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研究方法、技术路线、创新点与不足

一 研究方法

（一 ）定性与定量研究相结合

本书在对怒江流域自然环境（生态）、经济格局、社会格局特征研判的基础上，准确把握怒江流域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现实困境。利用GIS软件对怒江流域的生态格局进行了空间分析，利用SPSS软件，对怒江流域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冲突作了实证分析。

（二）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相结合

本书在发展权与可持续性统一理论探讨的基础上，遵循“现有理论—问题分析—解决问题”的思路，针对怒江流域开发与保护的现实困境。构建了兼顾发展权与可持续性的怒江流域开发模式。

二 研究技术路线

基于研究思路、研究内容、研究方法。本书的研究技术路线如图1-2所示。

三 可能的创新点与不足

（一）可能的创新点

在选题上，生态与经济的矛盾一直是环境经济学研究的主题，而怒江流域正是生态与经济矛盾尖锐的地区，本书选择该流域进行研究，从理论层面探讨了发展权与可持续性统一，并从实践层面提出发展权与可持续性兼顾的开发模式。因此，本书对深化相关生态经济理论研究和实践发展有启发和借鉴意义。

在研究视角上，本书对怒江流域的生态地位进行了评估。这类型的研究成果很多，但本书的评估视角是环境公平和可持续发展，这在相关的研究中存在新颖性。有关怒江流域经济发展水平低下的研究成果汗牛充栋，但本书同样以一种较新的视角即经济公平和发展权，不仅描述了落后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极端贫困穷的当地居民生活，且对怒江流域经济结构、发展模式也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对贫穷与落后的原因的分析也较全面、深刻。

图1-2 研究技术路线

在研究方法上，本书对怒江流域生态系统类型应用了GIS分析方法；对怒江开发与保护的分析采用博弈论的分析方法；对怒江流域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冲突分析采用了SPSS分析方法；对怒江流域开发模式生态旅游采用SWOT分析方法；对该流域循环经济发展模式采用技术分析的方法等多种方法的综合运用。从而深刻揭示了怒江流域面临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双重困境，并从兼顾发展权与可持续性的角度系统地提出了怒江流域开发模式。

（二）研究不足

本书从理论和实践层面上探讨了兼顾发展权与可持续性的怒江流域开发模式，但该问题是一个涉及面广且复杂的课题。由于自身学识有限，尽管论文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现实性和开拓性，但仅是初步的，无论是理论的完善，还是对策的思考，均需要今后做出进一步的努力。本书的研究不足之处在于没有对怒江流域经济发展空间差异和生态环境空间格局进行定量分析和GIS空间刻画，提出的开发模式有待于今后的实践进一步检验和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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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黄金川、方创林：《城市化与生态环境交互耦合机制与规律性分析》，《地理研究》2003年第3期。

[2] 李小云等：《环境与贫困：中国实践与国际经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2页。

[3] 徐迅雷：《生态保护需要制度安排》，《浙江经济》2009年第11期。

[4] 汪永晨：《救救都江堰》，《人民政协报》2003年7月29日第B02版。

[5] 李伟：《金沙江两水电叫停事件——水电困局》，《三联周刊》2009年第23期。

[6] 侯伟丽：《中国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1页。

[7] 曹勇：《生态书记》，《南方周末》2009年10月8日第10版。

[8] 三江源区是长江、黄河和澜沧江的发源地，位于全球海拔最高、面积最大、隆起时间最晚、地壳最厚的青藏高原腹地——青海省南部。其被称为“中华水塔”，既是我国生态系统最敏感、最脆弱的区域，也是中国乃至整个亚洲最重要的生态功能区之一。按长江、黄河和澜沧江的流域面积计算，三江源区面积为31.81万平方千米。辖区共有117个乡镇。

[9] 赫尔曼·E.戴利：《珍惜地球——经济学、生态学、伦理学》，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78页。

[10] 曹勇：《生态书记》，《南方周末》2009年10月8日第10版。

[11] 吕宗恕：《最后的香格里拉，最后的淘金疯狂》，《南方周末》2008年12月24日第C9版。

[12] 吕明合：《千亿诱惑人工造岛湖》，《南方周末》2008年12月24日第C10版。

[13] 胡代光、高鸿业：《西方经济学大辞典》，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125页。

[14] 生态化的概念最初是由苏联学者首创的。其含义是根据社会和自然的可能性，把生态因素渗透到人类的全部生产、生活行为中去，最优化地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变“征服自然”为“自然和谐”。生态化发展的基本框架是“技术—产业—制度”，具有网状发展的路径，即它是以生态技术创新为发端，逐步形成部门产业生态化的规模生产，最终以制度的形式确立生态化的主导地位，并使之成为人们价值取向与行为选择的标准。参见聂华林、高新才、杨建国《发展生态经济学导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58页。

[15] 程国栋：《黑河流域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经济学研究》，《冰川冻土》2002年第4期。

[16] 徐中民、张志强等：《生态经济学理论方法与应用》，黄河水利出版社2003年版，第25页。

[17] 周立华、王涛等：《内陆河流域的生态经济问题与协调发展模式》，《中国软科学》2005年第1期。

[18] 朱永华等：《海河流域与水相关的生态环境承载力研究》，《兰州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

[19] 陈晓景、董黎光：《流域立法新探》，《郑州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

[20] 张贵友、张震：《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互促模式的形成与经验——基于广德县的调研》，参见于法稳、胡剑锋《生态经济与生态文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402—411页。

[21] 赵莺燕、于法稳：《青海省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评价研究》，《生态经济》2015年第8期。

[22] 乔旭宁、王林峰等：《基于NPP数据的河南省淮河流域生态经济协调性分析》，《经济地理》2016年第7期。

[23] “三派”这里把支持怒江流域开发的专家、学者、云南省政府、怒江州政府、怒江人民归为开发论；把反对怒江流域开发的专家、学者、非政府组织等归为保护派；把既要开发又要保护兼顾的专家、学者、政府等观点归为兼顾论。同时，兼顾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归入开发论之中。

[24] 张长浩、韩燕：《给你开发怒江的理由——访全国人大代表欧志明》，《中国电力报》2004年3月14日第1版。

[25] 张长浩、韩燕：《给你开发怒江的理由——访全国人大代表欧志明》，《中国电力报》2004年3月14日第1版。

[26] 张瑞芳、王永刚：《 何祚庥、陆佑楣、司马南等赴怒江考察时呼吁——徐荣凯等与专家座谈》，《云南日报》2005年4月10日第1版。

[27] 李福寿：《怒江的出路就在“怒江”》，《光明日报》2004年3月18日。具体参见郑义《水电开发是怒江的必然选择》，《中国县域经济报》2010年1月25日第7版。水博：《水电开发是抢救和保护怒江流域脆弱生态环境的唯一选择》，《云南电业》2006年第2期。

[28] 周斌：《理性看待怒江水电开发》，《经济日报》2005年4月27日第16版。

[29] “三江并流”是指怒江、澜沧江、金沙江在云南省境内三江并流而得名。

[30] 黄一琨、闫婷、栾国磊：《怒江工程再博弈》，《经济观察报》2004年11月22日。

[31] 张田勘：《“兽道”与“人道”》，《记者观察》2004年第9期。

[32] 邵文杰：《小鱼能否胜大坝》，《光明日报》2004年1月12日。

[33] 罗晖：《怒江水电开发失误不得，也耽误不得》，《科技日报》2004年10月28日。

[34] 水利部长江委员会：《正确处理保护与开发的关系 合理开发怒江流域水能资源》，《人民长江报》2005年3月5日第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