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结缘胡适

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知道有一个叫胡适的“资产阶级文人”，他聚集了一批“反动文人”如丁文江、吴稚晖、梁实秋等人，似乎反对某些东西，被国人所唾弃，但不管怎么说，在有关论述白话文运动及五四运动的资料中，胡适这个名字还是出现了好几次的。

记得在我很青涩的青年时代，也没有出过远门，但因为念了一些书，也喜欢做梦。有一次到一个小城市游玩，只身登临靠近湖边的小山丘，到了山顶，一个长方形的古朴的亭子矗立在那里，我就很自然地想在那凉亭里栖息一会儿，就走到亭里边的长石条上坐了下来。而那石条上早已坐着一位老者，他见着一位二十来岁的青年，独自坐在那里，就询问起来，在简短的交谈中，他了解到了我的不善言辞，但似乎从简短的回答中，也看出了这个年轻人多少还是读了一些书，言辞中似有一种励志向学的倾向。随着交谈的深入，慢慢地就说到如何做学问的主题了，他很自然地说到了胡适，他并引用了很多胡适的话，什么“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有九分证据，不说十分话”，“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等等。最后他语重心长地说，有志于学，是第一步，如何使得做学问有成就，需要几个条件，除了主观努力外，还需要有很好的做学问的方法，以及一帮志同道合的师长和朋友的互相切磋、互相激励，那么就容易在学问上有所建树，这些总结也来自胡适，更有一位叫罗尔纲的人，之所以在研究太平天国史中成就卓著，就离不开胡适的教诲和指导；研究红学的周汝昌，也是由胡适先生指导和帮助的；另外吴晗、千家驹等，都得益于胡适的指导和帮助……

他的言谈中，说得最多的就是胡适，我就询问他与胡适是否很熟，但他以一种答非所问的方式，间接地回答了我，他曾经是胡适的学生，而且还师从过王造时、罗隆基等著名人物，在不知不觉中，交谈持续了好长时间，这位老者言犹未尽，希望我能与他保持联系，还特意留了联系方式。

自那以后，我心中就有了疑虑，为什么这位老者对胡适的印象如此正面，而有的书籍上对胡适的评价又是如此的不堪，可谓是大相径庭，而那位老者所例举的胡适原话，不仅很在理，而且也很能体现水平。所以就有意地关注起胡适来，读了一部分胡适的文字后，觉得胡适很像一位诲人不倦的老师，在他直白朴素的话语中，有一种爱人以德、叫人明白道理的拳拳之心，更了解他大开风气之先，与陈独秀等人一起发起了白话文运动，进而成为士林的一位领袖，影响不可谓不大，他的盛名历经四十年而不衰，以尊崇的身份老死在台湾，极具哀荣地安息在台湾南港。

随着与胡适有关的文字的接触越来越多，胡适的形象也越来越鲜活了，尤其读过罗尔纲的《师门五年记》、胡颂平的《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唐德刚先生的《胡适杂忆》等文字，更觉得胡适是一位行止言谈可亲，具有古道热肠的热心人；更在他那个年代中，他容忍各样的非难，且多以建言的方式提倡文化文明的进步；在国家危难之际，更以“过河小卒”勇往直前的勇气，以抗侮救亡为己任，所展现出来的赤胆忠心足可以惊天地、泣鬼神的，而所作出的贡献也足彪炳史册。

除了从文字上似乎有意识地接近胡适外，那位老者在碰面时的交谈也多涉及胡适，从开始的听他讲，到后来的互相交流，以胡适为主题的交流让我们度过了很多的快乐好时光。更有意思的是，蒙一个叫作徽州学会的学术团体的垂爱，成为了那一个学会中胡适研究小组中的一员，在很多时候，大家坐在一起，谈论与胡适相关的事，成为茶叙的一个几乎不变的话题。若干年下来，多多少少，对胡适的了解也可谓是有一定的深度了，这便成了想写胡适的一个因缘。

胡适自一九六二年二月离世后，迄今已经超过半个世纪了，对这位“我的朋友胡适之先生”了解的人越来越囿于仅研究民国时代的文化、政治、历史等的那一群人员之间，除此外，那些关于胡适的不着边际的，道听途说的故事，或许还会在某些地方时而流传。随着胡适的朋友、学生、敌人等同时代的人物的相继凋零，生前久盛不衰，更期望立德、立言、立事功于不朽的胡适，他的大名也慢慢地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除了在20世纪90年代及21世纪的最初十年中间似乎形成过小小的胡适研究热外，随着时日的过去，胡适越来越趋于寂然无有的境地，这多少有令人扼腕叹息的感慨。

但是，正可谓青山常在，胡适所开创的事功总不会因着时间的过去而了然于无，有一些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来分析胡适，得到了许多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结论。而胡适所开创及领导的白话文运动，不仅已是枝繁叶茂，更以一种春风化雨般的事功，深深地融进了当今的文化之中，白话文的发展，由此孕育、栽培出了最大众的、最普遍的、最具有活生生的生命气息的文化；胡适整理国故的工作，再造文明的雄心，所展示的磅礴气势，似乎为文化的复兴与发展指明了一条大道，等等，关于这些的论述，已有专门的学者来做阐发具体微言大义的工作了，而确实早已有相关的论著^[1]已经面世。

胡适没有显赫的家世，在那个时代，这个世代经商的胡家仅可算得上是小官僚之家，而自从他的父亲过世以后，家道就开始中落，到了濒临破产的窘境，相比较于具有优渥家世的官宦之家、殷实富足的耕读之家的子弟，胡适的条件要差得多；胡适虽在幼年时跟随父母度过了一段父亲母爱的快乐时光，其主要的幼学启蒙还是在乡村私塾中接受的，由此也能大致估计的到，他所阅读的文献经典也应该极为普通且相对有限；更是在十三四岁的时候，胡适离开家庭，独自到上海去闯荡，在社会的大熔炉中起伏挣扎，并历经各样的困难，在临近堕落的边缘，以躬身自责的勇气，再次确认自己的身份定位，决心与旧“我”决裂，从此走上自重、自新、自强的人生之路；而且作出决定以后，义无反顾，一直往前地走下去，从此走出了一位名满天下的胡博士，走出了一位救国家于危难的胡大使，走出了一位为北京大学留下浓墨重彩的胡校长，走出了一位最后满怀希望，心心念念要把文化、科技、自由、民主等植根于台湾的胡院长。

“渴望成才”和“有所成就”是每一个人所希望的，人来到世上，总希望能留下点什么，作出点什么事功，但芸芸众生，绝大部分的人都默然而来，渺然而去，最后归结于无有。以胡适作为成功学中的具体样本，从如何成才这个角度，来分析他成功的各个因素，研究他成才的条件，分析哪一些是具有偶然性的，哪一些是具有必然性的，需要哪一些因素综合地起作用，具有哪一些普遍意义上的结论，这是本书所重点关注的内容之一，之所以以此为切入点，不仅可从这个独特的视角来分析胡适，获得相对独立的结论，从更多的方面来丰富关于胡适的研究，还有出于方法论上的考虑，那就是通过这个视角的观察分析，能否为同样是寒门子弟而渴望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而成才的人提供一些有益的借鉴和启迪，从这个角度来看，就更能彰显本书的现实意义了。

胡适向来对自己研究问题的科学方法引以为自豪，他师从了杜威，并一再标榜，他从赫胥黎（Huxley）那里学会了怀疑，从杜威（Dewey）那里学会了实验主义的方法论，并结合清朝中叶以来的乾嘉考据方法，总结出有中国特色的、以“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做学问要在不疑处存疑”等为总则的研究问题的一套比较系统的方法。他依据这些方法，进行了开创性的考据工作，分别对《红楼梦》、《聊斋志异》等进行细致入微的考证，获得了很多新证及新结论，以此来说明这是一种现代化的好方法；并热衷于做金针度人的工作，对相关的弟子、学生进行传授和培训，希望有更多的人来运用这个方法，进而把他的方法看成了在现代意义下研究学问的不二法门。在本书中，针对胡适的实验主义方法论也将展开讨论，并着重指出，胡适在方法论上犯了以偏概全的毛病。虽然胡适非常聪明地看到，治学方法的选择，直接影响到治学成果的获得，他接受了实验主义的方法论，并以此为利器，他和身边的一帮人凭借该方法，所获得的具体业绩，让胡适认为他们业已找到了再造中华文明的唯一方法。虽然实验主义方法论确实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但绝对不是能包打天下的类似于神器的唯一方法，这一点赵俪生先生^[2]、唐德刚先生^[3]等也早已看出，并且都有专文进行批评。本书在对胡适奉为圭臬的方法论进行评述的同时，提出了一种与之相对应的科学方法，同时指出，胡适所接受并加以推广的实验主义方法论，尤其把它与乾嘉考据方法相结合，所形成的新方法，使得中国的传统国学得以欣颀向荣，是成就胡适成名的重要因素的同时，也深深地束缚了胡适，等等。

就笔者阅读所及有关论述胡适的公开资料来看，涉及胡适成名原因的分析，和胡适治学方法论的分析相对较少，有一些地方虽有所论及，也大多语焉不详，更无需遑论系统分析了。但胡适一生久负盛名，又自觉维持自己的声誉，想来成名的因由在胡适的一生中都起着作用；此外，他一生的学术活动，与他的治学方法始终相伴随，而胡适也向来以“我们研究哲学史的”作为口头禅。因此，从这些独特的视角来认知和诠释胡适及他所处的时代，进而获得新的结论，以求在还原本真的胡适中起到积极的作用，这是我们所努力追求的；除此之外，对于胡适本人的相关论断的辨析，以及其他研究者的有关胡适论断的再讨论，把他与其他人物的比较等，也是更深入研究胡适所需要的，理应引起研究者的足够重视。

还需指出的，本书的相关论述，很多得益于胡适本人的《四十自述》、《胡适口述自传》等相关书籍。每每读着胡适的文字，在平和质朴的氛围中，浓浓的理性的清晰之风迎面而来，似乎是胡适坐在对面，充满亲和力地说教着，让人有一种如沐春风般的美好感受。在胡适诞辰一百二十周年及逝世五十周年之际，我这个有辱师教的再传弟子，怀着虔敬的心，谨以这本小册子作一个小小的纪念。由于才智的浅薄及能力的限制，书中难免有粗浅的见解，甚至错误的观点，敬请读者诸君热情指教，倘若读者诸君从这本书籍中得到些许的启示和帮助，那更是本人的殷切祝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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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相关的论著除了正文中所涉及的，还有：
余英时的《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
易竹贤的《胡适与现代中国文化》；
耿云志、闻黎明的《现代学术史上的胡适》；
周质平的《胡适与中国现代思潮》；
罗志田的《再造文明的尝试：胡适传（1891-1929）》；
胡明的《胡适思想与中国文化》；
周明之的《胡适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选择》；
朱洪的《胡适-努力人生》；
李敖的《胡适研究》；等等。

[2] 赵俪生教授的论文题目是《胡适历史考证方法分析》，发表于1979年第11期的《学术月刊》上，本人所见于罗尔纲先生编撰的《师门五年记·胡适杂忆》中所选赵俪生的文章。这篇文章在论述胡适方法论时还将具体提及并加以分析。

[3] 唐德刚先生的书为《胡适杂忆》，他较系统地分析了胡适治学的方法，从他的角度，也指出了胡适治学方法论上的缺陷等。