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整城乡结构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健康发展

我们这一代人，自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的三年经济困难以后，一直生活在工农业产品供不应求的环境下，吃饭要粮票，穿衣要布票，买自行车要车票。改革开放以后，情况逐年好转，到1996年农业特大丰收，自此以后粮食和主要农产品就达到了供求平衡，丰年有余。与此同时，90年代中期，工业产品也到了供求关系的转折临界点。1997年国家经贸委有个统计，全国610种主要商品，2/3是供过于求，1/3是供求平衡；到2001年秋，供过于求的商品已超过82%，几乎什么都卖不出去了，市场疲软，销售困难，价格下跌。

短缺经济时代结束了，这本来是我们为之奋斗了几十年的目标，终于实现了，应该说，这是大成绩、大好事。但工农业产品卖不出去，生产就成问题了。首先是广大农民，谷贱伤农，收入就上不去，农民收入成了问题。工业品卖不出去，工厂就开工不足，有的就被迫关门歇业，工人下岗、失业，经济发展就遇到了极大困难。

政府在1996—1997年就提出要扩大内需，开拓市场，5年过去了，农村市场（占人口70%）就是拓而不开。城市也想了不少办法，不断地给公务员长工资，2001年就长了两次，搞假日经济，一年搞三个7天的假日，商业部门的同志想尽了办法，大拍卖、大甩卖，费了好大力气，见效甚微。按说，我们这点工农业商品还到不了、称不上物质极大丰富的阶段。农产品以粮食来说，就是特大丰收的1996年人均也只有412公斤，棉花人均3.4公斤；工业品如彩电2001年生产3967万部、电冰箱1349万台、空调器2313万台，这对于有3.4亿多个家庭的大国来说，还远远不够的，不应该销不出去，但就是卖不了。

从国际经验看，一般要到人均GDP 3000美元才会出现买方市场，供过于求，而我国2001年人均GDP只有7518元，折合美元909元，所以说，我国的买方市场是早熟了。一个国家的商品靠三个方面消费：一是投资搞建设，二是外贸出口，三是内需。2001年国家搞积极的财政政策，靠发行国债等方式搞基建，全年总投资3698亿元，占GDP的38.5%，积累率是很高了。2001年出口2662亿美元，折合人民币22014亿元，占GDP的23%，外贸依存度也很高了，超过了美国等发达国家。内需只占GDP的38.5%，可见我国的内需很小，潜力巨大。发达国家的内需一般都在60%以上。为什么？根本原因是我国城乡关系失调，患了城乡综合征。

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城市化严重落后于工业化。1999年二、三产业人口占83%，但城市人口只占30.4%；2000年二、三产业人口占84%，但城市人口只占36.2%；2001年二、三产业人口占84.8%，但城市人口只占37.7%。世界的城市化率1996年平均为46.4%，我们与国际标准差10多个百分点。二是城乡居民收入差别很大。1997年以后，农产品收入减少，农民购买力是下降的。县及县以下的消费品市场所占份额，1984年农村市场占45%以上，1996年占了39.65%，1997年占了39.01%，1998年占了38.86%，1999年占了38.68%，2000年占了38.18%。70%的农民只购买38%的东西（消费品），所以内需扩大不了，农村市场拓而不开。现在3个农民买的商品，只顶1个市民，现在中西部农民的消费水平比城市要晚10—15年。城市居民购买的商品是彩电、冰箱、空调、微波炉、住房、汽车，农民购买的商品则是黑白电视机、电扇、收音机、自行车（少部分买摩托车）。

要扩大市场，就要增加农民收入，减轻农民负担。总书记说，“农业兴，事业兴；农民富，国家富；农村稳，天下稳”，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千方百计减轻农民负担，保证社会稳定”已经讲了好多年，农民收入就是上不去，负担就是下不来，社会也就安定不了。不是中央不下决心，不是干部不努力，而是没有在体制改革上下工夫。如果不改革已经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问题就会越来越严重。2001年8月我在上海参加了一个小会。安徽有位县委副书记在会上说：整个中西部农村的改革和发展90年代不如80年代，就农民的生活来说，1997年以后一年不如一年。上海有位同志接着说，90年代的上海比80年代是大大的好了，1995年以后一年比一年好。我是研究农村问题的，可以证明上述安徽省那位同志讲的是事实；我是上海的女婿，并且在上海工作过，近几年常去上海，可以证明，上海那位同志讲的也是事实。两句话都是真的，问题就严重了。

城乡差别是扩大了。东部和中西部差别是扩大了。这不利于社会稳定，不利于经济健康、稳定、快速发展。西部地区有的乡镇因为财政困难，不能按月足额发工资，无力运转办公，处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有个调查组去宁夏一个乡调查，去了两次，乡政府都锁着门，第三次去，还是找不到干部，在路边遇到一个放羊的老汉，北京去的干部问，乡干部哪儿去了？老汉说，好几天不见人影了，看样子，共产党好像要撤了！

农村的状况不能不重视，不能不采取重大改革来解决农村问题。有不少人认为，我也这样认为，现在农业的问题不在农业，农村的问题不在农村。要从体制上改革，才能解决三农问题。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农村还是存在着不少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条条框框，阻碍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要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原则改革这些体制，如户口制度、干部体制、就业体制、社会保障体制、教育体制、财政体制、信贷体制、医疗卫生体制，等等。

2001年我提了两条建议：改革户籍制度；改革财政体制。今年再提要给农民以国民待遇；实行真正的城镇化；改变“城乡分治，一国两策”（对居民实行一种政策，对农民实行另一种政策），建立城乡一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例如教育，改变城市的教育国家办、乡镇的教育农村办农民办的格局。国家教育经费很大部分用在高教上，基础教育地方办，一级一级下放、下推，推到乡里，中西部的乡镇，多数财政困难，教师发不出工资，连粉笔都买不起，这样下去，农村没有希望。2001年国家开了基础教育工作会议，专门讲了教师工资要统一由县财政发，结果还是没有解决问题，因为不少县级财政也是困难的。农村义务教育的经费应该由中央政府和省市政府统筹解决，这样农村中小学教育的工资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的60%负担才好解决。要实行真正的城镇化而不是统计上的城镇化，城镇化的内涵主要有三条：

（1）城镇人口要增加，要超过50%。

（2）就业劳动力要逐步转移到二、三产业上，能达到70%。

（3）城市文明要普及，城市是现代文明的载体，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观念要现代化。

这几年，从统计报表看，城镇化发展很快，1999年的城镇化率是30.9%，2000年已达到36.4%，2001年达到37.7%。但统计上的城市化并不解决问题。这几年城市化发展快的原因，是改变了统计指数的界定，把8000多万—1亿农民工统计为城镇人口了。事实上，他们还并不是城市居民。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样统计出来的城市化，是把城乡矛盾转移到城市里来。农民工在打工的城市里，在就业（同工不同酬）、就学、医疗、住房等方面同城市居民都是不同的，一个城市实行两种政策，一个城市实际是两个社会，这样下去，后患无穷。如果农民工真正转出来了，农民工他们本身要消费，留下了农业生产资料，留下来的农民经营规模就扩大了，收入也就提高了。我们江苏省各方面的工作都走在头里，在下一步调整城乡关系、改革一国两策、扩大内需方面，也一定能做出好的成绩来。

（2002年3月在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期间

于江苏代表团全体会议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