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社会思潮形成发展的一般规律

第一编 总论

第一节 什么是社会思潮

在国内外社会科学研究中，社会思潮是一个相对比较新的，逐渐趋向成熟的概念。

社会思潮在英文中一般表述为social thoughts或者social trend，意在表明社会思潮是带有某种趋向性的思想体系。但是对于究竟什么是社会思潮，国外理论界并没有给出明确定义，无论是《不列颠百科全书》、《美国百科全书》、还是17卷本的《国际社会科学百科全书》，都没有社会思潮的条目。

当代我国学术界关于社会思潮的研究众说纷纭，但并没有形成人们公认的定义。如《辞海》对社会思潮的定义是“（1）某一历史时期内反映一定阶级或阶层利益和要求的思想倾向；（2）涌现出来的思想感情。”[10]《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认为社会思潮“反映特定环境中，人们的某种利益或要求并对社会生活有广泛影响的思想趋势或倾向。”[11]它们都认为社会思潮是一种思想倾向，但是对社会思潮的本质特征并没有明确的界定。经过近三十年社会思潮研究的实践和对这方面研究成果的考查分析，我们形成了对这一问题的基本观点，即：社会思潮是在社会变革时代（在社会心理演化的基础上），由一定思想理论引领的，反映社会历史走向诉求的，影响面很广的思想观念或倾向。下面，笔者对这一定义作一简要分析：

（1）关于“社会思潮是……影响面很广的思想观念或倾向”。我国最早对社会思潮概念进行界定的是梁启超，他在1902年《论时代思潮》一文中指出：“今日恒言，曰‘时代思潮’。此语最妙于形容。凡文化发展之国，其国民于一时期中，因环境之变迁，与夫心理之感召，不期而思想之进路，同趋于一方向，于是相与呼应汹涌，如潮然。”[12]把社会思潮描绘为“思而成潮”，反映卷入相关思想运动之众，而且指出产生社会思潮的必要条件——“环境之变迁”和“心理之感召”。《中国大百科全书》也指明社会思潮是“对社会生活有广泛影响的思想趋势或倾向。”但是这只是对社会思潮表象特征的界定，而没有深入到社会思潮的本质特征。

（2）“在社会变革时代”、“反映社会历史走向诉求的”这是对社会思潮本质特征的概括，也是绝大多数社会思潮定义中忽略、缺失的一点。梁启超在论时代思潮时，曾正确地指出，“凡‘思’非皆能成‘潮’，能成潮者，则其‘思’必有相当之价值，而又适合于时代之要求者也。凡‘时代’非皆有‘思潮’，有思潮之时代，必文化昂进之时代也。”[13]意在表明并非所有时代的所有意识都能形成社会思潮，社会思潮只能是特定时代的产物。梁启超把它概括为“必文化昂进之时代也”，梁启超先生等提出君主立宪思想，孙中山先生提出民主共和的思想是什么时代，是中华民族救亡图存、要求社会大变革的时代，这才是对社会思潮时代特征的本质概括。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陈立思教授对此作出了明确的概括。她说：“从客观方面来看，思潮产生的年代，必定是风云变幻、大动荡、大变革的历史时期，太平岁月是不可能有流行的思潮的，只有当社会酝酿着或者实际地经历着深刻的变动时期，人心动荡，思想界才会积极而活跃，各种思潮应运而生。思潮的产生，必定是为了回答和解决时代的重大问题，如社会的出路，国家民族的前途，兴邦救国的方略等等。”[14]笔者基本同意陈立思教授的概括，但是她并没有将这一概括纳入其关于社会思潮的定义。笔者认为，应当把“在社会变革时期”、“反映社会历史走向诉求的”写进社会思潮的定义，这样才能更好地表述社会思潮的本质特征。

从历史上看，在春秋战国时代，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从诸侯割据向中国统一变革，思想上儒、道、墨、法、玄、杂、孙子兵法、合纵连横政治学说等，形成了社会思潮汹涌澎湃、百家争鸣的历史时代。

近代，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到八国联军，中国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向何处去？”从而有“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及新文化运动”等社会思潮风起云涌。后来又有国共两党不同的“中国之命运”的论争，反映中国从封建主义到旧民主主义、再到新民主主义的转变过程中不同阶级、阶层、利益群体对社会历史走向不同的诉求，社会思潮的斗争始终围绕中华民族的救亡、独立与现代化之路而进行。

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在十分复杂的国内外背景中前进。改革开放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二次革命”。围绕什么是改革开放的正确道路，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如何振兴中华，反映人们不同历史诉求的各种社会思潮纷纭激荡。我们研究“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思潮和青年思想政治教育”，目的就是要科学地引领社会思潮，帮助人们特别是青年正确地把握这一社会大变革时代的社会历史走向，从而真正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社会制度的科学内涵。

所以，在社会思潮的定义中必须突出“在社会变革时代”、“反映社会历史走向诉求的”这个本质特征。可惜在现行社会思潮的研究中，大多忽略了这一点，这势必模糊和降低社会思潮研究的意义，甚至可能使这一研究走向偏颇的方向。

（3）关于“（在社会心理演化的基础上），由一定思想理论引导的思想观念或倾向”表现的是社会思潮表现形式的特点和在社会意识形态体系中的定位。在这方面已有的思潮研究存在“综合说”和“中介说”的争论。“综合说”认为社会思潮是社会意识的综合表现形式，如《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认为，“社会思潮有时表现为由一定理论形态的思想作主导，有时又表现为特定环境中人们的社会心理，是社会意识的综合形式。”“中介说”则认为社会意识从低到高可以分为社会心理、社会思潮和思想体系三个层次，社会思潮在其中处于中介地位。“不能把社会思潮简单地归结为社会心理和思想体系，它本身具有相对独立性，有着比社会心理较多的理论意识而比思想体系较多的日常意识，因而社会思潮是社会意识发展链条中的一个环节。是社会意识系统中的一个认识层次”。[15]笔者认为，“综合说”和“中介说”的争论对我们认识社会思潮多层次的表现形式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中介说”把社会思潮与社会心理、思想体系截然割裂开来是不恰当的，社会思潮既可以通过社会心理反映出来，也可以形成一定的思想理论，在这一点上，“综合说”是正确的。但是“综合说”把社会思潮的心理层次与思想理论层次并列，没有明确思想理论在社会思潮中的核心地位和指导作用，在这一点上，这两种说法都存在着共同的缺陷。实际考查一下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譬如“文化大革命”后，人们普遍存在一种“怀疑一切”的逆反心理和要求社会变革的心理，这种普遍存在的社会心理，它本身就是“影响面很广的”社会思潮的组成部分。当然，它只是社会思潮一种低层次的表现形式，这种心理到底走向何处，则要看由什么理论引导，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理论和路线引导，还是方励之的“全盘西化”思想引导，将决定中国改革开放走向何处。所以，在肯定社会思潮可以表现为社会心理，但又不代表社会思潮本质的基础上，明确一定思想理论才是决定思潮走向何处的核心和指导性因素，是社会思潮定义的应有之义。

当然，按照普列汉诺夫的观点，任何思想理论学说，都是在社会存在变化的基础上，经过社会心理的中介作用，最后形成一定的思想体系，这是任何社会意识形态共有的，而不是社会思潮独有的特性；而且“思想观念或倾向”的表述已经包含了心理、情感层次的内涵。因而有人主张在社会思潮定义中只写“由一定思想理论指引的……思想观念和倾向”，而不写“在社会心理演化的基础上”，笔者认为这也是可以的，可以更好地突出社会思潮的本质特征。但为了体现社会思潮演化的过程和表现形式的多层次特征，写上“在社会心理演化的基础上”，也是可以的。正是因此，我们对“在社会心理演化的基础上”加了括号，表明写与不写上它都是可以的。

（4）在社会变革时代，经济基础的变化带来人们利益关系的重大变化，不同阶级、阶层和利益群体出自自身利益的选择，对社会变革的走向产生不同的思想感情、倾向和价值追求，最后形成为不同社会思潮对社会历史走向不同的诉求和斗争。研究社会思潮就是要在思潮的斗争中进行比较研究。笔者建议在定义社会思潮时应专门写关于社会思潮斗争的条款，即“社会思潮的斗争反映不同阶级、阶层、利益群体对社会变革发展道路走向不同诉求的对立与冲突。革命的、积极的、进步的社会思潮与反动的、消极的、落后的社会思潮之间的斗争是社会变革的重要动力。”有人认为，社会思潮都是指错误思潮，实际上正确的思潮和错误的思潮永远是共生的，它们之间的斗争推动了社会变革的进步。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就是和各种消极、落后乃至反动的社会思潮斗争，从而使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念成为社会思潮主流的过程。

第二节 社会思潮形成发展的轨迹

从上述社会思潮的定义中，我们可以看出社会思潮形成发展的轨迹：社会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变革；社会心理的演化和社会思潮的孕育；一定的思想家提出引领社会走向的思想理论；首先在知识群体中传播、发酵、论辩；以多样化形式在大众中传播、扩散，形成社会思潮的交锋；形成群体性的政治斗争；反复多次后最终影响历史走向。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16]社会思潮的形成发展也是如此。在社会变革时代，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特别尖锐并由此而引发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变革，这是社会思潮得以形成发展的物质条件和社会前提，离开这种经济社会生活变革，社会思潮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改革开放时代，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的状况与原有经济体制的矛盾是社会变革的根本动因。由一大二公的经济体制向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由按劳分配加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向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转变，这种经济基础的变革是社会思潮产生的物质基础。我国实行对外开放，全方位地介入经济全球化进程，这一方面带来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另一方面也使国与国之间的利益博弈关系复杂化，西方文化思想鱼龙混杂地传入我国，对人们的价值观产生强烈的冲击，这是各种社会思潮产生的外部原因。改革开放30多年来，各种社会思潮无论多么纷纭复杂，都能从上述社会变革找到它的根源。

社会生活的变革，深刻地改变了人们利益关系，在改革开放中，有人得大利，有人得小利，有人不得利，甚至失去原有利益，这就直接影响到各阶级、阶层、利益群体对改革开放产生不同的感情、态度，这是各种思潮得以产生的心理基础。在利益关系和社会心理变化的基础上，社会思潮逐渐孕育、萌发。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但是代表各种思潮的思想理论并不是由社会存在中自发地产生，而总是由一些站在时代前沿的思想家，从已有的思想资料中提炼出来。马克思主义根源于社会化大生产时代的工人运动，但却不是由工人运动中自发地产生，而是由马克思、恩格斯对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学说批判地继承而提出，并在与种种错误思潮的斗争中形成发展的。正如恩格斯所说，现代社会主义同任何新的学说一样，“它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虽然它的根子深深扎在物质的经济的事实中。”[17]所以，各种社会思潮并不是从经济社会变革中自发产生，而是在社会变革和社会心理变化基础上，由一些思想家提出较为系统的学说，引领社会变革和社会心理，这体现了社会意识相对独立的发展规律。

但是，个别思想家的思想理论怎样才能形成社会思潮呢？这首先取决于这些思想理论能否引起该时代一定阶级、阶层人们的共鸣；但在此基础上，还需要有一定的传播路线和方式。主要地说，社会思潮是分三级扩散的。

第一级是各种社会思潮的核心层。提出引领社会思潮的理论家从来不是孤立的个人，他们周围总有一些学界、政界有影响的人士，组成社会思潮的“思想库”和“加工厂”，各种社会思潮的核心观点都是由这里“制造”、“加工”出来的，他们是社会思潮的直接源头。

第二级是该社会知识分子群体，即恩格斯说的“有教养的阶层”，包括各类知识分子。第一级制造的思想理论经过他们消化、吸收，可以进一步发酵和扩散，把一些抽象的理论观点，以多样化、世俗化的形式，如通俗性的文章、讲座、文艺作品等，向广大群众传播。没有这一级的消化、吸收和扩散，个别思想家的思想理论至多只能成为一个学派，而不可能成为社会思潮。从一定意义上讲，“知识阶层是社会思潮的寒暑表和集散地”，社会思潮的主要载体是知识分子，引领社会思潮首先是引领知识分子。高校是知识分子最集中的地方，既有有影响的专家学者，又有知识层次较高、思想活跃的年轻大学生，高校历来是社会思潮最活跃的地区，如何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是高校义不容辞的历史任务。

第三级是广大群众，这一级主要是社会思潮的追随者和接受者，但这不是说他们不重要，没有这一级的传播，社会思潮就不可能成为影响广泛的思潮，更不可能成为影响历史发展的群众运动。

由于社会思潮提出的是社会变革时代关系到历史走向的重大问题，所以不管社会思潮以什么形式出现，它的核心都是政治思想。所以社会思潮的斗争，最后总会形成决定国家、民族前途历史命运的政治斗争，苏东剧变如此，许多国家的“颜色革命”如此，中国的“八九风波”也是如此。正确的思潮战胜错误的思潮，国家就能够长足发展并不断走向新胜利，反之，国家就要陷入曲折动荡，出现历史倒退的悲剧。所以，在我国改革开放的年代，能否以社会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是关系国家历史命运的问题，是能否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任务，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问题。围绕这一问题而展开的社会思潮的斗争，也会伴随这一历史过程的始终，要经过反复多次的斗争，而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所以，邓小平讲，“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这条中国的发展路线，是否能够坚持得住，要靠大家努力，特别是要靠教育后代。”[18]

第三节 社会思潮传播的形式

前面讲到，一定的思想理论要经过多样化、世俗化形式的传播才能形成影响广泛的社会思潮，其传播形式大致包括：

（1）学术形态

一定的思想理论是社会思潮的本质、核心，所以它总是要以学术研究和理论阐述的形式表现出来。戊戌维新前后，康有为曾经写了《孔子改制考》等文章，借孔子之口宣传维新的主张。新文化运动时期，李大钊写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文章。这些文章都是以学术研究的名义出现的，但是，他们写这些文章，并不是单纯的学术研究，而是为了宣扬一种关系社会历史走向的思想观点。改革开放以后，新自由主义思潮、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抽象人道主义思潮、新儒学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借“普世价值”论宣扬西方政治制度等各种错误思潮也都是以学术研究的形式出现的。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也就是以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为指导思想，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以及“八荣八耻”为代表的价值观这种思想体系鉴别和批判各种错误思潮，这种斗争的核心是思想理论的斗争，所以它总要以学术争鸣的形式表现出来，首先在知识分子群体传播，然后再逐渐蔓延渗透到社会大众中。

（2）文艺形态

以文学艺术形态表现出来的思潮，不是用说理的方法，而是用艺术表现的方法将作者的世界观、价值观传达给受众，具有生动、直观、通俗易懂、易于为群众接受等特点，其感染力、渗透性强，是传播社会思潮最生动、最有效的载体和形式。在社会变革时代，文学艺术在制造、引导舆论方面一般都起到了先锋的作用，例如文艺复兴，以人的个性解放为主要内容的绘画、雕塑、文学作品等，实际上是资产阶级革命的先导；又如当年出现在天安门广场的悼念周恩来总理的诗、话剧《于无声处》等是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先声。它们为思想家们提出新时代社会变革的理论奠定了思想和心理基础。而在一定思想理论形成之后，文艺形式又是传播这些思想，使之成为社会思潮的最有力的工具之一。20世纪80年代，以《河殇》为代表的文化虚无主义作品盲目推崇西方文明（蓝色文明），根本否定中国传统文化（黄色文明），在人们思想上引起了混乱。电视剧《走向共和》，没有讲任何理论，却颠覆了人们多年来形成的孙中山、李鸿章、慈禧太后的形象，实际上宣扬了“告别革命”的“历史虚无主义”。当前，以帝王将相为主人公的“新编”历史剧泛滥；对红色经典的篡改，对英雄人物的“恶搞”颇为时尚，在某种程度上正在严重侵蚀着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和中国革命的优秀传统，不利于青少年的健康成长。

在美国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和平演变的过程中，曾任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的艾伦·杜勒斯在其《战后国际关系原则》中说过：“我们应消除文学和艺术的社会本质，使艺术家疏远它，使他们不想去描写和了解群众内部发生的事情。让文学、戏剧和电影都来表现和颂扬人的最卑劣的情感，我们要千方百计地支持和鼓励那些人的意识里灌输崇拜暴力、色情和叛卖行为的思想，简言之，灌输崇拜各种不道德行为的思想的所谓艺术家。”[19]在苏联解体过程中，文学的确起了推波助澜的重要作用。在美国的支持和戈尔巴乔夫的纵容鼓励下，苏联批判主义文学日益发展，影响越来越大，使社会主义文学的主体地位严重削弱，各种否定革命和社会主义制度、宣传资产阶级价值观念的作品大肆传播，冲毁了人们社会主义思想的堤防，为苏联解体奠定了思想基础。苏联解体的历史教训应引起我们的高度鉴戒。

（3）舆论形态

社会舆论也是社会思潮传播的一个重要渠道。在这种渠道中，社会思潮把自己装扮成社会公认的道德标准和价值标准，以此来传播自己的主张，影响群众的思想。

在社会思潮的舆论形态中，新闻传播是一种重要的传播方式。新闻虽然是实际发生的能够吸引读者眼球的事情，但是对于这些事情的报道和分析却受到记者和编辑的主观意识的左右。同样一件新闻，站在不同的立场上，就会有不同的观察和报导，往往成为左右读者思想情感向不同的方向发展的重要因素。汶川地震时，党和政府及时有效地领导抗震救灾，新闻媒体对此进行了24小时不间断的滚动报道，大力弘扬先进事迹，对于调动全国的力量投入抗震救灾起到了积极作用。但个别媒体却把抗震救灾的胜利歪曲到兑现“普世价值”的方向。又比如，同样是关于“藏独”、“疆独”分子制造社会动乱的报道，有的能促进民族和谐，而有的标榜新闻“自由”的西方媒体，却不惜采用偷换、篡改照片内容等手法歪曲事实，造成完全相反的效果。值得注意的是现在某些有影响力的报刊已成为传播错误思潮的核心阵地。

信息时代新媒体对社会思潮的传播引起了革命性的变化。新媒体是一个相对的不断发展的概念，广播对于报刊是新媒体，电视对于广播又是新媒体，现在我们讲的新媒体，主要是指信息时代互联网及相关数字信息技术手段的兴起和普及，它已成为社会思潮舆论形态传播的一个主要渠道和阵地。这种新媒体使各种形态社会思潮的传播更加迅速，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发生的热点事件，几个小时就可以传遍全世界，任何的“舆论封锁”工具已经不再有效。它的传播面是非常广的，中国至今有5.3亿网民，3.5亿手机网用户，超过2亿的博客用户。往往一个短信刚刚出现，立即就会引来无数跟帖，其观点随之迅速地为网民们所知晓。传统媒体对社会思潮的传播往往是单向灌输式的，而网络所形成的舆论则是互动式的，普通大众不再仅仅是被动的接受者，而是平等参与思想交流的主体。这些变化使社会思潮的传播在迅速、广泛、热烈的程度上超越了任何传统传播方式。21世纪以来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讨论所形成的“郞咸平旋风”、关于“新自由主义思潮”的讨论所形成的“刘国光旋风”等都说明了这一点。

网络是一把双刃剑，它可以散播淫秽信息、政治谣言、侵犯公民隐私；也可以弘扬正气，揭露和震慑消极腐败社会势力，使其无处藏身。所以，如何引导网络信息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又一重要课题。现在，我们已经注意了对淫秽信息、政治谣言的监管和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这还不够，如何建设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网络阵地，形成主流社会思潮的意见领袖（编辑、作家），建设代表社会主义主旋律的“网军”，是引领社会思潮亟待解决的问题。

（4）宗教形态

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宗教也是社会思潮传播的一个重要渠道。从历史上看，宗教不仅支配了相当一部分人的日常生活和精神信仰，而且一直与一定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问题交织在一起，对社会发展和稳定具有重大影响。当今世界存在的各主要宗教，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都曾充当过人们精神生活的主宰，对世界各国人民发挥了重要的心理调适和社会整合作用。正因为宗教问题具有这样的群众性，统治阶级往往借助宗教来加强其政治统治，而被压迫群众为摆脱苦难也往往以宗教为掩护或号召进行反抗。长期以来，国际敌对势力一直把民族、宗教问题作为遏制或颠覆社会主义国家和它们所不喜欢的国家的得心应手的工具，并在苏东剧变和一些国家的“颜色革命”中大显其效。在冷战结束后世界格局的演化中，宗教更是为各派政治和社会力量所利用。一些国家和地区矛盾激烈、冲突不断，民族与宗教问题总是如影随形。

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敌对势力也加紧利用宗教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战略。一方面，它们利用宗教问题干涉中国内政，诬蔑中国“迫害宗教”，鼓动中国的“政治异见人士”以“宗教自由”为幌子，掩护它们从事的反对中国政府的活动。另一方面，它们把中国看作一个巨大的尚未开垦的基督教市场，支持一些基督教团体“向13亿中国人传播福音”，试图用“基督的羔羊”来驯服“中国这条东方的巨龙”。它们还支持达赖集团与我们争夺藏传佛教的领导权，散布分裂主义思想，企图搞“西藏独立”；支持新疆“三股势力”打着“圣战”的旗号，煽动宗教极端情绪，从事恐怖暴力活动，企图把新疆从祖国大家庭中分离出去。所以，如何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各种宗教形态社会思潮的传播，既依法保障公民宗教信仰自由，又坚决抵御境外敌对利用宗教进行渗透，也是社会思潮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课题。

（5）政治形态

社会思潮是围绕变革时代对社会历史走向的诉求而展开的，所以它的本质是一种政治思想。不管社会思潮的演化处于什么阶段，也不管它是以文艺的、舆论的或学术等什么形式展现，它的核心都是政治思想。当社会思潮以理论形态表现出来时，不管它形式上是哲学思潮、经济思潮或文化思潮，它的核心内容都是政治思潮。社会思潮斗争本质上都是涉及社会历史根本走向诉求的政治斗争。

因此，社会思潮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要直接以政治思想的形态表现出来。改革开放以来多次出现的“万言书”、“献言书”及其签名活动就是直接以政治纲领、宣言的形式出现，企图影响党中央的决策向它们所代表的阶级、阶层利益的方向发展。1989年政治风波中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核心内容就是“取消宪法中的四项基本原则”，“为批判方励之自由化思想平反”等政治纲领式的诉求。刘晓波的“零八宪章”及其签名活动则是配合西方敌对势力“分化”、“西化”中国的图谋，公开煽动颠覆我国经济政治制度的政治纲领。当这些‘纲领’、“宣言”裹携一部分群众之后，社会思潮斗争就会变成以群众运动形式出现的政治斗争。如我国20世纪80年代末的政治风波；格鲁吉亚的“玫瑰革命”，乌克兰的“橙色革命”、吉尔吉斯斯坦的“郁金香革命”、北非和中东的“茉莉花革命”等。这些政治斗争无一例外地都引发了社会动乱，而社会动乱的谁胜谁负则决定于经济基础中阶级、阶层及其政治力量的对比，决定于哪些政治力量掌握了社会思潮的引领和控制权，其结果也就决定了社会历史的根本走向。中国“八九风波”的结果是社会主义力量战胜了资产阶级自由化势力，从而保证了其后经济社会的长足发展；而苏东剧变则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势力战胜社会主义力量，从而导致俄罗斯等国家长期的经济衰退和社会动荡。

社会思潮的五种形态是相互联系和转化的。当社会处于变革的孕育阶段，在社会心理变化的基础上，文艺、舆论、宗教的形式最先开始发挥作用，并为学术形态社会思潮的诞生创造社会基础；学术形态社会思潮的诞生及展开标志着社会思潮的斗争从自发进入自为的阶段；开始时它的传播范围有限，主要在知识分子群体内传播、发酵，而后再通过文艺、舆论、宗教等形式走向大众，形成社会思潮；当有关思潮在大众中引起广泛的共鸣，社会思潮的斗争就会逐渐形成为政治斗争，并影响该国一定历史阶段的社会走向。

第四节 研究社会思潮的意义及基本原则

对社会思潮的定义及其形成发展的轨迹和形式讨论清楚了，社会思潮研究的意义也就明白了。社会思潮是围绕社会变革时代对社会历史走向诉求而展开的，社会思潮的斗争必将决定社会变革走向何处。正如胡锦涛所指出的：“意识形态领域历来是敌对势力同我国激烈争夺的重要阵地，如果这个阵地出了问题，就可能导致社会动乱甚至丧失政权，敌对势力要搞乱一个社会、颠覆一个政权，往往总是先从意识形态领域打开突破口，先从搞乱人们的思想下手。”[20]而社会思潮的斗争就是这种敌对势力和我们进行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集中表现。苏东剧变就是从反对社会主义的错误思潮搞乱人们的思想打开突破口，最后导致社会制度和政权被颠覆的。“八九风波”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搞乱人们的思想导致社会动乱的。“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国际敌对势力正在加紧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战略图谋，思想文化领域是它们进行长期渗透的重点领域，我们要深刻认识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严重性和复杂性，警钟长鸣，警惕长存，采取有力措施加以防范。”[21]另外，“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日益发展和对外开放不断扩大的形势下，我国社会思想更加多样，社会价值更加多元，社会思潮更加多变，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引领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更凸显。”[22]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中央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就是要通过党对思想理论、社会舆论的领导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想信仰凝聚全国人民思想，有力抵制各种错误思潮的影响。这件事做得好，可以保证改革开放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从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得不好，改革开放就可能出现曲折、动荡或倒退，甚至有可能错过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机遇。苏联亡党的历史教训值得人们深思，我们从事社会思潮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都是基于这种对历史的深刻反思。因此，笔者认为引领社会思潮研究，应坚持以下基本原则：

（1）研究社会思潮的斗争与研究社会经济、社会生活中的矛盾和政策导向相结合

前面已经讲到，社会思潮的产生是源于社会变革时代经济基础及其引起的整个社会的变革，恩格斯说：“每一既定社会的经济关系表现为利益。”[23]列宁说：“必须到生产关系中间去探求社会现象的根源，必须把这些现象归结到一定阶级的利益。”[24]改革开放经济基础的变化引起人们物质利益关系的根本变化，必须到这些利益的变革中探寻各种社会思潮形成发展的根本动因。所以，要围绕经济和社会变革的主脉考查社会思潮的主脉，研究社会思潮的斗争与研究经济社会生活中的矛盾相结合，才能对社会思潮的形成或发展、现实表现及未来走向有比较透彻的了解，从而把握社会思潮及其斗争的发展规律。

因此，引领社会思潮必须同引领物质利益变革的政策导向相结合。马克思说：“‘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25]如果我们在思想上倡导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而实际上有些地方却在实行对国有企业“一卖了之”的政策；如果我们强调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最终是为了实现人们的共同富裕，而在一些地方却不关心劳动群众合法收入的保障，那么社会思潮的引领就会遇到难以克服的困难。同样，如果“我们的一些同志埋头于具体事务，对政治动态不关心，对思想工作不重视，对腐败现象警惕不足，纠正的措施也不得力”。[26]改革开放和人们的思想也会被搞乱。

所以，邓小平强调“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实行开放政策，同时也要求刹住自由化的风，这是互相关联的问题。不刹住这股风，就不能实行开放政策。要搞四个现代化，要实行开放政策，就不能搞资产阶级自由化……自由化思潮一发展，我们的事业就会被冲乱。”[27]所以，我们在研究社会思潮时要和研究社会现实矛盾的状况相结合，在研究引领社会思潮时要和引领改革开放的政策相结合，把这两方面配合好。要力求改革政策的利益导向与思想导向同向而行，近年来国有企业改革政策导向和理论导向配合的比较好，改革取得巨大成效，这对于正确引领社会思潮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2）在同错误思潮的斗争中研究社会思潮

毛泽东说过：“马克思主义必须在斗争中才能发展，不但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也必然还是这样。正确的东西总是在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真的、善的、美的东西总是在同假的、恶的、丑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这样的斗争永远不会完结。这是真理发展的规律，当然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规律。”[28]一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就是一部同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社会思潮斗争的历史。同样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道路发展的历史，也是同各种错误思潮斗争的历史。只有在社会思潮的比较和斗争中研究，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脉络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道路的实质，并为坚持和发展这一理论作出新的贡献。

有人把邓小平推进改革，“不搞争论”，“争取时间干”的方针政策，歪曲为不能对错误思潮进行批评，对这种错误思想，在本书第三编中要进行专门分析。在这里，只想直接引用邓小平的话来批驳这种错误的思想。早在1979年邓小平就讲：“我们必须一方面继续坚定地肃清‘四人帮’的流毒……并且对极少数人所散布的诽谤党中央的反动言论给予痛击，另一方面用巨大的努力同怀疑……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作坚决的斗争。”[29]“通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两个凡是’的争论，已经比较明确地解决了我们的思想路线问题”，“不要小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争论，这场争论的意义太大了，它的实质就在于是不是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30]1984年邓小平又讲：“现在有些错误观点自称是马克思主义的，有的则公开向马克思主义挑战。对此，马克思主义者应当站出来讲话。思想战线上的共产党员，特别是这方面担负领导责任的和有影响的共产党员，必须站在斗争的前列。”“有人把‘双百’方针理解为鸣放绝对自由，甚至只让错误的东西放，不让马克思主义争，这还叫什么百家争鸣？这就把‘双百’方针这个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的方针歪曲为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方针了。”“应当明确指出，当前思想战线首先要看重解决的问题，是纠正‘右’的，软弱涣散的倾向。”[31]1989年邓小平又讲：“有些人脑子里的四化同我们脑子里的四化不同。我们脑子里的四化是社会主义的四化。他们只讲四化，不讲社会主义。这就忘记了事物的本质，也就离开了中国的发展道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让步。这个斗争将贯穿在实现四化的整个过程中，不仅本世纪内要进行，下世纪还要进行。”[32]他还说：“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整个过程中，至少在本世纪剩下的十几年，再加上下个世纪头五十年，都存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33]“八九风波”之后他又讲“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坚持四基本原则，这不能动摇。这一点我任何时候都没有让过步。”[34]“你闹资产阶级自由化，用资产阶级人权、民主那一套来搞动乱，我就坚决制止。”[35]“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后果极其严重。”“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36]这些论述说明，邓小平对“左”的僵化思想和右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从来都是旗帜鲜明地进行斗争，绝不在原则上让步，从来没有过不争论的事。所以，研究社会思潮就必须研究社会思潮斗争，并在社会思潮的斗争中引领社会思潮。这应当成为研究社会思潮的一个指导思想。

（3）党性和科学性相结合

社会思潮的斗争是社会变革时代不同阶级、阶层、利益群体及其思想理论代表在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集中反映。所以，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是对党性和科学性要求都是很高的工作。既要坚持无产阶级立场，把是否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又要坚持科学分析，使其观点符合国情、民情、世情的实际，经得起历史的检验，从而帮助人们提高科学分析的能力。这两者的统一能否做到？从理论上讲，无产阶级政党的理想、追求和历史发展规律相一致，是可以做到的。但是现实生活远比这复杂，建国以后意识形态领域就出现了许多违反科学的失误。现在历史条件根本不同了，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探索，我们已经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以党的基本路线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也已取得丰富、全面的历史经验，这为党性与科学性相结合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条件。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比较完备的科学体系”，“又是需要从各方面进一步丰富发展的科学体系”[37]，江泽民强调，“我们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执政的规律还知之不多、知之不深，还需要全党同志在实践中继续探索。”[38]胡锦涛2003年也讲，“我国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还有许多重大课题需要进一步探索和回答，还有大量工作需要去做。”[39]所以，党性与科学性相统一地回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许多问题，仍然需要进行艰苦的实践和理论探索。

现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存在着一种“淡化”意识形态，“远离”现实性、政治性，只愿做“纯学术”研究的倾向。这种现象有深刻社会历史原因：建国以后意识形态领域某些“泛政治化”的“大批判”使一些人至今心有余悸；改革开放以来成就巨大，但主要失误仍在意识形态领域，有时问题出在上层，这使一些人把意识形态领域看做难以把握的风险是非之地。另外，这种学术倾向也受到了西方学术研究思想的影响，它们把价值性、意识形态性和科学性截然对立，鼓吹“非意识形态化”和“意识形态多元化”。邓小平1984年讲：“有相当一部分理论工作者，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提出的种种重大的理论问题缺乏兴趣，不愿意对现实问题进行调查和研究，表示要同现实保持距离，免得犯错误，或者认为没有学术价值。在对现实问题的研究中，也确实产生一些离开马克思主义方向的情况。”[40]就是对这种倾向的批评。近30年过去了，这种现象仍然不能说得到了根本的克服。

所以，在引领社会思潮的研究中，必须坚持党性与科学性相统一。但是科学的社会意识形态仅凭朴素的无产阶级思想感情是不能自发实现的，需要排除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态度和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理论的干扰，经过反复实践和艰苦的科学探索才能实现。因此，在研究工作中，我们既要敢于正视、正确剖析社会主义原有体制中的弊端，坚持改革开放，又要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的自由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既要坚定不移地推进对外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又要正视改革开放的二重性，科学分析、不断克服改革开放中各种消极因素。既要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包括西方文化思想中一切科学的成分或对我国有益的经验，又要抵制其错误的核心价值理念和一切不适合中国国情的主张。既要反对对马克思主义僵化的教条主义，又要反对盲目崇拜西方文化思想、食洋不化的教条主义。以一种不唯上、不唯书、不唯洋、只唯实的科学探索精神进行研究工作。

（4）在同西方社会文化思想的比较鉴别中研究中国社会思潮

还要专门谈一谈研究中国社会思潮和西方社会文化思想的关系。当代中国的社会思潮是当代中国社会变革在思想文化上的反映，西方社会文化思想是西方社会存在在思想文化上的反映，两者不是一回事。但是在中国近现代和当代，中国的社会思潮总是和西方文化思想相联系、相比较而存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北京大学贺麟教授就说过：“大多数近代中国思潮具有世界性的特征。”这是因为近代中国，西方文化是随着西方炮舰打开中国大门而大量涌入的，它们企图在中国建立一种殖民地的奴化文化；而中国的志士仁人，为了向西方现代文化学习，或是为了抵御西方列强的侵略，也纷纷研究和借鉴西方社会文化思想。“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及新文化运动”，乃至“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各种思潮纷纭激荡，都与西方社会文化思想密切相关。在当代中国，在我国被封闭了近30年后，迎来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随着国际交往的增多，西方文化思想大量传入我国，对人们思想价值观的多样化、多元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西方某些敌对势力，又以文化渗透为主要手段实行“和平演变”战略，把西方资产阶级的核心价值观念和制度打扮成“普世价值”的模式，妄图颠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这就使我国社会思潮的斗争更为尖锐和复杂。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思潮，其大多数，如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鼓吹西方多党制等，都是西方文化战略的输出品。所以，要研究当代中国的社会思潮就必须对相关的西方社会文化思想进行研究。

“对于现代西方资产阶级文化，我们究竟应当采取什么态度呢？”邓小平说：“我们要向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经营管理方法以及其他一切对我们有益的知识和文化，闭关自守，故步自封是愚蠢的。但是，属于文化领域的东西，一定要用马克思主义对它们的思想内容和表现方法进行分析、鉴别和批判……现在，有些同志对西方各种哲学的、经济学的、社会政治的和文学艺术的思潮，不分析、不鉴别、不批判，而是一窝蜂地盲目推崇。”[41]遵循邓小平的教导，笔者在研究西方文化思想时始终注意，一方面要用马克思主义科学分析、抵制其错误的核心价值观念和一切不适合中国国情的主张。同时，仔细鉴别，吸收其中的科学成分和对中国有益的经验。北京大学老一辈经济学家陈岱孙1995年曾发表文章，告诫人们对西方经济学说不要“食洋不化”。近年来陈奎元又提出：“在意识形态领域要反对两种迷信、两种教条主义。一种是空谈坚持马克思主义，不懂得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应当根据新的实践进行理论创新，按照马克思主义本来的要求，以新的经验和新的结论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另一种教条主义，是迷信西方发达国家反映资产阶级主流意识形态的思想理论，把西方某些资产阶级学派的理论甚至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策主张奉作教条。这种倾向在意识形态领域以及经济社会变革中的影响力正在上升。”[42]刘国光教授也指出：“在西方经济学中居于主流地位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其研究市场经济的一般问题的分析方法有不少也可以借鉴学习……但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核心理论是我们所不能接受的。”[43]我们认为，上述对西方文化思想研究的基本观点应当成为研究中国社会思潮的基本原则，这也是坚持党性与科学性相统一的题中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