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理想主义”与“经验主义”之间

张曙光^[1]

2018年是中国大陆改革开放40年，也是大陆学术和思想发展的40年，很需要反思和总结。我谈一些个人不成熟的看法。因为我的体会是我们这一代人做学问，多数都是为了弄清我们这个民族的现代命运，因而，我谈得可能比较宏观，比较侧重思想。大体包括三个方面，一是40年来中国社会发展与学术思想的基本变化；二是对当下中国学术思想界的一个总体的感觉；三是对学术思想未来取向的思考。

一 中国40年社会发展与学术思想的基本变化

我是20世纪50年代出生的。20世纪四五十年代和60年代上半期出生的中国人的人生，包括他的价值观、世界观，主要是在两个阶段塑造的，一个阶段是“文革”；一个阶段是“改革”。“文革”虽然只有10年，但导致“文革”发生的那些条件，包括政治上“左”的倾向也是教条化倾向、非此即彼的“冷战”思维、体制内部的激进派与务实派的矛盾，以及官民之间的矛盾等等，应该说可以追溯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尤其是1957年“反右”与1958年“大跃进”之后，社会上逐渐听不到不同的声音了，而“路线斗争”、“阶级斗争”的调子却越来越高，直到“文革”爆发。这个历史阶段的特点，概括起来就是一句话，用阶级斗争的观点看待一切、改造一切，“文革”不过是这种观点的一个登峰造极，它不仅要改造行政系统，还要改造经济、文化教育系统，乃至对人性进行彻底改造，但其实是反理性、反文明的，“文革”的失败是必然的。

改革开放是对“文革”的否定，是中国人民思想的一次大解放，尤其是向外部世界、现代文明的开放，使人们的大脑和社会逐步从教条和僵化中摆脱出来，恢复生机与活力。社会和思想理论都摆脱了阶级斗争观点的主导，不是说阶级观点完全一无是处了，阶级分析方法、阶级观点仍然有一定的作用，但是显然不能作为指导思想，作为看待中国社会历史与现实的基本理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才是最基本的要求。就这两个阶段的社会思潮和学术思想来讲，我认为顾准在20世纪70年代初，也就是在1973—1974年和他弟弟通信里面提出的一个基本观点，“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表明了顾准的预见能力，有一定的概括性。

顾准所说的理想主义，从认识论上说是理性主义，他认为这种理性主义，虽然在欧洲历史上推动了数学、几何学、逻辑学、天文学等自然科学的发展，但它是一元论的、绝对性的、独断的，为专制提供了理论根据。这个看法，其实有一定的问题，关键在于划界，像康德那样在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之间作出适当的界分，就能够既肯定理性，又避免一元论和绝对化。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属于经验主义，虽然是服务于政治的史官文化，但它是多元的、相对的、重视常识的，是有益于每个人自己的生活的。顾准的这一看法也存在一定的问题。但从总体上看，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特别是回到健康的常识，作为对中国思想和社会变化的预言，还是有相当的准确性，虽然他未能看到后来与经验主义相伴随的道德与社会的溃败问题。

可以说，20世纪最后20年，中国人的思想世界所发生的变化，是走出非理性的理想主义，即文化上的激进主义，政治和经济上的空想社会主义，在政治经济上逐步地务实，思想文化上逐渐地宽松，当然这都是依据经验和常识的效果来进行的一些调整，所以也可以把改革开放后从思维方式上归结为经验主义，如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历经40年，中国已经进入到一个不能根本逆转的新的阶段。康有为有一位弟子，早年和梁启超齐名，因去世较早，大家了解不多，叫麦孟华的说过一句话，“通者不能复塞，开者不能复闭”，已经打开这个门了，你想再关上不可能了，已经开通的东西你再想塞上不可能了。他当时是针对义和团现象而言的，移到今天，中国经过近40年的改革开放，现代化已是不可根本逆转的了，虽然也可能有反复，有反复也不完全是异常的，中国这个社会跟西方毕竟不一样，又这么大，船大掉头难，在掉头的时候会有各方面利益的冲突等等。

用顾准先生的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我对近40年中国社会的发展，以及社会思潮的变化，先做这样一个简单的概括。

二 对当下中国社会思潮和思想的判断

我们告别了空想社会主义和激进主义之后，多数中国人回到了自己的日常经验和常识，这当然首先是好事；回到经验主义，也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回到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中国人是重视经验的，如果按照钱穆先生的看法，“经验”这个词内容极其丰富，人的信、知、情、意都包括在其中，但也说明缺少充分的甚至是必要的分化。

依据过往的经验应对传统社会可以，应对西方文明的冲击，就不灵了。本来一旦超出人们日常生活经验，人们就会变得茫然，甚至成为怪力乱神的俘虏，如历代农民造反时都要借助怪力乱神，这样才能制造出“要变天”的异样的氛围，从而将世人过去的经验，适应皇权等级制社会当顺民的经验，也就是老皇历，统统废除，也算一次思想解放，唤起人们过去几乎从来不敢想的愿望，就是打破传统等级，翻身做主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在平时这话是没有意义的，说说而已，社会要变革时就不一样了。凭借经验主义，更无力应对现代运动，如中国的“大跃进”，科学家都说一亩地可以打上万斤，你那一点过去种地的经验，反对得了吗？但是，我们又靠这种蕴含着道德价值的经验主义，大同理想来理解共产主义，并且因为资本主义有非道德的一面，而让我们本能地反感和拒绝。但是，只要我们接受马克思主义，也要搞现代化，经验就必须分化出具有独立性的理性，分化出超越性的信仰。马克思主义被中国知识人接受，而且被投身革命的广大青年甚至农民们信奉，一方面带来了一种全新的信仰，对理想的未来社会的信仰；同时，对唯物史观的接受，也让我们学会了一定的理性分析，因为唯物史观是从人们的衣食住行，从物质生产出发的。

但是，由于极左的意识形态和教条主义，在许多人那里马克思主义成了“马列教条”，失去了信仰的功能。而经验主义与社会小康与个人发财的目标的结合，导致了一种普遍的物质化、功利化和世俗化的取向。所以，“文革”导致的文化和精神的危机，非但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反而充分地暴露出来。文化的低俗，政府的腐败，社会普遍的功利、短视，还有社会的溃败现象，不是“衣食足而知荣辱”，而是从过去的“饥寒起盗心”，变成了“饱暖思淫欲”，物欲泛滥，人欲横流，甚至超出了《金瓶梅》描写的情况。传统中国人还相信“头上三尺有神明”，还讲“天理良心”，现在都不信了，奠定在进步论上的信仰也坍塌了，于是现在不得不重提道德信仰，这届政府五年来的反贪，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反贪，包括整肃吏治，整顿社会风气，腐败的势头才得到一定的遏制。

从理性主义到经验主义，也让我们从过去重视欧陆的思想到重视英美，特别是苏格兰学派，当然是有重要意义的，特别是理解了市场经济的自由主义学理基础。不能简单地否定自由主义。但是，如果从哲学上看，不多不少，我们是从思想的一面，转向另一面。在西方，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并未走向非此即彼，而是相辅相成，前者好像是一个“一本正经”的大哥哥，后者是一个“调皮捣蛋”的小弟弟，两者可以互动互补，在康德那里更是实现了一种结合。我们并未形成一种整全性的并且具有现代意义的经验主义或实用理性的哲学。李泽厚受康德实践理性的启示，他用“实用理性”这个词说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特点，这个特点应该说今天仍然在延续。这从好的方面说，造成中国思想的多元化，从不好的方面说，就是混乱。如果中国的学者也感叹“思想混乱”，却提供不了一种让社会普遍接受的思想理论，或即使讲公平正义，也很难影响社会，尤其是似乎只是调和自由与平等的关系，没有给中国人在现代如何安身立命的根据，当然也无关信仰。于是政治家就出来搞统一，政治上统一，理论上也统一，这个统一的内容是什么？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可以说是40年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的集大成者。

我们知道，美国人是把源于英国的经验主义变成他们自己的实用主义，这是美国人在独立之后，在一个新的世界新的环境下，把经验主义与实践经验结合的产物。这种实用主义不是顾准也讽刺过的庸俗的实用主义，不是那种坏的实用主义，是一种好的实用主义，这种好的实用主义是一种将自然的上帝信仰转化为现代价值理想的实用主义。我们知道在詹姆士那里，在宗教、基督教和世俗之间做一个调和，达到一种平衡；到了杜威那里，进一步要把超自然的宗教信仰转化成对现代价值如自由平等公正进步的信念，这是一个必要的转换。一种将超自然的上帝信仰转换为现实价值理想的实用主义，是一种好的实用主义。但是我们虽然转向经验主义了，但是并没有创造出好的经验主义，或者好的实用主义。

现在儒家大热，国学大热，儒家能否提供一种具有现代性品格的生活哲学、生命哲学，或者说历史哲学？我认为，至少光靠儒家，光靠传统文化，做不到这一点，它必须大量地吸取西学，必须有创造性的转换。

三 现实的选择与学术的思考

我近期思考的是人类社会与自然界是什么关系？人类社会毕竟离不开自然界，并且越是人类一体化，人类越要从总体上面对自然界；再就是，对人类社会的思考需要经验的、现实的观点与方法，但是，人类是有意识的，有精神世界并要过精神生活的，是否也要一种超越的理想取向？我认为是需要的。甚至为了形成一个完整的世界观，也需要一种牟宗三所说的“智的直观”。这样，就需要我们思考生物进化论，还有社会选择论、文化选择论，再到伦理道德、自由平等真善美圣，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宗教、艺术与道德，大概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反映社会存在，并发挥社会和文化的选择功能；另一方面又有其独立性和自足性，因为它是人的自由的体现，满足着人的精神需要，表征着人类对美好未来的向往，却并非特定的社会形态的反映，与经济发展也未必成正比，或有因果关系。马克思对希腊神话与艺术达到的高度，给予极高的评价，本质上认为它是人的自由心灵的体现。而我们今天读诗经、楚辞与汉赋，同样会被它的艺术性，它里面所跳动着的生命的韵律、大自然的旋律深深地打动，这是超历史的永恒的美，可以用人们的生命活动，人追求自由的心灵给予解释，却不能将其简单地归结为由经济基础决定的所谓“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

我们在今天强调道德信仰，因而也强调孔子的仁道，甚至认为仁道不仅可以引导我们的文化，还能够指导我们的社会建设、社会发展。那么，这就有一个问题，就是“仁”道是单纯的道德价值、人文精神，还是对人的全面的把握？包括所谓“事功”和人的社会“进步”。我们过去一度推崇法家，除掉政治与意识形态的因素，看待社会现象极为理性，在当时也极其重视“耕战”，“薄古厚今”的法家，有无可取之处？我认为答案应当是肯定的。民国时期的章太炎先生等人对法家也有相当的肯定，这不是从所谓先进阶级与没落阶级的观点看问题，而是着眼于人的现实生产和生活，还有打破传统等级，推动新的平等。不管你过去是否贵族，军功面前人人平等。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化，不能在传统儒法问题上，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那样，我们超不出古人的见解不说，还会陷入新的道德主义。为了要收拾世道人心，当然应当讲道德讲信仰，问题是如何讲道德讲信仰？如何与社会的经济建设结合起来，与社会经济与政治体制的变革结合起来，与社会问题的解决和发展结合起来？否则，本来属于社会学或社会科学所要解答的问题，我们却单纯地诉诸于道德，诉诸于人文，至少会让人感到不着边际、不着实际。这从某种激进浪漫的思潮在今天又蠢蠢欲动，也能意识到。

下面我们再来思考三个问题。

其一，人作为生物，总要服从自然选择生物演化的法则，这不应当怀疑；但是，既然人成为人，意识到自己是人，并依靠工具改造周围环境，自食其力，这对自然选择生物演化就会有所改变，甚至是根本性的转换，即社会选择不再是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的简单延伸，那么，应当如何理解社会选择？这是一个问题，接着，其二，对于先天与后天的生理学或生物性差异，在合作与竞争中导致的社会性差异，甚至一定的等级式差异，人应当如何看待与处理？事实上，这是一个历史的变化过程，我的看法，自由先行，平等跟进；但如果平等优先，或强制性要人人平等，那么，自由就不可能了。人类的差异是必然的，但历史上有一个从原始平等，随着社会的分化，特别是利益和阶层的重大差别、分野，到形成政治等级的差异，然后又从政治的与经济的压迫性关系中解放出来的过程。在现代西方社会，自由与平等的关系问题突出，因而思想家突出的是作为公平的正义。其三，伦理道德与终极信仰，与社会选择是什么关系？是对经验性的进化论的平衡还是引领方向？人的目的是什么？人生意义何在？除了生物学意义的个体存活与种类繁衍，人对自由与幸福的追求、对公平正义的追求，表明什么？与人的个体存活与种类繁衍是什么关系？在人的现实的生产和生活之外，讲人的情感、精神是否就会陷入无谓的感伤与不切实际的浪漫？人作为生物，当然要解决物质需要，这个需要还不断地提升，因而必须讲功利和利益，特别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但人并非功利性的生物，“实际”之上之外，还有“真际”，还有“心灵”的也是“虚灵”的超功利的世界，真正的人的情感与自由的世界。问题是给它一个合适的位置。不要把人的精神的“乌托邦”非要变成现实的“乌托邦”不可，这就混淆了不同的领域，导致灾难。人生是有许多维度、许多面相的，在社会中就表现为不同的领域，这一点我们看得大概比较明确了。

强调道德和信仰，还应当和现代的理性与法治，有一个合作的关系或者良性互动的关系，让道德与信仰作为对法治的补充，甚至发挥奠基的作用。所以在今天讲道德和信仰，其实有两种不同的提法，这个我们要意识到。

中国现代史上的中西结合，先后产生了对社会具有主导作用的两大政治理论，一个是“三民主义”，三民主义是孙中山先生借助林肯的“民治民有民享”提出来的，是一个中西结合非常大的理论成果。然后就是“马列主义”，是中西之间特别是与俄国列宁主义结合产生的一个理论成果。马列主义相对于三民主义，我们会感觉到更富有理想性，从文化上也可以说更激进，它要与传统彻底决裂。我们完全从学术上讲，没有政治上的褒贬。当时十月革命成功了，首先是孙中山先生发去贺信，给予极高的评价，因为孙中山先生当时认为，如果说过去是英法代表了人类未来，现在是俄国人代表人类的未来。从今天来看，这一点应当是明确的，就是我们仍然应当有理想、有信仰，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也应当有远见，但必须讲科学，必须去激进化。美国的左翼社会学家沃勒斯坦在几个地方都讲到，他说西方从19世纪中期之后就出现了三大思潮，这三大思潮没有用中西马，用的是激进主义、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激进主义指的是马克思代表的社会主义，保守主义是基督教代表的，所以在沃勒斯坦的语境看，自由主义是中道。我们现在经常讲中道，那么，中国的中道是什么？这应当认真考虑。至少我们今天面临着一个任务，就是去激进化，让激进与保守达到平衡，与中道构成一个新的三足鼎立的关系。一个健康的现代社会，大概这三个方面缺一不可。没有激进可能就没有一个对于现实的强烈的批判，没有对未来的一个理想的引导。所以需要一个激进，但是这个激进如果没有保守与之平衡，一味激进下去，那后果就很难说了，历史上我们是有严重教训的。所以我赞成陈来教授的一句话，陈来的话是仿照张东荪先生说的，张东荪说到西方文化的时候，他说两大文化，希腊文化是往前“推”，基督教文化是往后“挽”，一推一挽，社会既能不断进步，又比较稳妥，不至于翻车。陈来就仿照这个话又说整个西方文化是往前推，然后中国文化是往后挽，陈老师做了这种理解，这个理解的准确性如何，我们当然可以讨论，但是里面表达的就是要有激进，还要有保守，在激进和保守轴间形成一个中道。

如何看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按照恩格斯的表述，他说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他把马克思的理论和达尔文的理论联系在一起。这似乎变成一个很平常的说法了，变成常识了，但是它的深层含义却被遮蔽了，反而不再思考里面思想性的东西，这是不对的，要重新思考。达尔文发现的有机界的演化规律，从机制上说就是自然选择，自然界的大部分生物是遵循这种自然选择演化或进化的；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这个规律的机制是什么？人类发展的机制是什么？在马克思那里，就是社会的历史的选择，它主要指的是人们根据自己的社会生产力，选择自己的生产关系以及其他社会关系，这就是一种社会选择。所以，可以说马克思是“接着达尔文往下讲”的，当然，这里有理论的转换、范式的转换，因为动物不从事生产，它对自然环境只能适应，而人的活动则是生产性的，人由此为自己营造出人工的环境。这里给我们一种什么启示？第一，达尔文所强调的自然选择在人类社会是不是还发挥作用，我认为仍然发挥作用，但是可能越来越被社会选择所取代，不再是主导作用，主导作用越来越让位于社会选择。这样，我们理解人类社会历史的时候，就容易将其与自然界既内在地关联起来，又区分开来。今天人类发展的一个大问题，是人类人工环境和社会形态的发展，特别是城市的发展，似乎可以游离自然界，但其实不然，大城市病及其生态环境的恶化，就是一个明证。

当然，这里面有几个问题要讨论，一个是究竟如何理解社会选择，包括哪些内容，尤其是和自然选择是什么关系，包括涉及所谓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社会主义所突出的是以阶级或集体为单位的选择，无论他讲的生产，经济领域的生产，还是政治领域的革命，都是以阶级或集体为单位的选择。市场经济社会的微观机制，弗里德曼所说的自由选择，每个人都从事有利于自己的活动，并相互作用，在这个相互作用中自愿形成合作关系，从而不仅提高了效率，也给所有的参与者都带来了利益。这种选择和马克思所突出以阶级、以集体为单位的选择，生产经济领域的也好，还有政治领域的革命也好，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哈耶克强调自生自发的扩展秩序，而马克思因为市场有盲目性，就主张自觉的计划经济，看来这太理想化，但从另一方面看，市场也的确有盲目性，也难以贡献公共产品，所以，社会本身的确有一个自发和自觉的关系问题。所以，不能简单地否定马克思关于人类自觉性的论述，人类总体上越来越从自发走向自觉，关键是对“自觉”怎么理解，这个自觉应当表现在每一个人的意识和活动中，未必就只能表现为政府的“看得见的手”，政府其实也有自利的一面，有部门利益的问题，也有它的盲点，更不必说政府如果被特殊利益集团所主导、所挟持，那它就完全谈不上自觉了，它的自觉就完全变成自觉地盘剥、损害民众的利益而中饱私囊了。所以，认为政府是自觉的，民众是自发的，这要分辨。

第三是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我个人认为，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原则上从属于他的社会选择学说，为什么说从属于他的社会选择学说，因为在马克思看来，构成意识形态的哲学、道德、宗教等我们今天听起来都是高大上很正面的、充满正能量的、真善美的东西，不过是统治者炮制出来掩盖他们自己特殊利益的观点，所以马克思对意识形态是完全否定的，他之所以完全否定，当然是站在一个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揭露统治阶级用一套意识形态的话语，来掩盖他的特殊利益。统治阶级要炮制一套意识形态，让每个民族都感觉到这个东西听起来非常正面，人人都应该受这种文化的熏陶，整个社会都应该受他的主导，但是掩盖了我自己的特殊利益，这一点中国的老子、庄子都有所发现，并且有很尖锐的批评，他们早就注意到文明社会以后，文明里面的不文明，文明里面的不公正，还有意识形态的遮蔽。所以马克思应该说对意识形态做了一个去蔽的工作。但是后来我们知道，西方的意识形态说，倾向于认为意识形态是人的自我想象和自我期许，具有认同的功能，当然也具有理想和引导的功能，不完全跟马克思一样。

所以这就让我们重新思考，就是观念性的文化，我们可能不能完全归结为意识形态，或者不能完全归结为马克思的意识形态，如果我们对意识形态做一个比较宽泛的理解，大概也不能够完全用社会选择来看待，但是我画个问号，如果说马克思意义上的意识形态是统治阶级的一种选择的手段方式，那我们把意识形态扩展为整个民族的一种自我的期许、一种自我的想象，能不能看成这个民族的一种社会选择的方式，当然这个都要画一个问号。

我的看法就是所谓的形上的信仰，大概不能完全归结为形下的利益，例如儒家讲的天人合一，仁者与天地万物一体，事关人的道德与精神境界，如果说这不过是族群的生存和繁衍对个体的要求，目的是族群的可大可久，这是不是还是属于社会选择？如果属于社会选择的话，就要相应地承认社会分化与竞争的正面意义，甚至要把这个东西纳入到儒家人文的体系里面。我认为，这才是儒家今天要面对的如何现代化的问题，而不止是能否开出民主科学的问题。当然，有人认为开不出，还有人认为没必要开出，各种观点都有。如果认为没必要开出，儒家守着自己的人文伦理就可以，那么，这要知道它的界限，就有一个与社会科学、与社会选择理论构成互补关系的问题。如果对儒学有很大的期待，让它包容社会进步，你就要承认社会的分化，还有社会竞争的正面意义。那就有一个，你儒学还是不是儒学的问题，有人可能认为就往法家走了，大家知道儒家往法家走是通过荀子，荀子就是特别强调分化和“明分使群”的。有人主张儒学保持其人文的向度道德的向度就可以了，这样它对社会现实就会继续发挥批判的作用、引导的作用，但要明确，它这样就不具有整体性的理论作用。有些学者就把儒家继续理解为“为己之学”，理解为君子之学，而且是很圆润的一种生活方式。这是可以的，但前面说了，关键在于界定其旨趣与范围。

换言之，这还是要坚持儒家哲学的主要旨趣是人的觉悟，这样又把话题引到一个更大的话题，这个更大话题就是东方的哲学主要是关于人的觉悟的学问，西方哲学主要是关于智慧的学问，两者是有差异的，像佛教主要是觉悟，而不是智慧；西方的哲学主要是爱智慧，而不是求个人觉悟，虽然两者之间有交叉有重合，但是不能画等号，因为觉悟是人自己的觉悟，要解决的是人因为处于社会之中产生的各种矛盾与纠葛，还有对生死的超脱，自我的圆满，主要是一个觉悟。但是，包括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认为问题不在于解释世界，而在于改造世界，也就是刚才讲到的社会历史选择，主要属于爱智慧。所以今天哲学的发展面临这样一个将觉悟与智慧能否真正统一起来的问题。我主张“重启天人之思”，天人关系虽然是一个中国式表达，其实不是专就中国而言，它可以囊括人和世界的关系，让我们从总体上思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人与自己的关系，也是三个领域，即自然领域、社会领域，还有人的精神领域的相互关系。并且，人生天地间，“天”是高于“人”的，而“地”则在人的脚下，所以，天人关系中不仅有一个“人”对“天”的仰望尊崇，还有一个对“地”的亲近并受到大地的约束。当然，如果说这主要表达的是人类生存的纵向维度即垂直维度，那么，在天地之间生存的人，还有一个横向的水平式展开的维度，如人与人之间的合作与竞争关系，各民族之间的交往关系等。一纵一横，人类的生存是十字打开的，这就能够使我们既经验地具体地，而又超验地普遍地思考人的命运和人生存的意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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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张曙光，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