大学，你不说想走，不会有人主动让你走。所以有些纠结。那时，你要上大学就必须由大队同意，公社同意，盖章推荐，这样才有资格参加考试。本来工农学员是不需要考试的，而我们那年是唯一需要考试的一年，只有考试才有机会。一考试，当地干部的孩子都不敢报名了。之前小学毕业生可以直接上大学，我们那年正是邓小平第一次复出，要考试，我就想试一试。我和大队干部说，让我试一试吧，今年考不上明年就不考了，我们兄妹俩人在这儿5年，如果年景好，剩点钱够买一张火车票，能回天津看看父母，不然火车票也买不起，所以这次就让我试试吧。大队书记和我说：“笑敢，别跟我说这些，有我们吃的就有你吃的，饿不着你，经济上不是问题。”我心里一下子凉了，没希望了。没想到书记沉思了一会儿，说：“不过嘛，我们同意你走，因为你在这儿娶不了媳妇，我们这里的姑娘十三四岁都订婚了，到十五六岁就嫁人了，你们的同学都不愿意留在这儿，你在这儿就娶不了媳妇，所以我们同意你走。”就这样我有了参加考试的机会。

我人生的这40年，每一步都是和家国的大变化联系在一起的。比如第一次工农兵学员考试，第一次招收研究生，以及第一次招收博士生，突然有了机会去哈佛，后来又游走他乡。说到去哈佛，当年我是考了托福的。第二年申请去哈佛作访问学者就不用考托福了。据闻杜维明先生认为，如果到哈佛做访问学者要考托福，那么学中国文化的学者就会没有机会了。但是他们应该有机会到哈佛进修，将来回国就可能成为中国文化的领军人物。所以我那年费力考托福是有些冤枉。

书归正传，讲一点与中国哲学研究有关的问题，即中国哲学的身份与角色问题。

我一直研究中国哲学，从来到北大就学习中国哲学，这么多年一直在中国哲学领域摸爬滚打。中国哲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儒释道，和国学有高度的重合，一个人讲国学，往往离不开儒释道，国学主要是儒释道的学问。所以我认为无论中国哲学，还是国学，或者说儒释道，其主要内容、主要对象基本是一致的。我能想到儒释道的身份和角色问题和我的经历是有关系的。

我们在北大读硕士和博士时非常单纯，就是读书，思考，写作，那时学术活动不多，张岱年先生也不常让我们帮他做事。我们的一生基本是纯学术的，从北大到美国、新加坡、中国香港，到北师大，都是纯教学、纯学术领域的工作。但是因为在海外时间比较长，曾接触过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华人信仰及其他人群的习俗或信仰，又曾在美国的基督教神学院做过几次客座教授，因此对学术研究、文化传统和宗教信仰之间的联系与差异有了一些观察和思考。

首先是身份的认同问题。儒释道或国学或中国哲学，它们有两大身份，一个身份是现代学术，包括研究对象和理论资源两种角色；另一个身份是民族文化，包括精神传统和生命导师两种角色。

从“五四”以来，儒释道作为汉族的文化主流或者主要的信仰形态受到了长期的质疑和激烈的批判，有时甚至是自上而下的全面彻底的清算和否定，到六七十年代对儒释道的批判在各个层面都达到高峰。所以80年代初杜维明第一次来中国讲儒学的第三期发展时，能理解他、接受他的人少之又少。我们对他是同情理解的，但是杜先生自己讲，随便一个高中毕业生都可以理直气壮地质问他、反驳他：儒家是封建主义，有什么优点？怎么还能提倡儒家？但是杜先生仍然强调儒学在第三期的发展，第一期是先秦时期，第二期是宋明时期，第三期就是现代中国。这种观点在当时的大陆是空谷足音，弥足珍贵。现在，儒学已经成为国学的主流和代表，在近代中国获得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的尊崇和弘扬。但是杜先生现在在弘扬儒学的同时还强调儒学要有自我反省精神，我认为这也是一个空谷足音，很宝贵，但应者寥寥。80年代讲第三期发展基本没有人认同你，现在提出儒学要有自我反省精神，很多人对此无兴趣，甚至反感。杜先生的空谷足音是十分宝贵的。杜先生一贯研究和推崇儒学，他讲自我反省不是作为一个外人对儒学的批评，是一个内在的、自觉的、诚挚的观点，这是值得我们大家注意和深思的。

对于我的职业和人生而言，中国哲学或儒释道首先是一种现代学术领域，是我的研究对象，也是我的现代关切的思想资源。过去的儒学依靠什么存在、传播、发展？有父母、家族、乡绅、私塾先生、地方官员，一直到朝廷、皇帝，都以儒学为正统、正宗。但是五四以后这一切载体本身都没有了，父母的角色存在，但传承儒学的功能渐渐消失殆尽。总之，废除科举以后，儒学就没有载体了。所以唐君毅等人指出儒学是花果飘零，也有人比作是游魂。也有人说游魂也很好，可以到处附体，比如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都可以附上儒学的游魂。中国很多回教徒也是信奉儒学的，很多基督教徒也是信奉儒学的。但是现在儒学复兴靠什么？似乎主要依靠大学教师，在大陆主要是哲学系教师中讲授儒释道的人。在台湾，中文系、历史系也有一些人研究经史子集，会涉及儒学。所以，现在国学或者儒释道的复兴，主导力量是大学的文科教师。当然，也开始有民间团体办读书会、学堂、学院，但仍不是主流。所以儒释道的存在和发展基础还是在学界，是现代学术的一部分。姚新中先生能在英国立足，讲授的是中国的儒家伦理，国际上有这样的需要，而我们有这样的资源。这个资源不是作为一种信仰，不是作为一种艺术表演，也不是作为一种民俗传播的，而是通过学术界传播的，所以我说儒释道或中国哲学的主要身份首先是一种现代学术。

国学作为现代学术可以分出两个角色。一个角色是客观的研究对象，一个是现代思想建构的理论资源。儒释道首先是我们的研究对象。我到北大读研究生时只有中国哲学史教研室、西方哲学史教研室、哲学原理教研室三个教研室，哲学原理教研室就是马列哲学，所以西方哲学就是非马列哲学。中国哲学史、西方哲学史是作为历史存在而不是哲学存在。现在我们讲中国哲学，就和讲中国哲学史不太一样，但是讲中国哲学主要依据还是儒释道的文献、思想、历史，所以从这点上儒释道仍然是我们学术研究的主要对象，在这个层面上，儒释道是我们研究的一种客观的对象，孔子怎么说、孟子怎么说、朱熹怎么说，都是一种客观研究的对象。但是我们有没有坚持客观性，要不要坚持客观性的研究，这是我接下来要讨论的问题。

除了客观对象以外，儒释道还是现代学术发展、现代哲学理论，或者现代的儒释道学说更新、创造和发展的一个理论资源。无论如何发展现在的哲学理论，或者民族文化，都离不开传统的儒释道的思想资源，都要以这个为基础。把儒释道作为建构新思想的理论资源和作为客观的学术研究的对象，这是显然不同的，是在从事两种不同的工作。我们想了解孔子是怎么说的，孔子中的“仁”是什么意思，他的“礼”有哪些内容，“仁”和“礼”是什么关系，对这些问题的回答需要尽可能客观的探求，这就是我们的研究对象。

如果我们想发展孔子的礼或者孔子的仁，建构现代的仁本论、理本论，或气本论，那就要把传统的儒学理论当作现代思想理论发展的资料来源或者参照系，这就是它的理论资源的角色。我们把它当作理论资源，实际上是以现在的建构性工作为主，而不是客观性研究为主。以现代的建构性为主，就是如何发展我们现在的儒释道，这一方面是很多人想做的，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的做法还是比较传统，基本是借古说今、借题发挥，或者是借着注释和诠释的方法发展、建构新的思想理论。比如王弼很有名，我们为什么可以将王弼称为哲学家？他只留下一本《老子注》，还有不全的《周易注》；而郭象也是同样，他留下的著作主要是《庄子注》，就凭借这些注释就可以当哲学家吗？《老子注》几百种，《庄子注》几十种，但是只有王弼和郭象成了大哲学家。为什么呢？因为他在注释中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思想体系。表面上在讲《老子》《庄子》，实际上在讲他们自己的新思想、新理论。比如，老子讲的“道法自然”是在最高的整体的层级上讲的，王弼将老子的自然改变成个体本性，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郭象讲的逍遥和庄子讲的逍遥更是相反。庄子要逍遥到四海之外，郭象则是当下逍遥，就地逍遥。你是皇帝，你自足其性就可以逍遥，同样，一个皂吏，或看大门的，只要你自足其性，你可以和皇帝一样逍遥。他们的理论创造是通过注释或者诠释的形式建立起来的。最典型的是王弼、郭象、朱熹、王夫之。到了牟宗三这里，他是当代中国的哲学家，但是他的主要著作，如成名作《心体与性体》《才性与玄理》《佛性与般若》都是大段抄原文，加以自己的解释，建构出现代新儒学理论。通过注释或者诠释的方式来建立自己的思想体系，这是中国古代思想传统发展的一个特点。陆九渊和王阳明虽然没有注释作品，但他们的思想也主要是通过阐发孟子和《大学》的思想建立了他们的心学体系。所以说借用古人的思想资源，重新解释建立新的理论体系，这是中国哲学发展的形式上的特点，西方哲学发展不是这种形式。阿奎那有很出名的《亚里士多德注》，但是他不能凭这个注释当神学教授，必须写出自己的专著，如神学大全或者系统哲学才能获得神职。而中国传统就是借讲古人讲自己，所谓的“接着讲”，简单地说就是“借题发挥”，现在最有名的哲学家往往还是借题发挥，借着讲美学、康德、孔孟阐述自己的思想。我觉得这是一种形式，也是一个传统，有其优点，容易被大众接受，但这不应该是我们的全部。我们既要有严肃的客观性的历史的、思想的、文献的研究，同时也要有严肃的、系统的、现代的理论建构。严肃的现代建构就是亮明旗帜，我就是现代的建构，而不是说一定要借题发挥，假借讲孔孟老庄来发挥我自己的思想。我们要从这个传统的借题发挥的形式中走出来，正大光明地讲自己的理论，建构自己的思想。现在的情况似乎是不能或不会亮明旗帜讲自己的新观点、新思想。这样的结果之一就是将自己的新思想新想法当作古代思想家的思想去阐发推广。

有一个研究维特根斯坦的教授给我寄过一本《庄子》的研究，希望我评论。电邮中说了一句话：我不在乎庄子讲的是什么。我当时就傻了，你要告诉我你在乎什么我才好评论啊，你不在乎庄子讲什么我就不必和你讨论庄子讲的是什么，我们可以讨论你所在乎的东西。如果他说我在乎的是能不能用维特根斯坦改造庄子，我就可以讨论，但是他似乎不便公开这样讲，好像我们的学术传统不允许这样讲。我认为，我们要有勇气讲我就是在讲现代的孔子、现代的王阳明、现代的朱熹，讲得好不好当然要有标准：对古代哲学有哪些改造，有哪些创造？是否符合现代学术的标准？是否对现代社会有价值？这样我们就可以现代需要、现代理论形态为标准进行切磋讨论。如果你一定要说我讲的就是真的朱熹，但是我自己的诠释和发现，这就混淆了忠实地研究朱熹和创造新式的朱熹理论之间的不同。大家都躲在诠释学的大伞之下说话，声称自己是新的诠释、创造性的诠释，这样一些不学无术的人即使胡说八道也可以说自己是不同的诠释。我支持创造新的孔子思想、孟子思想、朱熹思想，但是应该亮明旗帜，就是我说的当下的、创造的取向。我们在北大读研究生时的专业方向就是中国哲学史，所以我们历史的意识比较强，客观性研究比较强。现在的专业方向一律改为中国哲学，似乎讲讲哲学史、思想史就比较低级工作，就要讲哲学，讲点新的，可是又不敢或不便亮明自己的方向，还是假借讲孟子、朱熹、王阳明讲自己，这就是两头不够。我认为两种工作、两个方向可以分开，而且要自觉地区分，让客观的更客观，创构的更新颖，否则两头不到岸，哪边都不够好、不够严肃。

中国哲学还有一个身份是传统的，曾经消失、但近些年重新开始凸显的，这就是民族文化的身份，儒释道也是民族文化的核心和主体。我们应该区分作为现代学术和作为民族文化的儒释道吗？对此，我是有一些体会的，因为我在美国的神学院有三次客座教书的经历，和神学院那些教授谈话，完全是学者之间的交流，你感觉不到他是一个教徒。其实神学院的教授基本都是教徒，是有神学信仰的。但是作为一个非基督徒的学者，我和他们交流没有任何障碍，就是谈学术问题，谈基督教问题也是从学术角度谈。但是到了星期日，有些神学教授就会到教堂主持礼拜仪式，发表布道词。那时他对信徒讲话的内容和他在神学院里对研究生讲的内容，包括讲话的语言、方式都是不同的。他们作为一个神学教授的演讲，和作为一个布道者对信徒讲话，这两种工作和两种身份区分得很清楚。这告诉我们，学术研究和宗教信仰、学术工作和布道工作是有明确不同的。二者是应该而且可以分清的。

我们对儒学或中国哲学的这两种身份要有客观的认识和自觉的选择，儒学作为现代学术研究领域和作为民族文化信仰，其内容、表现、功能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在大学讲堂上讲授的儒家和在民间老百姓信仰中信奉的儒家可能是不一样的，内容方式都是不同的。从主观上讲我们要有更自觉的区分，儒释道作为现代学术领域和民族文化的代表之身份是不一样的，而两个身份又分别扮演两个不同角色。分清这些身份和角色可以让我们对国学的研究和发展走上更自觉、更全面、更理性的道路。

民族文化的身份也有两种角色。一种角色就是我们的精神传统。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儒释道的精神传统之中，当然也有近现代的传统。但国学主要是历史上的儒释道传统。我们每个人都不能摆脱这个传统，我们就生活在这个传统或隐或现、时隐时现的精神传统之中。作为民族文化来说，儒释道两千多年，虽然近代有所中断，但当前来看，延续的趋势变成主流。我们生活在这个传统当中是不能摆脱的命运，生在中国这个土壤上自然就生在儒释道传统之中，这是我们的精神传统、精神文明，也是我们的文化传统。这就像生在中世纪的欧洲，多数人会信仰基督教；生在中东地区，多数人会信仰伊斯兰教一样。我们生活在传统之中就会或多或少受到它的影响，但是我们作为现代人要自觉继承、弘扬的一面，特别是华人社会的基本道德原则、为人处世的方式、思考问题的习惯模式都与这个精神传统有割不断的联系，继承一方面是事实，不管我们是否能够意识到它；另一方面继承是应该的、自觉的。这当然没有问题。但是与此同时，还有一个反思、反省和改造的问题。我很赞同杜维明说儒学要有自我反省的精神，同样，道家、佛家，任何一种现代理论都有必要不断反思、反省、发展、改进。我们不仅要允许来自外面的批评，而且要有自我反思精神。在自省、反思中改造、创造、发展，一方面继承传统，另一方面发展传统，适应现代和未来的需要。这就不仅需要对传统的敬意，而且要有理性的反思精神，有现代感和未来的视野。这就涉及民族文化与时俱进、自觉改造发展的要求和趋向。要面向现实与未来，这和之前提到的作为理论资源的儒释道相似，但是理论资源是纯学术的工作，民族文化的反思和改造是民族文化的延续，弘扬什么、继承什么要有自觉的意识，同时反思什么、改造什么也需要自觉意识。

相对于精神传统来说，“生命导师”的角色就比较简单，主要是个人精神修养的问题。每个人都需要一定的个人修养，很多企业家赚钱以后会想自己的生命方向在哪儿，这是一个趋势。我在新加坡的时候，有一位企业家，40岁接替他父亲管理一个很大的海运公司。他说我爸爸一辈子只做了一件事，就是赚钱。他不想过他父亲那样的一生，他要开始搞文化，企业文化，就建了一个东西方文化交流中心，让我当文化顾问。他开始考虑文化问题，更多考虑个人的修养问题、人生方向问题、企业管理的文化问题，这也是我们现在研究儒学热、国学热当中一个重要的趋向或者一种潮流，大家开始重视个人修养和生命方向。于丹讲《论语》所担当的角色不是学术研究，因为中央电视台办《百家讲坛》的设计对象是初中以上的毕业生，不是要提升学术水准。你说于丹讲得不够学术、不够严谨，这可以讨论批评，但她担当的更像是生命导师的角色，说心灵鸡汤也可以。如何做生命导师，如何“炖”心灵鸡汤，也有个高低雅俗的问题。心灵鸡汤本来是很好的事，我女儿小时候很喜欢看英文的心灵鸡汤系列，现在心灵鸡汤似乎变成贬义词了，大概是有些类似说法太随意、不够认真严肃造成的。

关于儒释道的生命导师的角色问题也需要有自觉意识。这次我去白鹿洞书院开会的时候，有一个地产商送给大家一本他写的王阳明的书。我感觉他的书有一些研究王阳明思想的元素，也有改造发展王阳明思想或重新建构王阳明思想的元素，当然也是对民族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弘扬，但主要是他个人修养的体会，而他写这本书也是给别人生命安顿的一个参考。所以我认为他的书大体扮演的是“生命导师”的角色，发挥的是个人生命导师的功能。对于自己、自己的工作、写作在传统文化的身份、角色有一个清醒的自觉认识，会让我们每一方面都做得更严肃、认真，更有成效，而总体上的精神传统的发展和创造就会更健康、更辉煌。

总而言之，中国哲学，或儒释道，或国学，都有现代学术、民族文化两种身份。现代学术又有研究对象、理论资源两种角色。民族文化的身份又可分为精神传统和生命导师两种角色。这样区分，一方面基于儒释道的历史功能和现实情况；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提高我们研究、学习、弘扬、改造和发展中国哲学的自觉意识。事实上是有这样的区分，但是我们的认识不够自觉，现在我们要强调更自觉的身份、角色的区分，以利于国学的全面普及提高和更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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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刘笑敢，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