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马克思主义的舆论观

研究舆论、舆论导向及其体制机制问题，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马克思主义看来，舆论属于社会意识范畴，其实质是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正确的舆论对社会发展能够起到推动作用，而负向的舆论对社会发展则会起到阻滞甚至破坏的作用。同样，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制度法律、体制机制从本质上说是意识形态的工具，是统治阶级实现其统治的工具。只有从这一根本层面来把握舆论及舆论导向的体制机制问题，才能保证对其研究的正确方向。

一 马克思主义视阈中的舆论与舆论导向

当下，“舆论”是一个被广泛使用的概念。目前，学界主要从新闻学、传播学、社会学、管理学等学科对舆论进行研究。同时，专门研究舆论的“舆论学”也已成为一门学科。本书主要是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来研究，即主要从改革开放与社会转型的背景之下，研究舆论导向对社会问题的解决和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作用，因而，具有明显的政治属性与学科属性。

（一）对舆论概念的考察

舆论观念具有久远的历史。中国古代很早就有“舆论”一词。在中国，“舆”字的本义为车厢或轿，又可以解释为众、众人或众人的。如《左传·僖公二十八年》“听舆人之诵”，《晋书·王沉传》说：“自古圣贤乐闻诽谤之言，听舆人之论。”这是见之于我国典籍的最早说法。其中“舆人”均指众人。“舆论”作为一个词组，最早见于《三国志·魏志·王朗传》：“设其傲狠，殊无入志，惧彼舆论之未畅者，并怀伊邑。”其后见于《梁书·武帝纪》：“行能臧否，或素定怀抱，或得之舆论。”其中“舆论”即公众的言论，或公众的意见。在宋代的韵书《广韵》与《集韵》中，“舆者”，众也（《集韵》）；多也（《广韵》）。“论者”，议论、讨论、言论、辩论、态度、意见等意。因此，“舆论”也谓“众论”，即众人的议论。

在欧洲，早在古代社会就有类似舆论的记载。古代埃及最古老的文字记载之一是一首题为《一个厌倦生活的人同他的心灵的争论》的诗歌，它指出关于一种舆论完全改变方向的激变。关于民众态度的类似说法亦可以在巴比伦尼亚和亚述的历史中找到。古代以色列的先知者有时向民众辩护政府的政策，有时则呼吁民众反对政府。在这两种场合，他们都要左右舆论。在古希腊，许多人观察到每一件事情都仰仗民众，而民众则依靠言语。通过说服人民大众，财富、名声和尊严既可以取得，也可以被剥夺。15世纪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和16世纪的新教改革进一步增加了能够对当代问题形成意见的人数。马丁·路德通过放弃使用只有受教育者看得懂的古拉丁文，同人文主义者决裂，直接转向人民大众。

尽管在欧洲很早就出现了关于舆论的记载，但正式使用public opinion这个词却晚得多。在西方，“舆论”（public opinion）一词源于拉丁语[1]，最早可以追溯至17世纪。“舆论”概念首次出现在17世纪英国思想家的一些著作中。1651年霍布斯在《利维坦》中首次提到了“舆论”。他认为：“他们在说话时更注意人们的公众情绪与舆论，并运用直喻、隐喻、例证和其他讲演术的武器，说服听众。”[2]1690年，洛克在《人类理解论》中提到了“舆论法”。他说：“人们判断行为的邪正时所依据的那些法律，可以分为三种：一为神法（divine law）；二为民法（civil law）；三为舆论法（the law of opinion or reputation）。”[3]

西方18世纪，舆论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开始构筑其框架。法国资产阶级启蒙理论家卢梭、德国的卓越哲学家黑格尔、英国的著名政治哲学家葛德文、法国社会学家塔尔德，是这门学科的奠基者。伏尔泰称“舆论”是世界之王。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一书中使用了“舆论”这个概念，并且认为：“在全世界一切民族中，决定人民爱憎取舍的绝不是天性而是舆论。”[4]卢梭先后使用过“公众舆论”“舆论”这两个概念，并以“公意”或“公众意见”对其含义进行了解读，认为舆论就是基于社会公共利益的公众意见。

在现代国家或国际生活中，舆论成为一个常用词。进入20世纪后，舆论研究的中心由欧洲转移到了美国。1922年，沃尔特·李普曼在其《公众舆论》（Public Opinion）一书中提到，“他人脑海中的图像关于自身、关于别人、关于他们的需求、意图和人际关系的图像，就是他们的舆论。这些对人类群体或以群体名义行事的个人产生着影响的图像，就是大写的舆论”[5]。李普曼对“舆论”的定义，不仅是舆论学奠基的标志，也是现代舆论的起点。不过，他的定义是如此充满疑惑，使以后西方学界在阐释舆论时产生了较大分歧。这正如西方舆论学者凯（Key）所感慨的那样：“精确地界定公共舆论与追随圣灵不无相像之处。”[6]西方学者对什么是舆论，或者如何界定舆论存在较大分歧，但在舆论内涵至少应该包含哪些要素还是达成了一致，英国《大不列颠百科全书》（1977）认为：“无论舆论的定义有多少种，但几乎所有的学者和宣传者都同意舆论的含义至少包括四个要素：（1）必须有一个问题；（2）必须有多数个人对这个问题发表意见；（3）在这些意见中至少要有某种一致性；（4）这种一致的意见会直接或间接地产生影响。”[7]

中国的第一部舆论学著作，是资产阶级政治家和宣传家梁启超的《舆论之母与舆论之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舆论学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逐步形成了多学科的体系。目前，对于舆论的研究主要从新闻学、传播学、社会学、管理学等学科开展。同时，专门研究舆论的“舆论学”也已成为一门学科。虽然在我国还是很年轻的学科，但发展迅速、成果丰硕，研究视角多元，形成多个分支学科：基础舆论学、公共舆论学、应用舆论学。由于观察舆论的角度不同，关于舆论的定义有时差距较大：政治学和历史学的定义着重点在于舆论对于决策的影响方面，心理学注重公众意见表达的心理过程，社会学注重舆论的社会化产生过程，社会心理学则从知觉、感触舆论来界定舆论。

概括起来说，中国学者对舆论定义的不同认识大致有这样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是研究舆论学与民意学的学者的舆论定义。这种定义认为，舆论本身就是一种意见。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一般都是研究舆论学与民意学的学者，而且一般都有从事舆论调査或民意调查的经历。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基础舆论学研究者刘建明教授和应用舆论学研究者喻国明教授的舆论定义。刘建明提出：“舆论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概念是指某种舆论而言，即在一定社会范围内，消除个人意见差异、反映社会知觉的多数人对社会问题形成的共同意见。广义上的概念是指社会上同时存在的多种意见，各种意见的总和或纷争称作舆论。人们多在狭义上使用舆论的概念，因为人们谈论舆论的存在常常是指社会中某种具体意见，剖析某种意见是如何形成的、它的指向或量化怎么样，以及有何影响，并不过多地分析多种意见的纷争状态。”[8]喻国明提出：“舆论是社会或社会群体中对近期发生的、为人们普遍关心的某一争议的社会问题的共同意见。”[9]他们的舆论定义无论其间的修饰限定如何不同，但最后都会落脚到“共同的意见”之上。而之所以这样定义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舆论只有通过意见的公开表达，才能对其所指向的社会问题产生影响，如果意见没有公开表达出来，当然就不会对社会问题产生作用和影响，也就称不上舆论。第二种观点是研究公共舆论学的学者的舆论定义。这种类型的舆论定义主要是结合卢梭的“公意”与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思想，是从基础舆论学与公共哲学的跨学科视角进行界定。比较有代表性的是程世寿的舆论定义，即“社会公众对于公共事务的议论通过公共论坛的扩散而形成的公共意见，它是民意和众意的反映，是人民精神、愿望和意志的总和”[10]。第三种观点是研究“舆论导向”问题的学者的定义。属于这一类的代表性学者如孟小平和陈力丹。孟小平认为：“舆论是公众对其关心的人物、事件、现象、问题和观念的信念、态度和意见的总和，具有一定的一致性、强烈程度和持续性，并对有关事态的发展产生影响。”[11]陈力丹则提出：“舆论是公众关于现实社会以及社会中的各种现象、问题所表达的信念、态度、意见和情绪表现的总和，具有相对的一致性、强烈程度和持续性，对社会发展及有关事态的进程产生影响。其中混杂着理智和非理智的成分”[12]，并将舆论分解为八个要素：舆论的主体、舆论的客体、舆论自身、舆论的数量、舆论的强烈程度、舆论的持续性、舆论的功能表现、舆论的质量。其中前七个，构成了舆论的必要要素。

综上可见，中外学者对舆论的界定不仅有各自的侧重，也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若从“舆论导向”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将“舆论”做如下界定：舆论是公众针对现实社会或社会问题大体一致的意见、情绪和行为意向，它以传闻、民谣、议论、会议、理论争鸣、群体活动等形态在各种媒介中传播扩散，是能够对相关社会问题的解决和社会发展产生影响的集合意识。

（二）舆论的本质

可以说，上述定义并未揭示出舆论的本质是什么。要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则必须深入理解舆论的本质。而只有以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分析舆论问题，才能揭示出舆论的本质。在马克思主义看来，舆论的本质在于：舆论属于意识形态的范畴，是对社会存在的反映。作为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表现形式，舆论与生俱来地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性，即阶级性和党派性。因此，舆论是公众针对现实社会或社会问题大体一致的利益诉求、信念、情绪和价值观。

首先，舆论是对社会现实问题、核心是利益问题的反映。舆论是一种特殊形态的社会意识，它具有社会意识的一般特征，是对社会存在的反映，同时又反作用于社会存在。正确的舆论能对社会发展起到推动作用，而负向的舆论则会对社会发展起到阻滞甚至破坏的作用。英国《大不列颠百科全书》（1977）所指出的舆论构成要素中，首要的要素就是“必须有一个问题”，陈力丹概括的舆论八个要素中，第二个要素是“舆论的客体”（社会公共问题）。这说明，舆论是由特定的事件引发的。那么，为什么这一事件会引发这么强烈的关注和共鸣？其背后有深厚的社会根源和思想文化根源，舆论反映了公众针对现实社会或社会问题的大体一致的利益诉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重大变革，随之带来了诸多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不是任何信息和议论都能引发舆论风波。能够引发舆论风波的，一定是关注度高的问题。当前我国的舆论事件主要还是由于当前社会现实问题引发的，舆论只是社会巨大变迁影响下的表层和现象。

其次，舆论反映人的信念、情感、价值观。舆论是一定范围内的多数人针对现实社会以及社会中的各种现象、问题，以言语、情感、行为等方式表达出来的大体一致的信念和态度。德国哲学大师海德格尔曾言：“语言是存在的家。”任何言论、议论、讨论、意见，都反映着人的信念、情感、价值观。陈力丹认为，“若从‘舆论导向’的角度观察舆论，仅仅注意公开的表露就不够了，任何外露的言语、情绪都是一种特殊的态度，而态度是由一定的信念决定的”，“信念在舆论本身的各种形式中处于核心位置”，“是理解舆论的真正钥匙”。曾庆香也认为，“舆论是一定范围内的多数人针对现实社会以及社会中的各种现象、问题，以言语、情感、行为等方式表达出来的大体一致的信念和态度”[13]。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们对舆论的态度，肯定抑或否定，支持抑或反对，抑或漠不关心、不发表任何意见——实际上是在一定的价值观支配下的行为，带有一定的主观倾向性。舆论是公众关于现实社会以及社会中的各种现象、问题所表达的信念、态度、意见和情绪表现的总和，具有相对的一致性、强烈程度和持续性，对社会发展及有关事态的进程产生影响，其中混杂着理智和非理智的成分。

二 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首先是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

“舆论导向”有正确导向和错误导向的区别。我们要坚持正确的导向，避免错误的导向。要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第一要素是导向是正确的；第二要素是这种正确导向是有效的。那么，往哪里导向是正确的？因此，首先就要明确导向的“正确性”，即往哪里导向的问题。这里的问题也就是：导向正确与否的标准是什么？用什么来衡量某种导向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问题，即舆论导向正确与错误的标准问题。

尽管舆论导向，实际上客观地、广泛地存在于各阶级和国家之中，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都非常重视舆论导向问题，但它们并不公开提出这个问题，而是标榜自己的新闻报道和导向是客观的和中立的。因此，“舆论导向”是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原创性概念。中国共产党人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在具体的舆论实践工作中确立了这一概念，并逐步形成关于舆论的思想和理论。

2016年2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主持召开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进一步强调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是党的一项重要工作，是治国理政、定国安邦的大事，必须把政治方向摆在第一位，牢牢坚持党性原则，牢牢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牢牢坚持正确舆论导向，牢牢坚持正面宣传为主，并具体讲了“八个讲导向”。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新闻舆论工作“必须把政治方向摆在第一位”。因此，可以说，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最根本的是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

（一）讲政治是新闻舆论工作的本质特征

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固然包括多方面的内容，但其中政治导向无疑占有重要地位。正因为如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把政治方向摆在第一位”[14]。然而，一提到政治，有的人就反感甚至排斥；一提到新闻媒体要讲政治导向，就认为那只是主流媒体的事情；甚至有人认为，新闻媒体应远离任何政治，完全保持客观和中立。这说明，人们对政治有误解，对新闻媒体讲政治的认识有偏颇。

其实，人们都生活在政治之中。很多人熟悉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一句著名的话：“人是有理性的动物”，但不一定知道同时作为政治家的他，还有一句著名的话：“人天生是政治的动物。”政治是人类历史发展到一定时期，即进入阶级社会必然产生的一种重要社会现象。因此，在当今人类还处于阶级社会的时代，任何远离政治的人是根本不存在的，思想上层建筑的任何领域想要“去政治化”是根本不可能的。所谓的“去政治化”，无非是去掉特定的政治，代之而起的是另一种政治。

新闻舆论与政治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政治性是新闻舆论工作首要的和根本的属性。马克思主义认为，在阶级社会，新闻媒体是社会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性质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任何新闻媒体都是为所属阶级服务的，因而都是具有阶级属性的。任何社会的新闻活动，都要受到这个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政治思想及国家政治制度的指导和制约。新闻媒体所报道的内容，总是代表特定阶级的利益，总是带有某种宣传目的和政治诉求。新闻既为政治所左右，又反过来影响政治。可见，新闻媒体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性是不言而喻的，只不过是有的不公开讲，甚至忌讳讲这个问题。马克思主义则从不隐瞒自己的政治立场，公开承认新闻媒体的政治性或意识形态性。

古今中外，无论人类信息传播方式如何变化，但传播内容始终与政治相联系。古代的报纸是适应当时社会政治生活需要而产生的，其内容反映着当时社会阶级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例如，中国古代的《邸报》，是为了历代封建统治者向下属传达政令、通报消息、维护封建专制统治而出现的。古罗马时期的《每日纪闻》，是古罗马的恺撒大帝为了实行个人独裁统治、维护反动统治而出版的官方公报。近代出现的印刷报纸，是新兴资产阶级同腐朽的封建统治阶级斗争的武器，也是他们宣传自己的“自由、平等、博爱”政治思想的工具。现代西方国家一贯标榜媒体是“社会公器”“第四权力”，享有所谓的绝对“新闻自由”。但事实上，现代西方传媒的政治立场和政治倾向性是显而易见的。在本国内，它是为垄断资本主义服务、维护资本主义制度、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工具；在国际上，它在煽动“颜色革命”、颠覆别国政权、服务本国对外战争中，充当着信息战、舆论战、心理战的工具。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公开申明新闻舆论工作的政治属性。新闻舆论工作处于意识形态领域的前沿，不仅在党和国家的思想文化建设、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以及引导人的思想意识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而且作为建立在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要致力于维护和巩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因此，做好党的新闻舆论工作，事关旗帜和道路，事关贯彻落实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事关顺利推进党和国家的各项事业，事关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事关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这五个“事关”，表明了新闻舆论工作的根本性、战略性、全局性意义，也充分表明了新闻舆论工作的政治属性。

（二）新闻舆论工作讲政治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

马克思主义政党十分重视新闻舆论工作，从无产阶级报刊诞生之日起，就表明自己鲜明的政治立场，公开申明无产阶级的新闻舆论是无产阶级的政治思想武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不仅是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也是卓越的新闻工作者。马克思、恩格斯多次强调“党报是党的旗帜”，是与敌人斗争的“武器”“阵地”，是“政治中心”等。马克思揭露一向标榜自己独立性的英国《泰晤士报》是“政府机关报”“内阁大报”“半官方报纸”，并指出它虽然一向标榜自己是独立的，不固定投靠某一政党或政治集团，而实际投靠的是英国整个资产阶级，是忠诚为它们服务的资产阶级报纸。列宁强调新闻工作是党的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写作事业不能是个人或集团的赚钱工具……写作事业应当成为整个无产阶级事业的一部分，成为由整个工人阶级的整个觉悟的先锋队所开动的一部巨大的社会民主主义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15]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新闻舆论工作的重要作用，并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中国共产党始终认为，我们国家的报纸、电台、电视台都是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从而决定了新闻工作必须坚持党性原则，必须旗帜鲜明地讲政治。毛泽东不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也是卓越的新闻舆论大师，他特别强调新闻舆论工作的政治方向。1957年，毛泽东指出：“写文章尤其是社论，一定要从政治上总揽全局，紧密结合政治形势，这叫做政治家办报。”[16]1958年，毛泽东指出：“一张省报，对于全省工作、全体人民，有极大的组织、鼓舞、激励、批判、推动的作用。”[17]1959年，他再次重申：搞新闻工作，要“政治家办报”。“政治家办报”思想的核心，就是要确保新闻舆论工作的领导者懂政治、懂策略、懂理论，准确传达党和国家的声音，如实反映人民的期盼和心声。

改革开放以来，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出现了一系列新情况和新问题、新矛盾和新挑战。在国际国内形势日益复杂的条件下，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强调新闻舆论工作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邓小平指出：“作用最广泛的是写文章登在报纸上和出小册子，再就是写好稿子到广播电台去广播。出报纸、办广播、出刊物和小册子……就比其他方法更有效、更广泛，作用大得多。”[18]1996年9月，江泽民视察人民日报社并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历史经验反复证明……舆论导向正确，是党和人民之福；舆论导向错误，是党和人民之祸。党的新闻事业与党休戚与共，是党的生命的一部分。可以说，舆论工作就是思想政治工作，是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所系的工作。”[19]1994年1月，江泽民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讲话强调，“我们的宣传思想工作，必须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不断培养和造就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20]。也是在这次会议的讲话中，江泽民提出了“五个有利于”，即“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就是要造成有利于进一步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舆论；有利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民主法制建设的舆论；有利于鼓舞和激励人们为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和社会进步而艰苦创业、开拓创新的舆论；有利于人们分清是非，坚持真善美，抵制假恶丑的舆论；有利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人民心情舒畅、社会政治稳定的舆论”[21]。进入21世纪以来，舆论工作面临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环境。2003年12月，胡锦涛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新闻工作要牢牢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坚持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唱响时代主旋律，在全社会形成和发展积极健康的主流舆论。”[22]2008年6月，胡锦涛在人民日报社考察工作时指出：“当前，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西强东弱’的国际舆论格局还没有根本改变，新闻舆论领域的斗争更趋激烈、更加复杂。”[23]在这样的条件下，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尤为重要。胡锦涛强调：“舆论引导正确，利党利国利民；舆论引导错误，误党误国误民。要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阵地意识，把坚持正确导向放在新闻宣传工作的首位。”[24]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非常重视新闻舆论工作的政治方向问题。2013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要坚持政治家办报、办刊、办台、办新闻网站”[25]。2016年2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主持召开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进一步强调，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是党的一项重要工作，是治国理政、定国安邦的大事，必须把政治方向摆在第一位，牢牢坚持党性原则，牢牢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牢牢坚持正确舆论导向，牢牢坚持正面宣传为主，并具体讲了“八个讲导向”：“新闻舆论工作各个方面、各个环节都要坚持正确舆论导向。各级党报党刊、电台电视台要讲导向，都市类报刊、新媒体也要讲导向；新闻报道要讲导向，副刊、专题节目、广告宣传也要讲导向；时政新闻要讲导向，娱乐类、社会类新闻也要讲导向；国内新闻报道要讲导向，国际新闻报道也要讲导向。”[26]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新闻舆论工作“必须把政治方向摆在第一位”。因此，可以说，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最根本的是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

从“喉舌论”到“祸福论”再到“全面导向论”，反映了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思想的与时俱进，丰富了中国新闻舆论工作实践的内涵。历史经验充分表明，越是面对艰巨的形势和复杂的问题，新闻舆论工作越要坚守政治性。在当前复杂的舆论生态环境下，新闻舆论工作要坚定政治方向，始终与党保持高度的统一、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在新的形势下一如既往地发挥好自身应有的重要作用。

（三）当前舆论导向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的核心内容

舆论导向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包括多方面的内容，但坚持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是舆论导向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的核心内容。坚持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就是要坚持党性原则，坚定不移地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就是要坚持人民性的价值取向，反映人民期盼、维护人民利益。二者并不对立而是高度统一的。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和政府主办的媒体是党和政府的宣传阵地，必须姓党。”[27]舆论导向要坚持正确政治方向，首先是坚持政治家办报，坚持党管媒体，坚定不移地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新闻舆论是意识形态的特殊性的外在体现，新闻舆论工作是社会政治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必然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党性。坚持党管媒体，事关党的执政地位，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因此，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坚持党性原则，核心是新闻舆论工作要坚决维护中央权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党性，核心就是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站稳政治立场，坚定宣传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坚定宣传中央重大工作部署，坚定宣传中央关于形势的重大分析判断，坚决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决维护中央权威。”[28]新闻舆论工作者要不断增强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在众声喧哗的舆论生态中保持政治定力，在思想上政治上排除各种干扰、消除各种困惑，坚持正确立场、坚持正确方向。“咬定青山不放松，任尔东西南北风。”有了这种定力，就能时刻保持清醒头脑，不为杂音噪声所扰，不为错误思潮所惑，确保新闻舆论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

舆论导向要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就是要坚持人民性的价值取向，反映人民期盼、维护人民利益。不代表人民利益、不反映人民心声的舆论导向，只能是舆论操纵或舆论控制。中国共产党是最广大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者，因而中国共产党与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中国的新闻媒体，是党的媒体，也是人民的媒体。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也是社会主义新闻舆论工作的唯一宗旨。因此，我们的新闻舆论工作，从根本上说，就是要维护好党和人民的利益。新闻舆论工作要宣讲阐释好党和国家的政策主张，报道反映好人民的期盼要求，搭建好党和人民之间的桥梁和纽带。要关注人民的疾苦，反映人民的呼声和愿望，了解社情民意、引导社会情绪、发现矛盾和问题并推动其有效解决。在工作作风上，要更加接地气，深入基层、深入人民群众当中去，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转化为鼓舞群众的物质力量，团结和激励广大人民群众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共同努力奋斗。

中国共产党的阶级性决定了党性和人民性的高度统一。坚持党性就是坚持人民性，坚持人民性就是坚持党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性和人民性从来都是一致的、统一的”[29]，“从本质上说，坚持党性就是坚持人民性，坚持人民性就是坚持党性，党性寓于人民性之中，没有脱离人民性的党性，也没有脱离党性的人民性”[30]。党性和人民性的一致性、统一性，根源于党和人民的内在统一关系。我们党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始终坚持把群众路线作为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形成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血肉共同体和精神共同体。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了其指引的政治方向，从来就是与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目的导向高度一致的，是与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的政治要求高度一致的，因而也就是与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高度一致的。

三 当前坚持正确舆论导向的着力点

坚持正确舆论导向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从多方面入手进行综合治理。但就当前的现状而言，坚持正确舆论导向应将以下三个方面作为着力点：一是思想引导。舆论的本质是意识形态，舆论导向工作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内容。因此，要把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作为坚持正确舆论导向的本质内容。二是实践引导。现实的问题和矛盾是引发舆论关注的根本原因。因此，要把解决社会问题和化解社会矛盾作为根本点，卓有成效地解决问题。三是环境引导。环境是影响舆论导向的重要因素，而当下以互联网为基础的新兴媒体，无疑构成了影响人观念和行为的重要环境。因此，应把引导复杂多变的舆论生态良性发展作为关键点，营造积极健康的网络舆论环境。而要有效实现这三个方面的引导，又都需要完善的体制机制作为保证。因此，健全和完善正确舆论导向的体制机制则更具有全局性意义。

（一）思想引导：把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作为坚持正确舆论导向的本质内容

要引导作为社会意识的舆论，首要的和直接的还是思想引领。尽管在实践中解决社会问题和化解社会矛盾是坚持正确舆论导向的根本，但我们不能等到社会矛盾和问题解决了再去引导。况且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是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和解决社会问题的。前面已述及，舆论的本质是意识形态，无论是哪种舆论都不过是特定思想意识的反映和体现。因而，所谓舆论导向，就是要使舆论向着一定社会主体所需要的思想意识而导向。那么，由于迄今为止人类还处在阶级社会之中，人们的思想意识也必然具有阶级性，因而，作为舆论导向主体的社会集团或个人，由于其处于不同阶级关系中，必然用自己阶级的思想意识进行舆论导向。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构成了资本主义思想舆论的核心内容，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则是我们进行舆论导向的核心内容。

无产阶级政党的阶级性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决定了我们的舆论导向工作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旗帜和灵魂，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既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坚持党的执政目的的内在要求。舆论作为意识形态的具体体现，作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内容，舆论导向工作也必然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尤其在当下舆论环境、媒体格局、传播方式发生深刻变化，意识形态交锋日益激烈的大背景下，要做好处于意识形态斗争最前沿的舆论工作，更加需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为指导。

舆论导向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必须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和意识形态建设。舆论引导说到底是个思想引领问题，是个意识形态问题。要坚决反对和抵制“意识形态趋同论”和“意识形态终结论”，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意识形态趋同论”故意抹杀各种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根本区别，认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随着社会的发展，相似点越来越多，两种制度和意识形态可以相互妥协、交融，直至趋同。20世纪50年代以后，“意识形态趋同论”向完善、成熟的理论形态发展，并且为资本主义国家向社会主义国家实施“和平演变”战略提供理论说明，其实质在于把社会主义演变成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终结论”则宣扬马克思主义终结、资本主义不可超越。苏东剧变，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严重挫折后，“意识形态终结论”更是甚嚣尘上。一些别有用心的西方政客大肆吹嘘资本主义的“胜利”，宣告“马克思主义已破产”，称“20世纪是最后埋葬共产主义的世纪”。西方的一些思想家也认为，马克思主义作为“最后一个宏大的意识形态就要终结”，人们的思想观念将在没有党派和阶级性的社会共同意识中统一起来。然而，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来，“意识形态终结论”的荒谬性不言而喻。意识形态作为一种思想体系，是一定阶级、国家和政党根本利益的体现。只要阶级、国家和政党还存在，意识形态就不会“趋同”，也不会“终结”。因此，无论是“意识形态趋同论”还是“意识形态终结论”，其实质是要消除、否定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以实现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一体化。因此，必须坚决抵制和反对“意识形态趋同论”“意识形态终结论”等错误观点，以及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反马克思主义思潮，才能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也才能为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提供思想理论指南。

在坚持正确舆论导向中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必须坚持党对新闻媒体的领导，使舆论导向工作的领导权牢牢把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中。列宁创办《火星报》时说过，“我们将严格按照一定的方针办报。一言以蔽之，这个方针就是马克思主义”[31]。思想舆论阵地是党和人民的喉舌，必须坚持党对新闻事业，特别是党对新兴媒体的领导，提高新闻舆论阵地领导的党性原则，树立新闻媒体的政治意识、主体意识、大局意识。近年来，舆论导向领域出现的与主流意识形态相悖甚至对立的现象，说到底是该领域领导权弱化的结果。在一些领域，领导权没有完全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中，一些领导理想信念淡漠，缺乏责任感和使命感；一些领导者“爱惜羽毛”，不敢管理、不敢亮剑；一些领导者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不强，缺乏辨别是非的能力，“不会管理”，客观上导致了舆论导向上的偏差。因此，要真正把握新闻舆论工作的领导权，最重要的是把领导干部强起来，领导班子强起来，按照建设一支立场坚定、作风过硬、业务精良的领导干部队伍的要求，切实加强领导班子建设，将那些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的领导干部选拔到领导岗位上来。新闻舆论战线在选人、用人上要坚持“又红又专”，尤其强调必须首要的是“红”，这个“红”，就是政治标准，即要把政治标准作为首要标准，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党性和人民性。因此，把那些在工作中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敢于亮剑，有高度的使命感和责任感，真正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始终坚定不移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同时又是该领域的行家的优秀人才选拔出来并重点来培养和使用。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媒体竞争的关键是人才竞争，媒体优势的核心是人才优势。舆论导向工作能否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新闻舆论队伍是关键因素。忠实履行职责使命，归根到底是要培养造就一支党和人民放心的新闻舆论工作队伍。如何打造这支队伍，提高舆论工作队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和水平至关重要。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为舆论导向工作指明了根本方向，是舆论导向工作的“主心骨”和“定盘星”。新闻舆论工作者应加强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学习，提高自身的理论素养。中国共产党历来主张新闻舆论与理论的不可分割性。“两论起家”“理论当家”是做好新闻舆论工作的重要法宝。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政治上的坚定源于理论上的清醒，要自觉加强理论学习，掌握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同时要用各种科学知识把自己更好武装起来，增强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32]实践表明，只有理论上的成熟和彻底，才能有政治上的清醒和坚定。要抓好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这个“塑魂”工程，引导广大新闻舆论工作者牢固树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去分析社会、反映现实、传播正能量。

毛泽东历来重视调查研究，在早年主编《湘江评论》时就大力倡导编写人员多编写“能反映实际问题，解决实际问题”的稿件。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为指导，就要坚持客观与主观的统一，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秉持调查研究的职业精神，坚持“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原则，及时、准确、全面、客观地反映现实世界。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深入研究和准确把握媒介融合时代的客观规律，准确认识和把握局部真实与全局真实、微观真实与宏观真实、个别真实与整体真实的关系，既准确报道具体事实，又要从宏观上把握和反映全貌，积极唱响主旋律、传播正能量。要正确认识和处理主流与支流、全局与局部、正面与负面等各种矛盾关系，透过现象看到本质，把对新闻事件表面的、感性的初级认识升华为深刻的、理性的、全面的认识，不断提升新闻媒体传播力、公信力、影响力，从而更有效地引领社会舆论。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更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当今世界，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价值观念相互碰撞，一些错误的社会思潮暗流涌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异常尖锐复杂。越是在这样的形势下，越需要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指导，拨开重重迷雾，认清各种错误思潮的本质和危害，澄清各种模糊认识，凝聚起举旗定向、激浊扬清、去伪存真的真理力量，发挥好新闻舆论工作在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重要作用。时代前进需要向上的主流思想来引领，社会发展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来推动，没有坚定的理想和信念，没有统一的思想和意志，就会失去前进的方向和动力。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国内现代化建设任务，要求我们始终保持政治上的清醒和坚定，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高举社会主义文化的旗帜，用一元化的指导思想引领、整合多样化的社会思想，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共同奋斗的思想基础，为创造稳定和谐的社会环境提供思想理论支持。这正是坚持正确舆论导向的重要内容。

（二）实践引导：把解决社会问题和化解社会矛盾作为坚持正确舆论导向的根本途径

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和解决社会问题；反过来，有效化解社会矛盾和解决社会问题，对于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具有重要作用。因为舆论的本质是社会现实的反映，从根本上解决现实中存在的问题，能够为坚持正确舆论导向提供基础和条件。解决问题需要对症下药。把握舆论形成的原因是坚持正确舆论导向的前提。前面已述及，英国《大不列颠百科全书》所讲的构成舆论的四个要素中，其中第一个是“必须有一个问题”；我国学者陈力丹提出舆论构成的八要素，其中第二个是舆论的客体，即现实社会以及各种社会现象、问题。[33]这表明，舆论形成及传播的前提，是有一个问题的存在，或者说，舆论往往是针对某一事件而形成的。这些事件实际上是现实社会各种矛盾和问题的集中反映。舆论是众人对社会现象的态度和意见，任何社会任何时期都存在舆论现象，即使在社会稳定时期，也存在舆论引导问题。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舆论引导是社会的一种常态。但是，“一个高度传统化的社会和一个已经实现了现代化的社会，其社会运行是稳定而有序的，而一个处在社会急剧变动、社会体制转轨的现代化之中的社会往往充满着各种社会冲突和动荡”[34]。因此，社会转型期往往是舆论事件的高发期。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的重大变革，在推进社会进步的同时，也带来诸多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崭新实践，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些问题和矛盾，有时问题还很严峻，矛盾还很尖锐。对此，既不能草木皆兵、惊慌失措，但也不能若无其事、掉以轻心，必须从战略的高度给予高度重视。因为，不是任何事件、信息和议论都能引发舆论风波，能够引发舆论风波的事件，一般都是关注度高的问题。当前我国的舆论事件主要还是由于当前社会现实问题引发的，舆论只是社会巨大变迁影响下的表层和现象。因此，在当前，要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应着力现实社会中的问题和矛盾，从而减少和消除引发舆论事件的根源。

一是着力解决民生问题。通过科学发展做实惠民工程，力争在民生这一根本点上少出问题乃至不出问题。所谓“民生问题”，顾名思义，即人民生活问题，其内涵是动态发展的，不同时期和同一时期的不同阶段人民对民生问题有不同的期待和诉求。一般而言，民生问题的内涵可以界定为直接与人民群众的生存、生活和发展息息相关的各种问题，内容主要包括住房、就业、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食品安全、生态环境等问题。民生问题是广大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而物质利益无疑是最深层的根源，利益调整而引发利益失衡，是现阶段我国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的实质所在。这些问题如果长期不能得到很好的解决就容易引发社会矛盾，并借助某一突发事件而引发舆论风波。

必须承认，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解决民生问题上取得了巨大成就。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人民对民生问题的愿望和要求、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确立为新一届领导集体的奋斗目标，并通过深化改革越来越接近这个目标。但也必须看到，这方面的问题仍然比较突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在2008年进行了一项“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针对当时亟待解决的18个社会问题调查了公众的看法。公众认为最为严重的前三项是“物价上涨”，“看病难、看病贵”和“收入差距过大”；排位第四到第七的分别是“就业失业”“住房价格过高”“贪污腐败”以及“养老保障”；排在第八至第十位的分别是“环境污染”“教育收费”和“社会治安”。除了“物价上涨”属于阶段性问题外，其余社会问题的排序和2006年的调查结果相比没有明显的变化。[35]以上10个社会问题除“贪污腐败”外，均为民生问题。调查结果一方面表明，民生问题已成为重要的社会问题，处理不当，将成为社会矛盾和冲突的诱发因素；另一方面表明，近年来公众关注的民生问题还没有得到妥善解决，由此导致的社会矛盾特别是公众的不满情绪仍在积累之中。中国社会科学院蓝皮书显示：近年来，每年因各种社会矛盾而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多达数万起甚至十余万起。群体性事件的形成原因，以征地拆迁冲突、环境污染冲突和劳动争议为主。征地拆迁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占一半左右，环境污染和劳动争议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占30%左右。《2014年中国法治发展报告》对近14年间的群体性事件特点进行了梳理，发现过半数以上的群体性事件是由平等主体间的纠纷引发，而官民矛盾引发的纠纷位居其次。近年来，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方面努力化解社会矛盾冲突，而随着大规模的城市化过程中征地拆迁工作的结束，与此相伴随的社会矛盾、社会冲突以及上访和群体性事件也有所缓和。但社会矛盾冲突仍有反弹现象。其中，征地拆迁矛盾、劳动关系冲突、环境污染问题、城管执法问题，继续成为社会矛盾冲突多发频发的主要诱因。大量的民生问题不能得到很好地解决，在一定程度上使人们对政府的信任度下降，导致部分人出现对改革的成效和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的质疑，这影响了社会主义的形象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也影响了社会成员对改革开放基本国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认同感，并最终影响了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

社会主义的目标是要实现共同富裕、人民幸福。我们改革开放的目的，就是要通过改革来发展经济，最终实现人民幸福。因此，党和国家要把满足人民群众基本的民生诉求作为自己的责任和使命，将解决民生问题放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和深化改革的首要位置，并将改善民生的政策进一步制度化。这是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必然要求。因此，要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必须解决社会问题和化解社会矛盾，从而消除引发舆论事件的深层根源。有效解决民生问题，可以坚定广大干部群众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信念，对于维护社会稳定和巩固执政党的地位具有重要意义。这正是坚持正确舆论导向新的核心内容。

二是着力解决腐败问题。“腐化是指国家官员为了谋取个人私利而违反公认准则的行为”，“腐化的形式大都涉及政治行为和经济财富之间的交易”。[36]党政官员腐败问题一直是我国社会矛盾的焦点、社会不公的源头和社会风气的污染源。《人民论坛》2009年第24期公布的“未来10年10大挑战”调查报告显示，排在首位的挑战就是“腐败问题突破民众承受底线”。可见，腐败问题已成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一大障碍。2012年，《人民论坛》进行的“国家级课题”调查报告显示，“腐败多发高发，反腐不力亡党亡国，如何跳出历史周期律”成为公众推举的第一难题，总得票率达100%。腐败造成的不仅仅是经济上的损失，它所造成的政治影响和社会危害是用金钱所无法衡量的。腐败问题不仅严重侵蚀社会主义肌体，在很大程度上阻碍着中国的发展，而且严重损害了党群、干群关系，极易引发舆论风波。

密切联系群众，是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的体现，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也是党发展壮大的重要原因。能否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决定着党的事业的成败。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党干群关系问题，毛泽东将其比作“鱼水关系”。密切党群、干群关系，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是我们党立于不败之地的根基。民者，国之本也。天下兴亡，系于民心向背，历史上封建统治者尚且知晓“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道理；20世纪末的苏东剧变，则说明了执政党在对待人民群众这一根本问题上不能保持清醒的头脑，不但会在实践中走弯路，而且会遭到人民群众的抛弃。这绝不是危言耸听。党和国家的命运，根植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之中。人民群众是我们党存在和发展的根本，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根本工作路线，也是我们党的生命线。正因为如此，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一直非常重视群众工作。邓小平提出了执政党的党风是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强调党的各项政策和工作，必须以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出发点和归宿，作为衡量一切工作的标准。江泽民指出：“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政权也好，一个政党也好，其前途命运最终取决于人心向背，不能赢得最广大人民的支持，就必然垮台。”[37]“我们党来自人民，植根于人民，服务于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部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38]胡锦涛提出：“相信谁、依靠谁、为了谁，是否始终站在最广大人民的立场上，是区分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分水岭，也是判断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试金石。”“坚持以人为本、实现科学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创新型国家等重大任务，同样是为了顺应人民意愿、实现人民利益。”[39]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6月18日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会议上指出：“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立场不能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能忘，群众是真正英雄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不能丢，始终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人民拥护和支持是党执政的最牢固根基。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党只有始终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始终依靠人民推动历史前进，才能做到哪怕‘黑云压城城欲摧’，‘我自岿然不动’，安如泰山、坚如磐石。”[40]

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从总体上讲是健康和谐的，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和矛盾。干群出现矛盾，从根本上说，是干部没有发挥好“骨干”和“公仆”作用。在少数领导干部那里，老百姓给予的权力，不是用来为国为民造福，反而成了损害人民利益和伤害百姓的身心、为个人谋取利益的工具。在少数领导干部身上发生的权钱交易和侵吞国家财产等腐败和非法行为，势必严重损害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导致社会上一些人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信仰、社会主义的信念、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信心、党和政府的信任均出现不同程度的困惑和质疑，进而影响广大人民群众对党的信任和支持以及对未来发展的信心，破坏党和群众的联系，削弱我们党执政的社会基础，严重威胁党的执政地位的巩固和领导作用的发挥。影响我们党政治优势的发挥，影响社会的稳定和发展。长期以来积累下来的干群矛盾、官民矛盾并未彻底解决，尤其在人们的心目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象，那就是当官的没有好东西，逢官必腐、逢官必贪，因而“逢官必疑”成为一些人的思维定式，导致政府公信力下降（他们是公权力的象征）。而当失去公信力时，就会出现“塔西佗陷阱”，即古罗马伟大的历史学家塔西佗所说的：“当一个政府或部门失去公信力时，不论说真话还是假话，做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被认为是说假话，做坏事。”[41]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党风廉政建设紧紧抓在手上，从中央八项规定到反对“四风”，从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到“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党中央言必信、行必果，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党风政风为之一振、社情民风为之一新。人民群众对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的殷切期盼正在逐步变为现实。新一届领导集体对打击腐败的决心也让公众对未来几年有效破解腐败难题充满信心。但是，面对防治力度加大和腐败现象易发多发并存，群众对反腐败期望值不断上升和腐败现象短期内难以根治并存的现实，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任务依然艰巨。“反腐不力亡党亡国”，如何跳出历史周期律，破解这一世界性难题，是对我们党的严峻考验。我们党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失去了人民拥护和支持，党的事业和工作就无从谈起。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肩负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要想高质量地完成这项艰巨使命，就必须密切联系群众、依靠群众。这是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必然要求。有效遏制腐败，处理好党群、干群关系，对于维护社会稳定和巩固执政党的地位具有重要意义。这正是坚持正确舆论导向的重要内容。

（三）环境引导：把引导复杂多变的舆论生态良性发展作为坚持正确舆论导向的关键环节

人与环境是相互作用的辩证关系。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提出“人是环境的产物”，包含着唯物主义的因素但其本质是唯心主义的。马克思、恩格斯批判了旧唯物主义片面夸大环境对人的决定作用的观点，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了有关人与环境的关系的经典论断——“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42]正因为如此，在现实中，我们既要重视人在改造环境中的主体作用，同时也不能忽视环境对人的影响作用。当下，互联网无疑构成了对人们影响最大的“空间环境”。

舆论是社会中相当数量的人对于一个特定话题所表达的个人观点、态度和信念的集合体。由于社会客观存在着不同的甚至是对立的社会群体，他们的利益诉求、价值观、信念、情感等是不同的，因而也就必然出现不同的舆论。中国社会转型传统利益格局的打破，是我国当下多元舆论生态产生的社会现实基础。但是，社会舆论生态的失衡，与新媒体的信息传播有直接的关系。因此，如何培育健康的舆论生态环境，建设积极向上的新媒体文化，成为当前我国舆论引导工作的重要任务。

毋庸讳言，当前我国社会已经形成一个多元的舆论生态环境。“当前舆论场的形成与发展日趋多样化，既有官方舆论场与民间舆论场、精英舆论场与大众舆论场，也有群体舆论场与个人舆论场、利益群体舆论场与看客舆论场，还包括各种网络舆论场以及各种圈子形成的舆论场。”[43]这种舆论环境的形成，既与我国社会改革引发的传统利益格局被打破有关，也与当代新媒体的信息传播直接相关。

所谓“新媒体”，是相对于原有的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而言的，一般认为是指依赖于新的网络技术而出现的新兴媒体，被称为是继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之后出现的“第四媒体”。广义上包括所有数字化的传统媒体、网络媒体、移动端媒体、数字电视、数字报刊等媒体形式，狭义一般是指手机、微博、微信等微媒体形式。中国是新兴媒体相对发达的国家，拥有全世界最大的用户群体。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率迅速上升，尤其是微博、微信、客户端等新兴媒体的快速发展，传媒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中国进入了一个“人人都有麦克风”“人人都是通讯社”“人人都是信息发布者”“人人都是评论员”的“自媒体”时代。随之形成了一个有别于传统舆论环境的新舆论生态。网络、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对舆论生态的影响越来越大，“众声喧哗”成为舆论环境的常态。

新媒体具有互动性、偶发性、碎片化、个性化等特征，具有传播快捷、沟通便畅、公开透明、表达自由等优势。“新媒体突破了传统信息传播的时空限制，初步实现与受众生活的无缝衔接、全程参与和全面覆盖，开启了媒体全面参与人们生活的新时代。”[44]网络、微博、微信等新媒体提供了一个强大的传播信息、表达声音的平台，成为不同利益群体进行利益表达的方式。给每个社会成员提供了表达机会，特别是弱势群体维护基本权益的平台。新媒体的出现不仅是人类传播方式的革命，也为政府提高工作效率和民众参与社会管理开辟了广阔前景。各级政府都认识到网络对于传达民意的重要性，纷纷开通政务微博，积极通过网络、微博等形式与民众进行交流沟通了解社情民意，发布各种信息接受群众的监督和批评。新媒体提供了一个强大的传播信息平台，为每个社会成员提供了表达意见的机会和表达诉求的新渠道，并提供了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接口，全民“织围脖”“刷微信”，或发布“新闻”，或传播信息，或表明态度和倾向。新媒体提供了表达诉求新的渠道，提供了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接口，带动了社会进步，因而成为社会舆论生态中正常、合理的组成部分。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本来给人们带来诸多好处的新媒体，却成了一些人任性妄为、肆无忌惮、胡作非为的场所。新媒体的即时性、自主性、开放性和互动性为人们提供了一定程度的话语自由，但这里的自由同时也带来了很多负面的东西。一些人不负责任地发布不实消息、夸大甚至肆意捏造事实造谣惑众，一些人站在自己的主观立场上进行片面评论，把网络当成非理性宣泄的场所，对网络不良情绪的泛起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网络推手”“网络水军”利用一些事件不时掀起舆论风暴，新媒体成为许多公共话语和公民行动的策源地，甚至成为“无组织的组织力量”。特别是微博的兴起，使舆论场更加充满变数和不可控性。微博作为一种“点对面”的即时通信工具，通过社会传播，成为一种“生活化媒体”。一些事件通过微博转发而被“围观”放大成为极具轰动效应的重大舆论事件，引发人们的普遍关注，从而制造出巨大的舆论场。近年来，几乎所有的重大舆论事件无不是通过网络、微博微信的传播而发酵的。例如，2012年的“北京长安街枪战”事件，2013年“南周”新年献词事件。2014年2月，东莞扫黄行动，本来是一场揭丑黜恶的正义之举，一个是非明确的事件，竟也在网络上搅起了不小的舆论风波。这些片面、虚假甚至捏造的信息，不仅混淆视听、误导民意，损害国家的整体形象，降低政府公信力，更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势力操纵网络舆论，编造政治谣言，恶意抹黑党和政府形象，削弱社会主义主流价值观的认同度，腐蚀和瓦解我们党的执政根基。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网上舆论工作作为宣传思想工作的重中之重来抓。[45]这充分体现了党中央的与时俱进和对互联网发展趋势的准确把握，对于我们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显得尤为重要。因为“在多元舆论场共生共存的新媒介环境下，呈现出诸如民间舆论场隐匿、媒体审判、舆论泛社会化等一系列安全隐患”[46]，新媒体作为一种载体，它本身是中性的东西，正如西方学者埃瑟·戴森所言：“数字化的世界是一片新的疆土，可以释放难以形容的生产能量，但它也可能成为恐怖主义和江湖巨骗的工具，或是弥天大谎和恶意中伤的大本营。”[47]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双刃剑”。当前，新兴媒体已成为意识形态舆论引导的重要领域，成为各种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传播和争夺的前沿阵地，成为舆论斗争的主战场。

诚然，“网上”的问题根源于“网下”。从根本上说，当前我国舆论生态的良性发展，一是要解决那些诸如利益、公平等所引发的社会矛盾，从而消除引发舆论事件的根源。二是要建立健全法律法规，运用法律武器管好舆论，从而对正确舆论引导提供有力保障。但是，要引导作为精神属性的社会舆论，最直接的途径还是要发挥主流意识形态的重要作用，牢牢掌握舆论工作的领导权和主动权，不断改进党对新媒体舆论工作的领导。可以说，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功能，就是做好社会舆论的引导工作，营造良好的社会舆论环境。舆论可以诱导社会思潮、影响意识形态。可见，掌握舆论和引导舆论，是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内容。意识形态作为一定阶级或社会集团政治制度、经济形态和根本利益的自觉反映，是理论化、系统化的思想观念体系，其重要功能就是引导整个社会和全体社会成员形成符合自身利益的思想观念、理想信念、道德信仰、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是我们党对意识形态或思想宣传工作的根本要求。思想宣传工作部门与各类媒体在反映舆论、评介舆论的过程中有选择地进行宣传报道，对社会舆论起到正确的引导作用，从而体现着党的执政能力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控制力和影响力。

在新媒体时代舆论生态态势复杂的当下，正确的舆论引导尤显重要。面对新媒体复杂的舆论环境，我们必须牢牢掌握舆论工作领导权和主动权，加强和改进党对新媒体舆论工作的领导。领导干部要自觉培养舆论意识，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危机意识，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切实把网上舆论工作摆到重要位置，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改革创新。主要负责同志要亲自抓，把全党动手和部门负责相结合，形成全党全社会共同做网上舆论工作的良好格局。领导干部要自觉培养舆论意识，提高舆论引导水平和运用舆论力量推进工作的能力，善于通过新媒体来了解社情民意、了解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和群众的倾向性意见。“在舆论宣传中，把握好话语时机既要抢占话语先机，又要抓准时间节点”，“抓准了时间节点，才能做到抓关键抓重点，适应民众的关注点，有效化解公众的思想疑虑”。[48]要及时发布正确的舆论信息，引导公众扫除疑惑、清除不良信息、清理掉垃圾信息。对那些模糊认识和社会情绪以及人们普遍关注的社会热点问题进行有效的阐释、引导和疏导。同时，要切实加强人才队伍建设，要加强网络编辑从业人员管理，开展大规模培训，形成一支政治素质高、业务能力强的网络人才队伍。加强阵地建设，有效地应对复杂的新媒体舆论场。要坚持正面宣传为主，深入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的宣传教育，大力弘扬主旋律、积极传播正能量。加强和改进舆论引导，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新媒体中的各种思潮、模糊认识和社会情绪以及普遍关注的社会热点问题进行有效的阐释、引导和疏导，使其成为党的舆论宣传的重要载体和阵地。要积极培育健康向上的新媒体文化，构建和谐有序的舆论生态环境，从而引导复杂多变的舆论生态良性发展。

总之，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来有效引导舆论，关涉党的执政安全和国家安全，在当前国际国内形势异常复杂、舆论引导工作面临严峻挑战的现实条件下，做好当前的舆论引导工作，必须着力解决引发舆论事件根源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必须着力提高引导复杂多变的舆论生态的能力和水平，必须着力健全和完善保障正确舆论导向的体制机制。只有坚持思想领域本身的引导，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指导地位，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社会风气，同时又突破那种仅仅局限于引导本身“就引导而抓引导”的常规思维，以全新的思维和理念，“跳出引导抓引导”，注重从源头抓起，切实找准舆论引导的“着力点”，才能卓有成效地做好当前的舆论引导工作。

注释

[1]参见[德]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等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107页。哈贝马斯认为：“英语和法语中的‘舆论’一词源于拉丁语的opinion，意思并不复杂，指没有得到充分论证的不确定的判断。”

[2][英]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99页。

[3][英]洛克：《人类理解论》上册，关文运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329页。

[4]冯健：《中国新闻实用大辞典》，新华出版社1996年版，第1页。

[5][美]沃尔特·李普曼：《公众舆论》，阎克文、江红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1页。

[6]Key V.O.Jr.，Public Opinion and American Democracy，New York： Knopf，1961，p.8.

[7]转引自时蓉华《社会心理学》，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556页。

[8]刘建明、纪忠慧、王莉丽：《舆论学概论》，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3页。

[9]喻国明：《中国民意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77页。

[10]程世寿：《公共舆论学》，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4页。

[11]孟小平：《揭示公共关系的奥秘——舆论学》，中国新闻出版社1989年版，第36页。

[12]陈力丹：《舆论学——舆论导向研究》，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年版，第11页。

[13]曾庆香：《对“舆论”定义的商榷》，《新闻与传播研究》2007年第4期。

[14]《习近平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坚持正确方向创新方法手段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人民日报》2016年2月20日第1版。

[15]《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63页。

[16]吴冷西：《忆毛主席：我亲身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断》，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第40页。

[1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新华通讯社编：《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202页。

[18]《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5页。

[19]《江泽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63—564页。

[2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647—648页。

[2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654页。

[22]《胡锦涛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新华社北京2003年12月7日电。

[23]胡锦涛：《在人民日报社考察工作时的讲话》，《人民日报》2008年6月21日第4版。

[24]胡锦涛：《在人民日报社考察工作时的讲话》，《人民日报》2008年6月21日第4版。

[25]习近平：《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努力把宣传思想工作做得更好——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3年8月21日第1版。

[26]《习近平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坚持正确方向创新方法手段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人民日报》2016年2月20日第1版。

[27]《习近平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坚持正确方向创新方法手段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人民日报》2016年2月20日第1版。

[28]习近平：《胸怀大局 把握大势 着眼大事 努力把宣传思想工作做得更好——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3年8月21日第1版。

[29]习近平：《胸怀大局 把握大势 着眼大事 努力把宣传思想工作做得更好——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3年8月21日第1版。

[30]钱均鹏、徐荣梅：《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辅导读本》，中国言实出版社2014年版，第43页。

[31]《列宁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16页。

[32]《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专题民主生活会》，新华网2015年12月29日（ xinhuanet.com/politics/2015-12/29/c_1117617951.htm）。

[33]陈力丹：《舆论学——舆论导向研究》，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年版，第13页。

[34][美]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40—41页。

[35]汝信、陆学艺、李培林：《2009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24—25页。

[36][美]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45、50页。

[37]《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29页。

[38]《江泽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5页。

[39]胡锦涛：《在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的重要讲话》，《人民日报》2003年7月2日第1版。

[40]《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367、368页。

[41]转引自韩宏伟《超越“塔西佗陷阱”：政府公信力的困境与救赎》，《湖北社会科学》2015年第7期。

[4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2页。

[43]赵宬斐：《多元舆论场中党的舆论引导能力研究》，《政治学研究》2014年第1期。

[44]姜华：《新媒体时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挑战与应对》，《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15年第3期。

[45]习近平：《胸怀大局 把握大势 着眼大事 努力把宣传思想工作做得更好——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3年8月21日第1版。

[46]胡锦玉：《新媒介环境下党的舆论引导能力建设》，《贵州社会科学》2016年第12期。

[47][美]埃瑟·戴森：《2.0版数字化时代的生活设计》，胡泳等译，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17页。

[48]王娟、骆郁廷：《论新形势下我国网络舆论引导能力的提升》，《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2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