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古丧葬艺术、礼俗与历史研究
- 崔世平
- 9字
- 2021-03-28 17:46:56
上篇 丧葬艺术与礼俗
隐囊考[1]
隐囊是我国南北朝隋唐时期流行的一种卧具，其外形为圆筒状的囊袋。隐，意为凭、倚靠。隐囊以丝织物为表，内部用织物或纤维填充，可供倚靠身体，其作用如同今日之靠枕。沈从文、孙机等先生都曾对这种卧具做过研究，[2]但所论尚有剩义。笔者不揣浅陋，拟就隐囊的图像、渊源及象征意义等几方面略加讨论，以为前贤续貂。
一 图像中所见的隐囊
目前所见最早的隐囊图像出现于维摩诘经变画中。营造于北魏景明元年至正光四年（500—523）的洛阳龙门石窟宾阳中洞洞口内壁有文殊师利与维摩诘对坐浮雕，20世纪30年代被盗往国外。图中维摩诘长须飘垂，右手执麈尾，左肘向后斜靠在一个圆鼓的囊上，囊身有一圈纵向条纹，露出的顶端有一圈莲瓣纹（图1）。沈从文先生指出此囊即是隐囊。[3]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藏东魏武定元年（543）造像碑上有一幅维摩诘说法图，维摩诘箕坐于装饰华丽的帷帐下，右手执麈尾，倚靠在一个圆筒状的隐囊上。隐囊表面饰纵条纹，顶端打结（图2）[4]。莫高窟第159窟东壁南侧中唐时期维摩诘经变中，也有类似的维摩诘倚靠隐囊图像。维摩诘侧卧于帐下的高榻上，左手执麈尾，垂于胸前，右臂向后侧斜倚在竖立的朱红色隐囊上。[5]
图1 龙门石窟宾阳中洞维摩诘像（摹本）
图2 东魏武定元年造像碑维摩诘像
墓葬壁画和画像石中都曾发现过隐囊的形象。2000年发现于西安市北郊的粟特人北周同州萨保安伽墓，墓室中部偏北摆放一具围屏石榻，由石屏风、榻板、榻腿组成，共雕刻56幅图案。其中正面屏风第二幅为乐舞宴饮狩猎图，上半部分刻乐舞宴饮场景，下半部分刻狩猎场景。乐舞宴饮场景中，主人屈右腿坐在方毯上，卷发，头戴虚帽，身着浅灰色圆领紧身袍，腰系黑色贴金带，穿浅灰色裤，脚蹬黑色长靴。右手持角杯，右臂靠在侧后方的隐囊上，左手扶隐囊，面向右观赏演奏。隐囊呈竖立的朱红色鼓状，前面有两道纵向条纹，两端各有一圈莲瓣纹装饰（图3）。[6]正面屏风第三幅为居家宴饮图，在中国式的建筑下，安伽夫妇盘腿并坐榻上，榻前左右分别立有执壶男侍与执扇女侍。安伽右手前伸，左手执金杯，左臂靠在一个竖立的有纵条纹的隐囊上。[7]
图3 安伽墓石围屏乐舞宴饮图
图4 北周康业墓石围屏会客图（摹本）
2004年陕西西安北郊发现北周时期粟特人康业墓，墓中葬具为一具围屏石榻（石棺床），榻上有骨架一具。石榻围屏上刻有10幅线刻图，内容以会见宾客、出行为主。左侧围屏自左而右第1幅线刻图为男主人会见宾客，主人为一年长老翁，坐于柳树下的榻上，双膝之上置一隐囊。隐囊有纵向条纹，顶端有环状绳结和莲瓣纹饰（图4）。[8]
美国波士顿博物馆收藏了20世纪初安阳出土的北齐石棺床围屏中的两件，其中后屏左侧画像石刻有一幅葡萄园宴饮图。左下角一组五位女乐人分为两列，中间一男子作胡舞，右侧有梳月牙髻女子六人。最上端葡萄架下大床上，左边坐女子七人，右边坐男子八人，前排有一执希腊式来通的贵人，其身后横置一个圆筒状隐囊，仅露出左右两端。隐囊两端均有莲瓣装饰，顶端打环状结（图5）。[9]
图5 安阳北齐石围屏宴饮图（摹本）
山东嘉祥县隋开皇四年（584）徐敏行墓墓室北壁绘有一幅宴享伎乐图，墓主徐敏行夫妇并列箕踞于一榻上欣赏乐舞。榻前左侧有鼓吹乐人，正前有一胡人表演胡旋舞。徐敏行身前置一几，右臂凭几，左手举高脚杯；夫人身后横置一个朱色圆筒状隐囊，露出右端的一段，顶端有一圈弦纹，束口处打结（图6）。[10]
图6 徐敏行墓宴享伎乐图
图7 《北齐校书图》抱隐囊侍女
唐李寿石椁内壁线刻《侍女图》表现的是侍奉场景，其中第15人怀抱隐囊，囊身刻出六条纵向条纹，条纹之上为两条弦纹之间夹一圈连珠纹装饰，顶端也打有绳结。[11]
传世绘画中也有隐囊的图像。沈从文先生注意到美国波士顿美术馆藏旧题唐阎立本作《北齐校书图》中有隐囊的形象：“女侍数人，都梳双螺髻，额前发式也作卷螺纹佛装。其中一人抱一个鹅蛋形晋南北朝时习用的隐囊。”[12]（图7）传为晚唐孙位所绘的《高逸图》中，四个人物列坐，各有一侍者侍立于后。四人中有三人身后置隐囊，只有第二人因为身体遮挡，无法判断是否也倚靠隐囊（图8）。据考证，此图为《竹林七贤图》残卷，四个人物从右到左依次为山涛、王戎、刘伶和阮籍。[13]沈从文先生指出，其隐囊上“作的是唐代大团科式华锦纹样……主题人物也是从晋南北朝旧稿取来，加以拼凑而成的”[14]。然而可能因为作者对隐囊的形制已经不甚了解，画中的隐囊并非圆筒形。
图8 《高逸图》第四人
从以上所列隐囊图像看，北朝时期的隐囊表面都有纵条纹，顶端有一圈莲瓣纹装饰，这可以视为早期隐囊的特征。从隋代开始，又出现以囊表织物自身花纹为装饰的隐囊。囊表内装入填充物后，可能有两种封口方式：一种是用线缝合，囊口处呈一个圆饼形的面；另一种是以绳束扎，囊口形成一个环状的结，可供抓握。
二 隐囊的渊源
明代周婴《巵林》卷五“隐囊”条说：“隐囊之名宋齐尚未见也。”[15]《颜氏家训》卷三《勉学》载：“梁朝全盛之时，贵游子弟，多无学术，至于谚云：‘上车不落则著作，体中何如则秘书。’无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驾长簷车，跟高齿屐，坐棋子方褥，凭斑丝隐囊，列器玩于左右，从容出入，望若神仙。”[16]则“隐囊”一词可能最早出现于梁代。“斑丝”，王利器《集解》曰：“斑丝谓杂色丝之织成品。”[17]斑丝隐囊当是用杂色丝织物制成囊表的隐囊。
南朝陈后主也曾在宫中使用隐囊。《南史》卷一二《后妃传》载：“时后主怠于政事，百司启奏，并因宦者蔡临儿、李善度进请，后主倚隐囊，置张贵妃于膝上共决之。”[18]此条又见《资治通鉴》卷一七六《陈纪十》“长城公至德二年”条：“上怠于政事，百司启奏，并因宦者蔡脱儿、李善度进请。上倚隐囊，置张贵妃于膝上，共决之。”胡三省注曰：“隐囊者，为囊实以细软，置诸坐侧，坐倦则侧身曲肱以隐之。”[19]从文字描述看，正与图像所见相合。
虽然隐囊的名称出现较晚，但古人对其渊源的认识并不太清楚。自唐代起，学者往往将隐囊与车上名为“
”的韦囊联系起来，认为隐囊由韦囊演变而来，或者就是韦囊。《急就篇》卷三“”字颜师古注曰：“，韦囊，在车中，人所凭伏也，今谓之隐囊。”王应麟补注曰：“亦作
、
。《说文》：，车也。”[20]可能是因为《颜氏家训》中将贵游子弟“驾长簷车”与“凭斑丝隐囊”两种行为并列，而使颜师古产生了隐囊是在车中的误解。颜师古是著名学者，其观点对后世影响较大。如明代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一九曰：“隐囊，古人呼车之俗名。颜师古曰：，韦囊，在车中，人所冯伏也。今谓之隐囊。王右丞诗：‘隐囊纱帽坐弹棋。’盖取车中为坐弹棋耳。《颜氏家训》曰：梁全盛日，贵游子弟，驾长簷车，跟高齿屐，坐棋子方褥，冯班丝隐囊。名之曰囊，意其物视褥为高，故用之冯，亦用之坐也。”[21]胡氏不但继承了颜氏的观点，把隐囊、韦囊混为一物，而且还以明代的起居习惯推测古人的起居，误认为隐囊可以像褥一样作为坐具。
明清之际学者方以智《通雅》卷三五曰：“，韦囊，在车中，人所凭伏也，曰隐囊，今用扶手，其面韦，中以糠实之，使要可伏其遗也。”[22]《玉篇》：“，车轼也。”[23]则“”或“”实际上都是车舆前部的轼，因用皮革为表，故从“革”或“韦”。作为车上用具的韦囊，尚未发现实物或图像，但从文字描述看，和隐囊的区别是很明显的。韦囊以皮革为面料，以谷糠为填充物，坚牢耐磨，有减震的功能，是蒙在车轼上供人凭伏的车具，也因此被等同于车轼；而隐囊一般以丝织物为表，以织物或纤维填充，轻软舒适，是休憩时置于身后或坐侧用以倚靠的卧具。因此，隐囊与韦囊是两种不同的器物。
西安北周安伽墓围屏石榻和安阳北齐石棺床都是入华粟特人的葬具，其线刻图像表现的多是粟特人的生活情景和祆教艺术。安伽石围屏和安阳石围屏上所刻宴饮图，从宴饮环境、人物服饰和所持器物看，都带有浓郁的粟特风格，其中的隐囊应也是粟特人的日常用具。山东嘉祥隋徐敏行墓宴享伎乐壁画上，不仅绘隐囊，也绘有胡旋舞胡人，高脚杯等，其夫妇并坐榻上欣赏胡旋舞的构图方式，与安伽石围屏家居宴饮图相似，显然受到了外来文化因素的影响。因此隐囊究竟是中国创制还是来自于域外，就很值得讨论了。
印度笈多王朝时期（320—540），宫廷乃至富裕市民阶层使用的一种圆筒状卧具，与中国的隐囊非常相似。位于印度西部马哈拉施特拉邦的阿旃陀石窟第17窟正面门廊后壁上部绘制了一幅《须大拿本生》壁画，作于475—500年。故事从右边第一幕宫廷生活开始，须大拿太子与他的妻子马德丽（又译作“曼坻”）公主并肩坐在宫殿凉亭的卧榻上。公主斜倚在太子怀中，太子从后面搂抱着公主，倚靠着横置于身后的一个只露出一端的圆筒状囊（图9）。[24]从其圆鼓的形状看，应是隐囊。
图9 阿旃陀石窟第17窟《须大拿本生》壁画
阿旃陀石窟第26窟有一尊高浮雕涅槃佛像，佛像头枕一个囊，从露出的一端可见囊表阴刻出八道纵条纹，顶端束口处留出两根条带（图10）。[25]
图10 阿旃陀石窟第26窟涅槃像局部
其纵向条纹的特征与中国北朝时期的隐囊相似，束口处留两根条带的特征与安阳石围屏葡萄园宴饮图及徐敏行墓宴饮图顶端打结的隐囊相似，应与中国的隐囊有某种联系。由此卧佛雕像也可知，这种囊在印度还可以作枕头用。
这类囊在印度一直沿用，在莫卧儿王朝时的细密画中仍能见到。现藏于美国华盛顿弗利尔艺术馆的细密画《想象的会见》，约绘于1618年，描绘了莫卧儿王朝皇帝贾汉吉尔想象中的与波斯萨法维王朝统治者沙·阿拔斯的会见。画中两位皇帝并肩而坐，促膝倾谈，两人身后各横置一个粗大的圆筒状囊。莫卧儿皇帝身后的囊为红色，波斯皇帝身后的囊为黑地白花。同馆所藏的另一幅细密画《宝座上的贾汉吉尔》，约作于1625年，画面中贾汉吉尔坐在一个象征着时间的计时沙漏宝座上，将一本经典递给一位长者。在他身后，也横置一个束口处打结的红色圆筒状囊（图11）。[26]这些莫卧儿王朝时代的囊与笈多王朝时代的囊应有传承关系，是印度上层社会传统的卧具。
图11 细密画《宝座上的贾汉吉尔》
印度笈多王朝时，正值中国东晋十六国和南北朝时期，这一时期印度同中国南北各政权的交往都很频繁。不但印度诸国经常遣使来中国，还有很多印度僧人来中国传布佛法，翻译佛经。如北魏太和元年（477）“九月庚子……车多罗、西天竺、舍卫，叠伏罗诸国各遣使朝贡”，同年闰十一月，“癸亥，粟提婆国遣使朝贡”[27]。父为天竺人，母为龟兹人的高僧鸠摩罗什，在后秦姚兴时入长安，翻译了经论300余卷，其中就有《维摩诘所说经》。[28]隐囊可能是借此种渠道从印度传播到了中国。虽然目前所见材料较少，具体的传播路线尚难确定，但已知的隐囊图像均在北方，除了维摩诘经变画中所见外，其余多发现于墓葬壁画或画像石上，并多见于粟特人宴饮场景中，因此推测其最初是通过丝绸之路传播到北方的。[29]粟特人是丝绸之路上活跃的商人，也是隐囊传入中国的媒介之一。而梁全盛时贵游子弟好用隐囊为晏佚用具，则可能是受到了北朝的影响。
三 隐囊内涵的变化
隐囊传入中国，适应了中古时期起居方式的变化。魏晋以前，人们的生活习俗是席地起居，或者坐于床榻上。坐姿为双膝接地，臀股贴于双足跟上；跪姿则是双膝接地，臀股不着足跟。不同的坐姿，又和当时的礼俗联系在一起。双足伸到身体前面的箕踞，是不符合礼节的粗俗行为。
西晋五胡乱华之后，北方社会生活习俗较多地受到了胡风的影响。加上儒学衰微，玄学兴起，名士不尊礼教，喜好清谈，崇尚放达，乃至于放浪形骸，与礼教有关的端正坐姿也被他们摒弃了。南京西善桥宫山六朝大墓，时代在东晋末到刘宋之间，墓室两侧壁有“竹林七贤”拼镶砖画，南壁为嵇康、阮籍、山涛、王戎四人，北壁为向秀、刘伶、阮咸、荣启期四人。[30]其中嵇康、阮籍、山涛、王戎、向秀、刘伶、阮咸七人均为双腿在身前近乎箕踞的姿势，表现了他们放荡不羁的特征。竹林七贤是东晋南朝流行的绘画题材，其起居方式代表了一种社会风尚。双腿在前，身体重心在后，最舒服的姿势是侧卧于柔软的物体上，隐囊无疑正合乎需要。明代杨慎《升庵集》卷六七“隐囊”条曰：“晋以后士大夫尚清谈，喜晏佚，始作麈尾、隐囊之制，今不可见，而其名后学亦罕知。”[31]认为隐囊是晋代以后因士大夫清谈晏佚之风而产生的，这种看法有一定的道理。西善桥竹林七贤砖画中尚未出现隐囊，但其中王戎左肘倚靠在一个小几上，这种姿势无疑为以后隐囊的使用埋下了伏笔。
在隐囊出现之前，麈尾和隐几是士族身份的象征。由于士族清谈时常手挥麈尾，麈尾遂变成清谈家的一种标志，后人亦称清谈为“麈谈”[32]。为了防止长时间保持坐姿使身体疲倦，人们往往依凭置于身前的小几，这种动作称为“凭几”，所凭之几也称为“凭几”，又称为“隐几”[33]。顾恺之曾在金陵瓦棺寺绘维摩诘像，有“清羸示病之容，凭几忘言之状”[34]，所画的就是维摩诘凭几形象。龙门石窟维摩诘经变画和武定元年造像碑维摩诘说法图中，维摩诘手挥麈尾，倚靠隐囊，与文殊师利辩难，是现实社会名士之间清谈情景的真实反映。麈尾、隐囊组合代替了麈尾、凭几组合，说明此时隐囊已非普通卧具，而可以与麈尾、凭几一样，象征名士的身份了。南北朝以后流行的《高逸图》中就常把麈尾和隐囊组合作为高士的道具。
从李寿墓侍女图看，隐囊在唐代仍然是贵族习用的卧具。但王维《故人张
工诗善易卜兼能丹青草隶顷以诗见赠聊获酬之》诗云：“不逐城东游侠儿，隐囊纱帽坐弹棋。”[35]城东游侠儿可能是游手好闲的市井之徒，他们使用隐囊说明隐囊也进入普通人的生活。
宋代以后，随着桌椅等高家具的普及，席地起居习俗的改变，隐囊逐渐从人们日常生活中消失了。只有少数学者尚能根据当时的靠枕来想象其形制，但对其来历多不明所以。明周婴纂《巵林》卷五“隐囊”条曰：“予问孟起隐囊何义。答曰：今京师中官坐处，常有裁锦为褥，形圆如毯，或以抵膝，或以搘胁，盖是物也。”[36]清朱亦栋《群书札记》卷一三“隐囊”条则直言：“隐囊，如今之靠枕。”[37]
隐囊在现实生活中消失后，却在诗文和绘画中频频出现。如清人汪琬《尧峰文钞》卷四八《轩中即事》：“文竹新书几，斑丝旧隐囊。莫言无长物，粗觉胜王郎。”[38]又如清人田雯《古欢堂集》卷一三《题西斋夜话图》：“床一，宽八尺，长倍之，堆书数百卷，三人相向箕踞坐其上。一人乌衫白须，扬颏微笑，一人褐衣棕鞋，凭隐囊似山泽老癯，一人面丰颊圆，年独少。”[39]美国纳尔逊艺术博物馆所藏元刘贯道《消夏图》中，一位高士袒胸仰卧榻上，背靠一个隐囊。隐囊露出一端，囊身有一圈纵向条纹，顶端束口处装饰花瓣纹饰，还以环带连接一个花结，形制接近北朝隐囊。[40]一般认为《消夏图》是传统《高逸图》题材的延续，据推测此高士可能是“竹林七贤”之一的阮咸。而此时的隐囊，不过是在文人想象的意境中流行，作为他们追求名士风度时的用典和象征物而已。
（原载《考古》2011年第12期，收入本书时略有修改）
[1] 本文曾发表于《考古》2011年第12期。刊出后蒙扬之水先生赐函教示，并赐大作《曾有西风半点香——敦煌艺术名物丛考》，其中《丹枕与
》一节，考证本文所论的“隐囊”在佛经名为“丹枕”或“倚枕”，“原系印度上流社会及巨富之家日常生活中的习用之具”。先生所用佛经资料及佛教壁画和雕塑材料，多有笔者此前未曾留意者（参见扬之水《曾有西风半点香——敦煌艺术名物丛考》，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113页）。
[2] 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248页。孙机：《唐李寿石椁线刻〈侍女图〉、〈乐舞图〉散记》（上），《文物》1996年第5期。
[3] 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248页，插图65。
[4] 金申：《中国历代纪年佛像图典》，文物出版社1994年版，第227页，图版168。
[5] 敦煌文物研究所编：《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第4卷，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图版88。
[6]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北周安伽墓》，文物出版社2003年版，第27页，图片见图版46。
[7]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北周安伽墓》，文物出版社2003年版，第30页，图片见图版52。
[8] 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西安北周康业墓发掘简报》，《文物》2008年第6期，第27页，图24、25。
[9] 参见姜伯勤《中国祆教艺术史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45页，图4-13。图片另参见施安昌《北齐粟特贵族墓石刻考——故宫博物院藏建筑型盛骨瓮初探》，《故宫博物院院刊》1999年第2期，第75页，图6。
[10] 山东省博物馆：《山东嘉祥英山一号隋墓清理简报——隋代墓室壁画的首次发现》，《文物》1981年第4期。彩图见刘九庵主编《中国文物精华大辞典·书画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130页。
[11] 孙机：《唐李寿石椁线刻〈侍女图〉、〈乐舞图〉散记》（上），《文物》1996年第5期。
[12] 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248页。
[13] 刘九庵主编：《中国文物精华大辞典·书画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138页。
[14] 沈从文：《试释“长檐车、高齿屐、斑丝隐囊、棋子方褥”》，载《花花朵朵坛坛罐罐——沈从文谈艺术与文物》，江苏美术出版社2002年版，第75页。
[15] （明）周婴：《巵林》，丛书集成初编本，第111页。
[16] （北齐）颜之推撰，王利器集解：《颜氏家训集解》，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145页。
[17] （北齐）颜之推撰，王利器集解：《颜氏家训集解》，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148页。
[18] 《南史》，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47页。
[19] （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5478—5479页。
[20] （汉）史游著，（唐）颜师古注，（宋）王应麟补注：《急就篇》，丛书集成初编本，第226—227页。
[21] （明）胡震亨：《唐音癸签》，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208页。
[22] （明）方以智：《通雅》，中国书店1990年版，第425页。
[23] （梁）顾野王：《大广益会玉篇》卷26《韦部》，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24页。
[24] 王镛：《印度美术史话》，人民美术出版社1999年版，第103—104页。
[25] 图片见郭豫斌《东方古文明》，北京出版社2005年版，第87页。
[26] 王镛：《印度美术史话》，人民美术出版社1999年版，第190—191页。
[27] 《魏书》卷7上《高祖本纪》，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44、145页。
[28] （梁）释慧皎撰，汤用彤校注：《高僧传》卷2《晋长安鸠摩罗什传》，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52页。
[29] 扬之水先生《丹枕与
》一文引用了新疆库木吐喇石窟第16窟主室前壁涅槃图（今藏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上的隐囊图像，可以填补从印度经新疆传播路线的中间环节。参见扬之水《曾有西风半点香——敦煌艺术名物丛考》，第114页，图13。
[30] 南京博物院等：《南京西善桥南朝墓及其砖刻壁画》，《文物》1960年第8、9期合刊。
[31] （明）杨慎《升庵集》，文津阁《四库全书》，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424册，第716页。
[32] 孙机：《诸葛亮拿的是“羽扇”吗？》，载孙机、杨泓《文物丛谈》，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第177页。
[33] 杨泓：《隐几》，载孙机、杨泓《文物丛谈》，第264页。
[34] （唐）张彦远著，俞剑华注释：《历代名画记》，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64年版，第41页。
[35] （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125，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259页。
[36] （明）周婴：《巵林》，丛书集成初编本，第111页。
[37] （清）朱亦栋：《群书札记》，光绪四年武林竹简斋重刊本。
[38] （清）汪琬：《尧峰文钞》，文津阁《四库全书》，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439册，第353页。
[39] （清）田雯：《古欢堂集》，文津阁《四库全书》，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442册，第163页。
[40] 参见扬之水《古诗文名物新证》，紫禁城出版社2004年版，第287页，图Ⅰ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