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哲学的方式推动中国社会的文明进程

——四十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回顾与反思

贺来^[1]

摘要：改革开放40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取得了广泛而深刻的发展。以认识、价值和人的存在三个核心范畴所代表的哲学理念以及三者的相互作用和相互转换，构成了40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条深层思想脉络。马克思主义哲学有着十分自觉和深刻的思想追求，这种思想追求始终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进程密切联系在一起，一方面它以哲学的方式表达着改革开放实践的时代精神，同时它又以思想的方式趋向现实，成为了推动中国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的有机力量。马克思哲学研究的学术与思想在不断地寻求平衡，并努力地在追求建立一种良性互动关系。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 发展 反思

四十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涉及面甚广，对它的全面梳理，应是一部厚厚的著作才能完成任务。在短短的时间内，无法进行面面俱到的描述和概括，而只是谈三个基本的观察和思考。

一 认识、价值与人的存在：四十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三个核心范畴

近四十年来马克思哲学探讨的领域、问题和路径十分丰富和多样。如何从深层把握其思想运动的轨迹及其思想意义？我认为三个范畴，或者说三个关键词十分重要。即认识、价值和人的存在，以认识、价值和人的存在三个核心范畴所代表的哲学理念以及三者的相互作用和相互转换，构成了四十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条深层思想脉络。

（1）“认识”：是指通过认识论反省，对人的认识的基础、来源、过程、机制、对真理的来源、性质和检验标准等进行的探讨。

众所周知，西方哲学从中世纪走向近代的标志就是笛卡尔肇始的“认识论转向”，一切神圣的权威和教条都被“我思”的怀疑所悬置，存在必须以“我思”为前提和根据获得自身的合法性，没有经过认识论反省的对超验实体和绝对真理的断言都被认定为无效。历史惊人地相似，中国新时代的哲学大幕，同样也是从认识论的反省或“认识论的转向”拉开的。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以本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文章说道：“一个理论，是不是真理，只能靠社会实践来检验。这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个基本原理”，“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唯一的标准。……正是实践，也只有实践，才能够完成检验真理的任务。”

沿着真理标准讨论这一认识论反省的主题，在20个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认识论一度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热点。一大批资深的学者和中青年学者出版和发表了一大批认识论著作。近代西方认识论曾经探讨的重要主题，在这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著作中，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得到了重新的检视和探讨。从此出发，一些学者进一步提出了“哲学就是认识论”，“辩证法就是认识论”的观点，可以说，认识论反思是40年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历程中一个十分重要的篇章。

（2）价值，是指对人的主体性及其价值的研究和探讨。

对价值问题的哲学探索肇始于80年代初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的大讨论。“文革”结束后，70年代末与80年代初，哲学界兴起了一场参与者甚多，影响深远的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大讨论，讨论的中心议题是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关系，异化观点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观之间的关系。而这两个议题最核心的思想实质是如何理解人的价值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地位和作用。众所周知，这一讨论最后以胡乔木的《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一文做出总结而告一段落，但其关注的问题意识和思想旨趣却通过价值论的探索这一特殊形式而得以延续和深化。近40年来，价值论研究围绕着价值与真理的关系、价值的本质、价值评价（评价论）、价值观，包括价值虚无主义及其克服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历经不断深化的多个发展阶段，一大批不同年龄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学者踊跃参与其中，出版了上百部专门论著和译著，发表了几千篇学术论文，成立了专门的价值论学会，成立了“价值与文化”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不仅如此，除了对价值问题为专门主题所做的研究之外，它还辐射和扩散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其他领域，例如哲学观、辩证法、历史观等各个领域，推动这些领域的哲学观念发生了重大改变。

（3）人的存在。这里“人的存在”是广义的，不仅指“人学”，而是指一个以“人的存在”为核心范畴的问题群，涉及十分丰富的思想理论维度，比如：

哲学教科书体系的改革。

对实践唯物主义的探讨。

对人的主体性的研究。

对市场经济哲学意义的研究。

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存论理解。

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社会哲学、文化哲学、发展哲学的研究。

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新理解。

对《资本论》的哲学探讨。

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哲学探讨。

所有这些，虽然探讨的具体内容不尽相同，切入路径也充满异质性与差异性，但在深层都涌动着对人的存在的关切与思考。

以上，我们以认识、价值和人的存在为关键词对40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状态作了一个勾勒。需要说明的是：第一，它没有涵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全面领域。第二，以上三者也并非相互独立，而是往往相互转换、包含和推进的。

二 以哲学的方式推动中国社会的文明进程：40年马克思主义哲学探索的思想意义

提炼出认识、价值和人的存在这三个核心范畴，是为了说明马克思哲学研究的思想意义。近40年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有着十分自觉和深刻的思想追求，并且这种思想追求始终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进程密切联系在一起，一方面它以哲学的方式表达着改革开放实践的时代精神，同时它又以思想的方式趋向现实，成为了推动中国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的有机力量。其中，我认为如下几方面，尤其值得我们回顾和总结。

1.通过哲学思维方式的转换，消解与现实生活相敌对的抽象教条，为中国改革开放破除思想桎梏。

今天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这一切都来源于40年前所开启的改革开放的伟大转折。熟悉当代史的人都知道，这一伟大转折是极为艰难的。要实现这一转折，思维方式的转折具有前提性的、关键性的意义。新中国成立以来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按照先验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方式理解社会主义，我们所接受和实践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所理解的社会主义并不相同，这不同最根本之处在于它把社会主义变成了马克思所批判和否定的那种“应确立的状况……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的先验原则和抽象教条，并从这种先验原则和抽象教条出发，强制性地要求现实与之相适应，造出一个乌托邦，从而使这种社会主义完全失去了现实生活的基础。

在此意义上，前述70年代末所开启的认识论反思，尤其是实践标准的大讨论，就彰显出其极其重大的思想意义，那就是它以实践观点破除、解构束缚着人们的先验主义和教条主义思维方式，从而解决我们所面对的最大难题，即抽象理论原则与现实生活实践的逻辑相背离的矛盾。解决这一矛盾，我们才可能突破两个凡是，回到中国人和人类现实生活的坚实大地，才有可能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也才能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

实践标准大讨论之后的哲学教科书体系改革、实践唯物主义研究是实践标准大讨论的延续和深化。它为中国突破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开辟了思想的道路。1949年以后，我们完全照搬苏联，形成一套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以斯大林的《联（共）布党史》四章二节为原型形成的哲学教科书正是与这一体制完全相适应的，它构成了前者深层的思想基础和理论根据。这种对待社会主义的抽象的先验主义和教条主义思维方式在哲学教科书中得到了集中表达，以“物质”为核心范畴，以“规律”为实质内容所构成的哲学体系。人们这样概括：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的，运动是有规律的，规律是可以认识的，它与计划经济体系是完全匹配的。

在此意义上，改革传统哲学教科书体系，等于向无人质疑的、作为计划经济思想根基的思想方式、话语方式的质疑和挑战，从而为现实中突破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建设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奠定了思想前提。

以实践唯物主义和关于人的主体性问题的探讨则更深入、更自觉地提出和论证了改革开放所急需的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中国社会发展发挥了思想启蒙的作用。如果说法国启蒙运动、苏格兰启蒙运动与现代西方的现代化发挥了思想启蒙的作用，那么，我们也可以说，马克思哲学的这些探索对于中国当代社会变革也起到了类似的作用。而且，这也是真正体现了马克思本质精神的工作。

2.为人的有尊严的幸福生活进行哲学论证

为人的有尊严的幸福生活进行理论辩护并推进这一进程，是上述认识论反思、价值论探索、人的存在的哲学省思所蕴含的又一重要思想意义。在我们国家，“以人为本”“有尊严的幸福生活”被写进了政府工作报告和国家文件。在此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发挥了重要的思想功能。

人的有尊严的幸福生活要成为可能，首先一个基本前提是承认每个人都具有不可剥夺的内在价值，意味着要把人视为“内在的目的”，而不是把人视为达到某种“外在目标”的工具和手段，它既不是物的工具和手段，也不是抽象共同体的工具和手段，更不是历史的工具和手段。我认为，这正构成以价值为核心范畴的哲学探讨的深层动机。李德顺先生在他的价值论中的论述颇具代表性：价值问题在根本上就是人的主体性问题。高清海先生在《人与价值：论价值作为哲学概念的本质》一文中说道：价值在哪里，人就在哪里，所谓价值，就是对人的本质的追求，而人的本质就是成为人。

人的有尊严的幸福生活要成为可能，另一前提是对人的基本权利的尊重，而要保证人的基本权利，需要公正的社会制度结构提供保障。而这正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社会哲学等探讨的深层动机。近年来，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与西方政治哲学的对话成为热点，政治哲学探讨的主题是制度和社会结构的正义，在诸多学术话语后面，我们可以看到其对人的有尊严的幸福生活的关怀。

人的有尊严的幸福生活要成为可能，还需要对人生命存在的全面性和丰富性的尊重和自觉。在这方面，马克思哲学的生存论哲学、发展哲学、人学，当然也包括价值哲学、文化哲学等的探索，从各个维度揭示了人的生命存在不可还原和被抽象力量所遮蔽的丰富性和全面性。

所有这些，都是要求确立个人主体的“批判权利”，确证个人的“存在价值和权利”，确立人作为社会发展的价值主体的地位，一言以蔽之，要确立人的尊严和幸福。

3.对现代性背景下中国和人类生存矛盾和命运的哲学反省

以认识、价值和人的存在为核心范畴，我们还可以看到另一重思想意义，那就是对现代性背景下中国和人类生存矛盾和命运的哲学反省。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深入，人与社会发展的状态和性质呈现出新的特点和越来越复杂的局面。中国日益融入世界，也带来了和卷入了现代性的带有普遍性的矛盾。马克思哲学对此有充满的自觉并展现出超越性的思考。这里只举两个例子。这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有民族性的关怀，同时也体现出自觉的人类学视野。

一是对“个人主体性”的反省。20世纪80年代的主体性问题的探讨，“主体性”确立为马克思哲学重大的思想理念和理论原则，这在最深处所体现的是为中国现代性的建构奠定价值规范基础的意向和努力。但是，随着现代性进程的深化，人的“个体性”与“共在性”“独立性”与“依赖性”“自我”与“他人”等之间的矛盾显露出来，个人主体性的无根性、孤立性等局限性凸显出来。在此背景下，一些学者通过对马克思哲学关于人的发展三阶段学说的阐发，对其“自由个性”思想的研究，试图寻找个人主体与共同体之间和解的途径，还有一些学者对马克思社会关系思想的考察，并融合西方“主体间性”思想成果，寻求超越现代性矛盾的途径。很显然，马哲的这一思考与西方现代哲学表现了共同的趋向，是中国社会已经深层次地融入全球现代性进程的理论反映和表达。

二是对“资本逻辑”的反思与批判。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思想进行深入研究，反思资本逻辑的限度，是马克思哲学研究非常集中的主题。资本逻辑是现代社会的现实逻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方面需要发挥资本的力量，同时在现实发展中，资本力量对社会生活各方面的渗透，又使人们日益感受到人的生命存在和现实生活的抽象化的威胁。对资本逻辑限度的反省即是这种现代性生存状态和体验的理论表达。

这些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们对于中国和人类所面临的共同的现代性困境的人文关怀和自觉思考。

三 寻求学术与思想、哲学研究与哲学创作的平衡与良性互动，进一步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本性

完整的哲学活动，包括两个方面：哲学创作与哲学研究。所谓“哲学创作”，是指哲学家个性化的哲学探索与哲学思想表达。这可能更倾向思想一极。所谓“哲学研究”，是指哲学研究者们围绕前人哲学思想和文献、哲学思想的演变和深层逻辑以及重大现实问题等等所进行的专门性研究和探讨，这可能更倾向于学术一极。这二者关系中，哲学创作是哲学存在发展的前提，正如“文学创作”是文学存在发展的基础一样。正是因为有了哲学史上伟大哲学家“创造概念”“创新命题”“创建体系”的哲学创作及其作品，人类哲学思想史才源远流长，不断得以延续与丰富。另一方面，“哲学研究”又是孕育“哲学创作”的准备和基础。哲学的创作并非空穴来风，必须依赖一定的思想资源，需要对前人成果有系统的了解，任何真正的“哲学创作”总是孕育于深厚的哲学研究底蕴之中。

事实上，近40年来，虽然在不同阶段，思想与学术的显示度、侧重点有所不同，有的阶段，例如80年代思想启蒙和思想解放时期，马克思哲学的思想性可能更凸显一些，但是，在总体上学术与思想并不是简单地分离的。近40年来，马克思哲学研究的学术与思想在不断地寻求平衡，并努力地追求建立一种良性互动关系。由于时间关系，我想简要谈三点：

第一，上述以认识、价值和人的存在为核心范畴所展开的哲学探索，以及它在近40年来中国改革开放与现代化进程所发挥的思想功能，本身已成为哲学研究的对象，成为哲学学术史的重要内容。正像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已成为学术研究对象一样，马克思主义哲学近40年来的探索，哲学家们提出的概念、观点和思考也已成为学术史的研究对象。

第二，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地努力提升自己的学术水准，尤其20世纪90年代以来，提升学术研究水准，已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许多学者的自觉追求。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文献的文本学研究，对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和人物的系统专门研究，对马克思主义学术思想史的系统梳理与研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哲学传统关系的研究，对马克思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中国传统哲学的汇通与对话的探讨等等，均体现了这种努力，并取得了实实在在的进展。

第三，也必须承认，在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学术与思想之间良性互动关系的建立，的确还存在着重要的缺陷。哲学创作与哲学研究的相互脱节甚至彼此分裂现象仍然存在。从事“哲学研究”者忽略甚至嘲弄“哲学创作”的尝试，而有志于“哲学创作”者也存在轻视“哲学研究”的倾向。坚持“文本研究”的学者批评“理论创新”和“现实关注”的路向缺乏学术含量和学术层次，而后者则批评前者“寻章摘句”“脱离现实”和“缺乏创造性”。有学者颇为准确地把这种状态概括为“经学”与“理学”、“为学”与“为道”之分裂。

“哲学研究”与“哲学创作”的相互脱节对于双方都是一种巨大的伤害。这使得“哲学研究”失去了一种应有的高度，“哲学创作”失去了应有的学术滋养。在已有基础上，进一步培养“哲学研究”与“哲学创作”之间的良性循环关系，还需要人们更多的努力。

最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进一步发展，还需要更自觉地发挥马克思哲学特有的批判本性。批判性构成了任何真正的哲学的重要特质，是中国传统哲学、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共同思想品格。儒学以“仁爱”“仁道”为本，对不合理的社会政治和社会风气、对教条化的正统观念的批判，既构成其重要的超越性的精神维度，也是其在历史长河中不断自我更新重生和创造性转换的重大推动力量。孔子对于周秦之变之时的“礼崩乐坏”、“人心不古”充满批判的态度，怀着“哲人其萎”“吾道穷矣”的孤独和愤懑，惶惶如丧家之犬。西方哲学虽然流派众多，历史悠久，但苏格拉底所奠定的“雅典牛虻”的批判精神始终贯穿始终，马克思哲学虽然肯定黑格尔辩证法“已经潜在地包含着一切批判的一切要素”，但认为这种批判精神最终落入“非批判的实证主义和非批判的唯心主义”^[2]的结局，因此，马克思的哲学革命的一个重要使命就是要克服这一缺陷，要更为彻底地落实哲学的批判性品格，他要把“理论批判”与“实践批判”内在地结合起来，通过“批判旧世界发现新世界”，正是在此意义上，他强调：“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它在本质上是革命的和批判的。”^[3]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必然具有自觉的批判本性。

前述以认识、价值和人的存在为核心范畴的哲学探索，之所以在中国改革开放实践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它充分发挥了其批判精神。但反观现实的“哲学生态”，哲学上述的批判性品格却显得有些淡薄了；相反，马克思所指出的“非批判的实证主义”的表现却越来越多。虽然我们的哲学研究在专业化、精致化等方面取得了重要进步，但与此同时，80年代围绕着哲学教科书体系改革、哲学观念变革、哲学思维方式的转换等进行的哲学反思批判工作，以及在这些工作中所表现出来的人们敏锐炽热的真诚朝气、对权威和教条的大胆质疑反思、希求发挥哲学特有的反思批判功能、推动思想解放和社会进步的执着和勇气却不断消退。习近平总书记在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特别提到了法国学者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认为他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财富不平等现象进行了深入而翔实的批判和揭示，并指出其“使用的方法”和“所得出的结论”值得深思。我国有世界上数量最为庞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迫切需要创造出像《21世纪资本论》充分发挥哲学批判精神的作品。

禀赋这一特质的哲学才能深入中国社会历史现实并洞察当代人类文明的内在矛盾和困境，而缺乏批判精神的哲学必然陷入对现实的肯定主义与非反思态度因而无法透过现象捕获社会历史和当代生活的本质。就此而言，只有禀赋批判精神的“当代中国形态”才能成为“当代哲学的同路人”的重要条件。更重要的是，只有保持哲学的批判立场和自觉意识，“当代中国形态”才能真正切中时代的普遍性问题，真正切实发挥哲学在中国社会文明进程中的特殊作用。马克思曾这样评价德国古典哲学：“德国的法哲学和国家哲学是与正式的当代现实保持在同等水平上的德国历史。”^[4]对于德国古典哲学的肇始者康德，马克思则认为“应公正地把康德的哲学看成是法国革命的德国理论”^[5]，而之所以能够如此，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德国古典哲学并没有把先辈的成就视为不可触动和不可质疑的神圣权威，而是以巨大的理论勇气和批判力量，在前人思想成果的“视差”中实现了“跨越性的批判”。马克思对于德国古典哲学的评价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今天我们寻求“当代中国哲学形态”的建构，彰显哲学的批判品格具有前提性的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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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贺来，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教授。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18页。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2页。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05页。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0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