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本书在异质性贸易理论强调的引致性要素再配置的基础上，并放松了贸易调整无成本假设，具体思考了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贸易开放是否同时带来了生产要素在产业内、产业间的再配置现象？这种引致性的生产要素再配置行为又具有哪些正向经济效应？第二，如果第一问题得到肯定的回答，那么这种引致性的生产要素再配置行为会产生什么样的调整成本？这些调整成本是通过什么途径（或机制）产生的？第三，如果分析贸易收益的文献中考虑贸易调整的成本，综合权衡贸易开放后的成本和收益后，贸易开放是否还会带来正向的经济效应？

针对上述三个方面的问题，利用中国各个层次的数据，本书得出如下基本结论：第一，与Melitz（2003）等从企业异质性角度出发所得到的结论类似，本书利用中国工业行业层面的数据发现，贸易开放带来的进口竞争确实引致了产业内和产业间正向的要素再配置过程；其中，进口竞争的生产率效应，约40%可以由引致性的正向产业内要素再配置过程来解释；产业间的引致性要素再配置并不具有统计显著性，而且，这种不显著的引致性产业间正向要素再配置并不足以抵消由其他原因引致的产业间负向要素再配置。

第二，政府支出规模与贸易、风险和引致性就业调整等变量之间具有明显的函数关系，忽略引致性就业调整变量会导致较为严重的遗漏变量偏误；在考虑贸易开放引致性就业调整的情况下，传统的补偿假说和效率假说所阐明的机制均不能解释贸易开放对地方政府实际消费性支出规模变动的影响；其中，贸易开放引致了负向的就业调整，预期风险则引致了正向的就业调整，且其强度超过了贸易引致的负向调整；贸易开放对地方政府不同支出细目的影响机制存在极大差异，滞后期贸易开放通过补偿效应对实际投资性支出规模的正向影响，本质上是预期风险引致性就业调整产生的影响；而对于地方政府实际转移支付规模，滞后期贸易开放的影响始终不显著，城镇化率、抚养率、Wagner法则和预期风险引致性就业调整等始终具有显著正效应。

第三，随着贸易开放程度的深化，特别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无论是从宏观表象，还是背后的微观机制，我国的生产要素和经济结构均发生了大规模的调整，而这种变动自然会反映在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动之中。通过将劳动收入份额变动分解为能充分反映企业动态变动的内部劳动份额效应、增加值效应、进入效应和退出效应后可以看出，贸易开放影响劳动收入份额不同组成部分的变动方向存在较大差异；贸易开放对劳动收入份额整体变动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是来自于对内部份额效应和退出效应正向影响、对增加值效应和进入效应负向影响的综合权衡。

第四，我国的人均收入与出口专业化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单调递增关系，说明我国的出口事实上变得越来越集中于少数行业；而且我国是在人均收入远低于国际分界点的情况下出现这一变动趋势的，这表明我国出口专业化的发展远远超越了自身所处的发展阶段，未来在人均收入超过一定数额时，出口还可能会出现加速专业化的趋势；特别需要关注的是，我国这样的出口专业化道路可能会持续性地抑制经济的长期增长，这说明我国出口专业化发展带来的收益并不足以抵消由此对经济增长带来的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