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社会结构

21世纪中国的社会结构——关于中国的社会结构转型

1840年以后的中国近现代史，实质上是中国人民为实现中国现代化而奋斗的历史。建成现代化社会，跻身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这是中国几代人的理想。1978年以来，我国实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实行改革开放，这个理想正在逐步变为现实。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制定了实现现代化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这个目标在1987年就基本达到了；第二步，到20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再奋斗30—50年，使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建成现代化社会。现在，我们正在为2000年实现小康社会而建设着，21世纪的上半叶，将是我国全面建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时期。

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巨大的进步和深刻的变化。中国目前正处在社会转型时期，正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社会转化，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化，由乡村社会向城镇社会转化，由封闭半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化。由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社会转化的社会结构转型并不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中的特有现象，而是所有经济发达的现代化国家都经历过的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过渡性阶段。但是由于中国社会在历史背景、文化背景、经济背景、资源背景等方面的特殊性，中国社会结构转型表现出了若干不同于一般社会转型的特点。具有中国特色的一个重要方面是目前我们在实现向现代化社会转型的时候，同时要实现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这就要首先进行一系列的体制性的改革。

社会结构转型和经济社会体制改革如此密切地联系在一起，这在其他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中是很少见的。从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社会转变，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结构转型和体制改革同时进行，转型过程中出现的结构冲突、体制摩擦、多重利益矛盾、角色冲突、价值观念冲突交织在一起，使得情况更加复杂，增加了转化的难度；何况，这场变革又是在拥有12亿人口、发展很不平衡的大国中进行，所以其困难、复杂、艰巨程度是可以想象的。这也是我们在实现社会结构转型、体制改革的过程中要特别强调稳定机制、协调机制和创新机制的作用的原因所在。1978年以来，我国实行的改革开放政策有力地推动了这一伟大的历史性转变的进程。实践证明，改革开放既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又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现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1995—2010年是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关键的时期。1978年以来，我们经过拨乱反正，把全国的工作重心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确定了改革开放的方针，制定并推行了一系列新的政策，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大规模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建设，为实现社会结构转型和经济体制转轨奠定了坚实的政治、经济、社会基础。到2000年我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将比1980年翻两番，甚至还会超过，但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还只有800—1000美元。到2000年，我国还只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所以，要到2010年，使国民生产总值在2000年的基础上再翻一番，那时，我们的综合国力就相当可观了。到2010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将全面确立，并将逐步完善、成熟、定型，使我国的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发展建立在更为有效的制度性基础上。不过在这期间，两种结构的冲突、两种机制的摩擦、多重利益的矛盾、新旧观念的冲突还将继续，国际和国内的一些难以预料的重大而突然事件的发生，都将对我国改革和发展的现代化事业产生影响，震荡跌宕，机会和风险并存。所以说，1995—2010年是我国建成现代化国家最关键的时期。我们现在已经登上了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台阶，正跨在进入现代化国家行列的大门槛上。

有利的条件是：第一，1978年以来已经打下了比较良好的基础，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已经深入人心，通过改革开放，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已经成为全国各族人民群众的共识，可以说，现在方向已经明确，道路已经打开，驶向现代化的中国巨轮正在前进。第二，国际环境于我有利。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苏对峙冷战格局已经结束，世界新秩序的格局正在形成，世界的发展正处于新旧更替的交汇点上，在世纪之交的不寻常时刻，世界看好亚洲，很多有识之士认为：“21世纪将是亚洲太平洋的世纪。”中国正处在亚洲太平洋的重要位置上，天时、地利、人和，地缘政治、地缘经济的优势给予中国大发展千载难逢的好机遇。第三，我国经济发展的势头良好。由于经济体制的改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导向，我国全面工业化的建设正在展开。有关部门预测，1991—2010年，将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黄金时期。在这20年里，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将为8.25%。到2010年我国的人均收入可望由低收入国家进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而我们又是一个人口大国，所以国民经济的整体规模将可能跃居世界的前列。国外的专家也有这样的预计：“如果保持目前的发展势头，到2010年，中国将成为仅次于美国、欧洲、日本的第四经济大国。”

不利的因素是：第一，就改革和发展的总体而言，1978年以来发展方面的成绩要比改革大。虽然改革是发展的先导，改革带动发展，但是毕竟我们实行了近30年的计划经济体制，它已经深入经济、社会等各个领域，真可说是盘根错节，根深蒂固。开始我们对农业进行改革，比较顺利，得心应手，旗开得胜，增加了我们进行全面改革的信心。但进行城市改革、工业改革，问题就复杂了。原来，预计城市改革有3—5年会见成效，但10年过去了，我们的大中型国有企业的改革还没有找到像包产到户那样公认为有效的改革方略，改革还有很多困难的问题要解决。第二，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相比较，无论是社会体制的改革还是社会事业的发展都滞后于经济体制的改革和经济的发展。经济结构已经调整改变了，但社会结构却还没有相应的改变（例如，城乡结构未相应改变等），国家已经明确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社会事业的发展和体制改革还处在探索试验阶段。第三，我们原来就是一个发展很不平衡的国家。这些年来，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的差距不是缩小，而是进一步拉大了，例如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1978年是2.37∶1，1984年缩小到1.7∶1，1985年以后反弹，1993年扩大到2.55∶1。东部、中部、西部之间的差距也拉大了。这对于像我们这个大多数居民历来有“不患寡而患不均”传统心理的国家来说，如果这些差距继续扩大而又得不到合理解决，就会潜伏着不安定的因素。我们现在执行的方针是，要在效率优先的条件下，适当照顾公平的原则，但这两者如何结合得好，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

当然，综观我国未来发展的大趋势，这些不利因素与有利条件相比较，有利条件占主导方面。我们现在的发展和改革的势头很好，国际环境于我们发展有利，又占有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优势，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巨大成绩，已奠定了今后持续发展的政治和经济的基础。政局是稳定的，亿万群众有改革和发展的积极性，蕴藏着巨大的潜力。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今后我们能继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克服和改变前进中的障碍和不利因素，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和社会结构的转型。

实现了1995—2010年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目标，我们就度过了建成现代化社会的最关键的时期，跨过了进入现代化国家行列的门槛，今后的发展道路就更加宽广了，回旋的余地也就更大了，就会进入比较平稳的发展时期。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随着经济结构的调整，社会结构、社会关系也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前面讲过，中国现在正处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社会转型时期，1978年以后的改革开放大大加快了转变的速度。就传统社会结构向现代化社会结构的转型来说，有的方面已接近转化的临界点，有的方面则还要有一个较长的转变期。而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地域辽阔，发展又很不平衡的国家，所以各个省、市、地区实现向现代社会结构转型将不是同步的，而是有先有后，呈梯度发展的形式。到21世纪中叶，中国将实现由传统社会结构向现代社会结构转型，全面建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以下是关于中国社会结构转型过程中若干重要方面变迁的分析和预测。

一 关于人口结构问题

1993年底，中国人口为11.85亿，当年人口的自然增长率为11.45‰，总和生育率为2.16。专家们根据1990年全国人口普查资料按中位预测2000年中国的总人口将达到12.87亿人；预计到2033年，中国人口将达到峰值，那时的总人口是15.19亿人，以后中国的人口将逐步缓慢下降。

1990年全国共有15岁以上的文盲半文盲1.82亿人，占总人口的16.1%，比1982年第二次人口普查时的约22.8%下降6.7个百分点，平均每年下降0.84个百分点，这说明这8年中，我国的扫盲工作取得了较大的进展。据普查，1990年我国具有大学专科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有1576万人，比1982年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604万人增加972万人，增长160.1%。1990年具有高中和中专文化程度的人共8988万人，比1982年的6653万人增加2335万人，增长35%。总的来说，这10多年来，全国人口的文化素质有了很大提高，是历史上发展最好的。但纵向比，我国目前人口的文化构成还是比较低的。上述我国具有大学文化程度人口占全国总人口1.4%，而在1987年时，欧美等发达国家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均在10%以上，苏联和日本也在5%以上。

1990年末，我国65岁及以上的人口为6418万人，占总人口的5.6%。据预测2000年将达到8800万人，占总人口的6.8%；2004年将超过7%，开始进入老年型人口的国家；到2030年，65岁及以上的老人将达到2.19亿人，占总人口的14.5%，相当于1992年法国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从各国的资料看，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由5%上升到7%，一般要40—100年的时间，所以人口老龄化过程同经济过程是同步的。我国从1982年老年人口占4.9%到2004年占7%，只有22年，这是我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等产生了作用的结果。我国人口老龄化的进程快，但与经济发展的进程不同步，这也会增加今后养老问题的难度。

中国是个人口大国，在控制人口、计划生育问题上曾一度有过周折。从70年代初开始，我国实行计划生育，于1972年召开了第一次全国计划生育会议，根据我国的国情制定并推行了一系列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调节人口结构的政策，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从上到下，把计划生育作为基本国策来执行。20多年过去了，中国计划生育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功，大多数人认同了，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明显下降，降到了世界平均水平以下。1972年，中国的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23.2%，1981年这一比例为22.2%，1991年只占21.49%。据联合国人口组织推算，1994年中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21.27%，到2025年中国人口在世界总人口中的比重将降为18.5%。应该说，中国的计划生育工作是卓有成效的，为人类作出了贡献。国际计划生育联合会秘书长哈夫丹·马勒说：“中国是个大国，（计划生育）工作难度很大，但政府的计划生育政策却十分奏效。”1995年9月，在开罗举行的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前夕，联合国秘书长加利说：“中国对人口以及人口和发展的关系等问题作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

我国开始实行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政策的时候，国内、国外反应强烈，有些外国人出于不同的目的，对此说了不少不好听的话。独生子女政策是根据我国人口众多等特殊国情而做出的决定，也是实行“少生、优育、优教”方针的一个组成部分。即使实行这样严厉的政策，我国现在每年还要纯增1400万—1500万人。这对于我们这样一个人均耕地、人均资源相对短缺又要进行大规模现代化建设的国家来说，实在是必要的。这一政策逐渐获得了人们的认同。现在有不少国内的人士和国外的朋友还有一个担忧，由于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家庭孩子少了，出现了“四、二、一”格局，中国人又有特别爱孩子的传统，一家人围着孩子转，孩子从小娇生惯养，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孩子任性、孤僻、缺乏生活自理能力，把孩子养成了“小太阳”、“小贵族”、“小霸王”。10年、20年之后，这一代人踏上社会，怎么得了，不要成为垮掉的一代吗？这种担心是有一定道理的，我们要看到这种危险性，全社会都要来关注这个问题，努力避免这种前景。但也要看到另一面。第一，80年代初，政府考虑到农民生产生活的实际情况，放宽了农民家庭的生育政策，如允许独女户可以再生一个孩子等，所以，实际上独生子女家庭并不普遍。如1989年出生的全部人口中，一孩占49.5%，二孩占31.2%，三孩及以上占19.3%。当然城市独生子女家庭要多得多。第二，对于独生子女也要看到有利的一面，因为是独生子女，家庭就有比较充裕的人力、物力、财力来进行优育、优教（这在我国目前还处于低收入水平的阶段尤其重要），独生子女可以得到较好的生活条件，有利于长身体，可以得到较好的受教育的条件，有利于智力发展。另外，这些孩子长大懂事以后，会意识到祖父母、外祖父母、父母的希望都寄托在他身上，日后的供养也都在他身上，这会激发他的责任感、使命感，激励他奋发、上进。从历史上看，相比较而言，一些长子（女）或独生子（女）都比较有出息、有作为、有成就，这同自小有这种责任感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未来的一代或几代独生子女，会继承发展我们已经开创了的现代化事业，会比我们干得更好，对此，我是充满信心的。

二 关于就业结构问题

1990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为6.81亿人（男16—59岁，女16—54岁），按中位预测，到2000年劳动年龄人口为7.74亿人，2010年为8.65亿人，2020年为8.93亿人。达到高峰以后将逐渐缓慢减少，2030年为8.4亿人。1991—2000年平均每年新增劳动年龄人口为930万人，2001—2010年平均每年新增劳动年龄人口910万个，在未来数十年的较长时间里，劳动力供给异常丰富，但就业压力也非常之大，将长期处于供大于求的局面。今后20年里，我国人口结构仍处于壮年期，我们要抓紧这个时间，多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充分发挥这支庞大的劳动大军的作用，促进经济的高速增长，提供必要的积累，为以后老年型社会的到来作好必要的物质准备。

1993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为31380亿元，其中第一产业占21.2%，第二产业占51.8%，第三产业占27%。据有关方面预测，今后20年我国经济仍将以较高的速度发展，产业结构也将有变化。到2000年，第一产业占17.7%，第二产业占52.3%，第三产业占30%。到2010年，第一产业占17.2%，第二产业占52.8%，第三产业占30%。

1993年，全国劳动就业人员为60590万人，其中从事第一产业为34792万人，占57.4%；从事第二产业13550万人，占22.4%；从事第三产业12248万人，占20.2%。在60590万从业人员中，如按城乡划分，在城镇就业的16156万人，占26.7%；在农村就业的为44434万人，占73.3%。在城镇就业人员中，在国有单位的职工为11094万人，占68.7%；在集体所有单位的职工为3603万人，占22.3%；在个体和私营单位的有1116万人，占6.9%；在其他单位的343万人，占2.1%。

从前述数字中，可以看出我国目前的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是不一致的。1993年国内生产总值中，第一产业产值占21.2%，就业结构中，第一产业的从业人数却占57.4%；第二产业产值占51.8%，而就业结构中，第二产业的从业人员只占22.4%。这显然是不合理的。这是因为目前我国实行的是城乡分割管理的体制。有城镇户口的人员，就业比较充分（1993年，全国城镇失业人员为420万人，失业率为2.6%），而农村人口不能随意向城镇迁移。每年新增的劳动力1000多万人，其中绝大部分是农村户口，就在农村就业，他们每家都有耕地，习惯上把他们看作是自然就业。所以农村的劳动力就越积越多。改革开放10多年来，我国工业化、城市化有了很大发展，但1978年农村从业人员为30638万人，1993年为44434万人，增加了13796万人，平均每年新增劳力919万人。这与第一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逐年下降的状况是很不相称的。

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间里，我国劳动就业的形势是相当严峻的，任务非常繁重。既要在保持劳动效率，并使劳动力素质不断提高的前提下达到充分就业，又要改革、调整目前城乡之间、产业之间就业不合理的状况，使之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相协调。

就劳动力供给看，按前述预测，从现在到2010年，每年平均新增劳力920万人。另一方面，1993年农村就业的劳动力44434万人中，从事农业劳动的有347.92万人。我国只有14.34亿亩耕地，劳均4.12亩，显然没有充分就业，据有关方面测算，现在农村有1.5亿个剩余劳动力。如果到2010年，能使农村剩余劳动力的50%转到非农业就业，则每年需要转移出450万人。这就是说未来近20年的时间里，每年要在第二、第三产业安排约1370万人就业和再就业，这是非常艰巨的任务，更不用说还要解决现在的公有制企事业单位里因为改革而被辞退的人需要再就业的问题了。

如果能做到，今后每年新增的劳动力都在非农业部门就业，又能使一部分现在农村的剩余劳动力转到第二、第三产业，那么到2010年，我们的就业结构就有较大的改观了。那时的就业结构，第一产业占34%，第二产业占36%，第三产业占30%，与当时的产业结构基本接近。只要今后20年经济增长率保持8%—9%的速度，坚持进行劳动就业制度改革，大力进行小城镇和城市化建设，大力发展第三产业，那么这个目标是可以实现的。

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计划体制的推动，再加上比较利益推动、高收入的刺激，从80年代中期，我国的劳动力开始流动，而且规模越来越大，其特征是，农村的劳动力向城镇流动，中西部的劳动力向东部沿海流动，不发达欠发达地区的劳动力向发达地区流动，市场化程度比较低的产业的劳动力向市场化程度较高的产业流动，国有企事业的劳动力向非国有企事业流动。其中规模最大、最引人关注的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第二、第三产业流动，这就是被称为“民工潮”的现象。

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民生产积极性被调动起来，14亿多亩耕地就不够种了，农民要发展生产，要致富，就向城镇向第二、第三产业寻找出路。1984年，政府采取两项大的政策：一是鼓励发展乡镇企业；二是允许农民自理口粮到城镇务工经商。这些年乡镇企业大发展，到1993年，乡镇企业容纳的劳动力已达1.12亿个，比1984年增加6070万人。其中大部分是“离土不离乡”的，虽然已经主要从事第二、第三产业，但还居住在本乡、本村。另外还有一支农村剩余劳动力大军到城市，到异地乡镇务工经商，实现跨省、跨区、跨县的流动。而随着城市改革的深入，城市各项事业的发展需要劳动力，如建筑业、运输业、环卫业和各种第三产业蓬勃发展，城市的劳动力已不敷需要，或城市劳动力不愿干的重活、累活、危险的活，都需要由农村来的劳动力补充。到80年代末，这些流入城镇的劳动力约有3000万人，1989年、1990年有所下降，1991年开始回升，1992年猛增，这才引起了社会的注意，被称为“民工潮”。这几年大致每年增加1000万人，有关部门估算，这支被称为民工的大军1994年春大约有6000万人。

民工潮的实质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这种转移是社会转型过程必然有的，所有现代化国家都经历过。我国目前正处于经济高速增长的社会转型时期，因为原来的计划体制、户籍管理制度、劳动就业制度等还没有相应的改革，所以出现了这种特有的“民工潮”现象，这是一种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特殊形式。好处是“民工潮”使城乡结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发生了变化，趋向合理，使需要劳动力的地方和产业得到劳动力的供给。如大中城市和经济发达的城镇，珠江三角洲地区接纳了约650万个民工，长江三角洲地区接纳了约500万个民工，哪里接纳得最多，哪里的经济就发展最快、最繁荣，最有生气和活力。输出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地区也得到了资金、技术、信息等的回报，如四川省外出民工有600多万人（河南400多万人，安徽300多万人），每年通过邮局等渠道汇回四川省的款项超过60亿元，比本省投入支持农业发展的资金还多，剩余劳动力的输出对当地的发展也是有利的。不利的一面是，因为这种剩余劳动力的大规模转移基本上是自发的，所以给交通、治安、民政、计划生育、城镇管理等方面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出现了不少问题。现在有关方面已注意到这个问题，社会舆论也变了，开始时把民工称为“盲流”，采取限制、排斥、驱赶的态度，现在好了，有认识了，总的是认为利大于弊。公安部门已着手要改革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劳动部门也把农业劳动力的转移纳入自己的工作安排，有关部门在研究、制定缓解和消除“民工潮”所引起的负面影响的政策和措施，使农业剩余劳动力向第二、第三产业，向城镇的转移能进入比较有序顺畅的轨道，以促进就业结构和城乡结构变得更加合理。

三 关于城乡结构的调整问题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从农村开始的，而且很快取得了成效，使农村社会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为城市改革提供了经验和物质基础。但是，中国要继续改革和发展，要实现现代化的重点和难点也在农村。农村至今有8.5亿人仍是农民身份，占总人口的72.4%。他们中的大部分人要转为工人和职员，这将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要克服重重障碍。

50年代，中国开始实行计划经济体制，逐渐形成了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结构，城市办工业，农村搞农业，市民居住在城里，农民住在乡村，实行非农业户口和农业户口分隔管理，严格限制农业户口转为非农业户口。在1978年以前还限制农民从事非农业劳动，曾提出过“人心向农，劳力归田”的口号。到1978年，农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只占28.4%，但当年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82.1%。城市化率只有17.9%。

1978年后改革开放，这些年工业化发展很快，特别是农村办了以乡村工业为主体的乡镇企业，到1992年工业总产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已占48%，农业产值只占23.8%。但由于户籍制度等因素的限制，直到1992年，11.71亿总人口中，农村人口占72.4%。城市化率只有27.6%。

一般说，一个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城市化率往往是超过工业化率的。美国在1870年工业化率为16%，城市化率为26%；到1940年工业化率为30.3%，城市化率为56%。发展中国家在人均GNP超过300美元之后，城市化发展都很快，往往都是超过工业化率的。

中国目前现代化过程中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城市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1992年中国工业化率为48%，而城市化率只有27.6%，差20.4个百分点，低于目前世界城市化率（40%）12个百分点。这种落后状况不利于现代化的发展，不利于大规模经济效益的发挥，特别不利于第三产业的发展，不利于科学教育等社会事业的发展，不利于农业规模经营的形成，也不利于农业的发展，并由此引发了诸多社会问题，“民工潮”就是因为众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自发进城务工经商，而受到诸如户籍管理制度等的阻碍而引起的问题之一。1993年冬政府决定：要“充分利用和改造现有小城镇，建设新的小城镇。逐步改革小城镇的户籍管理制度，允许农民进入小城镇务工经商，发展农村第三产业，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这个政策实施之后，将有大量的农民进入小城镇落户，加快城镇化的步伐。

1993年中国有560个市，其中中央直辖的省级市3个、地级市196个、县级市361个；有15230个镇，其中县政府所在镇1795个，另外还有乡政府所在地的集镇32956个，当年市镇人口33351万人、10075万户。今后，市和镇还会继续增加，城镇的规模和容量还会继续扩大。预计到2000年，市镇人口将超过5亿人，约1.6亿户，城镇化率将达到40%；到2010年，中国的市镇人口将达到6.9亿人，城镇化率将接近50%。

现在，关于中国实现城市化的发展战略有三种主张：一种主张以发展大城市为主；一种主张以发展中小城市为主；一种主张以发展小城镇为主，这三派主张各有所据，言之成理。实际工作部门的同志多数主张以发展小城镇为主，现在实际也在实施这个方针。我原来也是主张以发展小城镇为主的农村发展的道路，第一步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第二步发展乡镇企业，第三步建设小城镇，这比较顺当，顺理成章。80年代初期，提出“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发展小城镇对于冲破当时的城乡壁垒、支持乡镇企业发展有积极意义，但是，这只是一个过渡阶段。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真有相当多的农民在小城镇落户了，那还只是一个准二元社会结构，有人称为三元社会结构，20%多住在城里，30%—40%在小城镇，30%—40%在农村。这只能是一种设想，因为这是没有迁移的转移，只能是城市化的一个阶梯性的阶段。乡镇企业本身将来也要发展成现代企业，是要和城市的第二、第三产业的现代化企业逐渐融合、统一的。中国未来的城乡结构，一定要改变二元社会结构，使大多数居民聚集到城市里来，实现区域现代化。所谓区域现代化是指在一个由自然、地理、资源、环境、经济社会、历史传统文化所形成的较大的地区内，由某个特大城市或大城市为中心，以若干个中小城市为中介，与地区内众多的小城镇和乡村形成网络，辐射带动本地区内整个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协调发展，实现区域的工业化、城市化。国际上这类区域现代化的实例已经很多。中国现在的京、津、唐（山）地区，上海、南京、杭州地区，广州、深圳、珠海地区，沈阳、鞍山、大连地区，青岛、烟台、潍坊地区，福州、泉州、厦门地区等都在逐渐成为我国较早实现区域现代化的地区。

四 关于区域结构问题

中国是一个国土辽阔、人口众多、自然资源分布很不均匀、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很不平衡的大国。一部分现代工业和大量以手工为主的农业同时存在，一部分经济发达地区同广大不发达地区和贫困地区同时存在，少量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科学技术同数以亿计的文盲同时存在。这种区域间发展极不平衡的状况是由客观自然资源条件和长期的历史原因等多种因素造成的。中国的人口和自然资源条件分布很不均匀，各地区的差异很大。在960万平方公里版图上，如果在黑龙江省的爱辉县和云南省的瑞丽市两点之间画一条直线，东西两部分面积各占一半，有90%的人口集中在东南地区，但能源、矿产等资源则比较少；而这条线的西北部分，居住的人口只有10%，却有大部分矿产资源如煤炭、天然气、石油、金属、稀土等资源都集中在这里，但地面多沙漠、高山、峡谷、草地，而且干旱、寒冷、缺水，生存条件很差。这种自然资源与人口分布脱节的状况，给生产的合理布局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增加了很大的困难。华夏民族的政治经济中心本来在北方中原地区，公元6世纪，南北朝以后，经济重心南移，从此长江流域经济逐步取代黄淮经济区而成为中国经济的重心。由于国防等方面的原因，政治、军事中心还继续在北方，形成经济重心和政治中心分离的格局，1840年以后外国资本主义入侵，是从东南沿海的通商口岸地区开始的。这些地区也正是农业生产基础好、人口众多、比较富裕，而且也曾是唐宋时代对外贸易最发达的沿海经济地区，所以很快发展起来，形成了以上海、杭州、宁波、厦门、温州、广州等城市为中心的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建立了一部分近代工商企业。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50年代开始进行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出于当时的国际环境和国防的需要，从50年代开始的第一、第二个五年计划和以后的三线建设期间，大部分项目都建在内地和东北地区，并且还把沿海的一些工厂和科研、教学机构迁到内地，在我国的中西部地区建起一批工业基地和城市，如包头、石家庄、郑州、洛阳、襄樊、十堰、咸阳、宝鸡、绵阳、西昌等。如此一来我国的生产力布局和区域结构有了一定的调整，但也带来了一定的问题，如没有充分发挥原来沿海城市和工业基地的作用、经济效益不够好等。

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发展战略转向经济效益，把经济建设的重点移向沿海，首先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建立了经济特区，不久又开放大连、天津、青岛、连云港、上海、宁波、福州、广州、北海等沿海城市，依靠这些地区原有资金、技术、人才、基础设施等的优势，加上引进外资，引进先进技术和新的管理方式，这些地区很快发展起来。为了更好地发挥地区优势，加强对经济建设的宏观指导，按照地区经济技术发展水平、地理位置和资源分布情况，有关部门把我国划分为东、中、西三大经济带，把东部辽宁、北京、天津、河北、山东、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海南这12个沿海省市定为发达地区，把中部的黑龙江、吉林、山西、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内蒙古9个省区定为欠发达地区，把西部四川、云南、贵州、甘肃、陕西、西藏、青海、宁夏、新疆9个省区定为不发达地区。当然，这种划分只是相对意义上的，很大程度上也考虑了地理位置和行政区划的因素。事实上，我们的一个省就很大，如四川省有1亿多人口，56万平方公里，本省内就可划分为经济发达、欠发达、不发达三类地区。所以东、中、西三大区的划分只是大致反映当前各省区经济发展的水平。

10多年来，沿海地区得改革开放风气之先，率先放宽政策，率先发展市场经济，经济发展得最快；中部地区次之，原有的地区之间的差距拉大了。1982—1992年，广东省的工农业总产值从415亿元增长到4920亿元，农民人均年纯收入由182元增加到1307元；同时期，贵州省的工农业总产值从101.9亿元增长到446.2亿元，农民人均年纯收入由108元增加到506元。以相同的口径相比，1982年广东省的工农业总产值是贵州省工农业总产值的3.07倍，而到1992年则扩大到10.03倍；1982年广东省农民年纯收入是贵州省农民年纯收入的1.69倍，到1992年则扩大到2.58倍。这是两省平均数的比较，如果具体到县市、乡镇、家庭个人之间的比较，那么差距还要大。

东部沿海地区经过10多年的大规模建设，经济实力增强了，基础设施大大改善了，投资环境日趋完善，自我发展能力增强，不仅吸引了很多境外的资金和技术，而且中部、西部的人才、劳动力、资金也大量向东部集聚，所以今后较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国的区域格局仍将是不平衡发展的格局，东部地区同中部、西部地区的差距不仅不会缩小，其相对差距还会进一步扩大。

在工业化过程中，由于市场力量的推动，这种区域间的不平衡发展是必然的。这种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状况，在全国范围形成了递推式区域增长的形势，在产业结构逐步调整、市场容量不断扩大方面形成一浪又一浪的长期持续增长的格局，这在一定时期对于经济发展是有利的。但是这种不平衡状况，特别在各地区居民收入的差距要控制在一定的合理范围内，否则将引起各种社会矛盾，于稳定发展不利，特别是我国西北、西南是少数民族同胞聚居的地区，更要注意这些地区的发展。要选择适当的时机，利用宏观调控的力量，加快中西部地区的发展。90年代以来，国家采取各种优惠政策等方式加快中西部地区乡镇企业发展，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现在东部沿海的一些乡镇企业家也在向中西部发展，这是很好的。经过多年的地质勘探工作，现在已经探明在新疆有非常丰富的石油、天然气和煤炭及其他矿藏资源，内蒙古也有特别丰富的煤炭、天然气等资源，国家现在正在着手重点加强这些地区的交通通信和基础设施的建设，为今后大规模开发西部地区作好准备。我们的目标是要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要实现共同富裕。所以，到20世纪末21世纪初，国家综合实力增强以后，就要把经济发展战略的重点西移，使中部、西部也发展起来，使区域结构逐渐趋于平衡。同时这也是经济发展新的生长点，会使整个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增长。

总的说来，目前的中国正处于由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社会转变的社会结构转型时期，21世纪的上半叶中国将实现这种转型而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这里所论述的只是实现社会结构转型的几个主要方面，实际的转型过程要丰富得多、深刻得多，而且还会有许多曲折、反复的环节，要克服重重困难和障碍。但是，在中国人民面前，实现社会结构转型的方向已经明确了，道路已经开通，中国要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是一定能够实现的。

（《社会学研究》199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