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三个世界”划分奠定发展中国家研究的理论基础

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美苏必战论甚嚣尘上时，毛泽东就提出了“中心地带论”，指出：“美国和苏联中间隔着极其辽阔的地带，这里有欧、亚、非三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美国反动派在没有压服这些国家之前，是谈不上进攻苏联的。现在美国在太平洋控制了比英国过去的全部势力范围还要多的地方，它控制着日本、国民党统治的中国、半个朝鲜和南太平洋；它早已控制着中南美；它还想控制大英帝国和西欧。美国在各种借口下，在许多国家进行大规模的军事部署，建立军事基地。在现时，首先受到美国侵略的不是苏联，而是这些被建立军事基地的国家。”^[1]1956年苏伊士运河事件爆发时，毛泽东又指出“苏伊士运河事件是当前世界斗争的重点，在那里冲突的有两类矛盾三种力量。两类矛盾：一类是帝国主义跟帝国主义的矛盾，即美国跟英国、美国跟法国之间的矛盾；一类是帝国主义跟被压迫民族之间的矛盾。三种力量：第一种力量是最大的帝国主义美国；第二种力量是二等帝国主义英、法；第三种力量就是被压迫民族”。^[2]上述分析虽然还未形成完整的三个世界理论，但已包含了划分三个世界理论的思路和方法。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社会主义阵营分裂，苏联推行霸权主义政策，走向与美国争霸世界的道路。毛泽东根据国际形势的新变化，及时地、完整地提出了三个世界的理论。1973年6月，毛泽东在会见马里国家元首时指出“我们都叫作第三世界，是发展中国家”。1974年2月，毛泽东又指出“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第三世界人口很多，亚洲除日本外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是第三世界”。邓小平在1974年4月联合国第六届特别大会上全面阐述了毛泽东的三个世界理论，明确指出从国际关系变化看，现在的世界实际上存在着相互联系又相互矛盾着的三个方面、三个世界。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和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是第三世界。处于两者之间的发达国家是第二世界。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妄图称霸世界。它们用不同的方式都想把亚非拉的发展中国家置于它们各自的控制之下，同时还要欺负那些实力不如它们的发达国家。两个超级大国是当代最大的国际剥削者和压迫者，是新的世界战争的策源地。它们两家都拥有大量核武器。它们进行激烈的军备竞赛，在国外派驻重兵，到处搞军事基地，威胁着所有国家的独立和安全。

在毛泽东提出三个世界理论之后，胡乔木组织了一个写作小组，专门研究这一理论。世经政所陈德照同志参加了这一写作班子。在三个世界理论指导下，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我着重研究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理论和发展战略，因而把科研领域从越南问题研究扩展到对东南亚和亚太问题研究，主编了《东南亚各国农业》和《亚洲四小龙起飞始末》两部专著。由于在国际关系中“南方因素”愈益突出，中国又是发展中的大国，为此，在研究东南亚和亚太问题基础上，又把科研领域拓展到发展中国家综合性问题研究上。这方面的研究集中于五大领域：

第一是对发展经济学的探索。20世纪80年代初，世经政所原所长浦山请了10位外国专家给我们讲授发展经济学。发展经济学是现代西方经济学的一个分支，主要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理论和实践。发展经济学涉及的问题十分广泛，我和我的同事研究了经济增长理论、人力资本理论、二元经济理论、平衡与不平衡发展理论、进口替代与出口替代理论、宏观的投入—产出结构分析与微观的成本—收益分析理论，等等。

第二是对发展中国家发展战略、发展目标、发展政策的探索。20世纪80年代初，于光远在人民大会堂曾召开多次研讨会，研究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问题。我参加了于光远召开的会议，在此以前，中国并没有自己的发展战略。在于光远的启发下，我研究并写了《发展战略的不同模式及其经验和教训》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战略与战略调整》等内部调研报告。

第三是对发展中国家利用外资的探索。20世纪70年代末，邓小平倡导建立经济特区，其实质就是利用外资和引进先进技术。但有些人不太理解建立经济特区的战略意义。记得改革开放初期，汪道涵同志负责引进外资工作，他亲自主持召开了几次会议，研究利用外资问题，但当时学术理论界对利用国际资本尚存有许多疑虑。1980年我写了《关于发展中国家引进和利用外国资本问题》。此后主编了《世界经济自由区大观》一书，然而，当时有不少人对“自由”两字望而生畏，唯恐“自由”后就无法管束了。在书中我有针对性地指出：经济自由区对内而言，实为一特别区域，凡属内政、国防、外交等有关事宜，其管理方式与区外其他行政区实无二致。因此，建立经济自由区（包括经济特区）不存在有损国家安全和主权问题。同时指出经济自由区的“自由”，也不是人们通常所说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自由”，而是指以减免税收为主要刺激目的的自由贸易政策以及商品、资金、人员的相对自由流动。

第四是对国际新秩序的探索。南北关系和问题的核心是国际秩序的“破旧立新”，旨在促进南北共同发展、共同繁荣。邓小平在联合国第六届特别联大会议上，就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问题做了重要发言。此后，我从多角度研究了国际经济新秩序问题，发表了《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斗争的发展及其前景》、《西方国家对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基本策略与思潮》及《西方国家对南北对话问题的基本主张》等多篇论文。在论文中，体现了我的两个学术思想：一是“旧秩序”是不公平、不平等、不合理的国际秩序，有利于发达国家，而有损于发展中国家。而发展中国家主张建立的“新秩序”，不只是对发展中国家有利，而且要考虑到发达国家的感受，确保它们的正当合法利益，否则“新秩序”就建立不起来。用现在通用的话语说就是实现“秩序利益的共赢”；二是建立“新秩序”不可能一蹴而就，会受到来自外部和内部的种种干扰，但建立“新秩序”的旗帜不能丢掉，必须坚持下去。

第五是对南南合作的探索。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下，加强南南合作不仅具有经济意义，而且具有重要的政治和战略意义，有利于推动南北对话和推动建立和平稳定、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发展实践表明，南北合作及南南合作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两个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柱。代表性文章有《南南经济关系在80年代进入新的活跃时期》、《南南合作的历史沿革及其发展前景》等几篇文章。

现在看来，以上五个领域的研究仍然是必要的，而且经过实践检验，其研究成果所表述的观点也依然是正确的。在这里，我想有必要说一下钱俊瑞同志，钱老担任世经政所所长期间，为我国发展世界经济研究工作呕心沥血，他想撰写一部《马克思主义世界经济学原理》。为这部著述作准备，他抓了三本书：《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社会主义经济的理论与实践》、《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与国际经济新秩序》。钱老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尤为重视，成立了发展中国家研究室，对发展中国家进行综合性研究。当时发展中国家研究室在全国也算首屈一指的研究发展中国家的机构。全室研究人员发表了许多有影响的科研成果，在全室人员共同努力下，由陈立成、谷源洋、谈世中主编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与国际经济新秩序》，完成了钱老的嘱托和心愿。

钱老之所以让我们写这本书，是因为他看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亚非拉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大批发展中国家相继获得独立。第三世界作为一股新兴力量登上世界舞台，改变了世界政治力量的对比，在国际经济事务中赢得了一定的发言权，从而为发展中国家发展民族经济开辟了前进的道路。但是，长达几个世纪的殖民统治，导致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严重落后，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科学教育事业不发达，人民极端贫困，而且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旧秩序在各个方面仍阻碍着民族经济的发展。发展中国家为了消除经济发展的障碍，把贫穷落后的经济引向现代化的经济，从各自的基本国情出发，制定和实施了不同类型的经济发展战略。因此，在撰写《马克思主义世界经济学原理》著述中，不能不把发展中国家重重写上一笔。

《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与国际经济新秩序》一书问世后，受到各方面的好评，获得首届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奖。为迎接中国社会科学院建院30周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将历届院优秀科研成果奖中的部分获奖著作重印出版，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的首批图书向建院30周年献礼。这其中就包括《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与国际经济新秩序》^[3]。世经政所原所长李琮也非常重视发展中国家研究，在他的倡导下成立了第三世界研究中心。

三 发展中国家推动世界经济格局的深刻变化

“世界唯一的不变就是变”。冷战结束后，国际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么怎样看待三个世界理论？世经政所原副所长谈世中在《历史拐点：21世纪第三世界的地位和作用》一书中对此作了分析，指出西方不少人认为苏联已解体，“三个世界”理论已不复存在。“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他们由此得出结论，第三世界随之消亡。鲍尔等人甚至说第三世界国家之间并不存在将它们联系在一起的实际利益纽带，外国援助的终止将导致这种虚幻团结消失。但国内外更多的人则认为“第三世界”概念不会消失，李琮在《第三世界论》^[4]专著中就指出“第三世界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它必将在历史发展中消失，但这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是相当长远的未来的事，目前根本谈不到什么第三世界的消亡问题”。这样的结论性看法，研究发展中国家的同行都是赞同的。

但是，冷战后三个世界的含义内容发生了一些变化，由于苏联解体了，两个超级大国只剩下美国一家，它极力推行单边主义。西欧、日本和加拿大等发达国家，既与美国结盟又同美国有矛盾。广大第三世界国家，亦即发展中国家依然存在，成为当今世界大国争夺的对象。不同的是由于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在发展中国家中涌现出一批新兴市场国家或新兴经济体。新兴经济体虽然不是一种新现象，但这类国家群体在国际社会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并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提出了许多需要研究和回答的问题，其中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新兴经济体对世界经济格局产生了什么影响？

世界经济格局是否发生了变化？这关系到一个大的判断，这个大判断是否成立，涉及对发展中国家地位和作用变化的正确认识。记得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所资深研究员何方同志就认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差距在趋于缩小而不是在继续扩大。然而，在过去几十年间，我国主流意见却是南北经济差距在继续扩大、正在扩大、进一步扩大。我本人同意何方同志的观点，南北经济力量对比早已发生了变化。我发表的《新兴经济体崛起及世界格局变动》一文^[5]指出：联合国贸发会议发布的《2008年发展和全球化：事实和数字》报告显示：发达国家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的比重，从1992年80%降为2006年73%，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差距，从1990年的20 ∶1下降到2006年的16 ∶1。在2003—2007年间发展中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近30%，而同期内以七国集团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增长10%。这组数据表明，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整体，不仅在经济总量上缩小了同发达国家的差距，而且在人口基数增加的前提下，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也缩小了与发达国家之间的鸿沟。这与20世纪80年代不同，80年代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率虽然高于发达国家，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却低于发达国家，而到了90年代，发展中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幅双双超出发达国家。这种发展趋势不可阻挡。在21世纪前10年，特别是在这次美国金融危机和世界经济衰退中，发展中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以及拉动经济增长的私人消费、固定资产投资和对外贸易的增速都继续保持高于发达国家的势头^[6]。

美国高盛集团全球经济研究部主管、首席经济学家奥尼尔，在21世纪初就开始关注和研究中国、印度、俄罗斯和巴西经济的可能发展，并在2003年发表了《与“金砖四国”一起梦想——2050年之路》研究报告，提出了“金砖四国”（BRICs）的概念。“金砖四国”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国际力量，其经济快速增长对全球发展进程产生着巨大而深远的影响。继“金砖四国”之后，美国高盛集团于2007年又推出了所谓“钻石十一国”^[7]，在2004—2007年4年间，11国的经济增长率平均约为5.9%，是欧洲国家平均增长率的两倍以上。日本“金砖四国”研究所于2007年则提出了一个新的专有名词“展望五国”（VISTA），系指越南、印尼、南非、土耳其和阿根廷，认为这五个国家具有很大的发展潜能，在未来几十年内，其经济将会有飞速的发展。根据日本“金砖四国”研究所的推算，从2005—2050年，西方七国集团的经济规模以美元计算，与现在相比最多扩大到2.5倍，“金砖四国”将扩大到20倍，而“展望五国”可能扩大到28倍。这虽然只是对未来的一种展望和一种预期，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新兴经济体的崛起趋势。“金砖四国”、“钻石十一国”和“展望五国”的成员被国际社会冠以新兴市场、新兴经济体和新兴工业国等称谓。

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认为，未来世界经济格局的鲜明特点是主要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在金融危机之前，这些经济体已经开始崛起，随后而至的危机则更加快了崛起的步伐，后危机时代，新兴经济体，特别是大型新兴经济体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动力。预计2020年前后，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将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半壁江山”。

上面所提及到的时代性变化足以表明，南北经济差距已由扩大转为缩小。2010年10月在由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和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联合召开的国际形势研讨会上，中国外交部部长杨洁篪在报告中就明确指出“南北差距在缩小”。看到新兴经济体崛起，看到南北经济差距的反向变化，对研究发展中国家乃至研究世界经济政治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当前，人们对世界经济格局仍存有不同的认识和判断。有人认为“世界经济格局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其理由是发达国家依然是支撑世界的主导力量，而广大的发展中国家依然只占有增速和增量的优势，不仅难以撼动发达国家的经济地位，更难以改变世界经济的发展层次”。^[8]这一观点无可厚非，世界经济格局的确还没有发生上面所说的“质变”。还有人预测“从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开始直到21世纪前二三十年，乃至上半个世纪的世界格局，都可能处于一种激烈动荡甚至跳跃的状态，这是世界各种各类重大矛盾特别是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这一根本矛盾长期积累冲突的必然结果”。^[9]这里所说的世界格局是指世界经济和政治格局的统称。然而，在今后二三十年乃至40年世界格局会不会出现“跳跃式变化”？换言之是“突变”抑或“渐变”？这是需要深入讨论的问题。我正在研究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大面积的崛起对世界经济格局的作用与影响，其基本观点是世界经济格局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开始出现变化，其变化速度日趋加快，而且在“经济量变”中出现了某些“经济质变”。世界经济格局变化已经涉及权力分配及经济游戏规则话语权等变革。

但是，任何事情都有它的两面，美国面对的挑战及世界格局发生的变化并不意味着美国作为世界头号强国的地位以及对现行国际经济政治秩序的主导作用发生了颠覆性的改变。发展中国家依然呈现非均衡性发展，最不发达国家仍有48个，贫穷人口高达8.9亿人。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导致全球9000万人再度陷入赤贫困境，主要集中在发展中国家，“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如期实现的难度增大；发达国家仍通过各种途径向发展中国家转嫁危机，金融危机充分暴露了美国金融体系的“利润私人化、损失社会化、危机全球化”的弊端。在转嫁危机的同时，美国则要求迅速崛起的一些发展中大国，尤其是中国在解决世界政治经济问题过程中承担所谓更大的责任；一些新兴经济体急于缩小与他国的差距，追求高速增长，引发通货膨胀、货币贬值、高速增长被中断；在国际关系中，南北矛盾纷繁复杂，南南在一些问题上利益不同，也难以形成共同的声音；南北差距出现收缩趋势，但其差距依然巨大，其差距不但是经济水平的差异，且主要表现为经济发展阶段的差距，多数发展中国家要想晋升到较高发展阶段，尚须几代人的不懈努力。世界格局从“量变”发展到“质变”仍任重而道远。

上面所叙述的关于我研究发展中国家的“故事”，仅是我及我的同事研究发展中国家问题的一少部分，并非全部。让我感到欣慰的是有不少现已是教授，研究员和司局级、副部级干部，在见到我时，仍称我为谷老师和谷所长，并说“我是看着你们的著作长大的”。在回顾发展中国家研究起步与发展时，我们不要忘记钱俊瑞、浦山、李琮、陈立成、谈世中、司马军、魏燕慎、王耀媛、周圣葵、杜方利、刘明、刘秀莲、焦福军等人对发展中国家研究所作出的贡献和努力。尽管发展中国家研究室在世经政所早已消失了，第三世界研究中心也已名存实亡，但发展中国家研究仍大有可为，后继有人。

（谷源洋，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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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毛泽东：《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郎的谈话》，《毛泽东选集》第4集，第1089—1090页。

[2] 《毛泽东选集》第3集，第341页。

[3] 经济管理出版社，2007年3月。

[4] 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

[5]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亚非发展研究所：《亚非纵横》，2010年1月。

[6] 2006—2008年，全球私人消费增长率为2.0%、2.0%、1.3%，发达国家为1.7%、1.6%、0.7%，而发展中国家为3.2%、3.5%、3.3%；全球固定资产增长率为1.5%、1.1%、0.6%，发达国家为0.9%、0.3%、-0.2%，而发展中国家为3.5%、3.8%、3.3%；发达国家出口和进口增长率为8.6%、13.2%、6.2%和10.8%、5.9%、7.0%，而发展中国家为7.7%、13.4%、4.9%和12.6%、3.1%、11.9%。

[7] 菲律宾、孟加拉国、埃及、印尼、伊朗、韩国、墨西哥、尼日利亚、巴基斯坦、土耳其和越南。

[8] 谭稚玲：《国际金融市场新状况与新特征》，《上海证券报》2011年4月21日。

[9] 李慎明：《苏联解体与世界格局》，《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5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